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认识人-巴刻

9、世俗化的原因

在过去两个世代当中逐渐失去基督教色彩并非英国所特有，相同的因素或多或少都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这些因素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它们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简要的区分包括下面几项：吸引（基督教以外其他吸引人的“人观”所造成的冲击）、反动（教会的失败和不足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分散（现实物质主义所造成的冲击）。然而其所共有的根本症结乃是，圣经中的神论和圣经本身在西方新教徒心中逐渐黯然失色，失去份量和地位。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讨论。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人们明确且强烈地相信神创造、保守并掌管这个世界，也相信圣经是祂所默示的，为要教导人。在这个影响之下，实验科学于焉诞生，为要恭敬研究神奇妙的创造。（注一）然而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自然神论认为自然宗教已然足够，并视神为一个伟大的机械师，在祂使这个世界开始运作之后，便心满意足地做一个缺席的地主。这些观念逐渐影响了人对神特别恩典和启示的信念，从此把神摒弃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不给祂任何发言权。康德在《纯理性领域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Pure Reason,1793）一书中把宗教的角色降为执行被视为神之命令的道德责任，就充分流露出这种倾向。

十九世纪德国的理想主义哲学重拾被自然神论所摧毁的与神亲近的意识，但事实上却是把它从炸锅里捞出来，又丢进火里去。理想主义者把对神的认识视为人类自我意识里的一部分，认为“神等于我们对祂的思想和感情”，并且跟自然神论者一样，坚决否认神会藉着哲学省思以外的方法，启示一些哲学家思想之外的事物。圣经被视为宗教生活的记载而非启示的记载，而圣经的批评学则使旁观者认为圣经一点都不可信。同时物理科学致力于建立模型来解释进化的现象，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人们认为圣经对神和世界的观点已经落伍，一点也不科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神论在西方略为复苏，也逐渐有人看出：认为科学已经有能力驳斥圣经对神与世界之观点的假设，实在是一种诡辩。然而损害已经造成，西方知识发展的轨道已经被导向一个非基督教的方向。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一次大战证明，乐观的进化论认为人会愈来愈好是错误的，结果人们转向共产党无神的乐观主义，或是佛洛伊德和存在主义者无神的悲观主义。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佛洛伊德主义。

佛洛伊德是一个决定论者，离一个行为主义者不远，他认为人受非理性的冲动驱策，甚至大部分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发觉，而抑制冲动的结果则是自我的毁灭。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疾病，神是一个专横的良心（即超我）人格化的投射，是一种神经质的产物，起因于压抑对父亲的嫉妒（伊底帕斯情结，亦即恋母情结）。

在衡量这个观点时要记住，佛洛伊德只是在临床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婴儿时期对父亲产生嫉妒的例子，而他本身是一个持无神论的犹太人，跟自己的父亲关系不是很好。他为使心理健康的处方就是让被压抑的欲望发泄出来，特别是在性方面；但对社会的处方则是严密设防，以免具有侵略性的欲望全然毁灭了文明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颓丧岁月里，这些信息对许多人无异于是愉快而通情达理的；佛洛伊德对生命的看法似乎为基督教那些不可思议而又迷信的观点提供了另一个可信的解释。

一般人对教会在面对群众心智改变时依然保持一成不变的态度，或多或少带有轻视，这也进一步促成基督教色彩的遽褪。这里一部分的问题是来自中世纪学院派神学家所成就的“宗教与一切生活完全融合”的“中世纪整体现象”（mediaeval synthesis）所带来的静态思考方式。巴瑞（F.R.Barry）写道：“中世纪整体现象的麻烦是它太过完整了。它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当作是一个短暂的历史事件或人文进化中的片段，以假设中世纪现象就是最后永久的景况。举例来说，阿奎那·多马（Aquians St.Thomas）的社会伦理把小镇经济视为理所当然，其实那只有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如此。建立在“自然律”学理之上的神学倾向于一种静态的社会哲学，常常容易忽略历史即意味着变迁—–然而抗拒变迁便会为变迁所毁。”随后文艺复兴带来日益广泛的兴趣、新的社会型态、对个体性的探索，以及新的历史意识—–在这种压力之下，“愈来愈多的生活领域被开拓并宣告独立，不再接受宗教或教会的管辖，因而愈来愈“世俗化”，这一切对世界的关注开始宣称并维护它们的自主权。”（注二）

以上是对欧洲几百年的历史做一个概略性的叙述，但是诸如此类的事一定也在英格兰发生过，且是以其典型的英国方式出现。胡克尔（Hooker Richard）的《教会政体法规》（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是十六世纪末对奠基于“自然律”之英国国教制度的辩护，它假定整个国家属于一个绝对的君主政体和单一的教会结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亦即这两个观点被提出的两百年之后，它始终是英格兰教会最典型的正式辩护。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愈来愈清楚看见工业化以及都市化的生活型态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于是就对英格兰教会农村式的保守心态愈感愤怒，许多提倡前进的人士甚至厌恶地离弃了教会和基督教，视之为没有意义的绊脚石。更令人忧虑的是，在过去这个世纪当中，对许多人而言，教会的保守主义已经破坏了信心的可靠度。

至于物质主义带来的迷惑对英国人来说的确是很真实的压力（比方说敬拜神和属灵生活是否重要），而不止是神学上的问题（究竟基督教是否为真）而已。人们普遍觉得在神的世界里，人所能拥有的美好生活就是享受科技所带来的无穷快乐，至于花时间和力气去认识神、服事神并不重要，反正不管我们爱不爱祂，祂都会接纳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好被接纳，至少可以因为没有那么坏而被接纳。

马金泰尔（Alistair MacIntyre）曾针对英国人做过一个著名的描述，他说英国人相信神并不存在，却又相信常常向祂祈祷是明智之举。他的叙述虽然犀利却不真实，因为事实刚好相反。在过去二十年间，许多社会学家的调查清楚显示，大多数英国人仍然残留着对“上面那一位”的信仰，不管他们对祂的了解多么模糊。巴瑞引述一段“不朽的隽语”（或许是别人对他说的）:“毕竟，主教，我认为我们都相信同一样东西。”（注三）然而大部分英国人既不参加教会，他们的信念跟个人的道德问题也没有关系，当然更不常常祷告。无神论者（即否定基督教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否定基督教有神论中那位人格化的神的存在——只不过是少数，但实质上的无神论——在生活中真正遵行神学上的无神论，却是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方式。

“世俗主义”这个名词是何里欧克（G.J.Holyoake）在维多利亚式的义愤中所创，意思是指“相信道德的基础是尊重人类今世的幸福，不考虑任何对神及未来的信仰”。根据《牛津基督教会字典》，这个词如今是“用以泛指现代忽视（即或不是否认）以超自然的宗教解释世界和存在之原则的倾向。”

这对现代英国的景况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但导因是什么呢？人们似乎并非完全的不信，而是一方面感觉教会和基督教的正式领导者与真实的生活距离太遥远，另一方面，制造业者、传播媒体和汽车川流不息地喧哗着“买这个”、“听那个”、“走一走，换个地方”这喧嚣淹没了另一个较微弱的声音，使我们听不见它提醒我们时间应该用来探讨永恒的问题。

在英国，物质主义的魅力大过它所带来的争议，它是实用而非理论的，深知要召唤并抓住的是人们的注意而非同意。它的动力不是对真理的敌意，而是对世界的爱，这使得人们忽略了其他的顾虑。正如各种的罪，当人们的心志愈多沉溺在世界里，它的势力就愈来愈强。我们社会中现阶段的世俗主义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进更深一层的世俗化。

注一：见R.Hooykaas,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Edinburgh:Scottish Academic Press,1972)。

注二：F.R.Barry,Secular and Supernatural(London:SCM.1969)，第40页、41页。

注三：同上第22页，注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