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近代教会史

222、基督新教，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

内部的生活、种种教派及其神学

222.1虽然一些人曾经想跨越新教内部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和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在1860年后的德国，新教内部的冲突甚至加深，但那些小的团体更多愿意加入一些比较大的组织。

属于比较自由派别的新教信徒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律师布伦奇利（Joh.Kaspar Bluntschli）和哥塔（Gotha）的施瓦兹（Karl Schwarz）的领导下在1863年建立了“新教协会”（Protestantenverein）。它的目标是“在福音的自由内以及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势而恢复新教会”，但这个协会有时候否定基督信仰的超自然特征，所以官方教会曾经几次罢免了一些属于这个“协会”的牧师。属于“新路德协会”的人于1868年在普鲁士聚集，召开了“普遍的福音派／路德宗会议”，但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在1873／1875年形成了所谓的“具体的联盟”（Positive Union，亦称Hofpredigerpartei“宫廷派”），它的领导人是克格尔（Rudolf Kögel，1896年去世）以及施托克尔（Adolf Stoecker，1909年去世），这个派别在柏林（Berlin）的教会管理机构中长期有关键的影响力。在同样的时期（1875年）还形成了哈勒（Halle）的“福音联盟”（Evangelische Vereinigung，就是所谓的preussische Mittelpartei“普鲁士中央党”），其推动者是拜施拉格（Willibald Beyschlag）教授。一些改革宗的信徒于1884年在马尔堡（Marburg）创立了“德国改革宗联盟”（Reformierte Bund fuer Deutschland），他们的目标是“保护及培养改革教会的财宝”。那些属于里奇尔（Ritschl，参见下文222.7）派的自由派新教徒根据拉德（Martin Rade）在马尔堡（Marburg）出版的杂志《基督宗教世界》（Die christliche Welt），于1892年（1903年）创立了“基督宗教世界的友人”的协会（Freunde der christlichen Welt）。那些立场更靠左派的新教徒于1905年创立了“福音自由之友”（Freunde evangelischer Freiheit）的协会。另一方面，那些严格遵守路德宗教的信徒于1908年脱离了“普遍的福音／路德宗会”并在莱比锡建立了一个“路德联盟”。在1911年一些信徒在巴门（Barmen）创立了“公开宣布基督信仰的德国福音派联盟”（Deutsche Evangelische Volksbund fuer oeffentliche Mission des Christentums），1912年形成了“圣经与理解的实际协会”（Positiver Verband fuer Bibel und Erkenntnis）。在1900年以后又有一些追求同合一的倾向，这就导致“德国福音教会委员会”的形成（1903年）。当时发生了“宗徒／使徒信经争论”（Apostolikumstreit），这个争论是由哈纳克（Adolf Harnack）教授的一个宣言发动的，因为他于1892年在柏林（Berlin）谈论《宗徒／使徒信经》的有效性。第6届“普鲁士普遍大会”于1909年规定一个针对“圣职人员教导有问题”的法律（所谓的“异端法律”）。两个牧师因为这个法律受到惩罚（即Jatho和Traub，1911／1912年），但这些案件在自由派新教徒中引起了激烈抗议。

222.2虽然德国的新教徒中间有很多张力和冲突，但在面对公教（天主教）时，他们还是一个统一的战线，这一点可以从1817年、1883年和1917年的“庆祝路德大会”中看出。早一些建立的古斯塔夫—阿多夫协会（Gustav—Adolf—Verein）照顾在国外的新教徒（参见209.1），而一个新的协会，即“福音同盟”（EvangelischerBund）在19世纪末开始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个“福音同盟”由拜施拉格（Beyschlag）、尼波尔德（Nippold）和利普修斯（Lipsius）建立于1886／1887年，以抵抗公教（天主教）为目标。组织这样的同盟的背景是“文化斗争”的结局，因为很多新教徒感到失望，或因公教的复兴而感到害怕。这个同盟在信条上比较松散，但更多反对“越山主义”，并且支持在奥地利进行的“脱离罗马运动”（参见215.1）。在1915年这个同盟大约有51万成员。在1900年一些新教徒在艾森阿赫（Eisenach）甚至组织了一个“在公教中传播福音协会”（Gesellschaft zur Ausbreitung des Evangeliums unter den Katholiken)。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大战前几十年中，很多新教徒离开了基督信仰，尤其在工人阶层和在大都市中的信徒，他们部分上完全退出教会（参见221.3），部分上仅仅在名义上属于教会或怀着一种普通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因此，对于内部的宣教成为很重要的任务（参见209.5）。在这方面，德国和英国的新教徒也非常投入，他们要用基督的精神来充满整个社会生活。然而，在这方面，新教与国家的密切关系经常被视为一种阻碍。维歇恩（Wichern）提出的观点在后来的时期被继承，其中最突出的是波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1831-1910年）牧师的工作，他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附近的贝格勒（Bethel）创办了一些典范性的慈善机构（在1872年后）。很多协会针对不同职业的人和不同身份的人，这些协会也或多或少都有宗教特征，也参与“对内”的传教工作。因为很多人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强，所以德国新教创立一个回应这个问题的组织，就是“基督徒社会运动”（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它的杰出领导人物是柏林（Berlin）的宫廷讲道家施托克尔（Adolf Stoecker），他是一位活动家、讲演家和政治家。他得到柏林（Berlin）的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f Wagner，1917年去世）的支持并于1878年创立了“基督徒-社会劳动党”（Christlich-soziale Arbeiterpartei）。自从1890年以来，德国新教徒每年举行了一个“福音—社会大会”（Evangelisch—sozialerKongress）。这个运动受瑙曼（Friedrich Naumann，1919年去世）牧师的影响并越来越多走向民主和国家社会运动，因此施托克尔（Stoecker）离开他们并于1897年创立了比较保守的“教会-社会大会”（Kirchlich-soziale Konferenz）。自从1929年以来，“基督徒民众服务”（Christlicher Volksdienst）也尽力唤起新教徒徒的社会良心和政治良心。

222.3德国的新教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有很多别的派系，而瑞士、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传统也呈现出类似的分裂。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正统派”（Orthodoxie）、“宗派主义”（Konfessionalismus，比如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自由主义（Liberalismus）之间的张力和搏斗。各地的教会管理机构都担心三个问题：脱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教派出现；而社会主义运动给教会很大的压力。在瑞士地区，日内瓦州于1909年和巴塞尔城（Basel—Stadt）于1911年执行了“分开国与教”的政策，但对教会似乎没有表现出敌意。在荷兰，严格的加尔文派在神学家、讲道家和政治家克伊波（Abraham Kuyper，1837—1920年）的领导下很成功地抵抗了自由主义。克伊波（Kuyper）于1880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创立了一所自由的大学，又于1886年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荷兰—改革宗教会”。

英国人的民族性结合于三个因素：强烈的自由意识、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保持古老的传统因素。因此从整体来看，在那里的宗派冲突没有像德国的争论那么激烈。然而，在三个大派系—高教会派（High Church）、低教会派（Low Church）和宽广教会派（Broad Church，参见209.2）—之间似乎没有桥梁，而一半的英国人不属于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而是属于“自由教会”（free churches）或一些教派（sects）。这些“自由教会”追求的目标是让安立甘教会脱离政治的约束，而在威尔士（Wales）已经完成了这种政策。另外，所谓的安立甘公教思想（Anglo—catholicism）和礼仪派（Ritualism）在很多团体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有暴民的暴行和一些法律措施，但这种运动是无法镇压的。属于这种运动的人甚至建立了一些安立甘教会的隐修院和修女院。早期的“皈依公教运动”（conversionmovement）也继续存在，但人数不太大，而在将来的时期大概也不会有大批英国人加入公教（天主教）。很多人投身于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中，在这方面耗尽了爱心与精力。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和德国新教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英国人原来就反对欧洲大陆的路德宗，这种反感变得更深一些。自从1662年以来，英国教会没有再修改过他们的《公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参见171.4），所以在20年代出现很激烈的争论；上议院接受《公祷文》的修改方案，但下议院两次反对它（1927年和1928年），因为据说这种修改有“接近罗马的倾向”。英国国教也想修改他们的教会法律（教会法典），但在1948年这个尝试被激烈地拒绝，因为有人说，这又是“教会的罗马化”。在印度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教会，即“印度南部教会”（1947年，参见231.4），而英国国教于1955年部分上允许其教徒和这个教会有共餐，但这个事件引起“安立甘公教徒”（Anglo—catholics）的抗议，这样又进一步扩大了安立甘教会内的自由派（多数人）和“公教派”（少数人）之间的分裂。

自从1867年以来，英国教会（安立甘会）的主教们大约每十年在伦敦的兰贝斯官邸（Lambeth—Palais，即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官邸）聚会。在第一个“兰贝斯会议”只有部分的英国主教参加，但后来似乎所有的主教都参加；第9次“兰贝斯会议”举行在1958年，第1968年的会议创立了一个“安立甘顾问会”（AnglicanConsultative Council），而在1978年的会议有440个英国主教参与。这些“兰贝斯会议”都发表一些通信（encyclical letters），但它们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虽然如此，它们对于教会内部生活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可以说它们是教会内在生活的一种标准。

在苏格兰（Scotland），所谓的“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于1843年脱离了改革宗的苏格兰国教，但于1929年再一次与苏格兰国教结合。

222.4在20世纪初，大约40％的美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在20世纪末这个数字降低，在2000年大约有45％新教徒和22％公教徒（天主教徒）。那些属于某种教会的新教徒分为大约220个宗派（denominations亦译“教派”），就是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彼此之间有活跃的竞争局势。相对最大的团体是浸会（Baptists，1958年：2040万人，2000年：4500万人）和循道宗（Methodists，1958年：1220万人，2000年：1245万人），但浸会和循道宗都分为好几个分支。此后有路德宗（Lutherans，1958年：610万人，2000年：990万人），长老会（Presbyterians，1958年：340万人，2000年：722万人），圣公会（Episcopalians，即支持安立甘教会的信徒，1958年：280万人，2000年：215万人）；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1958年：210万人），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1958年：120万人），和归正宗，改革宗（Reformed Churches，1958年：30万人）等等。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在美国非常活跃，在2000年大约有2622万信徒。

美国人的思想很实际，所以他们重视伦理道德的问题和任务。教育制度很发达，而且社会上有很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各教会中，平信徒的角色很重要。很多人愿意为教会作出惊人的奉献或牺牲。美国一方面越来越多走向世俗化，而国家的教育制度排除宗教教育，很多人曾经谴责了这一点。然而，基督信仰（尤其有新教特色的基督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那些属于不同派别的新教徒在非新教徒（天主教徒）面前还是觉得有某些契约和团结精神。在20世纪也有一些“合一运动”，那些分裂的团体想形成比较大的联盟。比如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共同的青年团体（YMCA＝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男青年会，和YWCA女青年会）。那些属于加尔文宗或循道宗的比较大的教会加入了1908年创立的新教联盟（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它马上提出了一种社会性宣言，但在信仰方面和礼拜形式方面允许充分的自由。这个联明在1950年成为全国新教大会（National Council），有30多个新教团体属于它。这个联盟在两次大战时期以及在1950年后在欧洲和亚洲很多地区为那些受苦的人进行很多慈善工作。然而，一些信徒认为，这种“社会工作的福音”等于是一种太乐观的浮浅化（optimistische Verflachung），所以在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的影响下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运动（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Pentecostalism五旬节派的增长）。

222.5除了那些早期形成的教派（sects）以外—其中在欧美最盛行的是浸会（Baptists）、循道宗（Methodists）、新使徒会（Neuapostolische Gemeinde）和复临会（Adventists）—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教派。它们大多属于所谓的“觉醒运动”（Awakening Movements，Erweckungsbewegungen），它们的特点是：热忱的情绪、对末日来临的期待、主动的（或咄咄逼人的）传播和宣传。

222.5a所谓的圣殿会（Templergesellschaft，亦称德意志圣殿Deutsche Tempel）是来自施瓦比亚的雷翁贝格（Leonberg）的霍夫曼（Christoph Hoffmann，1885年去世）成立的。他于1853年开始聚集他的拥护者，使他们形成“属于上主的民族”（所谓的“耶路撒冷友人”Jerusalemfreunde）。他们于1868年开始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创立了几个很旺盛的农业殖民区（比如在海法Haifa、雅法Jaffa、撒若纳Sarona、耶城Jerusalem）。他们的信仰教义是相当理性主义的（unitarisch，一神一体论）。属于这个教派的人不多，1960年大约有2000名信徒。

222.5b在1865年（以及1878年），那位讲道师布思／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年）和他的妻子凯特琳·布思（Catherine Booth，1829—1890年）在伦敦创立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其目标是提高被忽略的人和社会下层人的宗教素质。卜威廉（William Booth）自己成为救世军的第一个“总司令”，并从1880年以后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将军”（officers）、“士兵”（soldiers，包括音乐师、歌手，也包括妇女，即所谓的“哈利路亚姑娘”Halleluja—girls）到北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的国度。这些“征服运动”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救世军在1959年共有16966个团体，他们在86个国家服务，有26887个“将军”以及21万协助者。虽然他们以一种比较奇怪的表现出面，但他们在大都市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反对酗酒、妓院，照顾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难民等等）。在救世军那里，信仰的教导不很重要，而教会的圣事被视为无关重要的。对他们来说，“罪人的悔改”是最重要的，他们也使用一些强硬的或从心理学来看比较粗暴的方式来引导人们改过迁善。他们的主要传播工具是《呐喊》（The War Cry）。救世军于1916年开始在中国工作。

222.5c另一个教派是科学派（Scientists，亦称基督宗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他们虽然自称“基督宗教科学派”，但实际上离基督信仰已经很远。美国的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1910年去世）创立了它。她在其著作《科学与健康》（Science and Health，1875年出版）中说，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物质不是一个实体，而任何疾病都能够通过一些精神性的措施（尤其通过祈祷）获得治疗（所谓“因祈祷治病”）。所谓的“罪”仅仅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即关于世界、神和人际关系的思想错误，而如果人人都有良好的认识和教育，就能够克服“罪”。这种教导的基础是一种纯粹属于自然主义的和泛神论的世界观。“科学派”传播很远，也传入德国，在1930年大约有2100个地方教会团体。在另一些宗教协会中，基督信仰更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装饰品，而这些协会也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即通灵会（Spiritismus）、隐秘主义（Okkultismus）、神智论（Theosophie，比如布拉特瓦特斯基Madame Blavatsky和欧尔科特Colonel Olcott于1875年在纽约创立了一个“神智论协会”）以及人智学（Anthroposophie，参见Rudolf Steiner和他的团体）。

222.5d另一个新兴的教派也是来自美国，即圣经研究者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s Association，在1931年以后，他们自称为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s Witnesses），他们的创立人是拉塞尔（Charles T．Russel，1916年去世）。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情绪化的教派，他们期待着基督的再度来临，先说基督要在1874年来，后来说是1914年和1925年。这个教派反对传统的教会团体，又主张一种和平主义。通过他们对《圣经》的随意解释，他们在战争时期和二次大战以后的时代迷惑了很多人。他们通过口头上的宣传、印刷品和电台的广播似乎传遍全世界，1955年大约有52万成员，其中5万人在德国。

222.6新教徒在海外宣教方面非常努力，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在外在的机构和资金的投入方面，新教徒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公教徒（天主教徒）。但新教的历史学家也承认，在内部和外部的统一性、在教士的培养水平、在教宗热忱与奉献精神方面，公教（天主教）的传教士更强。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是这一点：新教与各种教派与公教（天主教）的竞争在很多地方构成一个重大的阻碍，妨碍了双方达到共同的目标，即外教人的皈依。自从20世纪初，有人想结合那些大的新教团体，使它们形成一些跨越宗派的传教组织。于1910年在爱丁堡（Edinburgh）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共有3000多新教传教士参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该大会的主持人穆德／莫特（John Raleigh Mott），而他的标语是“在这一代中向全世界宣布福音”（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在1924／1927年间，新教徒大约每年捐2400万德国马克来资助海外的传教。当时的英国有20个传教会，北美有19个传教会，德国和瑞士总共有25家传教会。

德国于1884年也成为一个殖民大国，此后德国新教也开始有更多宣教的精神。当时有一些新的传教会被创立，即纽克赫宣教会（NeukirchenerMissionsgesellschaft，1882年），普遍福音新教宣教会，即“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1884年），在柏林和德意志东阿富利加宣教会（Bethiel-Bielefeld的Mission fuer Deutsch-Ostafrika，1884年），立本责信义会（Liebenzeller Mission，1899年），德国的“行医传教协会”（1909年）-他们在蒂宾根（Tuebingen）有一个热带医学研究所—等等协会。大部分德国宣教会在1922年结合形成德意志福音会宣教会（Deutsch-evangelischer Missionsbund）。

新教的传教士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印尼，在太平洋群岛、阿富利加／非洲的南部、西部和东部都获得了可观的成就。马达加斯加（Madagaskar）岛的女王拉纳沃罗二世（Ranavolo1I）于1869年加入新教。在北美的黑人人口中有400万人在19世纪加入了新教。

222.7新教的神学继续在神学和各个领域中发挥了很广泛的、硕果累累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圣经学和历史研究方面。当然，不同的学派之间也有很大的分裂，不同的派系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参见210）。很有影响的学派是里奇尔（Ritschl，1822—1889年）的学派。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年）曾经在波恩和格廷根（Goettingen）当神学教授。这个学派的思想在近代新教（Neuprotestantismus）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除了里奇尔（Ritschl）派以外还有“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很多其他的学派和古老的宗派都接受了“宗教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和研究成果。

里奇尔（Ritschl）的出发点是极端的蒂宾根学派（Tuebinger Schule，参见210.1b），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并在他的主要著作《基督信仰关于成义及和好的教导》(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Versoehung,3卷,1870-1874年）中发展了一种继承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传统的体系，但加上了一些历史批判因素并强调《圣经》的话语。虽然里奇尔（Ritschl）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但他说他的解释等于是耶稣的纯粹福音，同时也是正确的路德宗思想的一种表现。在他的著作中，里奇尔（Ritschl）很彻底地分开神学和哲学并且将形而上学从神学中驱逐。他认为一个人的宗教体验是首要的因素，但他又排除神秘主义（Mystik），称它为一种基督宗教以外的现象。正统的新教徒（die Orthodoxie）以及那些历史批判者（即鲍尔Baur学派）都非常激烈地攻击了里奇尔（Ritschl）的新兴学派，但它仍然获得了很多拥护者，在1914年以前，在种种自由派神学派中是最有威望的学派。那些支持协调神学（Vermittlungstheologie）的学者后来大多成为里奇尔（Ritschl）学派的人。其主要的期刊是《神学文学报》（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1876年后）和《基督宗教世界》（Christliche Welt，参见上文，222.1），而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纳克（Adolf Harnack，1888—1930年，1914年以来称von Harnaek，因为被提升为贵族）。他的确是一位一流的学者，在教会历史、教父学和信理史（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的领域中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深入研究原文，另一方也善于表达他的观点，著作累累。因为他的《信理史教程》（Lehrbuch derDogmengeschichte，3卷，1886—1900年）以及他的讲课稿《基督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900年，多次加印）都呈现出一种神学上的自由主义，很多人也攻击和谴责他。他在柏林任教，而他的继承人霍尔（Karl Holl，1926年去世，他原来在蒂宾根）也是一个有深入研究的人，尤其在教父学和改革史（路德）方面。

在那些比较传统的和正统的（orthodox-konservative Gruppe）新教神学家中也有一些非常能干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我们这里只提到两三个人：在莱比锡任教的教会历史学家豪克（Albert Hauck，1845—1918年），他编写的巨著是《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ite Deutschlands，5卷，1887／1920年，未完成）；在埃尔兰根（Erlangen）的察恩（Theodor von Zahn，1933年去世）是一名杰出的圣经诠释学家和教父学家；而在蒂宾根（Tuebingen）的著名解经学家是施拉特（Adolf Schlatter，1938年去世）。在柏林（Berlin）工作的泽贝格（Reinhold Seeberg，1935年去世）被认为是所谓的“现代—实证神学”的领导人。

到了19世纪末，从Ritschl（里奇尔）学派的左翼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它有时候也被称为新自由派（jungliberale Schule）。他们继承格廷根（Goettingen）东方学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91年去世）和波恩的古典语文学家乌泽内（Hermann Usener，1905年去世）的思想。这个“宗教历史学派”不强调基督信仰的启示为一种标准的信仰或具有约束力的准则，而认为在历史的大流中，基督宗教和其他的宗教一样也只是一个因素。他们依赖现代的宗教心理学来说明基督宗教的形成，即：它是一个“混合信仰的因素”（synkretistische Grosse），因为基督信仰结合了犹太教与希腊化文化。这个学派的领导人是宗教哲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923年去世），他从新唯心主义的哲学出发，想通过“宗教上的基点”（das religioese Apriori）为现代宗教观建立一个基础。自从20世纪初，在新教神学中发生了某一个转变；学者们再一次开始对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和思辨性的问题怀有兴趣（参见231.3）。

新教神学家的工作成果大部分也在众多神学期刊中得以保存了，除了期刊以外还出现一些大百科全书和神学工具书。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赫尔佐格（J.J.Herzog）编的《新教神学与教会百科全书》（Realenzyklopaedie fue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und Kirche，21卷，1854-1868年），第三版由豪克（Albert Hauck）编（21卷，1896—1908年，包括索引和两个补充本）以及由希勒（Fr．M．Schiele）与察纳克（L.Zscharnack）编写的《在历史和现今时期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1909-1913年，5卷），第三版由伽林（K．Galling）修订（1956-1962年，6卷）。

在德国以外的新教学者的神学研究比较有限，但他们也完成了一些杰出的学术工作并培养了很有能力的学者。比如在英国进行圣经文献鉴别工作的人是牛津大学的霍特（F．J．A．Hort，1892年去世）、韦斯科特（B．F．Westcott，1901年去世）；在《新约》的解释和教父学方面的专家是剑桥的莱特富特（J.B.Lightfoot，1889年去世，他最后成为Durham的主教）以及牛津的特纳（C．H．Turner，1931年去世）。几个荷兰神学家非常彻底地使用批判理论来分析《新约》的文献。普遍宗教史的重要代表是尚特皮（P．D．Chantepie de la Saussaye，1920年去世），他在莱顿（Leiden）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