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近代教会史

第四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

梵蒂冈大公会议（1914—1962年）

224、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意义和影响力。

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

224.1在19世纪末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即在欧洲将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在1914年夏天确实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它被称为“世界战争”，是因为英法俄联盟反对中欧国家（德国、奥地利），而且似乎全世界的国度（志愿地或强制性地）都加入了这场战争，而且一些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摩洛哥与黑人、印度人、越南人和中国人都被送到欧洲的交战地区。由于敌人的压倒性力量、经济上的困难与饥荒的苦痛，德国、奥地利和它们的同盟国在四年的战争后被打败。关键的时刻是美国于1917年的介入。美国人本来是中立国，但他们为确保一些物质性的利益，所以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威尔逊（Wilson）总统用一种似乎有宗教性质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为此进步辩护。

从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根源、副作用与后果来看，它在世界历史和教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是19世纪的灾难性发展的结果并揭露出了一些严重的、久已存在的精神性的和社会性的危机。这个战争又影响了全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教会）情况。虽然各种宗教和宗派没有引起了这个战争，但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世界观的差异，就是各国各民族在近代放弃了信仰，它们脱离了基督宗教的理想和团体精神，同时有意识地转向物质上的财富并肯定一种违背基督精神的“民族自私风气”（unchristlicher nationaler Egoismus）。那种反宗教的世界观煽动的（或至少支持的）世界大灾难也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技术文化的巨大自我消灭，无情地攻击敌对民族和个别的人，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非命（仅在德国就有200万亡者），有2000万受伤者，而饥荒、流行病和穷困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民族之间的激烈憎恨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基础的动摇。这样，大战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革命性的年代。

在开始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国家却燃起了一种爱国情绪和民族激情，而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宗教和教会生活，尤其在德国。因此，人们更多去了教堂，而公教徒更多地领受了圣事。很多人表现出互助精神，他们都愿意作出奉献。在军队或军事医院中服务的随军牧灵者很受欢迎。那些原来敌对的党派和宗派暂且保持着平安的状态，他们共同面对外在的敌人。由于法律要求，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有许多圣职人员也手拿武器参加了战争，而法国的牧灵工作因此受到阻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法国的教会历史学家博德里亚（Alfred Baudrillart，1859—1942年）—他是巴黎公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的院长—率领一些法国公教徒进行一种宣传性的攻击；他们说只有德国要为这次战争负责任，又说德国是公教会最大的敌人，但德国的公教徒强有力地反对这种说法。这次战争的真面目被双方的宣传隐瞒或歪曲。那些属于Entente（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国度说它们通过这次战争要卫护各民族的道德权利、人权和民族独立自主。在另一方面，德国在纪念宗教改革那一年（1917年）片面说，这个战争是为了保卫改革的种种价值。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诚心地追求和平，所以他呼吁人们应该怀着一种寻求和平的心（参见下文，224.5），但他的劝勉无效。战争维持的越久，各民族的牺牲和困境也就越大，那时人们才意识到战争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德国内部在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瓦解了，原有的宗教热情变成了冷漠或对教会的憎恨，很多人倾向于暴动或革命。战争在人们的道德素质方面造成重大的损失：世界的舆论因谎言的宣传被扭曲，人们的心灵变得很粗暴无情，对于个人财产的概念变得很模糊，那些“胜利者”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享乐主义，而淫乱行为也很普遍。

224.2在开始的阶段，“英法俄协约”的领导人只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削弱甚至毁灭德国，但四年战争的结果远远超过这个目标，它为整个欧洲文化圈带来了灾难。在1917年2月的俄罗斯爆发了一场革命，而这个变动不久后落入社会主义派的手中。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olaus II，1894—1917年）太弱，没有主张，他被推翻（1918年7月他和全家人在西伯利亚被枪毙）。俄罗斯人宣布成立共和国，而在1917年11月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即布尔什维克派）在列宁（Lenin）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他们组织了一个“无产阶级专制”（苏维埃，即工人和军人的委员会），但当时也发生很残酷的暴行。从此以后，俄罗斯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共产主义，整个社会经历多次的震撼与动荡不安，而苏联的目标是“世界革命”（参见232）。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一些革命性的现象，而传统的君主制度崩溃了。英国和美国利用一些怀着共济会思想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奥匈帝国的各地民族）并通过这些人从内部解散了这个“多瑙河帝国”，因此奥匈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大块，而另一些地区分给意大利（Sudtirol南提若勒、Triest的里雅斯特和Istrien伊斯特瑞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于1916年11月去世，而他的孙侄子与继承人是年轻的卡尔皇帝，但被迫下台（1922年去世）。在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也开始执行一种社会主义革命，德国各个邦国都宣布共和国制度。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1）放弃了统治权并离开德国去荷兰（1941年去世）。这样，西方（英美）国家传播的主民原则似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实际上——正如在一百年以前的维也纳大会一样——胜利者严重地侵犯了传统的历史条件和各民族的自主权，这样埋下了将来动荡与争议的种子。

早在1915年，当意大利加入战争时，西方国家决定将来不要让圣座参与和平谈判。因此，两个强制性的和平条约（即1919年6月18日的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针对德国，与1919年9月10日的St.—Germain圣日耳曼条约，针对奥地利）都不能说是正义的条约，它们也违背了基督宗教国度之间的团结精神，正如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所谴责的那样。这样，这些和约都不能确保长期的秩序和平安。原来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罗兰地区（Alsatia—Lothringia/Elsass—Lothringen）转让给法国，波森（Posen）、西普鲁士地区和部分西里西亚地区转让给重新建立的波兰，北施莱斯维格（Nordschleswig）转让给丹麦，而这一切变动都为教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参见226.1）。德国也被迫放弃一切海外的殖民地，还有其他的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实际上，这些和平条约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开战”，因为德国被要求交出无法付清的巨大赔款，法国长期占领了莱茵地区并于1923年不顾一切地侵略了鲁尔区（Ruhrgebiet）。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再也不能被视为国际政坛上的主体，它们仅仅是国际政治的“对象”（Objekt）。尤其法国想方设法恢复拿破仑的“欧洲军事领导权”概念。在德国各城市和国邦发生了共产主义的起义和叛乱。通过1919年8月11日在魏玛（Weimar）宣布的新宪法，德国的政治能够稍微稳定下来。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的困扰，由于战争的赔款使德国人民变得比较穷困，而货币大大贬值。

随着外在的崩溃，精神上的和社会上的解散和巨大的解体过程也开始发生。战争以后的道德生活呈现出严重的缺陷：人们开始追求粗糙和浮浅的享受，家庭制度被瓦解，纪律不高，羞愧感缺乏，很多人脱离了教会，不承认权威，而一些党派和利益集团的不断争吵也破坏了公共生活。虽然这些混乱的情况在几年以后有所改进，但在1930年开始爆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危机，而这个危机为几百万人带来了失业的问题。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胜利国，并且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及恐惧。

224.3各民族希望，1919年因威尔逊（Wilson）总统的推动而创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the Nations，总部在日内瓦Geneva）将为此带来一些改进，但这又让很多人感到失望。首先，那些战败国被排除在外，所以国际联盟更多被视为一种“镇压战败国的工具”或保持现有情况的措施，而不是一个最高的、中立的、符合基督宗教万民法的、保持和平的权威性机构。后来似乎所有的国度都加入国际联盟（奥地利1920年，德国1926年／1933年，苏联1934年—这是因法国的推动，虽然很多国度当时反对俄罗斯那种不顾一切的政治措施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有美国和一些小国（包括梵蒂冈）没有加入。虽然国际联盟曾经有一些好的尝试，但基本上无法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大部分的民族当时都被自私的心态与对别人的敌意所迷惑，国际联盟无法控制大家都认出的主要问题，就是军事竞赛—教宗们一次又一次劝勉人们控制这种恐怖的竞赛。德国和意大利从国际联盟退出以后与1937年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来共同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个条约也纯粹来自一种权力策略。

224.4那些政治强国有意识地排除了基督宗教并认为基督信仰应该仅限于牧灵工作和准备人面对死亡，这样它们想避免基督信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虽然如此，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仍发生了一些改进。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技术和经济的自律或自满自足，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魅力已经消失了，很多人意识到，单独依赖人的理性就无法解决人类的问题。过去阶段的文化乐观主义（Kulturoptimismus）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和美梦，而人们再次开始追求一些稳定的及永恒的价值。在哲学中，人们更多放弃了主观主义并转向一些客观的、不理性的与形而上学的因素（新唯心主义，Max Scheler舍勒的现象学派）。在宗教的领域中，人们更重视团体感和固定规律的约束力，同时也重视信条和教会、《圣经》和礼仪，虽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和“神智论”（theosophy）的潮流席卷了欧洲和美国并吸引了很多人。在伦理学和经济学方面，人们明确意识到，自由主义的laisseraller（即“letgo”，放任主义）是一个有害的政策，同时有另一些概念普遍受到肯定，即：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以及一切真正文化需要有传统和“土壤”（Bodenstaendigkeit aller echten Kultur）。在政治方面（尤其在那些1918年后受惩罚的国度中）出现了破产的国会民主制度的危险对手，就是“专制政府”（“元首”Führergedanke）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来又为全世界带来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

224.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为教宗指出了他的主要任务。枢机们于1914年9月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博洛尼亚（Bologna）的总主教得拉·基耶撒（Giacomo della Chiesa）-他来自热那亚（Genoa）的贵族家庭-为教宗，他当时60岁并以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为名（1914—1922年）。他曾经在良／利奥十三世和兰波拉（Rampolla）枢机的领导下在教廷国务部服务过，在教廷管理和外交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在大战时期他迫切需要这些能力，同时他始终关注宗教和牧灵上的种种任务。他提名弗拉塔（Dom.Ferrata）枢机为国务卿，但他不久后去世（1914年10月），所以那位知识渊博的教会法律学家加斯帕里（Gasparri，参见219.1）当国务卿。

在四年的战争中，教宗本笃（Benedictus）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中立的态度，虽然列强（尤其是法国）要求他支持他们。当然，双方因这种中立不太高兴并多次对此作了一些不正确的解释。教宗不断呼吁停止作战，这是和平的声音，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战争等于是“文明欧洲的自杀”。他很热切地呼吁各民族和政府寻求一种公平的和约，尤其通过1917年1月的“和平照会”。教宗很失望地意识到，这一切努力没有效果，此后他更热心地投入于减轻战灾的工作。梵蒂冈成为“第二个红十字会”（罗曼·罗兰Rom．Rolland语）。教宗本笃（Benedictus）早在1914年就已创立了一个“战俘办公厅”，它成为一个关于战俘和失踪人的大资料库和咨询处。教宗也替那些被驱逐的人以及替那些在食粮封锁区中受饥饿的平民说话。在结束战争后，本笃（Benedictus）利用每一个机会帮助人们走向真正的和平或治疗战火留下的伤痕。实际上，宗座的道德权威和国际影响上升了，比如在战争开始后英国与荷兰马上在罗马教廷建立了一些使馆，很多别的国度也同样开始恢复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甚至法国也在1921年派遣了一个大使到罗马。在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的情况变得很复杂，因为意大利于1915年春天（圣神／圣灵降临节）也参与了战争。虽然意大利政府原来保证说教廷的外交不应该受影响，但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驻梵蒂冈的大使们被迫离开罗马，还有一些德国主教也必须离开梵蒂冈和意大利。意大利政府严重地阻碍了教廷与“中间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沟通，这就需要重新强调“罗马问题”的迫切性。教宗的国务卿加斯帕里（Gasparri）枢机宣布（1915年6月15日），教宗认为这个“罗马问题”不能通过武力解决，也不能依赖于“保证法规”的国际化，而应依赖于意大利人民的正义感。同时意大利政府在秘密的伦敦条约上（1915年4月26日，第15条）已经要求它的同盟国在将来的和平谈判中排除宗座的任何代表，也不能让教宗谈论或决定一切与战争有关系的问题。在1920年5月23日的通谕《和平是上主的礼物》（Pacem Dei munus）中，教宗说由于时代的变化并且因为各个民族的友好关系太重要，他将放弃一些针对公教国家的国王或公教国家总统来梵蒂冈的严格规定（参见213.1；216.2）。因此，当下任教宗接待了比利时国王（1922年）和西班牙国王（1923年）时，教廷要求的仪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本笃（Benedictus）教宗很明智和宽容，所以战争以后的意大利政府也开始走近宗座。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很不稳定，所以在意大利司铎斯图尔佐（Don LuigiSturzo，1871-1959年）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它不久后在国会获得了很多席位，而教廷也允许这种发展。这样，一直到良／利奥十三世都被恪守的，由比约／庇护十世减轻的“不可以参与”原则（Nonexpedit，参见213.1.4）实际上被放弃了。因为这种新发展，公教（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公共生活上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原来的“反圣职主义”和共济会思想相对衰退一些。

教宗本笃（Benedictus）继承推动了教会内部的改革工作，如果当时的困难条件允许这样做。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完成及宣布了从比约／庇护十世开始修编的、1917年宣布的《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参见219.1）。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教宗当时反对所谓的整体论（Integralismus，参见214.6）。另外，这个教宗也很成功地致力于恢复因大战受严重损失的传教事业（参见230.1）。为了促进神学教育，教廷创立了一个枢机部来管理修道院和大学的神学院中的教育（1915年）。各东方教会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教宗于1917年又创立了“东方教会部”以及一个东方学院（参见218.2a）。这位具有重大贡献的教宗突然在1922年1月22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