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近代教会史
212、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老派天主教会
212.1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最早在1864年12月（即宣布《提要》Syllabus之前两天）就私下告诉了枢机们他想在罗马召开一个普遍的主教会议（“大公会议”）—这是在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之后300多年以来的第一个大公会议。在1867年，教会隆重地庆祝了两个大宗徒（伯多禄／彼得和保禄／保罗）殉道1800周年的大庆，当时有很多主教与信徒聚集在罗马，教宗公开宣布了他的“大公会议”计划。在1868年6月29日他发表了召开会议的诏书《永恒大父的独生子》（Aeterni Patris Unigenitus）。他也向东方那些分裂的教会团体以及向新教的人寄了一些邀请信，但他们没有回应。教廷宣布，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整个世界的公教会，使它共同面对当时的错误思想并彰显真理以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讨论教会的纪律，使之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然而，很多人因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的预报而感到不安。耶稣会的杂志《公教社会》（Civilta Cattolica）于1869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大公会议首先要规定教宗的不可错误性（infallibilitas），而且可以预期大多主教异口同声地会支持这种教导。这篇文章引起了更多议论与不安。在德国有一位渊博的教会历史学家德林格/多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参见208.1b），他成为反对“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运动的领导；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教宗与大公会议》（Der Papst und das Konzil，以笔名Janus在1869年发表）以及《罗马的书信》（Römische Briefe，以笔名Quirinus在1869/1870年发表）。巴伐利亚的总理霍亨洛赫（Chlodwig von Hohenlohe）公爵甚至试图影响欧洲各国的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那种来自大公会议的“危险”。德国的主教团于1869年9月在富尔达（Fulda）发表了一份牧函，其目的是让德国信徒平静下来，但其中有多数的主教认为，在“教宗的不可错误性”方面作出什么定断的“时机不太恰当”。
在多方面的准备后，教宗于1869年12月8日在伯多禄/彼得（Petrus）大殿中召开了会议，在场的有投票权的代表有700多人，包括276名意大利主教、84名法国主教、41名西班牙主教、48名来自奥匈帝国的主教、17名德国主教。他们选择4个委员会，使它们分别讨论有关信仰、纪律、修会以及东方礼和传教事务的问题以及整理大会中的代表所提出的种种申请。这4个委员会完成了很大的神学工作(bedeutende theologische Arbeit)。在普遍的大会中,代表们仅仅就一些法令文献投票并宣布这些文献。大公会议面临很多提议与法令草案（所谓的schemata）。早在第三次大会中（1870年4月24日），大会异口同声地接受并宣布了信仰方面的宪章《论公教信仰》（De fide catholica），其中阐明基督信仰的基本教导并谴责无神论、理性主义、物质主义、泛神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等等。
212.2然而，占具最多精力、时间和注意力的问题是“教宗不可错误性”的论点。无论是在大公会议或大公会议以外的世界，这个问题都被激烈讨论。由于480个大会代表人物的提议，“不可错误性”这一点被列入《论基督的教会》（Deecclesia Christi）这个草案（schema），而大会于1870年3月6日将要处理这个草案。关于这个文献的争论从5月一直继续到7月，并且是很激烈的讨论。大会分裂为两派：大多数的人认为大公会议作出这个教导的定义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在那些反对者的少数派中也有许多很有威望的人，其中很多德国主教（13名，包括黑弗勒、克特勒、丁克尔、谢尔、梅尔克斯等等）、奥匈帝国的主教（如饶舍尔、施瓦森贝格、西莫尔、施特若斯马亚等等）、法国的主教（迪庞卢、达波伊、马瑞特等等）以及一些美国主教。然而，只有很少的人（比如德国主教黑弗勒和克特勒）出于一些神学内容上的理由反对这个定义，大部分的反对者的理由是“不合时机”
（Opportunitaetsgruende）—他们认为，宣布教宗不可错误性会恶化国度与教会的关系，会引起人们对教宗的攻击，会导致那些离开了（公）教会的人的更大隔阂，甚至会导致公教会内部的分裂。德国若滕堡的主教黑弗勒（Hefele）认为需要提出霍诺留斯（Honorius）教宗的前例（参见第1卷，59.2.5）作为一种反对的理由（著作Causa Honorii Papae，Neapolis1870年）。然而，反对派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大会于1870年7月13日的投票已经表明，绝大多数的代表支持这个信条（451名支持，88名反对，62名“条件地支持”）。教宗允许了任何代表随时可以离开会议，所以57个属反对派的人离开了大会（其中有12个德国主教），而在第4次大会上（1870年7月18日）有533个代表投“同意”（placet）的票，只有两个人投反对票（nonplacet），但他们马上服从于多数人的意见。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在同样的大会中确认和宣布信仰方面的宪章《论基督的教会》（De ecclesia Christi，开头为“永恒的牧者”Pastor aeternus）。德国帕德波恩（Paderborn）的主教马丁（Martin）曾经对于编写这份文献有特殊的贡献。它分为四章，其中说明教宗职权的创立、持续存在、意义和本质以及教宗的不可错误性。教宗的权力被规定为直接的、最高的司法权，这个权力针对整个教会，包括信仰、道德、纪律与教会管理问题（所谓的“全面的监督职”Universalepiskopat），这就等于高卢主义和弗布若尼乌斯（Febronius）主义的观点被终极性的否定（第3章）。在第4章中的主要句子宣布，教宗关于信仰和道德方面正式（ex cathedra）宣布的决定都是不可错误的，这是由于（教宗）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出于教会的共识（ex sese，non autem ex consensu ecclesiae），所以教宗的正式规定也是不可改变的（irreformabiles），这是上主所启示的信条。
此时，大公会议实际上刚刚开始进行工作，因为从51个草案（schemata）中，主教们才决定了两个；在那些涉及纪律问题的草案，他们仅仅讨论了4项，但没有完成决定。虽然如此，1870年7月18日那次重要的大会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聚会，因为第二天（7月19日）爆发了德法战争，所以很多主教被迫回家。皮埃蒙（Piemont）的军队于1870年9月20日侵占罗马城（参见211.2），这样那人数不多的留下的主教似乎无法继续开会。在1870年10月20日教宗宣布要中断大公会议，在“比较适当的时期”继续召开会议。因此，该会议无法继续谈论《论基督的教会》（De ecclesia Christi）文献中的其他重要观点。
212.3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信理学史（教义学史）上、制度法律上与教会政治上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同的神学学派的碰撞通过上主的照顾导致一个为教会具有益处的事业。通过信条规定关于教会的教导、“全面的监督职”（Universalepiskopat）以及教宗教导权的不可错误性—这些定义实际上是几百年的发展的自然结果（der naturgemaesse Abschluss einer durch die Jahrhunderte gehenden Entwicklung），在形式上具有最大的约束力，但同时也在两个极端观点中显示走出明智的节制（weise Maessigung zwischen den Extremen）。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以及后来的发展都清楚表达当时的情况，即教会的合一与团结、宗座的道德权威上升、教会的核心具有力量并能够终极性地克服离心倾向和“主教主义”（episkopalistische）的倾向、教会的管理体制是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在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以后的教宗们的立法行动基本上只完成梵蒂冈会议已经计划的项目，一直到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对教会法典的重整。甚至在大会议结束时发生的痛苦事件—教会国的结束—也有好的一面：教宗不需要继续承担那些政治性和管理性的任务，他可以更自由地并更成功地投入于教会内的宗教问题，这就是他的主要任务。
212.4陪伴着该会议的议论也并没有马上平息。那些属于少数派的主教们都接受了大会的规定：最后的德国主教是黑弗勒（Hefele），于1871年4月10日，在其他的主教中，最后接受“不可错误性”的人是达克瓦尔（Djakovar）的施特若斯马亚（Strossmayer）主教，于1872年12月26日。虽然他们在他们的教区中都宣布了这个新的信条，但一些政治家认为，通过“教宗不可错误性”，国度与教会的关系还是发生了变化。奥地利政府还在1870年撤销了1855年的政教协定（参见215.1）；其他的国度，尤其是普鲁士与一些瑞士州采取很尖锐的措施来镇压教会，这些后来导致了所谓的“文化斗争”。更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相当多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尤其在德国与瑞士，反对“不可错误性”的教导并造成“老派天主教”（Altkatholizismus）的教会分裂。
这些信徒自称“老派天主教徒”（Altkatholiken），而他们的首脑是那位著名的、对教会具有贡献的慕尼黑神学家德林格（Döllinger，参见上文，212.1）。他和他的学生菲德里希（Johannes Friedrich）呈现出一种坚决不让步的态度，所以慕尼黑的主教谢尔（Gregor von Scherr）于1871年4月绝罚了这两个人。在1872年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教授也遭受同样的惩罚，因为他们支持德林格（Döllinger），而其中部分的人也是贡特尔（Anton Günther）的学生（参见208.2c）：布瑞斯劳（Breslau）神学院的Baltzer、Reinkens和Weber教授，波恩的Hilgers、Langen、Reusch和Knoodt教授，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的Michelis和Menzel教授。那些反对梵蒂冈会议的人在开始的时候仅仅提高抗议，但在1871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老派天主教徒”的会议上，这些信徒决定要建立自己的教会，虽然德林格（Döllinger）试图劝阻他们。其中起推动作用的人物是来自布拉格（Prag）的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学者舒尔特（Joh.Friedrich von Schulte），他在1873年以后在波恩，于1914年去世。个别的地区建立了一些“老派天主教”的堂区，他们先请乌得勒支（Utrecht）的杨森（Jansen）派教会（参见190.5）的总主教罗斯（Loos）来举行坚振礼，但不久后老派天主教的“大会”选择了自己的一位主教，即来自布瑞斯劳（Breslau）的神学教授芮恩肯斯（JosephHubert Reinkens），他在荷兰祝圣主教（1873年）。普鲁士、巴登与黑森的政府都承认他为“公教的主教”，因为在“文化斗争”中，他们视老天主教派为自己的同盟。在普鲁士与巴登也有法律规定，让老派天主教徒有权利一起使用公教的教堂、墓地并让他们分享当地的教产（1874／1875年）。为了避免争论，教廷禁止公教徒们与老派共同使用教堂，所以在个别的地方那些老派的人甚至单独拥有某些教会，如果他们的人数比较大。这个运动尤其在巴登南部有相当大的传播—在那里存在着很多来自约瑟夫斯主义（Josephinismus）和维森贝格（Wessenberg）的因素，它们与“老派天主教”有关联。老派天主教的出发点只是神学上的抗议，但他们后来（类似于那些Deutschkatholiken德意志公教徒，参见208.3）进行了一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与新教有相似性：他们取消了办告解（和好圣事）的义务，取消守斋的规定（1874年），放弃了玛利亚无染原罪的教导，放弃司铎独身制（1878年），在弥撒允许使用部分德语，后来全用德语（1879／1888年）。然而，这些改革在他们教会内部也遇到一些反对者，尤其司铎独身制的取缔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会成员。德林格（Döllinger）后来在社会上没有继续支持这个运动，但他也没有与公教会和好，于1890年去世。老派天主教会缺少宗教上的热忱和力量，所以它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因为在“文化斗争”（1872—1887年）结束后，政府逐渐停止支持他们。在1879年他们仍然有5.3万信徒，1956年才4万，虽然纳粹党支持他们。老派天主教曾经试图与安立甘会以及与希腊东正教合一，但仅仅与前者有某种成功（Interkommunion，共同领圣体／圣餐）。他们于1889年和荷兰的杨森（Jansen）主义者达成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主教府与教会管理中心在德国的波恩。
在德国以外，由于反对梵蒂冈会议的信条而形成分裂的现象尤其在瑞士很突出。在瑞士还存在着很多老启蒙主义的思想。他们于1875年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团体，所谓的“基督公教会”（Christ-katholische Kirche）。这个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伯尔尼的新教政府（参见215.2），它于1874年在伯尔尼大学创立了一个老派天主教神学系，这个神学系至今仍然存在，而在德国波恩的老派天主教神学系于1901年关闭（或说它变成一个教授的职位）。属于该神学系的赫尔左格（Ed．Herzog）—他原来在卢泽恩（Luzern）是神学教授—于1876年被祝圣主教，他的接班人（1924年）是库瑞（A．Küry）。瑞士老派天主教与德国的老派天主教的内在发展很相似。在1935年，瑞士的老派天主教共有3万信徒，分配在40个教会团体。
于1879年在法国创立的分裂教会团体（称“高卢公教会”Eglise catholiquegallicane）没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创立人是原先当加尔默罗会会士（Carmelita）罗孙（P．Hyacinthe Loyson），他在日内瓦当老派天主教神父，于1912年去世。他曾经（从1863—1869年）在巴黎的圣母院大堂是一个著名的讲道家，但在去世的时候，他那种“脱离罗马的”教会只有300个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