02-1清教徒的牧养

第二章：可见的圣徒——作为敬虔之民的清教徒①

茅里斯·罗伯兹（Maurice J.Roberts）

①本文传讲于1981年，该年度牧会的主题是“成圣面面观”。——编注

清教主义对三件事情特别有兴趣：神学、教会以及在实践中的敬虔。对于前两项，清教徒基本上都受惠于神在日内瓦的工作。但对第三项，即敬虔，由于他们特别的关注和发展，我们必须视为他们在实践宗教改革原则上的独特贡献。

这么说并非夸张。欧洲大陆的教会当然也贡献了很多杰出的圣徒，如法国的安德鲁·内威（Andrew Rivet），他关于教义的三卷恢弘巨著，被视作其伟大思想和灵性的丰碑。但欧陆改革宗教会的加尔文主义，与苏格兰和英格兰教会还是有些不同。欧陆的重点多在神学和教义的准确表达，而清教主义的终极和根本关注，却是促进敬虔的生活——开斯·斯布伦格（Keith L.Sprunger）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向神活的神学”。像威廉·埃姆斯这些人，因为良心的缘故被迫离开英国，去到荷兰，就注意到那里所强调的，与他们在英国教会所熟悉的强调不同。他们评论道，个人敬虔和生活的圣洁，在欧陆并不像

在英国清教徒的教会里那样，得到系统的学习和操练。相应地，他们就觉得在写作时，要把这个区别体现出来。结果这些英国人，就把清教徒的风气和对全面敬虔的坚持，带到了欧陆。但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对敬虔和灵性的强调，是在不列颠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和深化。我们无疑应该说，这是神在福音广传的全部历史中，定意赐给清教徒的独特贡献。

一①

①分段为译者所加。——译注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清教徒研究中的次要或边缘课题，而是在意义和重要性上居于最前沿。毫无疑问的是，清教徒自己视敬虔和圣徒样式，为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总和。正如我们在卡拉米（Calamy）、克拉克（Clark）、布鲁克（Brook）、吉利斯（Gillies）、丹尼尔·尼尔（Daniel Neal）以及其他人的记载里所看到的那样，清教徒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展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笔下很少有讲章、论文、小册子、日记、历史或传记，不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促进和培育灵性的生活。

首先，创作出《天路历程》的是一位英格兰清教徒，而不是一位（比方说）德国路德会的信徒或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这并非偶然。班扬用那种独特的方式来思考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绝对不是因为机缘巧合，更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天赋。产生出班扬的环境，是在英格兰已经有两三代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看待成圣。这种方式在最具清教徒特点的说法中得到总结：“我服侍的是一位准确的上帝。”这话出自韦瑟斯菲尔德（Wethersfield）的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但它的精神则属于整个清教主义。格纳尔（Gurnall）的《基督徒的全副军装》（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ur）也表达的是同样的精神，也许还可以加上普雷斯顿（Preston）的《信心和爱心的护心镜》（Breast Plate of Faith and Love）。

这种思考基督徒在地上生命的方式，每一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层面是属灵和伦理问题被“具体化”（姑且这么说）的方式。另外一个特征是，几乎每个细节都有详细的阐述。此外，他们观察不可见和属灵力量的方式，令人吃惊地准确。对基督徒生活中不可见的经验因素，有各种各样的处理方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许最接近清教徒的方式，但清教徒把这种方法发展到极致，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

我们需要说的是，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因为他们达到了敬虔的如此高度，而且虽然有各种打击和刺激，他们也从未从这样的高度上退缩，也没有放弃他们所强调的。没有什么比敬虔更容易受到嘲笑的了。没有什么比敬虔更容易受到其反对者的丑化的了。然而奇妙的是，全世界所有的讽刺，都不能让这些人放松他们对圣徒样式的坚持，或举手投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和新世界的清教徒，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宣讲福音，并且在生活中展现出真正敬虔的最高水平。光是这件事就足以令人吃惊、大加赞赏。而且这同时也证明，在他们的信念中，敬虔是何等重要。

在这方面，看一看他们自己的普遍观察和说法，也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看看下面这段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引用匿名作者的一段话。曼顿在这里解释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工作：

我真的认为，（他们是）一群英格兰最敬虔、有内涵的圣徒（虽然满口怨言、乐于自欺的人加给了他们很多苦毒的话）。虽然他们不幸地生活在战乱时代，战争的噪音堵住了人们的耳朵，战争的混乱使一切巧舌簧笔都大肆攻击他们，战争的破坏和其他事情也让褊狭、抱怨的人轻佻地侮辱他们：我还是敢说，如果以前当议会还有权力、能行使职能的时候，那些主教像现在这群长老一样，那么其学识、圣洁以及服侍能力的名誉，都将带着极高的声望传给子孙后代。

当理查德·巴克斯特在其《自传》中，评论到他同时代的清教徒领袖的敬虔时，流芳后世的关注也是他的想法：

我必须在此再加上流传后世的真确信息。事实是，上帝如此奇妙地祝福这群完全忠诚的仆人，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一方面主教们把人们掳走，另一方面因为脑袋发热、急躁的分离主义分子的干扰—–英格兰可能在小半个世纪内，已经成为圣徒之国、全世界的圣洁榜样、无与伦比的地上乐园。没有更好的机会使一个国家成圣了，但这个机会却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被最近的事情践踏在脚下。那些造成这机会流失的人有祸了！

这就是巴克斯特如何看待在清教徒的讲道和影响下，一个国家可能的状态：

圣徒之国—–全世界的圣洁榜样—–无与伦比的地上乐园。

清教徒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这种敬虔带去，特别是在新英格兰。下面一段选自（老）托马斯·普林斯（Thomas Prince）在马萨诸塞州全体大会上的讲道。他在这里描述新英格兰的第一批定居者。他在前面已经说到，这些人来美洲，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因为那时美洲还不过是一片蛮荒之地。然后他继续提到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和1636年与他同行而来的百十号人——以及后来的人。接着彭斯如此评论道：

然后要说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说，全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群虔诚的人们。因为那些最先来到这里的，都是为了宗教的原因，就是那个被凌乱、亵渎的世界所极为憎恨的纯洁宗教。所以他们的教会和民事领袖，都是虔诚的榜样模范；他们只愿鼓励有德之人与他们同行，加入他们；他们在教会和政府中，对恶人如此严厉，以至于无可救药者无法忍受住在他们中间；赌咒亵渎的人和醉汉，在整个地区都不见踪影。而且他们在海外的宗教声誉很快就变得如此闻名，以至于很多年来，人们很少喜欢去别的地方，只到他们这里来。事实上，加入他们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英王必须加以制止；否则（不列颠）国内的大部分人，都会离开本土，加入这些美洲地区。

因此，清教徒自己和他们的后代都坚信，在他们的时代，敬虔得到了奇妙的繁荣。在不列颠的情形是这样，在美洲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这个事实不容置疑。这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来自他们有意识的方法、焦点和努力。没有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比这更具清教徒精神了。

但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事实，那么就必须对之加以进一步研究，找出他们非比寻常的极度敬虔的原因，并试图理解之，分辨出它的一些特征来。这显然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恰当方式。我们当然有几乎无穷无尽的材料，可以说明和阐述他们敬虔的常见主题。而在面对这么庞大的资料时，我们的试探可能要退得远一点，把照相机聚焦在无穷远，然后试图在照片中囊括尽量多的细节。但任何人只要稍微思考片刻，立刻就可看出这种做法的缺点。对我们来说，不那么明显、但重要得多的是，首先找出他们敬虔的“方法”，或者说他们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得他们不仅只是勉强希望看见敬虔在别人身上成长，而且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也看见了，他们的听众拥抱并且活出了敬虔——事实上，几乎所有受到他们影响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从这个话题上退一步，先整体看一看基督徒敬虔的通常模式，暂时不专注在清教徒的思想上面，或许有些帮助。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敬虔在教会中也是有潮流性的。一个时代的理想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并不一定受欢迎。事实上，敬虔理念的跨度，大得令人吃惊。最早的一种理念是修道主义，持这种想法的信徒几乎完全脱离了世界——用安东尼的话说，“离开隐居处的修士就像离开水的鱼”。在叙利亚，这种形式变成狂热的石柱圣徒。著名的西缅·史泰莱（Simeon Stylites，390-459）把他在石柱上的隐居处，最后升到了72英尺的高度！守贞、独身、禁欲是潮流。在中世纪，苦修的角度无以复加地成为基督徒圣洁最突出的理念。“肉体”现在被定义为物质的肉身，而它需要通过苦修的操练来治死。这些操练可以很恐怖、可怕。这种自虐在苏索（Suso）身上可以看到。他是14世纪的德国神秘主义者。另外一个例子是十架约翰。我们要记得，这些人都试图过杰出的敬虔生活——效法基督的生平和受苦。他们为了做到此点，就穿毛皮衣服，使用自残的工具，往皮肤上穿铜钉，鞭打自己，让身上长虱子。而这些东西也就成为中世纪圣徒难以磨灭的记号。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说，他的虱子是“他住所里属天的珍珠”——这肯定是所有文字中，最惊人的婉辞之一了！

然后是异象和幻境式的敬虔。这可以在诸如天主教圣徒、16世纪老卡斯提（Castile）的阿维拉的圣特蕾莎（St.Teresa of Avila），以及17世纪法国的玛格丽特·玛丽·阿拉葵（Margaret Mary Alacoque，亦译玛加利大·玛丽·亚拉高）等人身上看到。据称，玛格丽特·玛丽在一次异象中看见，基督把她的心挪去，换上了基督自己圣洁的心，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到的枪伤，在她的心上也清楚可见，等等。在修女的敬虔中，这类事情很多，有些甚至滑落成几乎低俗的浪漫故事，几乎包含对基督的肉身爱慕。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重要著作《各种宗教经验》（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对某些这类事情做了有趣的记载。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同意詹姆斯的结论。

到离我们更近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的完美主义。在这里，敬虔的理念又相当不一样。这就是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的情形。他的基督徒品格被描述为“理想的生命”。事实上，这就是他死后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个传记作者称他是“在今世我所知道、也只可能看到的最完美的基督徒”。然而，德拉蒙德承认自己的理想生命是“非神学性的”——更像是和蔼、有绅士风度的友善，而非我们所说的坚实、有圣经基础的敬虔。显然，敬虔的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二

这个简短的概览促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产生突出的、有圣经基础的敬虔，什么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真诚。苦修和神秘主义者都很真诚。然而他们的圣徒样式毫无价值。前后一致也不是——因为自虐者也前后一致。单单拥有圣经知识也不够。所有福音派信徒都拥有此点，但不是所有福音派信徒都达到了清教徒那种程度的圣徒样式。

清教徒式的敬虔的最根本之处，显然是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清教徒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地促进圣洁，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在一切其他事情之先，是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完美——或近乎完美——的经验神学。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种神学的一些细节。但我们要记住的一点是，他们自己把这套系统视为一套“方法”（参阅弗拉维尔[Flavel]在其选集第二卷的标题，《蒙恩的方法》[Method of Grace]），并且是圣灵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方法。

清教徒在发展敬虔生命的过程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元素，是良心的本质和地位。剑桥伟大的威廉·帕金斯是这方面的先锋。他被称为“英格兰的加尔文”。帕金斯是第一位——或最早几位之一——把盟约神学介绍到英格兰的人。改教家还没有按奥古斯丁的神学方向走完全部路程，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成熟的工作和恩典之约的神学。这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帕金斯因为坚持良心的意义，也在实践和经验神学方面，开创了新的方向。从此以后，这个主题就成为清教徒作者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不过，巴克斯特在他的《指南》（Directory）中告诉我们，帕金斯的学生威廉·埃姆斯，在这个题目上比其他人“更杰出”。因此我们要来看看埃姆斯。

埃姆斯在剑桥的时候，在帕金斯的带领下信主，并立刻就抓住了他的重点和精神。埃姆斯眼中的英雄是清教徒英雄，如胡珀、保罗·贝恩斯（Paul Baynes）、爱德华·迪林、理查德·罗杰斯等，当然也包括帕金斯。1610年之后，埃姆斯因为詹姆士一世的压迫性政策而流亡荷兰。在莱茵河的低洼地区，他自然成为当地英国人社区的一位清教徒牧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

这里的欧陆教会是加尔文主义的，在教会生活上属于正统改革宗。他们相信圣经无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圣洁。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他们并没有像清教徒那样，对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层面给予同样的强调，也没有发展出同样的细致关注。埃姆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欧陆教会和他在英格兰、特别是在帕金斯影响下的剑桥所熟悉的教会之间，有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相应地，他就定意要将这种英国式的重心带到荷兰。他在其著名的神学著作《精髓》（Marrow）的第二卷中，就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另外一卷单行本《论良心》（De Conscientia）中，详细扩充处理了这个题目，并于1630年出版。这是一卷超过400页的重要作品。它非常流行，影响很大，在随后的年日中，多次再版，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这本书共分成四个部分，我们只对第一部分特别关注。这里很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在第一部分中，埃姆斯的任务是阐述关于良心的理论。良心是“人根据上帝对他的判断来判断自己”。良心属于心思，不属于意志或情感。人里面的良心有一个逻辑的、甚至三段论式的活动，埃姆斯称之为命题、前提和结论。命题包括心思所接受的一般性法则和原则，定义了上帝所要求的责任的程度和方式。前提是心思的反思行为，藉此我们按所知道的法则来衡量我们的个人表现。结论是良心在比较了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和我们自己的表现之后，所做出的判断。下面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埃姆斯的良心三段论：

1.活在罪中的人必要死。（命题）

2.我活在罪中。（前提）

3.因此我必要死。（结论）

埃姆斯从帕金斯和早期清教徒那里，学到了实践三段论的重要性，并常常使用它。在以各种方式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清教徒式的敬虔模式和品质中，这一点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渗入到清教徒的讲道方法，使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坚持要讲“作用”和“应用”。因为清教徒的讲道在塑造他们的虔诚上，具有最压倒性的影响力——至少从人的角度说，所以帕金斯和埃姆斯处理良心的方法，对我们当前的题目具有极为全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讲道被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光照良心认识对上帝的责任，引发它因失责而产生的罪咎，从而驱使罪人来到上帝面前，乞求公义、生命和属灵的能力。

埃姆斯和帕金斯所阐释的处理良心的方法，第二方面的影响在于，它教导了自省的地位和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个案决疑者。对清教徒来说，人认识到这三件事情是极为关键的：（1）上帝所要求于人的责任标准；（2）他对自己的表现的认识；（3）因此每天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一切缺陷，并被更新的恩惠属灵能力所充满。

对“第二个”原则，我们的讨论可以简短得多。这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些福音派信徒都很熟悉它。这个原则就是重生和处于恩典状态中的绝对必要性。没有这一点，圣洁甚至无从开始。正如欧文所说：“非信徒最尽责的表现也不过算是善意的诺言。”因为这个原则，清教徒把斧子砍向了“靠行善称义”这棵树的树根上。这个圣洁原则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一大堆关于虔诚的理论。它不仅否定了异教徒的圣洁理论，如柏拉图在《欧伊梯孚容篇》（Euthyphron）、或塞涅卡在他的《道德书简》（Moral Epistles）中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也清除了圣人式圣洁的怪异罗列，这些事情在教皇教会的年鉴中累积下来，也在阿尔班·巴特勒（Alban Butler）的《圣人生平》（Lives of the Saints）等现代作品中得以记录。毛皮衣服、鞭子、阴潮的地窖、铜钉、十字架、圣母崇拜、圣心异象、玫瑰经等，都在清教徒视重生为圣洁的第一步的坚持下，灰飞烟灭。因为其核心的重要性，我们很难完全略过此点。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对之详加阐述。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条原则，即道德律在培养基督徒敬虔中的地位。对此我们必须多花一点篇幅，因为它比前一个问题复杂得多。近年来处理这个题目的经典作品是伦敦圣经学院的前校长欧内斯特·凯文（Ernest F.Kevan）的杰作《律法的恩典》(The Grace of Law)。

清教徒的敬虔与近来福音派信徒的虔诚，没有什么比在这一点上，即关于道德律和十诫的地位问题，差别更大了。对清教徒来说，十诫是上帝所赐下的框架，信徒的生活必须与之相配合、被它所塑造并为它所规范。在《大要理问答》中，这个问题占了总共196问中的60个问题，差不多是整个《大要理问答》的三分之一。

对我们来说，清楚界定清教徒对律法的态度，绝对必要，因为它太容易被错误地视为律法主义。他们会说，我们得救不是靠遵行律法，但我们得救却是为了遵行律法。律法对所有人都有效，无论他是否被称义。基督和福音丝毫没有消除律法，反而加强了它。的确，信徒不再像是在工作之约里面一样，处于律法之下。但律法却对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律法告诉他上帝的心意、他的责任，指导他如何生活，揭露他的罪污所带来的缺陷，并成为我们判断一切所行的基础。这让我们想到之前提到的帕金斯和埃姆斯。帕金斯的用词是：“律法是规范。”

律法是上帝自己的圣洁、以法典的形式记载下来，好让我们能真正理解上帝的心意。因此它只能按某种方式来理解。清教徒在《大要理问答》的第99问中，给我们列出了8条正确理解律法的原则。下面是前5条：

1.律法是完美的，对每个人的每个方面都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好使他能行公义，并永远顺服。因此，它要求人在每项责任上的完全顺服，并禁绝一切罪的任何表现。

2.律法是属灵的，因此达于人的理解、意志、情感以及灵魂的其他一切活动。它也同样要求良好的言语、行为和姿态。

3.若干诫命或要求、或禁止，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

4.正如要求责任时，也就禁止了相反的罪；同样，当应许被赐下时，相对应的威胁也就包括在内；而当一个威胁被发出时，相对应的应许也被包括在内。

5.上帝所禁止的，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做；祂所要求的，永远都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是在任何时候、每个具体的责任，都需要被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