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清教徒的牧养
二
在1642年到1662年的混乱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被用来标识不同的看法和教会观：“长老会人士”、“独立人士”或“公理会人士”以及“浸信会人士”。之前的倾向——因为合一的缘故，这些倾向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变成了之后的立场。（虽然如果把他们和现代同名宗派等同，则有过度简化之虞。）“清教徒”这个词的使用也变得更频繁，更容易脱离其宗教背景。
当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同步发展时，情况变得更复杂。历史学家们现在常常提到“清教徒革命”“或“圣徒的革命”（迈克尔·华泽[Michael Walzer]对极端政治起源的研究）。”他们都会关注他们称之为“政治清教主义”的强硬特征，这包括强调平均主义，以及面对皇权时个人良心的重要性。这是议会运动、弑君、内战以及联邦的时代。清教徒除了他们独特的宗教议程之外，在战争、君主制以及联邦等方面，都彼此分歧。乔治·俞勒（George Yule）教授问道：“谁是独立人士呢？”“因为这个名号不仅可以指政治倾向，也可以指宗教倾向。他们可能的确是天国的子民，但在地上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事实上，40年代和50年代的革命，有没有可能正是基督再来掌权的前奏呢？
在联邦时期，国家教会仍然延续了下来，但其事工现在由长老会、独立派以及同意婴儿洗的浸信会人士共同承担。正如瓦特（M.R.Watts）所说：“在英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建制教会正式设法把独立派和浸信会人士接纳进来。””但这个努力的过程突显出，把自愿聚集的原则嫁接到国家教会的系统里，是何等困难。当克伦威尔对情势的控制在他死后放松了以后，四分五裂的清教徒力量土崩瓦解，君主又回来了。
1662年意味着圣公会清教主义的结束。2029人被驱逐出教会，很多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他们的良心受到上帝话语的约束。这其中，194位是独立派，19位是浸信会人士，其余绝大多数都是长老会人士（或者像巴克斯特一样，是拒绝接受标签的人）。他们无法接受政府的要求，他们也无法否定之前的服侍，他们更不能寻求在主教制下的重新按立（这项要求主要针对之前按长老会方式被其他长老按立的人）。但他们仍然希望，改良后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能接纳他们。这是垂死的盼望。全面吸收的政策失败了，最后他们只能接受在建制教会之外被容忍的地位。从此以后，不妥协就变成了他们的正式立场，而“清教徒”一词的使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展，囊括了那些信念与其16世纪和17世纪的前辈一样的异见人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和司布真（C.H.Spurgeon）是“清教徒”。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称呼自己是“清教徒”。
三
在结束时，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一致因素，使我们可以把这个多面、复杂的现象称为“清教主义”？是什么赋予其具体、独特的身份？
我们可以列出三方面的独特特征：
首先是神学方面的。毕竟，清教主义是一个神学运动。它产生了约翰·欧文（JohnOwen）这位可能是在所有英国人中最伟大的神学家。欧文和其他像他一样的清教徒，深刻地思考上帝、基督的工作以及在圣灵里的生命。而当他们如此思考时，就带着崇敬把自己的心举起来，归向上帝。清教徒们在基督徒的信心、生命和教会中，拥有同样基于圣经和加尔文主义的信念。作为更正教会的信徒，他们以上帝为乐，因为上帝公义地称罪人为义，呼召所有信徒成为祭司，按自己永恒的旨意行做万事，并配得无尽的赞美和荣耀。作为“比较热辣”的更正教会信徒，他们希望地上的教会尽量接近其在圣经里和天上的模式。因此他们跟随加尔文而非路德，仔细地把圣经原则应用在崇拜、教会治理以及教会生活上（当然也包括教义）。因为其“圣经集权主义”，他们可以和后来被称作圣公会人士的那群人分别开来。纽（J.F.H.New）曾争辩说，圣公会的人（诸如胡克）比清教徒给予理性更大的自由。圣公会的人高举自然，弱化堕落的教义，并鼓吹更理性的教会观，清教徒们却以神圣恩典为荣，对人的堕落哀恸，并且不允许传统和理性在教会中占据权威地位。因此从神学上来说，清教主义是一个独特的实体。
其次是教会方面的。清教徒想让教会在成员、崇拜和治理上，尽量接近新约的规范。他们相信可见圣徒的会员制，而非一群良莠混合的大众。他们也相信质朴的崇拜，没有任何教皇派的痕迹，完全被上帝的话语所掌控（为什么要画一朵百合花或漆上一束阳光呢？）。他们也相信，教会应该由牧师而非主教来治理，并且牧师应该由其会众选择，并对他们负责。即使他们对教会治理的本质有不同看法（主教制、长老制或会众制？），他们也都同意，在所有教会治理问题上的终极和最高权威，是圣经。这再一次把他们和圣公会人士区别开来，因为对后者来说，传统和习俗的延续性，以及理性的位置，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清教徒们不能接受圣公会的仪式和装束，并最终也拒绝了主教制，因为这些都是基于传统而非新约，因此不应该强制要求。所以从教会方面来说，清教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最后是灵性方面的。清教徒竭力寻求按上帝的话语而活，并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他们是一群以圣言立命的人。他们阅读、传讲、聆听、谈论圣经，并按照圣经生活。清教主义是一场关乎讲道和敬虔的运动，它鼓励灵修和有纪律的生活。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受上帝的主权之手和他的话语引导。清教徒每天都进行个人和家庭的祷告，但他们特别喜悦主日。他们享有一套独特的属灵书籍，被巴刻博士称为“一套共享的文献，在教导功能、以福音为中心并鼓励灵性成长方面，在讲道风格和强调主观经历方面，都别具特色。”灵性生命位居清教主义的中心。他们压倒一切的关注是，人们应该认识上帝，活在祂的临在中。如果神学不能影响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它就只是存在于头脑的知识中，就像在旷野中的吗哪一样，只会滋生出骄傲和自义的蛆虫。他们的灵性观视基督徒生活为一趟旅程和一场战争。像班扬的《天路历程》一样，清教徒是一群踏上征途、经历征战的人。他的眼睛注目在天上，一边走征途，一边与道上的每一个巨人争战。清教徒的灵性和圣公会人士的灵性不同。圣公会主义倾向于强调崇拜中更形式化的层面，比如，它在崇拜中给个人更大的空间，讲道更理性化，并且非常推崇外在的合一。但清教主义鼓励崇拜中的温情，教会内的团契，讲道中激励人心的挑战以及祷告的自由发挥。这种区别在清教徒对讲道的看法中，表现得最明显。清教徒不喜欢圣公会讲员机智、优雅、聪明的讲道。相反，他们的讲道急切、热情并且直接。讲道而非圣礼，才是公共崇拜的高潮。他们要听的是上帝，他们想要与之相遇的也是上帝。因此，从灵性上来说，清教主义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或许这就把我们带向问题的关键。为什么清教徒如此关注教会治理、教会崇拜以及教会的成员组成？促使教会在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改革的动力，以及从1600年到1640年间采取草根策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拯救人们得永生，使他们为天上的事预备；但也要把他们带进地上有秩序的教会生活。因为上帝的目的不就是为自己造就一群子民吗？祂不是把自己的儿子都给了他们吗？祂不是想要他们与自己同在，像祂的儿子一样吗？他们不应该在地上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成为天上宏伟景象的微小反照吗？因此，最主要的实际关注就是，在尽可能广泛的尺度上，进行福音性的释经讲道，好使教会从里面得到更新，并借此更新整个国家和民族。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毅力的长期策略。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在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清教徒不断讲道、写作以及抗议，要官方采取行动，以产生敬虔、胜任的教会服侍；为什么清教徒不顾伊丽莎白的压制，要引入并支持‘先知讲道’；为什么清教徒要透过教职和其他职位，在整个英格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由博学和敬虔的牧师所组成的网络；为什么他们不断鼓励有钱人资助有潜力的年轻人上大学，为教会服侍做准备；为什么1625年以后，清教徒受惠人要买下赞助权和捐赠物（教牧人员和平信徒彼此间的双向支持），直到劳德立法禁止；为什么1624年议会设立了贫穷传道人委员会，1654年克伦威尔设立了驱逐委员会（以解雇无能的教牧人员）和测试委员会（考察圣职候选人）——简言之，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清教徒的优先关注总是具有福音品质的教会事工，而且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巴克斯特所说，‘所有教会及其事工，都与其事工所要求的知识、热情和能力（而非财富和属世的观感）一同起伏’。清教徒最渴望英格兰的教会在属灵上‘崛起’，而且他们也看到，要做到这一点，教会的事工必须得到更新。”
巴刻博士的话直击要害。更新的事工！复兴的教会！
这就是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亨利·史密斯（HenrySmith）讲道时，在圣克莱门特·丹尼斯（Clement Danes）教堂所发生的事情。“他的教堂挤进的听众太多，以至于有素质的人干脆带了自己的座位来，我的意思是他们用自己的脚当作位子，就站在走廊上听。他们的耳朵被他的嘴唇吸引，他们的心又被他们的耳朵所牵引，以至于他们的情感之舵被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任由他引导。”
这样的情景也出现在约翰·柯顿（John Cotton）在新英格兰的讲道中。按罗杰·克莱普（Roger Clap）的记载，柯顿的讲道也缓解了人们的思乡之情。“主耶稣基督在福音的传讲中，完全抓住了可怜的罪人，使他们看见重生的绝对必要性，而且上帝的圣灵在那些日子里，也乐意与圣道的宣讲同在，在很多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果效，以至于我们的心思离开了旧英格兰，专注在了天上。”在1631年那个著名的早上，当500人被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一篇美好的讲道所转化时，这样的情形也在柯克·欧肖兹（Kirk O’Shotts）的教会中发生了。
1641年到1660年间，这样的情形在约翰·巴克斯特所在的基德敏斯特（Kidderminster）也发生了。
在17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当约翰·埃姆斯（John Rogers）在德旦（Dedham）的一个讲座日讲道时，这样的情形也发生了。约翰·豪（John Howe）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他在人们的面前扮演上帝的角色，告诉他们说，‘我把我的圣经托付给你们很久了—–它现在躺在谁谁谁的家里，布满了灰尘和蛛网；你们丝毫不用心听它所说的。你们这么使用我的圣经吗？若是那样，你们不能再拥有我的圣经了。’然后他从讲台上拿起圣经，好像要带着它离开，把它从他们当中拿走一样，但他立刻又转过身来，扮演在上帝面前的人们，扑倒跪下，大哭着向上帝迫切哀求，‘主啊，无论你向我做什么，都不要把圣经从我们中间拿走；夺去我们的孩子，烧掉我们的房子，毁掉我们的财物，只是给我们留下你的圣经，不要拿走你的圣经’。然后他又向人们扮演上帝的角色：‘你们这么说吗？那我让你再试一段时间；这是我给你的圣经，我会看你如何使用它，看你是否会更爱它—–更经常读它—–按照它的话去做，按照它的教导生活。’到这个时候，全体会众都已经热泪盈眶。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也在场，‘当他出去以后—–伏在他的马的脖子上哭了15分钟，然后才有力气骑上去；忽视圣经的情形强烈地刺激了他，也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今天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复兴”，而且是要敬虔的复兴。它之前发生了。它现在也可以发生。我们的祷告必须是真正的基督教复兴，让坚定和支持了我们这么多先祖的精神，今天也可以被认识和感受到。
威廉·华勒（William Waller）爵士1645年在监狱中写到的，正是这样的精神：“世界不过是一间大牢房—–在这个监狱里，那些最有权势的人也最受捆绑，是比那些受他们辖制的人更悲惨的囚犯—–可以加给它的最直接限制就是，我的灵魂得到苏醒，使我可以与上帝同行，与天上交谈。我的嘴可能被封住，但上帝不可能被关在门外。”
四
最后，两条给今天的功课。
1.从英格兰国家教会的改革运动的角度说，清教主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更多不是由于内在的冲突，而是来自政府的镇压。但清教徒的理念无疑符合圣经。这些理念包括以自愿性原则聚集的教会，教会由敬虔的牧者服侍，而这些人又来自会众的选举，并且这些教会之间，又透过地区和全国性的联合而彼此依靠。这并不意味着在教会治理和洗礼等事情上，必须放弃真诚持有的看法，但的确意味着愿意尊重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同时又因为在权威和救恩等方面完全的同心，可以保持某种可见的团契。克伦威尔做护国公时的国家教会，使我们对这样的情形可以勉强一瞥。也许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这种理念不可能实现，因为心理上的分离主义和山头主义太容易产生破坏，而倾向和偏好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立场。但巴克斯特关于教会之间组成非宗派的全面联合的异象，的确有许多可取之处。今天，当那么多人必须捍卫福音的一点一画以及宣告这个福音的圣经，并且不得不被迫从公开、明目张胆地否定这两点——并且对此也没有丝毫劝诫的迹象——的宗派和教会退出时，他们切望和有同样看法的教会建立更紧密的团契关系，并且意识到，在更琐碎的事情上无休止地纠缠，毫无意义。
2.巴刻博士在他的《追寻敬虔：清教徒对基督徒生命的异象》（AQuest for Godliness: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一书中，谈到清教徒在七个方面影响到他：（1）约翰·欧文帮助他用实际且符合圣经的方式，处理内在残留的罪；（2）欧文也帮助他更深地认识到“基督救赎之爱的主权和特别之处”；（3）巴克斯特教导他如何把属灵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如何把真理转化为赞美；（4）巴克斯特的《心意更新的牧师》（The Reformed Pastor）既坚定也挑战了他做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呼召；（5）清教徒也教导他认识到，“预备受死是学会生活的第一步”；（6）他们也让他看见上帝之工的整全和基督教会的宏伟；（7）他们使他意识到，神学最终极的目标是敬虔：我们向神活，我们为祂死。最根本的是祂的荣耀、祂的圣名、祂的国度、祂的旨意。
对我们现今这个刺激过度、营养不良的基督教世界来说，清教徒的声音深沉而有力。我们都需要听他们的声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