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基督教史

第三十三章：基督教在地域上的扩张

就如改良过的通讯工具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福音和西方文明纯粹的、满有希望的势力的传播，同样，因这些进步而团结起来的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令敌对基督国度的势力更迅速地传播。

——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1910年

殖民主义时期的宣教事业

在西方世界，基督徒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有着很大差异。一些基督徒极为反对殖民运动，他们的理由是，殖民运动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也有许多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抗议一些殖民地居民所受的虐待。但是，总的来说，殖民者——包括许多敬虔的基督徒——相信，他们的殖民事业是正当的，因为被殖民者从殖民事业中获益。在他们看来，上帝已经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这两大恩惠赐给了白人——欧洲人和北美洲的殖民者，目的是让他们与世人分享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好处。这份责任就是所谓的白人的负担：将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和基督教的益处传遍世界。

这些愿景是有理由的。例如，医学传到许多偏远的地区，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地区的财富，因此，这得到当地某些特定阶层的支持。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受益于时代的进步，对于他们来说，现代性所许诺的进步已经实现了。但是，在全世界，现代性也令许多人失去了土地，它摧毁了许多维系社会数百年之久的文化模式，全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管怎样，整个殖民事业的基础是种族与文化的傲慢，它只能造成反殖民主义，而反殖民主义成为20世纪中期的标志。

教会深受这些环境和思想的影响，但是，殖民主义与宣教的关系非常复杂。虽然宣教士经常被控告为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因为有许多宣教士反对殖民主义，他们从各个方面来批评与谴责殖民主义。宣教士凭借殖民主义所打开的大门才可以宣教的观念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虽然宣教士在很多时候去到殖民地宣教，但是，也有许多宣教士去到白人商人或殖民者以前从未到过的地区。此外，许多殖民地当局和商人反对宣教士宣教，因为他们担心宗教冲突会妨碍贸易。实际上，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的新教国家——的殖民扩张是与宣教同时进行的，因此，两者有时相互支持，有时彼此妨碍。

宣教事业在19世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建立了许多宣教组织。一些组织成员来自同一个宗派，而另一些组织则打破了宗派的界限。所有宣教组织都是自发成立的，因为体制教会通常并不支持宣教。宣教运动的先驱是1698年成立的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S. P. C. K）和1701年成立的海外福音推广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S. P. G）。它们都是由英国圣公会信徒创办的，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们的主要宣教对象是移民到海外的英国人。由于敬虔派、摩拉维亚派信徒和循道宗信徒的影响，一些类似的宣教组织也于18世纪成立了。但是，宣教组织的全盛期始于18 世纪末，并在19世纪持续了一百年。通过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不懈努力，浸信会向异教徒特传福音会（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st the Heathen，它的名字后来改为浸信会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于1792年成立。三年之后，一群循道宗信徒、长老会信徒和公理会信徒创建了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M. S），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浸信会信徒。1799年，英国圣公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了，它的成员是英国圣公会的福音派。其他有着更明确目标的机构也纷纷建立， 如1804年成立的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宣教运动后来发展到其他国家，新教的宣教机构很快就在荷兰、瑞士、丹麦、德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在法国，既出现了新教宣教机构，也出现了天主教宣教机构。美国的公理会信徒创建了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当其中一位宣教士阿朵拉姆·贾德森（Adoniram Judson）成为浸信会信徒时，一个支持他和其他浸信会信徒的宣教机构成立了，该机构最终发展成美国浸信会联会（American Baptist Convention）。

这些宣教机构的成立，表明了19世纪宣教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它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以前的几百年中，大部分宣教工作是在国家官方支持之下进行的。但是，在19世纪，西方大多数政府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与宣教机构的官方往来。多年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试图将宣教士赶出它所控制的地区。欧洲的大多数政府和美国对宣教士及其目标采取中立的态度——有时还有一点敌意。至少从理论上讲，宣教士只能指望他们参与其他事业的同胞的保护。但是，同以往的宣教相比，现代宣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需要资金支持。很少会有政府和教会愿意为宣教事业奉献资金。想去宣教的人缺少国家和教会的经济支持，他们只能求助于公众，因此，宣教机构随之增多，并发展壮大。

结果，国际宣教工作几百年来第一次引起教会成员的广泛兴趣。当然，其时还有许多人对宣教毫无兴趣。但是，那些希望宣教的人，从最年轻的到最年老的，都促进了福音在偏远地区、甚至在国外的传讲。宣教机构带回来亚洲或非洲最遥远地区的消息，因此，它们不仅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成为教授异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机构。

女基督徒在宣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宗派中，女基督徒建立了自己的宣教机构，并为海外宣教筹集物资，寻求支持。起初，宣教士都是男性——尽管许多宣教士已经结婚，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带在身边。但是，事实很快就证明，女宣教士在海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些女性宣教机构开始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在天主教宣教士中，女宣教士通常是修女，她们在宣教地所做的工作类似于她们在家乡开展的工作：教导、做护理员和照顾老人等等。在新教宣教士中，女宣教士开始承担她们在家乡被禁止承担的责任，如讲道和管理教会（当时所盛行的种族主义令人们可以接受这些女宣教士有高于“当地人”的权 威，而这种权威是她们在自己家乡因性别主义而禁止的）。最终，这些女宣教士的榜样和她们成功的消息，促使留在欧洲和美国的女基督徒寻求得到同样的机会。因此，宣教运动是西方新教徒中女权运动的根源之一。

最后，宣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各个宗派开始合作。对于印度或中国的宣教工作来说，在欧洲或美国看似合理的宗派竞争成为宣教工作的绊脚石。因此，许多宣教士采取措施，消除宗派之间的障碍，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归信基督教的人很快也这样做了。一些宣教机构的成员不只来自一个宗派。在宣教方面，宣教士不断寻找共同为主作见证和避免宗派竞争的方法。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宣教经验至少在新教徒中成为普世教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根源。

亚洲与大洋洲

数百年来，远东的古老文明始终令欧洲人梦绕魂牵。中世纪的著作记载了远东地区的古怪习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物，但往往都是含糊不清的传言。后来，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其他旅行家带来消息，称中国和印度的宫廷都极为富有。16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和印度建立了永久的贸易站，随后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寻找类似的据 点。贸易和对贸易的保护经常导致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宣教士和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并不总是赞同殖民政策，但他们还是在欧洲的殖民扩张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亚洲，印度次大陆——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最先受到殖民主义扩张新浪潮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印度次大陆在古代就有了基督教（参上卷第二十五章），而且天主教在16 世纪传到了那里（参上卷第三十七章）。18世纪初，在一位深受敬虔主义影响的丹麦国王的赞助之下，新教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了印度次大陆。随着英国势力的突然增长，新教的宣教事业于19世纪取得了最大进展。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初在印度开始了它的业务。一百年之后， 该公司几乎统治着印度次大陆的整个东海岸。几年之前，英国殖民者占领了锡兰（Ceylon）。到了19世纪中叶，几乎整个印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1858年，通过议会的一项法案，英国政府夺取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度开始直接处于英国国王的统治之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它开展业务的最初一百年反对宣教工作，因为它担心基督教的教导可能会导致阻碍贸易的紧张局势和骚乱。这项政策在英国几乎无人反对，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人关心宣教。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其中一个原因是威廉·克里的不懈努力，因此，他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现代宣教的奠基人”。

虽然威廉·克里成长在一个圣公会家庭，但是，他成为了浸信会信徒。他的职业是教师和鞋匠，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太平洋发现新大陆的消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将自己的信仰与他对遥远的新大陆的兴趣联系在一起，他相信，基督徒有义务在遥远的国家向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当时，这样的想法非同寻常，他受到了很多批评。后来，他召集了许多具有同样心志的基督徒，他们成立了浸信会向异教徒特传福音会。当该会找不到可以差派的宣教士时，克里决定自己去宣教。1793年，他和自己的家人最终在加尔各答登陆，还有一位协助他宣教的医生与他同行。他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写给英国一位赞助者的信中称：“到处都有障碍，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这足以说明他的处境。他的热情，尤其是他向英国发回的报告，重新唤起人们对宣教的热情，第二支宣教队最终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新来的宣教士在加尔各答定居，因此，克里搬到附近的塞兰坡（Serampore），这里成为整场宣教运动的总部。他和他的同工——其中一位是印刷工——认为，他们最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让印度人可以读到圣经。克里有着学习语言的非凡天赋。在他去世之前，他已将圣经或部分圣经译成了三十五种语言——他后来因翻译中的错误受到了批评，导致那些错误的原因是他对其中许多语言的知识都非常有限。他也致力于废除印度人在丈夫的葬礼上烧死妻子殉葬的习俗。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克里的工作和传回到英国与美国的消息激励许多人效法他的榜样。在他的影响之下，许多宣教机构于19世纪初成立。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听说了克里的事迹，他们觉得自己也得到了宣教的呼召。1813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修改它的宪章时，英国议会在新宪章中增加了一条：宣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东印度公司所管治的地区。

在印度，克里的工作最初并没有帮助许多人归信基督教。但是，到了他宣教生涯的晚年，教会显然已经在印度深深扎根，其他人将继续他的工作。在下一代人中，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因他在教育领域的工作而闻名于世，因为他相信，教育是基督教进入印度的最好方法。由于他和其他人的工作，到了一百年之后印度独立时，新印度的许多领袖或是基督徒，或是深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人士。

与此同时，印度的许多平民归信了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坚持认为， 盛行在印度的种姓制度是错误的。在印度的传统中，如果不同种姓的人共同领受圣餐，那么，圣餐中的擘饼就恰巧打破了种姓制度。因此，许多贱民（untouchable）和传统上被排斥在印度主流社会之外的部落在新教当中找到了一种解放的力量，他们归信了新教。同样，许多女性在基督教中得到了自由，她们开始担任教会中的重要职务。其中最卓越的是潘迪塔·拉玛贝伊（Pandita Ramabai），她先后到过英国和美国，后来又回到了印度，她在余生致力于女性的教育事业。由于她的工作，印度的许多女性得以对印度的教会和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东南亚，曾经强大的暹罗王国（现在的泰国）将殖民势力一分为二。东方是法国殖民地——当时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而英国殖民者则控制了暹罗西方的缅甸。在法国殖民地中，天主教宣教士将那些在他们带领下归信基督教的信徒安排在独立的村庄中，在这些村庄里，他们可以按照天主教的教导生活。结果，法国殖民地被分为两个部分：天主教村庄和佛教村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缅甸，最著名的宣教士是阿朵拉姆·贾德森，他是由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所差派的美国公理会宣教士，他在前往宣教地的途中成为了浸信会信徒。他效法克里的榜样，和他的妻子一同将圣经译成了缅甸文、泰文和其他文字。他们赢得的信徒并不是很多，但是，其中的柯大溥（Ko Tha Byu）后来在他的部落克伦人（Karen）中开始了一场大归信运动——到了21世纪，许多克伦人为了逃避军事镇压而被迫逃到美国避难。在东南亚，只有暹罗可以保持独立，这里既有天主教宣教士，也有新教宣教士。虽然一场短暂的迫害阻碍了他们的工作，但是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些相当强大的教会。

中国仍是远东一个庞大的帝国。基督教曾屡次传到中国，但是，由于它所处的孤立环境和它所受到的迫害，宣教成果也屡次消失无踪。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同工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教会（见上卷第二十七章）。但是，后来出现了一段孤立主义时期，到了19世纪初，中国这个天主教社群的生存并不稳固。长久以来，新教宣教士一直梦想着进入中国。克里的一位同工已经开始了一项不朽的工作： 他将圣经译成中文，并同许多圣经翻译者一样，他也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的巨大帮助，中国人在译经工作上也极具创造力。后来， 苏格兰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定居广州，并致力于将圣经和其他著作译成中文。他用了七年时间才带领第一个中国人归信了基督教，他从未赢得许多信徒。但是，他的榜样和圣经中译本的存在，仍令基督教信息传入这个庞大帝国的梦想没有破灭。但有一大难题，即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只有一小部分被中国人视为西方野蛮人的外国人获允进入特定的港口城市进行贸易。

后来，鸦片战争（1839—1842）爆发了。这是西方殖民史上最可耻的一幕，因为在英国商人直接违反中国政府的法律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护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而向中国发动了战争。

《南京条约》结束了鸦片战争，但是，中国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商人开放了五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法英国殖民者的榜样，他们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强迫中国人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许多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的条约，也允许宣教士进入中国宣教，一些条约还给予他们特别的保护。最终，有些特殊条款甚至将中国基督徒包括在内——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一些中国人为了物质利益而接受了洗礼，他们被许多人称为“吃教者”（Rice Christians），他们显然是为了享受像食物这样的特权才信仰基督教。各国和各宗派的宣教士很快就相继去到中国，他们最初的成功令人备受鼓舞。

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副产品：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是私塾先生，而他读过许多谈基督教的文章，他认为，建立太平天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是太平天国的国王。在太平天国中，一切都是共有的，男女平等，还有针对妓女、通奸、奴隶制 度、女子裹脚、鸦片、烟草和酒精的法律。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发展成公然的起义，太平军赢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1853年，他们在南京建立了天国首都，改南京为天京，甚至威胁到帝国的首都北京。最终，大清帝国军队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之下平定了叛乱。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五年，造成二百万人丧生（有意思的是，许多赞扬本国的革命与军中勇士的宣教士却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理由是暴力有悖于基督教信仰）。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戴德生（J.Hudson Taylor）第一次去到中国。但是，糟糕的身体状况迫使他又回到了英国，后来，他致力于创建与领导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该会的赞助之下他又回到了中国。中国内地会的目标是向中国传福音，前提是它不会造成欧洲与美国新教中那种分裂。它接收所有宗派的宣教士，这令数百间教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它也拒绝利用外国的保护带来的所谓优势，因为它意识到，使用这样的特权只能引起中国人的憎恨，最终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戴德生的预测实现了。1899—1901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便是中国人憎恨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暴力表达。据估计，超过三万名中国基督徒惨遭杀害，其中一些在被酷刑折磨之后牺牲，还有一些在被杀之前被迫喝下其他被害基督徒的血。北京的各国外交官一直在谴责发生在清朝的这些暴行，于是，他们遭到围攻，直到一支西方联军将他们救出。最终，西方列强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包括支付巨额赔款。一些宣教机构从义和团起义中吸取了教训，它们拒绝接受任何赔款。最终，所有这些动乱导致大清帝国灭亡。1911年，革命再次爆发，皇帝被迫退位，这为建立中华民国开辟了道路。这时，中国的新教宣教士已经达到数万人之多，中国的每一个省都出现了兴旺的教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成为了教会领袖。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西方一些观察家开始表达带领整个中华民族归信基督教的愿望，就像是曾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所发生的那样。

19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完全与西方隔绝。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M. C. Perry）迫使日本人与西方国家签署了第一份贸易条约。后来，英国、法国、荷兰和俄国纷纷仿效美国的做法。1864年，一支西方联军结束了日本对外国势力的所有抵抗。日本人看到了西方的科技优势，他们尽其所能地向西方学习。到了19世纪末，日本已经成为能击败中国和俄国的工业与军事强国；1910年，日本吞并了过去的朝鲜。日本迅速西化，这有利于在佩里之后不久来到日本的宣教士。教会很快就在日本的主要城市建立起来，日本的教会有了本土的教会领袖。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宣教士在长崎附近发现，大约有十万人仍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沙勿略和其他耶稣会宣教士所教给他们祖先的一些东西（参上卷第三十七章）。

日本人从佩里那里学到很好的教训，1876年，他们强迫朝鲜与他们签订了朝鲜的第一份贸易条约。很快，朝鲜就与美国（1882年）、英国（1883年）和俄国（1884年）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为第一批新教宣教士来到朝鲜开辟了道路：美国的循道宗宣教士和长老会宣教士于1884年去到了朝鲜。他们的策略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养的教会，并为这些教会培养它所必需的本土领袖。他们取得的成果是惊人的。虽然日本于1910年对朝鲜的占领给教会带来了困难，但是，教会仍在兴旺发展，朝鲜的基督徒在国家人口中的比率很快就在除菲律宾以外的远东国家中成为最高的。

此前很久，西班牙殖民者就征服了菲律宾，并开始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到了19世纪初，大多数菲律宾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令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渴望独立。1896年菲律宾宣布独立，尽管在长达五十年之后菲律宾才真正取得独立。两年之后，由于美西战争的失利，西班牙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但是，这并没有结束菲律宾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始终在战斗，直到菲律宾于1946年最终独立。在菲律宾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天主教是殖民政府手中的工具，这促进了菲律宾独立教会（Filipino Independent Church）的建立——它后来受到新教的影响，更加疏远天主教。新教徒在美国占领菲律宾期间进入了菲律宾，但是，他们在1914年之前建立的教会还是很少。

葡萄牙人最早在印度尼西亚殖民，但是到了19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主要处于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1798年之前一直负责殖民地的事务，它对宣教怀有敌意。因此，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宣教士尽其所能地向印度尼西亚人宣教。腐败的政府和赤裸裸的剥削遭到荷兰基督徒的猛烈批评，这导致荷兰殖民者于1870年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英国冒险家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被任命为婆罗洲（Borneo）的沙捞越（Sarawak）的酋长或国王。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他的儿子查尔斯·安东尼·布鲁克（Charles Anthony Brooke）和孙子查尔斯·维耐尔·布鲁克（Charles Vyner Brooke）——邀请宣教士到他们的领地宣教，他们希望宣教士能改善当地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他们也鼓励中国的基督徒移民。到了19世纪末，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了许多基督徒——尽管沙捞越当时还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以东、以南地区，对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来说只是有所听闻而已，但是，库克船长从1768年到1779年的探险引起了英国人对这里的关注，就像是库克船长的航海唤起了威廉·克里对国外的兴趣。在这一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面积最大，英国殖民者很快就开始在这两个地方殖民，他们在这里所建立的教会类似于英国的教会。大批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s）死于欧洲移民和他们带来的疾病，教会对欧洲移民虐待和剥削当地人提出了抗议。在新西兰，像豪豪（Hau Hau）和林格图（Ringatu）这样的运动，将毛利人的古老传统与基督教的教导和他们对公正与自我辩护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到了21 世纪，这样的运动还在毛利人中拥有大批追随者。太平洋上一些面积较小的岛屿最初只是引起探险家和梦想家的注意，后来它们也引起了宣教士的兴趣，并最终将帝国主义国家的视线引至这里（帝国主义国家在1870年之后开始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它们以此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19世纪末，几乎太平洋上每一座岛屿都有一个国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时，大多数玻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都是基督徒，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的几乎每一座岛上都有了教会。只有在最遥远的地区，如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内陆，基督的名才没有被宣扬。

非洲与穆斯林世界

数百年来，穆斯林国家始终阻碍着欧洲向南方和东南方扩张。北非海岸的穆斯林国家以南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欧洲人看来，这片土地之外是危险的热带地区。因此，欧洲人渐渐认为，非洲和穆斯林国家是阻碍他们获取东方财富的障碍。但是，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这样一种世界观被彻底改变了。19世纪初，近东和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它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它于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已经控制了非洲北海岸，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这令许多人认为，宣教士有可能在非洲北海岸和其他传统穆斯林国家开展宣教工作。

然而，在近东和北非海岸已经有了基督徒——这里毕竟是基督教的诞生地。因此，对于西方的宣教士来说，主要问题是他们应当如何处理自己的工作与这些更古老教会的关系。总的来说，罗马天主教徒试图令所有东方基督徒与罗马合一，并让他们顺服于教宗。这些东方基督徒仍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崇拜仪式和传统，但是，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罗马天主教徒，被称为东仪天主教徒（Uniates）。为了以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解决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东方礼仪委员会（Congregation of Eastern Rites）于1862年在罗马成立。虽然罗马天主教徒也试图带领穆斯林归信基督教， 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并不是很成功。另一方面，新教徒经常寻求与古老的东方教会合作，他们希望这样的合作将复兴东方教会的生活。这个计划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最终在东方古老的教会中制造了紧张关系，这些教会后来分裂了。保守的东方教会重回它们的古老传统， 而较为进步的东方教会成为了新教教会。新教在东方教会的这些分裂中赢得了它在当地的绝大多数信徒，尽管它也开始在穆斯林中赢得信徒。新教的宣教工作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尤其成功。

19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在黑非洲有一些被包围的领土。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统治并没有深入遥远的非洲内陆。1652年，荷兰殖民者在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随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Senegal）开设了贸易站。1799年，英国殖民者建立了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他们规定，获得自由并希望回到非洲的黑人可以来到塞拉利昂。这是欧洲殖民者于19世纪初在非洲的殖民范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1914年，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能够在整个非洲大陆保持独立——利比里亚是美国废奴运动的早期产物。

殖民进程在19世纪初还相当缓慢。英国殖民者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走了好望角，荷兰殖民者来到北方，并建立了新殖民地。1820年，美国的第一批黑奴抵达了1847年获得独立的利比里亚。与此同时，宣教士来到了欧洲人以前从不知晓的地区，他们让世人了解到奴隶贸易的强取豪夺和非洲内陆的经济资源。1867年，钻石在南非被发现。法国试图将它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领地与塞内加尔的领地连接起来。德国于1884年占领了纳米比亚（Namibia），它也加入到殖民地竞争者的行列。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权力在自己的国家受到限制，他将殖民刚果视为个人的事业，1908年，刚果正式成为比属刚果。1885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西属几内亚和里奥得奥罗（Rio de Oro）。后来，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Eritrea）。这时，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已被英国、法国和德国瓜分。

这些事件唤起欧洲与美国宣教士的兴趣。总的来说，天主教宣教士在天主教殖民地中最为成功，而新教宣教士在英国和德国的殖民地中赢得了更多信徒。在天主教殖民地中，关于管辖权的争论——葡萄牙仍声称它有对非洲所有教会的古老保护权——阻碍了天主教的发展，而法国和比利时则因刚果峡谷的问题爆发了冲突。

前往非洲的最著名的新教宣教士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他是苏格兰人，也是一位医生，经常在非洲南部旅行传道，医治病人，并写下大量笔记，将他亲眼所见的所有奇人异事都记载下来。利文斯通的目标和愿望不只是带领人们归信基督教，也是让非洲人可以进行合法贸易，从而结束恐怖的奴隶贸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四处奔走；他有时是宣教士，有时是英国政府的代表。他总是如实汇报他的所见所闻，赢得了非洲许多黑人的爱戴与信任，因为他们逐渐了解到他的行事为人。苏格兰和北大西洋国家开始关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利文斯通的著作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它们为奴隶贸易的废除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1914年，不仅非洲大多数国家成为殖民地，而且非洲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了基督教会。非洲的重要城市有了教会，内陆许多偏远乡村也有了教会。这时，非洲的教会都在培养自己的领袖，并在新地区开展它们的工作。塞缪尔·克劳瑟（Samuel Crowther）是最早生于非洲的宣教士之一，他于1843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满怀热情地说，用他的母语进行崇拜和讲道，这种经历就像一场梦。但是，随后是漫长的斗争，因为非洲的领袖要求与生于国外的宣教士平等。

拉丁美洲

我们在第二十九章中已经讲过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对拉丁美洲天主教的影响。但是，殖民地的独立也令新教的教会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起来。起初，这是移民的结果。新政府出于许多原因而认为它们应当鼓励移民。首先，它们的目的是仿效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如英 国；它们希望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会提供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经验丰富的人员。其次，尚有未被开垦的广阔耕地。定居在这里的移民将耕种这些土地，并增加国家的财富。最后，必须介绍和传播与来自西班牙的思想不同的、还在许多天主教徒中孕育的思想。因此，在整个19世纪，一些拉丁美洲政府，尤其是自由派政府，鼓励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移民。

在实施这项政策时，一定要记得，未来的许多移民是新教徒，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将会怂恿那些毫无原则的伪君子移民——这是墨西哥在得克萨斯学到的惨痛教训。因此，许多政府，甚至是不给予自己公民宗教自由的政府，也颁布法律，保障移民的宗教自由。但是，它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法律有不和谐的因素， 因为它们不得不赋予自己的公民同样的权利。因此，鼓励外国移民的这项政策最终促进了新教在拉丁美洲的传播。

拉丁美洲早期的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还有很少一部分来自美国（如果不算移民到从墨西哥那里夺来的地区中的人），因为美国人当时正在向西部扩张，西部有充足的土地，美国人不需要向拉丁美洲移民。许多苏格兰人移民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这里的气候与他们家乡类似，在许多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条件还要好于他们的家乡。因此，在第一批拉丁美洲人归信新教之前很久，新教徒就已经在拉丁美洲南部一些重要城市用英语举行崇拜了。

依靠移民宣教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詹姆斯·西奥多·霍利（James Theodore Holly）和他的一百一十个同伴。他们是美国圣公会的黑人基督徒，从美国移民到海地，希望在海地得到更大的自由，并向海地人传福音。其中四十三人在十八个月后死于各种疾病。大多数幸存者决定回到美国或继续前往牙买加。但是，霍利和少数人留了下来，他们在海地建立了一个教会。1876年，美国圣公会授予霍利圣职，他成为海地使徒正统教会（Apostolic Orthodox Church of Haiti）——后来的海地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of Haiti）——的第一位主教。

移民运动最终促成在拉丁美洲本地人中间的宣教。第一位来到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可能是苏格兰人詹姆斯·托马森（James Thomson），他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浸信会代表，于1818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随后一些年中，他走访了阿根廷、智利、古巴和墨西哥，后来又去了其他一些国家。在哥伦比亚，他在几位自由派牧师的帮助之下创建了一个圣经公会。他的主要工作是分发西班牙文圣经，并亲自与牧师和其他人讨论问题。19世纪下半叶，新教徒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开始了永久性的工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有记载的西班牙语讲道是在1867 年。大约在同一时期，长老会正在智利开展工作。总的来说，美国的宣教机构在1870年之后开始主动关注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制约新教宣教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天主教的存在，在欧洲和美国也是如此。向拉丁美洲宣教将意味着天主教徒并不是基督徒， 或者天主教是有缺陷的，这是令许多新教宣教机构和教会畏足的原因。尤其是在英美两国的圣公会基督徒中，有人强烈反对在天主教徒中宣 教。因此，圣公会在拉丁美洲最早宣教工作是在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的印第安人中进行的。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新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早期的大多数宣教士不仅关心灵魂的得救，也关注信徒的身体健康与教育。因此，新教徒很快就因他们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中的工作而闻名于世。此外，随着美国的威望越来越高，与美国有关的教会也多了起来。早期的大多数宣教士来自较大的宗派，但是到了20世纪初，保守的小宗派所派出的宣教士越来越多。

拉丁美洲的其他新教会源于教会的分裂。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最终成为圣公会信徒。在智利，于1910年被逐出循道宗的一小群灵恩派信徒建立了循道宗五旬节教会，它的发展已超过了母会（参第三十七章）。因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在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由宣教士直接建立的教会以及在拉丁美洲土生土长的其他教会，都有了大量的新教徒。

普世教会运动

当我们回顾19世纪的基督教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19世纪的基督教中，一个真正的普世教会的诞生，是最重要的发展。在此之前，基督教几乎完全是西方的宗教。到了1914年，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了教会，这些教会开始培养自己的领袖，它们对在自身独特处境中的基督教有着自己的理解。从两种意义上讲，这是普世教会运动的开端。首先，普世一词的意思是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pertaining to the entire inhabited earth）。因此，基督教在19世纪比它在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普世。其次，如果我们将普世理解为基督教的合一，现代基督教合一运动的一个驱动力显然是宣教运动。

在有各个宗派基督徒共同生活的美国，各项事业——如废除奴隶 制、禁酒、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等——都要求美国的基督徒必须进行跨宗派合作，因此，普世教会思想在美国有着良好的基础。在美国，对宗派的忠诚甚至不会给正在从事的工作造成任何障碍，因此，分歧很少会受到质疑。或许，最严重的这类质疑体现在基督门徒会的创立上（参第二十七章）——它最终发展成又一个宗派。

然而，基督徒必须在海外宣教中彼此合作。某个宗派的宣教士所翻译的圣经会被其他宗派的宣教士使用，这样的合作很快就显明，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十分有效。此外，还有广大地区正等着聆听福音，因 此，就哪个宗派或宣教机构负责向哪个地区宣教而言，宣教士必须达成一致。但最为重要的是，宣教士如何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同一个福音，而不是传多个福音并各自声称他们所传的福音才是真福音。在欧洲和美国看似完全正常的分歧，在印度南部和日本则没多大意义。因此，对传福音满怀热情的基督徒很快就相信，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必须合作。

普世教会运动的伟大先驱非威廉·克里莫属，他建议1810年在南非的开普敦（Cape Town）召开一次国际宣教会议。他希望这样一次会议可以将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聚集在一起，目的是分享信息和协调工作。当时，许多基督徒只关心他们自身的传统，因此无人理睬克里的建议。在整整一百年之后，他的建议才被采纳。与此同时，许多规模较小的宣教会议在差派宣教士的国家和宣教地召开。

1910年，第一次世界宣教大会（First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最终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了。它与以前的会议不同，宣教机构的正式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代表的人数是根据每一个宣教机构为整个宣教事业所奉献的经费而定。此次大会的宗旨在于专门讨论向非基督徒宣教，因此完全没有论及新教徒向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或近东的东正教徒宣教的问题。它还决定不讨论“信仰与教制”的问题，因为与会的代表担心，讨论这个问题只能导致各个宗派更加疏远。在筹备会议过程中，全世界有数百人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通过信件以及地区或地方会议来跟踪事态的整体进展。当会议最终召开时，大多数代表是英国人或北美人，还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代表。只有十七位与会者来自较年轻的教会，其中三位是执委会的特别嘉宾。

此次大会完全实现了它预定的基本目标：分享信息和协调工作，但是，它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首先，基督教第一次召开了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是来自各个宗派宣教机构的正式代表。这本身就为召开类似的会议开辟了道路，它们还将讨论宣教之外的其他问题。其次，此次大会任命了一个续办委员会，这表明，已经开始的普世教会运动完全有望继续下去。这个续办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进一步的研究和会议，并最终促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的成立。第三，此次大会认可了20世纪最初几十年许多普世教会运动领袖的国际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循道宗平信徒约翰·莫特（John R. Mott）。最后， 此次大会的重要性甚至在于它所没有讨论的问题，尤其是“信仰与教制”问题和在拉丁美洲宣教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些没有被讨论的问题促成了信仰与教制运动和拉丁美洲教会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信仰与教制运动是促成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于1948年成立的最强大的运动之一。简而言之，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of Edinburgh）成为现代普世教会运动最重要的先驱。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基督徒认为，他们不仅有义务开会讨论教会事务，也要寻找维护世界和平的方法。1914年8月2日，一个通过教会来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在德国康斯坦茨成立了。就在同一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