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近代教会史
225、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比约/庇护十二世(Pius XII)和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
225.1在枢机们开会的第五天,他们宣布米兰总主教拉提(Achille Ratti)枢机被选为新的教宗,他取名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年)。
拉提(Ratti)1857年出生于蒙察(Monza)附近的德西欧(Desio),他原是米兰著名的安波罗修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的管理人,并作过一些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工作。1914年他成为艾尔勒(Franz Ehrle)的继承人并管理梵蒂冈的图书馆,1918年到1920年在波兰当宗座视察员和教廷大使,并于1921年被提名为米兰总主教及枢机主教。
这位新教宗思想敏锐、行动彻底、精力充沛、耐心十足,并且信仰深厚、有勇气以及一种爱好活动的乐观精神。这样,他能够在教会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威性地指出方向,能够在现代的社会中适当地显示出宗座的世界上的使命。在他的第一个通谕《哪里隐秘》(Ubi arcano,1922年12月23日)中,他宣称自己将要继续比约/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的政策和理想,并提出他的座右铭:基督的平安在基督的王国中(Pax Christi in regno Christi)。这样他宣布1925年、1929年和1933年为神圣的“大禧年”并规定了一个新的节日(基督君王节),同时把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参见219.2)。通过1922年的通谕,教宗创立了—尤其为意大利很重要的—“公教进行会”(Actio Catholica),这个运动呼吁一切公教平信徒—不分年龄、地位或性别—参与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以基督的精神革新整个社会,但不要介入政治生活。
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将很多人列入圣品,比如有里修的小德兰(Theresa of Lisieux,参见219.4)、卡尼修斯(Petrus Canisius)、厄行(Johannes Eudes)、维阿内(Vianney)、贝拉明(Bellarmin)、贝纳德特·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鲍思高(Don Bosco)、康拉德·冯·帕斯汉(Konrad von Parzham)、费谢尔(John Fisher)、莫尔(Thomas Morus)、大阿尔波特(Albertus Magnus)等等。他也宣布很多人被列入真福品。他的通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其中清楚地保卫人的尊严和基督徒的精神。比如,在通谕《那位神圣的教育者》(Divini illiusmagistri,1929年)和《贞洁婚姻》(Casti connubii,1930年)中,他反对现代的一些错误思想并要求保持具有基督徒精神的教育及婚姻。在另一个通谕中(《向公教司铎》Ad catholici sacerdotii,1935年),他为现代司铎的职务勾勒出一个轮廓线,并在良/利奥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参见213.2)通谕发表40年之后,他发行一个很重要的通谕,就是《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1931年),其中试图描绘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在1937年他发表了两个抵抗迫害与攻击的文献,一个指责无神主义的共产主义,另一个针对在德国的公教会(《以心急如焚的关怀》Mitbrennender Sorge,参见228.3)。当时,教廷进一步完善了教会的圣统制,因为很多新的总教区、教区、宗座代牧区和监牧区被创立。教宗也采取一系列促进海外传教工作的措施(参见230)并继续注意到与东方诸教会团体的合一(参见232.1)。这位具有学术修养的教宗慷慨地支持科学和技术,他创立了一个“宗座科学院”(Papal Academy of Sciences,1937年),在罗马建立了一些新的学院,在各地支持创办公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的努力并通过一份法令(1931年)规定整个世界的天主教神学和哲学研究的制度(参见220.1)。
225.2在战争后期,各国与教廷的关系很复杂,所以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XI)的外交工作很重要。虽然他意识到1918年后的和平状态是很脆弱的,但仍一直警告人们不要再次动武(甚至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这方面的呼吁),他相信教会能够帮助巩固新的国际关系制度,教会应该参与欧洲的和平文化建设。通过一些新的协定,他想管理那些处于混乱状态的教会情况,要为信仰自由而奋斗。这些问题也包括学校的宗教教育。虽然当时签订的协定和条约后来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被取消,但它们还是帮助执行新教会法典的基本原则。教廷的国务卿加斯帕里(Gasparri,1934年去世)枢机和他的接班人帕切里(Eugen Pacelli,他在1930年以前在柏林当教廷大使,此后任国务卿,参见226.1)协助教宗与很多国签订了一些政教协定,比如与拉脱维亚(1922年)、巴伐利亚(1924年)、波兰(1925年)、立陶宛(1927年)、罗马尼亚(1927年和1929年)、普鲁士(1929年)、意大利(1929年,见下文)、巴登(1932年)、奥地利(1933年),与德意志帝国(1933年)以及与南斯拉夫(1935年,但没有执行)。因此,有人说这位教宗的任期等于是一种“签订协定的时代”(参见226.2—4)。除此之外,教廷与捷克(1926年)、法国和葡萄牙(1928年)以及与厄奎多(1932年)也签了一些新的条约。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墨西哥与西班牙的教会遭受了严重的迫害,经历教难的痛苦(参见227,232)。
毫无疑问,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教会政治上的最重大突破是“罗马问题”的解决以及宗座与意大利王国的和好—这一点归功于教宗个人的能力、他的勇气,但也归功于他的节制及温和态度。这种和好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的“元首”(Duce)和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1922年10月掌握了政权,不久后取缔了一切其他的党派。在这种法西斯主义中,黑格尔(Hegel)有关“绝对的国度”的教导首次被实践;法西斯派从一开始就反对民主、自由主义和共济会,并且对教会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虽然与教会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当然,对法西斯主义来说,教会主要是一种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此后,小学的宗教教育再次成为义务性的,圣职人员免兵役,一些随军司铎被提名,而在各地的学校、医院和法院中,人们再次挂上一些十字架。一些曾经被没收的教堂和隐修院归还教会,而公教会的节制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肯定。墨索里尼(Mussolini)也很清楚意识到,与宗座的和好能够为意大利带来外交上的强化和国内情况的平静。在长达两年半的谈判后,宗座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拉特兰条约”(1929年2月11日),这个条约结束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60多年以来的冲突。该条约恢复了教宗的主权,但教宗的领土不再是罗马城,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梵蒂冈国(Citta del Vaticano“梵蒂冈城”)。教宗被承认为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物,他有派遣使者和接见大使的权利。同时,教宗承认意大利王国和萨伏伊(Savoy)王朝,承认其首都为罗马(这就意味着教宗承认原来教会国的世俗化)。除了梵蒂冈城以外,这个条约还规定一些外在地区的“不可侵犯性”,这就包括罗马的主要教堂和大殿,比如拉特兰教堂(Lateran)、圣玛丽亚大殿(S.Maria Maggiore)、圣保禄大堂(S.Paul)、某些教廷部门的宫殿或大楼以及卡斯特尔·甘多夫(Castel Gandolfo)别墅。与拉特兰条约一起,圣座与意大利政府还签订了一份“政教协定”,其中肯定公教会为意大利的国教,确保主教们的牧职权及其自由权利,保护基督徒的婚姻、有基督精神的学校以及各种修会(但教区司铎和修会圣职人员被禁止参与政治党派或参与其活动)。原来的反对教会的法律被取缔。在一个特殊的经济条约中,双方规定宗座应该获得一种弥补在过去遭受的损失的赔偿,即应该获得17亿5000万里拉。
拉特兰条约以及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协定的世俗意义很明显。在中世纪形成的“教会国”一直存在到1870年,但这个历史阶段在1929年终于告一段落,所谓的“罗马问题”获得了一种“终极性的和不可收回的解决”(参见拉特兰条约,第26条)。这也同时意味着教会法律进一步的灵性化(参见219.1),宗座的宗教任务和牧灵任务成为关键的,世俗的和政治性的利益降低了,而罗马教廷享有普遍被承认的道德尊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这些条约在1947年被收入意大利的宪法,但这种“意大利与公教会的和好”也不一定能改变意大利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在1929年后不久,就青年教育的问题法西斯派和公教会之间发生了一次争论。双方达成共识并于1931年共同规定,公教会的各种青年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宗教问题和教育任务。
虽然1929年的条约并没有完全取消原则上的冲突,但在30年代发展某种彼此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尤其是在1935/1936年的“埃塞俄彼亚战役”中,因为这个战争部分上被视为一种“传教运动”,所以意大利的主教和圣职人员很热心地捐献银子和金子来支持祖国。只有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接受了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时(1938年),年老的教宗才感到愤怒。
225.3在长达17年的具有贡献的任期后,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39年2月10日去世,而他的接班人(1939年3月2日当选)是63岁的帕切里(Eugenio Pacelli)枢机,他取名比约/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当时的选举过程在一天内就结束了,而且帕切里(Pacelli)枢机是前任教宗的国务卿—他当选似乎是一种违背传统的现象。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学问渊博、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有罗马人的威严和平易近人的气质。
帕切里(Pacelli)出生在罗马,从1901年为教廷国务院工作,1917年当驻德国慕尼黑的宗座大使,1920年到柏林,同年提名为枢机,1930年为国务卿,所以他参与了教会的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谈判,尤其参与政教协定的谈判。
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提名原来在伯尔尼和巴黎任教廷大使的马里欧尼(Maglione)为国务卿,但他于1944年去世。此后教宗没有再次任命另一个国务卿。
从一开始,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便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在后来的6年中,这个战争消耗了教宗的大部分精力。教宗比约/庇护十二(Pius XII)想利用教会的一切道德权威在最后的时刻能阻止这个冲突的爆发。他想通过一个大会议调节国际的冲突,但德国和波兰反对这种想法,所以会议无法召开。教宗也想阻止意大利参与战争,但他的努力在1940年6月后也同样失效,意大利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教会使用外交手段要早一点结束战争,但都没有效果。教宗也提出一个纲领来建立真正的、公平的和长期的和平,尤其通过他的“圣诞节讲演”传播了这些思想。很多人肯定了教宗这些追求和平的努力,包括美国统治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他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曾派遣了一个代表到罗马教廷。然而,教宗始终非常严格地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在德国攻击了俄罗斯后也是这样的。教宗很成功地试图保护罗马城不遭受列强的空军袭击或其他毁灭,但他没能保护本笃会的母院卡西诺山(Montecassino)—列强的空军完全炸毁了这个古老的隐修院。教宗在拯救意大利文物方面具有不朽的贡献,同时他也接受了5000多名犹太人进入罗马的教堂和隐修院,这样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不让纳粹党和法西斯派的人杀害他们。然而,他也与那些极权制度(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保持联系,这样想保持一些机构,因为他希望通过这些机构他能继续为犹太人服务。因为他没有公开地谴责犹太民族遭受的毁灭,所以他在死后曾经受了严重的批评,但他没有提出公开的抗议只是因为他想避免更大的灾难。
虽然教宗多次呼吁人们不应让平民遭受伤害,对各地的城市和农村的空军袭击越来越强烈。梵蒂冈早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创立了一个寻找失踪者和战俘信息服务中心,而这个服务中心前后回应了1100万相关的问题。宗座的慈善机构在战后时期的困境中在欧洲很多国家中组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有爱心的服务,尤其帮助难民与被驱逐的人、远东的灾区以及自然灾害的灾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移民,教宗要求取缔各种入境的限制规定,并于1952年专门发表一个针对移民牧灵照顾的通谕。他反对列强宣布德国人民为战争的“集体责任”(Kollektivschuld Deutschlands)并派遣了一个宗座视察员到德国,他于1950年成为宗座驻德大使,这样帮助了德国共和国迈出政治上的第一步。教宗没有承认奥德尔—尼斯河(Oder—Neisse)的分界线,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波兰的不满(参见229.4)。
除了减轻物质上的困境,教宗也致力于创造欧洲人内心中的正义感及各民族的无私合作精神。他反对任何自私的爱国主义并认为,欧洲共同体或欧洲各民族的联盟有助于拯救基督宗教文化的种种价值。虽然教宗没有加入联合国,因为他需要保持中立性,但在某些非政治性的联合国部门中,他派遣了一些代表,并在欧洲共同体的大会上也有梵蒂冈的观察员。
在教会内部的工作方面,比约/庇护十二世也同样有重大的贡献和影响。他在1946年与1953年提名很多(总共56位)新的枢机主教,其中很强调教会的国际性。这样他消除了意大利人在枢机团中占多数的古老传统并更多重视欧洲以外的公教徒。在他的任期内又有很多新的政教协定,尤其是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全面协定(参见227.6)。比约/庇护十二世很勇敢地反对战争后“极权国度”的种种限制,但也尽力反对一切只有的名义上与罗马有关系的“国度教会”的形成。教宗在无数的讲演、文献、牧函与宣言中谈论和澄清了很多迫切的世界观问题,包括经济制度问题、社会生活以及普通科学上的问题。在1951年的传教通谕中,他要求传教士尽力尊敬其他习俗与传统。通过一些针对礼仪年的规定他想凸显出复活节的核心地位,又注意到牧灵的需要(参见219.2)。另一些文献谈论圣经学、教会论、礼仪运动以及“新神学”(参见220.3)。教宗也特别关注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他对现代牧灵工作是开放的,并且改革了隐修会的一些制度(尤其是默观式的修会),又创立了“世俗会”(参见219.7),这样创造了新的传教方式。通过“一个至圣的教会”(“Una Sancta”)的谈论会,他也为保护公教信仰的内容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参见231.4)。作为教会的最高教导者,他于1950年11月1日隆重地宣布了圣母身体与灵魂都被接升天的信条(拉丁原文:Mariam expleto terrestris vitae cursu fuisse corpore et anima ad caelestem gloriam assumnptam)。教廷于1946年向世界上所有的主教送出了相关的问卷,结果主教们似乎全部都支持这一些信条;实际上,第一次梵蒂冈大会早已经想决定这一点。教宗规定,1954年应该是纪念1854年宣布的“圣母原染原罪”的“圣母年”,同时他也将比约/庇护十世列为圣人。关于当时在罗马伯多禄/彼得大堂下面进行的考古研究,参见第1卷,10.3。
在比约/庇护十二世的任期内,罗马的宗座在国际上的威望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在1950年,教宗在教会的崇高地位特别突出,因为1950年被宣布为“圣禧年”,而当年去罗马的朝圣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禧年”。
225.4在帕切里(Pacelli)教宗(即比约/庇护十二世)去世时,教会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向外开放”(Aggiornamento)政策—这种政策的影响与结果现在还不能作全面的评价。
枢机们开会并早在第四天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的教宗,就是来自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农民家庭的润卡利(Angelo Guiseppe Roncalli),他取名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958—1963年)。当时已77岁的新教宗曾经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Sofia)、伊斯坦布尔(Istanbul)及雅典当过教廷大使,也曾经在法国当大使9年之久,最后他成了威尼斯(Venezia)的宗主教(patriarcha)。他有父亲般的仁爱,非常慈祥地对待所有的人,但同时也很勇敢地面对新的情况并意识到当代的需要:在1959年,他宣布将要在梵蒂冈举行一个大公主教会议—比约/庇护十一世及十二世(Pius XI和XII)也曾经想过举行这样的大会议。为了准备这个大公会议.他于1960年在罗马根据传统形式召开了一个教区主教会议,改革了礼仪,扩大了枢机团(并继续将它国际化)以及创立一个“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任命耶稣会枢机贝亚(Augustin Bea)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在1961年的圣诞节,教会正式邀请了大约2500名代表人物来参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并于1962年10月11日召开会议。除了主教们也有一些由教宗提名的神学家参与会议,又有一些非天主教(公教)的基督宗教团体和教会的代表。一个核心准备委员会当时支持73个方案。在第一个会期,大会只能谈论其中5个方案,但未能作决定。由于会议的进展太慢,教宗任命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来减少谈论的内容,所以后来只有13个方案(参见233)。
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在会议第一个会期后去世了,但他的死亡不能阻碍他所推动的“教会重新反省自己”(die neue Selbstbesinnung der Kirche)的过程。他的接班人是米兰的门提尼(Montini)枢机,即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他决定要继续召开这个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