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近代教会史

第二章、第19世纪的思想史和社会变化。

新教和希腊、俄罗斯的教会

221、反对教会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潮：

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221.1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历史阶段中，公教经过了一次崛起，但这种现象不能隐瞒另一个事实：从整个思想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欧洲人大约从1850年以来离开了教会并且离开了有形的基督宗教（positives Christentum）是一个强有力的运动，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放弃基督的“有组织的集体滑离”（organisierterMassenabfall von Christus）。自从基督宗教进入了人类历史以来，这是规模最大的并且挑战最大的内在的转变和解散过程。公教（天主教）也处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中，无法避免受其消极影响。为了拯救宗教信仰的神圣价值，教会似乎退缩到一个周围被攻击的堡垒之中，并要在这个堡垒集中精力，以最紧密的方式（在教宗的指导下）抵抗各种分散性的力量。

这种情况为基督信仰和教会是不利的，而造成这种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主义培养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Subjektivismus undIndividualismus），在19和20世纪能够看到这种个人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受其影响的思想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它是一种世界观和政治党派，强调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无羁绊自由，无论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或宗教方面。这种思想来自理性主义，因为它拒绝任何超过人的理性的权威的约束，首先反对宗教或教会的权威性；自由主义认为精神性的创造具有自己的规律，而一切文化领域都是自律的。早期的自由主义曾经支持教会抵抗国度的控制，因为教会同样追求了自由权利，但在1850年后的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它尽力削弱教会对家庭、学校、艺术和科学的影响，甚至想完全取缔教会的地位，不承认教会在国度以外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主权的团体。这就引起了很多严厉的搏斗：在普鲁士—德国、奥地利、法国和其他国度的文化斗争，强制性地分裂国度和教会（在法国、葡萄牙以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度）。极端的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整体社会彻底“世俗化”，而在法国这个目标似乎被达到了。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提要》（Syllabus，1864年）和第一次梵蒂冈会议谴责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自由主义，而良／利奥十三世及他的接班人的伟大通谕都说明教会与文化、国度和社会的正当关系。

221.2在哲学方面，观念论，唯心主义（Idealismus）衰退了之后，人们过分高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这样出现了一些新反对宗教启示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不承认灵魂和精神体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它仅仅承认那些属于经验的“具体”（positive）事实，这样的事实才可以成为我们的认识的对象；实证主义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而英国的米尔（John Stuart Mill，1873年去世）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903年去世）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在意大利和德国也开始有实证主义者。否认基督神性的勒南（ErnestRenan，参见216.1）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大师左拉（Emile Zola，1902年去世）都属于这种思想流派。严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82年去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一种反对宗教的解释，而很多人以一种狂热的情绪传播了这些反对宗教的思想。实际上，不可知论（Agnostizismus）—它也是一种实证主义—成为很多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世界观，而通过很多期刊和杂志被传播；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思想。近现代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倾向于进化论和相对主义，所以它也一样帮助创造一种“价值观的混乱”（Anarchie der Werte）。这种纯粹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在物质主义（Materialismus）中获得了特别离奇的表达。物质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是德国19世纪中叶的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72年去世）、佛格特（Karl Vogt，1895年去世）、摩勒硕特（Jakob Moleschott，1893年去世）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99年去世）。甚至那位新教的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参见210.1）最终走向这种没有安慰的世界观（他曾经说过“我们再不是基督徒”）。在19世纪末，那个来自耶纳（Jena）的植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919年去世）以一种自吹自擂的方式非常广泛地传播了这种物质主义思想，同时也激烈地攻击了基督信仰（参见他的《世界之谜》Weltraetsel，1899年和其他的著作）。

一种悲观主义的和基本上反对教会的哲学更进一步加深了思想上的迷惑状态，比如舒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860年去世）及其接班人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906年去世，参见其《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1869年）的哲学。在巴塞尔任教的古典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900年去世，在1889年后患精神病）宣布要“转换一切价值”，并要用“超人”的伦理来代替基督宗教所谓的“努力伦理”（Sklavenmoral）。在20世纪初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当时已经有人说：“欧洲仅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宗教的地区”（“Europa ist nurmehr dem Namen nach christlich”）。有人认为只有两个大的敌对的派系：信徒和无信仰的人，为基督奋斗的人和反对天国的人。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搏斗始终很激烈。中世纪所创造的有基督信仰特征的文化团体（christliche Kulturgemeinschaft），而在19世纪中，这种文化团体所保存的因素也面临完全的解体。有的人甚至说，“西方的没落”就在眼前［参见历史哲学家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的名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无神论的最积极传播者于1906年在海克尔（Haeckel）的领导下组织了“德国一元论协会”（Deutscher Monistenbund，1911年后在欧斯特瓦德Wilhelm Ostwald的指导下）。在欧洲各国都有很多世俗的“自由思想协会”（Freidenkerorganisationen），它们在国际上也有联系并且很激烈地反对基督宗教，尤其是公教会。教会的另一种对手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神智论（Theosophie）、神智论（Anthroposophie，主要代表是施泰纳Rudolf Steiner，1925年去世）以及隐秘主义（Okkultismus）—这些离奇的教导吸引很多人并且使人们脱离教会的思想和传统的宗教生活。

在那些具有比较深远追求的人中出现了某种渴望宗教和精神性生活的趋势，而在哲学的领域中也发生了“形而上学的某种重生”（Wiedergeburt der Metaphysik，参见Peter Wust于1920年写的书），但更强有力的思想有另一种新的发展：针对片面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人开始重新评价“生命”，即视生命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以及具有创造力的存在。这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一个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分枝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并认为生命是对存在的无限快乐（unermessliche Urlust am Dasein），也是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他们不愿意谈论一切在生命以上的因素或作为生命之基础的因素。这种思想与那些来自法国和英国（格比诺Gobineau和张伯伦H.St.Chamberlain）的种族主义思想结合，并在德国“第三帝国”的纳粹主义获得了灾难性的发展和政治影响。与此不同，法国的贝格森（Henri Bergson，1941年去世）—他来自一个犹太人家庭—宣布了另一种“生命哲学”，他强调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价值和自由，并且越来越接近基督信仰。他影响了法国哲学界更多注意到精神的独立性问题。他的学生马里坦（JacquesMaritain）后来走向教会和托马斯主义（Thomismus）的哲学。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深深地动摇了一切基础性价值，所以这种“生命哲学”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注意“处于危险中的生命”的思想，即人生是被挑战的，被怀疑的。这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也能够在帕斯卡尔（Paskal）、齐克果（Kierkegaard）和纽曼（Newman）的生活体验中找到一些灵感，它拒绝抽象的思维和绝对的思想体系，更多强调个人的存在，而只能通过生活理解个人。“害怕”的体验成为一种澄清存在的方式；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德国的海德格（MartinHeidegger）在方法上排除关于神的论述，而法国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马塞尔（Gabriel Marcel）认为，人的存在需要“参与”才能发挥。人的真正存在是“投入”和“被召唤”，这不仅仅要求人与别人有关系，但也强调与神的关系。信仰就是智慧的冒险（吴斯特Peter Wust，1940年去世）。

221.3第19世纪的时代在整个历史上是最“困顿”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苦难（贫富不均）是巨大的，因此物质主义和反对基督宗教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工业化和机械化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当时的资本主义太过功利，而在欧洲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一切引起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作为政党的社会主义。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因为自由主义误解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因素，想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法国的伯爵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他的目标是让财产归于社会，让社会合理地分配共同工作的成果，这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久后，他思想的继承者浦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提出一个很彻底的座右铭：“财产就是偷窃”（1840年），另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是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1858年去世），德国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95年去世）和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64年去世，与马克思一样是犹太人）。在1849年后，马克思（Marx）在伦敦过一个被驱逐者的流亡生活，但他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是《资本论》Das Kapital，1867—1894年），并于1864年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早在1848年，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共同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亦译《共产党宣言》）。基本上，“共产主义”就是支持集体的经济制度，反对私人经济的制度。只有在1950年代，在俄罗斯发生了一种分裂，即那些温和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恪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非常大的困境，所以一种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推动了内战和无产阶级的统治，而这个运动在俄罗斯（参见229和232）、德国以及一些亚洲地区也获得了强烈的支持。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曾经于1937年发表了一个谴责共产主义的通谕（即《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De communismo atheo）。在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它也加入了1919年在莫斯创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另一个运动是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Anarchismus，在俄罗斯以前被称为虚无主义Nihilismus），它基本上否认任何权威，反对任何法律，并多次与共产主义结合。这种无政府主义党派的创始人是俄罗斯革命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1876年去世）。这个党派提出“行动的宣传”，它谋略和进行对很多国王和统治者的暗杀，使全世界的人感到恐怖。

在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发表了很多宣言、讲演和著作，他们也进行很多组织工作，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获得了相当大的传播。德国的李卜克内希（Wilhelm Liebknecht）和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年）于1869年创立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劳动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从此以后，很多属于所谓的“第四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人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标语，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人（工人）在原则上要反对“有产阶级”（即Bourgeoisie）。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完全接受了孔德（Comte）的实证主义和费尔巴哈（Feuerbach）的自然主义，它的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历史观。因此，19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成为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宗教和反对宗教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很多参与该运动的人仅仅出于经济或政治的考虑参与社会主义，他们不一定接受了它的整个世界观。德国社会主义的《哥塔纲领》（Gothaer Programm，1875年）和《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1891年）宣布宗教是个人的事，但实际上这个党派对宗教怀着敌对的态度，要求完全分开国度和教会，又要求学校的世俗化。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很多人认为，信仰和教会是一种落后的、因现代科学淘汰的立场，又是“未来理想国”的强大阻碍。很多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自那些放弃了教会的新教徒的行列，但在工业区和大城市中也有几千个公教徒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德国政府曾经反对它（1878年的法律，1881年以来的社会福利新法律等等），德国的公教也有所回应（参见219.5），德国新教有一个“基督徒社会运动”（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参见222.2），但德国的社会主义党仍然成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派，在1912年的大选它获得425万票（34.7％），1919年甚至获得1150万票（37.7％）。因此，它的影响在共和国制度中越来越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增加。当时的教会（公教和新教）仍然是君主制度和“有产阶级”国度（monarchischer und buergerlicher Staat）的支持者，而社会主义进行很多反对教会的宣传，所以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很大的“退教运动”，在第一次大战后，这个运动更强大，尤其影响了新教（1919—1930年间约有210万信徒退教），但也对公教造成影响（1919—1930年间有43万退教者）。与此同时有另一些宣传，比如鼓励火葬运动，而离婚率也上升。根据1925年的统计，德国人口为6240万，其中有24万人属于所谓的“世界观团体”，而114万人说没有宗教，但在1933年的6520万人中已经有240万没有信任何宗教的人。（1987年的西德仍然有42.9％公教徒和41.6％新教徒，原来的东德则于1990年有47％新教徒，7％公教徒和46％“没有宗教或其他”的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