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近代教会史

223、东正教：希腊—俄罗斯教会

223.1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着土耳其人的强制性统治，但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基督徒民族逐渐被解放了。由于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77—1878年）以及根据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ss，1878年）的决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Montenegro）成为独立的公国（罗马尼亚于1881年成为王国，塞尔维亚于1882年）。保加利亚先成为一个必须向伊斯坦布尔纳税的王国，但后来（1908年）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Bosnia）与黑塞哥维尼亚（Herzegowina），并于1908年合并这两个地区。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情况始终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中。其中发挥灾难性作用的因素是一些“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即斯拉夫民族统一思想）的宣传和阴谋。

就教会政治而言，罗马尼亚（1865／1885年）和塞尔维亚（1879年）模仿了希腊王国的前例并脱离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普世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他们成立了独立的（autokephale）国度教会，但教会都受国度政府的统治，这一点是一个恒久的现象。在1870年，苏丹为保加利亚的教会提供一个处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主教管理区（exarchate），这就意味着保加利亚教会将走向独立。因此，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开除了保加利亚的教会（1872年），而这两个教会团体于1945年才和好。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进一步地减少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管理范围，他在整个东方教会（或称“希腊教会”、Anatolian Church“安纳托利亚教会”）仅仅有名誉上的主席地位。在1930年，东方教会（不包括俄罗斯教会）大约有2800万信徒，他们分为20个“独立教会”（autokephale Kirchen），即具有自己宗主教的教会。只有希腊的教会有比较丰富的精神性生活。在那里也出现了一种学术比较高的神学，部分上依赖于英国和德国的新教神学。然而，一般的牧灵圣职人员的教育很有限。圣职人员要掌握的知识仅限于具体的礼仪知识。由于希腊政府于1923年宣布了一个新的宗教法律，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才有所松懈。希腊教会对罗马教会的态度始终很不友好。在某些时期（1861年，1907年）有罗马教会与保加利亚教会合一的希望，但最终没有成果。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4年曾经邀请了普世宗主教安提摩斯七世（Anthimos VII）来罗马，但遭到这位宗主教的拒绝。关于罗马与东方教会的合一以及关于天主教（公教）在东方的传教工作，参见218.2a。

古老的东方教会团体（或各国的教会）一般都处于很可怜的情况。关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聂斯托利教会（Nestorian，大约有3万信徒以及15万与罗马合一的信徒），请参见第1卷，54.5。原来与他们有关系的是所谓的托马斯基督徒（Thomaschristen），即印度的教会，他们现在大部分都与罗马合一，另一部分在17世纪转向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us，参见177.4b，218.2c）。其他的分裂的东方教会也属于“基督一性论”（参见第1卷，55.5），就是叙利亚教会、科普特教会（即埃及教会）、阿比西尼亚教会（即埃塞俄比亚教会）以及亚美尼亚教会。

叙利亚教会（亦成雅各伯教会，jakobitische Kirche）共有10万信徒在叙利亚、库尔德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的宗主教（patriarch）的主教府在叙利亚的很斯(Hins)。

埃及的科普特（Koptische／Coptic）教会大约有250万信徒，他们的宗主教（即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的主教府在开罗。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参见第1卷，42.6）大约有700万信徒，他们的宗主教称为“父亲”（Abuna），主教府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Abbeba），他在1948年脱离了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的管理权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宗主教。

亚美尼亚的教会（亦称gregorianische／Gregorian教会）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但在第一次大战时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受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镇压（参见230.2a），所以他们今天只有300万信徒，大多分散在全欧洲、埃及和美洲。他们的最高领导者是两个“普世主教”（Katholikos），一个在埃德施米亚德新（Edschmiadzin），一个在希斯（Sis）。大约12万亚美尼亚教会信徒与罗马合一了。在他们遭受镇压时，英国和美国帮助了他们，并且在他们中间宣教，所以大约有4万亚美尼亚新教徒。

关于那些“与罗马合一的东方基督徒”（unierte orientalische Christen），罗马教廷的“东方教会部”（Congregatio pro Ecclesiis Orientalibus）于1932年出版了一个仔细统计的研究文献。根据该资料，这些合一的信徒共有820万，其中516万儒特内人（Ruthenen），他们生活在格里西亚（Galizia）、匈牙利、北美和南美洲。合一的主教有57名，再加上8名教区长和34个名义主教。合一教会共有28个男修会和41个女修会。罗马教廷于1929年开始编写他们的教会法，并于1957年颁布“教会宪法”的部分。

223.2东方教会第二个大分支是俄罗斯东正教。它和希腊教会有共同的信经（信纲）、礼仪及敬拜制度，但自从1589年以来，它是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参见186.2）。它也在整个19世纪是“国教”和“民族的教会”（Staats—undNationalkirche）。沙皇有至高的自主权，而他也是正统信仰的最高保卫者。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Holy Synod）是沙皇的有力工具，对于持其他信仰的人很不宽容且十分严厉（尤其针对公教徒，但部分上也针对东海地区的新教徒）。被称为“神圣的”俄罗斯始终对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国家采取了一种“保卫者”和“主保”的角色。虽然俄罗斯民族有很深的宗教情怀，但因为外在的压力很大，所以俄罗斯教会的内部生活也不很兴旺。有人想推动一些教会内的改革，而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于1861年取缔了那些农奴法律，这一点为教会也有好处，但从总体来看，很多缺陷没有被处理，尤其是因为“圣会议”的长期总管波贝多诺谢夫（Constantin Pobjedonoszew，参见216.9，他从1880年到1905年任部管）引导了俄罗斯教会的命运，而他认为，教会必须与国度保持最密切的结合，所以他坚固地抵抗一切改革努力。俄罗斯东正教的贡献是它在东部地区（尤其在西伯利亚）在穆斯林和非基督宗教地区传播了福音—当时有很多俄罗斯人被送到东方，他们开垦了这个辽阔的地区。早在1840年，东正教在堪察加（Kamtchaca）建立了一个教区。在1870年，东正教创立了一个传教组织（“东正教传教会”），而这个组织逐渐统一领导传教工作。很多教派（尤其是“分裂教派”Raskolniki，参见187.5）在各地活动。官员和上层人士的普遍腐败影响了国度的凝聚力，而人民的愤怒在一些无政府主义运动（参见虚无主义Nihilismus，221.3）和残暴的暗杀中发泄出来。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几个影响了全欧洲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Fedor M．Dostoevski，1821—1881年）写过感动人的小说，通过他的著作，他成为“真正俄罗斯精神”在文学和出版界中的代言人，他也保卫了俄罗斯的正统信仰，抵抗“西方来的腐败”。伯爵托尔斯泰（Leo Tolstoj，1828—1901年）同样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小说作家，但在1877年以后，他成为一个情绪化的理想主义者和很有信心的社会改革者。他反对任何具体的宗教或教会，反对战争、国度和个人财产，并且认为福音的核心是爱人并过一种自然的、朴素的生活。在很多哲学性的及宗教的或道德说教的著作中，他想宣传这些观点。虽然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于1901年开除了他，但仍然有很多人拥护他的主张。他是俄罗斯共产主义的一个铺路者。另一个人是宗教哲学家索洛维耶夫（Wladimir Solowjew，1853—1900年），他有一种独特的直观性和神秘主义倾向。在一些深奥的思辨性探索中，他阐述教会是“基督的宇宙性奥体”，并深信东方将要给失去信仰的西方一些启迪。他在1896年加入了天主教并在一生最后几年中强调各个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又肯定了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参见他的《俄罗斯与普世的教会》La Russie et l＇Eglise universelle，巴黎1899年）。

1905年的革命为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转变。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olaus II）宣布的宪法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种宽容原则仅仅部分上被执行（参见216．9)。

根据1909年的调查，属于欧洲的俄罗斯地区（非西伯利亚）的人口共为1亿3119万，其中有1350万公教徒（840万在波兰地区），650万新教徒以及500多万犹太人。其他的俄罗斯人（大约1亿）似乎都属于俄罗斯东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