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基督教史

第三十四章：罗马天主教

让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丑行：令一些其绝大多数公民自称为基督徒的国家享有巨大的财富，而其他国家却在忍受贫困、饥饿、疾病和各种苦难。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上次讲到罗马天主教时（第三十二章），我们看到，它对现代世界的回应主要是恐惧和谴责。导致天主教做出这种回应的原因在于：教宗国落入新国家意大利之手；他们害怕，世俗国家将妨碍天主教的工作；他们也担心现代思想将把天主教徒引入歧途。总的来说，在约翰二十三世之前，即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天主教历史是特伦托大公会议的立场与政策的延续：主要是对抗新教。与此同时，天主教内的一些人认为，就神学和教会牧养而言，谴责与完全否定现代潮流是错误的。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忠实的批判者不断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方法，这些都被压制下来或是无人理睬。因此，20世纪前六十年的罗马天主教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见解不同的两群天主教徒的冲突史：一方希望延续特伦托大公会议和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制定的路线，而另一方希望看到天主教能够更加开放，更具创造性地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

约翰二十三世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下一任教宗的选举相比以前任何一位教宗的选举都更加困难。当枢机主教隆卡利（Roncalli）在第十一轮投票之后宣布当选为新教宗时，许多人评论称，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枢机主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教宗，他会为枢机主教赢得决定未来政策的时间。这位年迈的教宗取名为约翰二十三世，尽管他任期短暂（1958—1963），但是，天主教在其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约翰二十三世这个名字已经有了污点，它会让人们痛苦地想起阿维尼翁教廷和比萨的敌对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但是，新教宗取这个名字正是要表明，他希望开辟一片新天地。约翰二十三世很快就令罗马教廷的许多人和他的卫队感到忧虑，因为他史无前例地访问了罗马附近的贫困地区。一些人甚至担心，头脑简单的约翰二十三世可能难以担起他肩上的重任。但是，他经验丰富，智慧超群，他在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和法国担任棘手的教职时就已经向世人表明，他懂得谈判和外交的错综复杂。同样，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在世俗的巴黎的生活让他了解到，罗马天主教已经大大脱离了现代世界。他的重要工作将是恢复这一失去的联系。这需要他的所有外交才能，因为罗马教廷的许多人和其他许多高级教士并不像他那样来理解教会当时的状况。

约翰二十三世是一位肩负巨大使命的老人，他觉得必须迅速开展他的工作。因此，在他当选教宗三个月之后，便宣布了他即将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计划。罗马教廷的许多人并不赞同这种想法。以前，大多数大公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问题——通常是教会所认为的特别危险的异端问题。此外，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宣布教宗无误论之后，一些人认为，大公会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教宗应当像专制君主那样统治教会。其实，自从庇护九世的时代以来，始终有着教宗进一步集权化的倾向。但是，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并非如此。他坚持将其他主教称为“我的主教弟兄”，并坚持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不是命令他们。他也相信，教会完全“现代化”（aggiornamento）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只能通过教会全体主教的智慧和参与来实现。据说，当罗马教廷的一些人质疑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性时，约翰二十三世只是推开窗子说：“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吧。”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两年多。与此同时，约翰二十三世发布了通谕《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它被许多积极参与社会公义事业的天主教徒视为教宗对他们工作的认可。最终， 约翰二十三世于1962年10月11日正式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几乎没有人认为此次大公会议能完全抛弃天主教在过去四百年间所走过的路线。它讨论并通过了罗马教廷所准备的文件，总的来说，它只是重申了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并警告了当时的危 险。但是，约翰二十三世也采取措施，设法带领此次大公会议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在前一年成立了促进基督教合一秘书处（Secretariat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Unity），以此表明他认真追求与其他基督徒合一，他的目的是令此次大公会议严肃地寻求基督教的合一。他的开幕辞也定下了与大部分预备文件不同的基调，因为它表明教会现在应当以理解与鼓励的话来回应现代世界的关注，而不是用恶毒的谴责。非天主教观察员出席了此次大公会议——在会议召开时只有三十一位，到它结束前最后一次会议时已经达到九十三位，他们的参与，尤其是此次大公会议的人员构成，有助于进一步实现此次大公会议的上述目标。实际上， 在出席会议的主教中，来自西欧、加拿大和美国的主教只占百分之四十六，另有超过百分之四十二的主教代表拉丁美洲、亚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半以上的主教所属的教会财力有限，他们在会议期间的生活费必须由较为富裕的教会来承担。因此，梵二会议本身的人员构成，说明全世界基督教中心于20世纪发生了转移——就如我们将在第三十七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主教深切关注穷人的悲惨遭遇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对话，总的来说，他们强调说同情与理解的话，而不是进行自以为义的谴责。因此，约翰二十三世在他的开幕辞中所呼吁的“仁慈的良药”并非无人理睬。

很快就显而易见，参加梵二会议的绝大多数主教希望看到教会生 活，尤其是教会应对现代世界的方法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所讨论的第一份文件处理的是教会的崇拜仪式问题。在所有事先准备的文件中，这份文件提出了最重要的改革，因为改革崇拜仪式一直是前任教宗所关心的事情之一，罗马教廷的许多人认为，改革崇拜仪式是必要的。即便如此，少数的保守派还是希望阻止此次大公会议所提出的改革；但是，支持改革崇拜仪式的人占据了上风。当预备文件被退给文件起草委员会时，与之一同发出的指导意见清楚表明，保守派失败了。此后，筹备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基本上都被退回，并被要求大幅修改，甚至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所调整。

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会议颁发第一份文件，因为他于1963年6月去世了。下一任教宗取名为通常与特伦托大公会议相联系的保罗，一些保守派希望新教宗解散梵二会议，至少是采取强硬的措施阻止它的审议。但是，保罗六世（1963—1978）几乎立即宣布了他要继续召开梵二会议的计划。毫无疑问，保罗六世比约翰二十三世更保守，但是，他在梵二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发现，全世界的天主教领袖都认为，天主教必须有重要的新起点。当梵二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于1963年9月29日召开时，保罗六世呼吁出席会议的主教“在教会与现代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无需更多鼓励，梵二会议听从了保罗六世的建议——有时甚至比教宗所希望的更为迅速。关于崇拜仪式的文件从一开始便是所有文件中最进步的，会议批准了这份文件；但其他文件被退回重新起草，并被要求更加遵照教会对现代世界新的开放性来起草。《礼仪宪章》（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urgy）是第二次会议最切实的成果，全世界的信徒很快就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它批准可以在崇拜中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来使用本国语言。它还宣布：

只要保全了罗马礼仪的基本统一性，在修订礼仪书时，也要为不同团体、地区或民族，尤其是宣教区，留下合法的差异与适应的余地。

当时负责重新起草各种文件的委员会进行了重组，更多由梵二会议选出的委员进入文件起草委员会。有迹象表明，保罗六世对这一变化并不满意，有些人甚至担心他可能因此结束此次大公会议。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此次大公会议的第三次会议（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再次证明，任何被提交上来的文件，都必须符合会议的改革精神，否则它们将被否定，并被退给起草委员会。此次大公会议颁发了论教会、论东正教和论普世教会运动的文件。许多与会者痛苦地看 到，保罗六世为论教会的文件加上了一个注释，它阐明主教分权制的前提是教宗居首位；他也对关于普世教会运动的教令——已被会议批准——进行了一些修改，非天主教徒会认为，修改后的文件比最初的文件更令人难以接受。此外，许多与会者强调了基督的中心性，这避免了信徒可能崇拜马利亚的极端性，但是，保罗六世却主动宣布，马利亚是“教会之母”。

虽然保罗六世的这些举动有所暗示，但是，当此次大公会议召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时（1965年9月14日至12月8日），与会者决心将它的工作进行到底。他们就论宗教自由的文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来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国家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宗教自由。但是，这一最后的努力再次失败，因为其他较为进步的与会者在余下的时间里完全主导了会议的审议。因此，此次大公会议相对容易地颁布了一些非常进步的文件，包括论主教、论神父及其选立过程、论平信徒、论教会与非基督徒和论宣教活动等文件。《教会宪章》（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与最初预先准备的那份文件完全不同，它并没有强调教会的统治集团和神职人员，而是强调了这一观念：教会由上帝的子民组成，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是其中一员。论宗教自由、论基督教与犹太教和论现代世界中的教会的文件同样重要，它们所表明的精神不同于几百年来盛行在天主教内部的精神。论宗教自由的文件宣布，个人与团体的宗教自由必须受到尊重，所有宗教团体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原则来成立组织，“只要这不违反公共秩序的合法要求”。就基督教与犹太教而言，此次大公会议明确否定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许多传统偏见，并承认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独特的联系。《现代世界教会牧职宪章》（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是大公会议有史以来所颁布的最长的文件，它定下了与19世纪的天主教完全不同的基调。在坚持天主教的信仰与道德原则的同时，它也表明天主教必须真正接受现代性的积极方面；它还富有创造性地处理了家庭生活、经济与社会议题、政治、科技、人类文化的意义与多样性等问题。总的来说，《现代世界教会牧职宪章》在开篇就定下了它的基调：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盼望、愁苦与焦虑，也是基督徒的喜乐与盼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徒的心灵里莫不有所反映。教会是由团结在基督里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走向天父之国的旅途上，由圣灵所引导，并接受向人类宣报福音的使命。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与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

到了梵二会议闭幕时，天主教显然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天主教仍需要采取许多措施，以贯彻梵二会议的决议。在许多地区，梵二会议遭到抵制；但是，在其他地区，教会迅速地发生了改变，梵蒂冈对此进行了调控。在梵二会议闭幕之后，保罗六世举措缓慢，他可能担心，过于迅速的变化会导致分裂，或至少令天主教失去一些更保守的信徒。1968年，他发布了通谕《人类的生命》（Humanae vitae），禁止所有人工控制生育的做法，并否决了一个教宗委员会所提出的允许人工控制生育的提案，这表明了他的保守倾向。然而，他所担心的分裂还是发生了，是一位保守派主教带领的。不过，这并没有夺走很多信徒，在梵二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二十年之后，它所启动的改革显然已经不可阻挡。它有着持久的影响，一个例子是美国主教就核战争和军备竞赛所发表的声明，一些主教强烈反对这份声明，他们认为，教会过度干涉了政治和军事。主教们只是在他们的宣言中清楚阐明了梵二会议以前所发表的声明：军备竞赛和保持杀伤性武器的平衡，并不能带来永久的真和平。后来，美国主教于1986年发布了《论天主教社会教导与美国经济的牧函》（A 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 S. Economy），这是一份关于社会与经济秩序的更保守的声明。

从保罗六世到本笃十六世

保罗六世于1979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约翰·保罗一世（John Paul I），在约翰·保罗一世的短暂任期之后，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16世纪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身为波兰人，新教宗深知在德国人和苏联人控制之下的教会所进行的斗争，他对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抱有任何幻想。在他任期之内，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与天主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将自己的一个亲信选为主教，这促进了波兰天主教对波兰共产主义政府的抵抗——平信徒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波兰工人对抗政府。这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波兰的覆亡，并令波兰摆脱了苏联的统治。在与苏联的斗争中，波兰天主教——尤其是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宗和天主教得到了波兰人的普遍认可。

在波兰的这些事件之后，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事件很快就在其他地区发生了，它们导致了政治与社会巨变，以至于苏联解体。这些巨变对东欧的影响最大，因此，它们通过东正教又影响到罗马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东正教的新局势，约翰·保罗二世于1995年发布了通谕《愿他们合而为一》（Ut unum sint），他呼吁要更加努力地拉近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距离。

在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发酵已久的一些问题成为工作的重心。其中之一是人们针对猖獗的性侵害所作的控诉——尤其是神职人员对儿童的性侵害。这些案件——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迫使天主教会为受害者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美国的性侵害事件，还制定了处理性侵害者的政策。他也必须解决授予女性圣职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授予女性圣职是新教徒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现在成为许多天主教徒争论的焦点。1995年，奥地利有五十五万天主教徒在授予女性圣职和废除神父独身的请愿书上签字。这些都是约翰·保罗二世坚决反对的。当一些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将堕胎合法化时，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也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再次谴责了堕胎。

就神职人员的生活、修道誓愿和个人道德而言，约翰·保罗二世是保守的，但是，他谴责了对穷人的压迫和造成他们悲惨境遇的不公。他禁止神父担任公职——在他对尼加拉瓜的一次访问中，有人拍到他伸出手指，谴责了尼加拉瓜文化部部长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神父，此举表明他对神父担任公职的态度。但是，他也坚持认为，教会应当参与社会公义事业。因此，他既是一位保守的教宗，也是一位进步的教宗，这取决于评论者的角度和他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全世界罗马天主教徒的数量可能超过了十亿。

约翰·保罗二世于200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德国籍枢机主教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他取名为本笃十六世。（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自阿德里安六世从1522年到1523年担任教宗以来，从未有过非意大利籍教宗，现在却接连选出了两位非意大利籍教宗。在拉辛格被选为教宗之前，几位北大西洋之外的高级教士也被提名为教宗候选人）。1981年，约翰·保罗二世任命拉辛格来领导信理部（Congreg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该部的成立是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它取代了以前的宗教裁判所。在担任信理部部长期间，他因自己的保守立场而闻名，尤其是他针对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所下达的两道命令（参第三十七章）。当他被选为教宗时，有些人担心保守主义将主导罗马教廷。但是，他在任职初期向世人表明，他意识到世界的新局势——甚至是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抗——要求他采取更温和的措施。因此，尽管他于2009年宣布神父必须独身，但他同时声明，他能够接受已经改信天主教的圣公会已婚神职人员成为天主教神父。一些人将此举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开放态度，与此同时，其他人则认为，他是在圣公会中“浑水摸鱼”，圣公会因授予同性恋者圣职而产生了严重分裂。在三年之前，本笃十六世已经以同样的心态放弃了“西方牧首”（patriarch of the West）这一传统头衔，此举可以被视为对东正教的开放姿态，但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却认为这是在扩张罗马教廷的权力，他指出，本笃十六世仍保有至高主教（supreme pontiff）和基督在世的代表（vicar of Christ）这两个头衔。此外，就如在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时一样，神父对儿童的性侵害和教会统治集团试图掩盖这种丑行的行为，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它们引起本笃十六世的高度关注。

神学进展

梵二会议的开放性震惊了世界，这是因为世人并不熟知长久以来在天主教内部所涌动的暗潮。然而，导致梵二会议召开的神学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罗马教廷并不愿意看到振奋人心的神学进展，但是，像工人神父这样的实验正是这些神学工作的结果。可是，最重要的是，虽然许多神学家的天主教信仰不容置疑，但是他们的神学或是被梵蒂冈否定，或是被梵蒂冈忽视。

在这些神学家中，德日进（1881—1955）可能是最具独创性的。他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很早就决定加入耶稣会。他于1911年被按立为神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拒绝了上尉这一任命——他本该借此成为随军神父；他宁愿作搬运担架上伤员的下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成为耶稣会的正式成员；1922年，他获得古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始终对进化论感兴趣，认为进化论并没有否定创世，而是理解上帝创世大能的科学方法。但是，他的论信仰与进化关系的最早著作很快就招来罗马教廷的谴责。他被禁止继续发表神学著作，并被派往中国，罗马教廷希望他在中国不会造成大的危害。作为一位顺服的神父，他服从了命令。阻止他发表手稿的禁令，并不能阻止他继续写作。因此，当他在中国进行古生物学研究时，他也继续神学工作，并将手稿交给少数他所信任的朋友。1929年，他帮助鉴定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这进一步证实了进化论，并为他赢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赞誉。罗马教廷仍禁止他发表他的哲学与神学著作，这些著作在他的法国朋友中流传。最终，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朋友于1955年发表了他的著作，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虽然德日进接受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并不认为“适者生存”是引导进化的力量，而是提出了“结构复杂性与意识的宇宙定律”（cosmic law of complexity and consciousness）——在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向更复杂以及有更高意识的存在进化的动力。因此，在每一个特定的进化阶段，我们所看到的是许多有机体，它们代表了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范围。这种进化始于“宇宙微粒”（stuff of the universe），它们后来被组织成岩石圈（geosphere）——物质组成了分子，分子形成了物体。下一个阶段是生物圈（biosphere），生命在这一阶段出现。人类圈（noosphere）从中进化而来，生命在这个阶段有了自我意识。这时，进化并没有停止，而是有了意识的维度。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人类还不是进化的终点。相反，我们仍是正在进行的进化的一部分，它将促成人类的人化（hominization）。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作为有意识的存在，我们参与了我们自己的进化。

然而，就人类应当进化成什么而言，我们并不是没有向导。进化运动有一个欧米伽点（omega point）——整个宇宙进化成熟的收敛点（converging point）。实际上，为了理解进化，我们一定不要从始至终来看进化，而是从终至始来看待。终点令进化的其他过程有了意义。这个终点——即欧米伽点——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进化的新阶段——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基督圈（Christosphere）。就如人性与神性在基督里不相混淆地联合，最终，我们所有人也将与上帝完美地联 合，与此同时，我们仍完全是我们自己。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以欧米伽点为中心的新的历史实在。因此，德日进将神学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甚至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倾向。但是，与大多数神秘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他是一位“肯定现世”的神秘主义者。

即使那些并不接受德日进宏大宇宙论的人，也受到他的影响。首先，他试图“从终至始”来看待进化，这鼓励天主教与新教的现代神学家再次思考末世论（eschatology）——即“末后之事”的教义。对于当代神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来说，末世论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起点，而不是神学其他部分的附属品。其次，德日进强调，进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有意识地参与其中，这鼓励其他神学家去探究人类在上帝的计划中所参与的领域，并将人类视为塑造历史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最 后，他的“现世神秘主义”（this-worldly mysticism）激励许多人将他们的灵修生活与他们的政治实践主义联系在一起。

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1896—1991）也是法国的耶稣会会士，他是德日进的朋友，也是20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内正在形成的神学的另一位代表，尽管梵蒂冈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神学。他与让·达尼埃卢（Jean Daniélou，1905—1974）共同编辑了数卷古代基督教著作。这套全面的学术著作也是为现代读者而编，因此，它们反映出吕巴克的关注：现代世界和基督教传统在一种动态的与创造性的张力中结合在一起。吕巴克认为，教会近年来对传统的理解非常狭隘，因此，教会失去了整个基督教传统的许多活力。同以前传统的广度和普世性相比，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神学显得狭隘与陈腐。他的这种观点在罗马教廷并不受欢迎，到了20世纪中期，他也被禁声了。在禁令被撤销之后，他的耶稣会同工请他撰写一部有关德日进工作与思想的批判性研究著作，并根据天主教传统对其做出评价。他于1962年用法文发表了这套计划中的著作的第一卷，立即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罗马教廷停止了这个计划，并禁止再版与翻译已经出版的第一卷。

吕巴克并不像德日进那样倾向于宏大的宇宙论；他所掌握的早期基督教传统的渊博知识令他对天主教神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是，他也相信，全人类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从这一目标来最好地理解整个历史，而它正是耶稣基督。教会——它并不是裁判机构，而是基督的神秘身体——是世界中的圣礼。虽然吕巴克被罗马教廷禁声，但是他深受许多神学家和进步主教的爱戴，他是梵二会议的神学顾问（periti）之一， 他的参与对此次大公会议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教会论——教会是世界中的圣礼——正是梵二会议的基础，反映出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教会。

伊夫·孔加尔（Yves Congar，1904—1995）是梵二会议的另一位神学顾问，他代表了一种类似的倾向。他亲身经历了现代生活的残酷，因为他于1939年应征到法国军队中服役，从1940年到1945年是德国的战俘。他是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后来成为斯特拉斯堡多米尼克修道院的院长。他同德·吕巴克一样，相信教会在回应神学争论的同时已经令自身传统变得狭隘，并因此而抛弃了教会传统中许多宝贵的财富。他尤其关心教会的自我理解，因此他认为，教会必须摆脱当时所盛行的教会 论：教会是等级森严的裁判机构。就教会论而言，他吸取了前辈们的灵感：“上帝的子民”是最重要的，平信徒是关注的焦点。由于这一教会 论，他对其他基督徒所表现出的开放性在20世纪初的天主教徒中并不常见。同德日进和德·吕巴克一样，他一度被罗马教廷压制。但是，他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当梵二会议召开时，他被任命为神学顾问之一。他对此次大公会议的影响尤其可以在论教会的本质、论普世教会运动和论现代世界中的教会这些文件中看出。

耶稣会会士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他也是梵二会议的神学顾问。他的父亲是德国的高中教师，他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他的哥哥雨果·拉纳（Hugo Rahner）也是耶稣会的著名神学家。卡尔·拉纳的著述超过三千篇（部），他的著述论及最专业的神学问题和日常的信仰问题，如“我们为何在夜里祷告”。但是，他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的方法是一致的： 他既肯定了传统，也肯定了现代世界，因此，他向传统提出的问题，不同于人们通常提出的问题。他的目的并不是解决宇宙的奥秘，而是阐明存在的神秘本质，并令神秘再次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就哲学而言，拉纳受益于托马斯·阿奎那和他的教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但是，他对哲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除非它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教导。同样，他也很少撰写通俗著作，而是主要为神学家写作，呼吁他们要更开放，并重新解释传统。他对传统的不断解释通常不同于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是，他从未像其他法国神学家那样被罗马教廷压制。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梵二会议，这可以在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中看出，但是，在此次大公会议中他对主教制的理解产生的影响可能最大。实际上，几百年来罗马天主教内始终倾向于这样一种教制：罗马教廷按照君主制模式将权力集于一身。拉纳研究了主教制，他并没有否定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强调主教制的本质是分权。这反而意味着教会可以成为真正的普世教会——调整适应每一种文化，并非一定将罗马教廷和西欧的观点奉为真理的标准。这一普世观和主教分权观构成梵二会议的决议基础，这不仅关系到主教制，也关乎使用本国语言和调整崇拜仪式以适应不同的文化与环境。拉纳将神学、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和向这一传统提出新问题的开放性明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为更激进的神学提供了一种模式，我们将在另一章中回过头来讲述它们——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

数百年来，罗马天主教始终拒绝用其他任何方法来解决现代世界的挑战，只是与之对抗、对其作出谴责；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开始与现代世界对话。这一对话令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是非基督徒惊讶地看到了天主教会中的活力——这种活力一直为人们所质疑。早在梵二会议召开之前很久，那些并不被罗马教廷所信任的神学家就已经在为这一意想不到的进展开辟道路。

神学复兴促成了梵二会议的召开，后来，由于此次大公会议，罗马天主教内部再次出现了敬虔精神的复兴。这一复兴出现在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形式，有两个非凡的人可以说明当时正在复兴的敬虔：加尔各答的特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和亨利·卢云神父（Henri Nouwen）。特雷莎修女（1910—1997）生于阿尔巴尼亚，她致力于服侍加尔各答的病人和穷人，并在那里成立了仁爱宣教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的工作为她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敬佩，并激励许多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亨利·卢云（1932—1996）是一位荷兰神父，他自由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喜乐——有时完全相信上帝，有时不愿相信上 帝。他在哈佛大学、圣母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多年，余生先后在法国和加拿大服侍残疾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它们成为许多基督徒强调灵命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注重灵命是许多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特点。

到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显而易见的是，罗马天主教在欧洲传统天主教国家衰落的同时，也正在其他国家发展壮大。天主教的活力不再局限于北大西洋或欧洲，它的神学领袖不再只是北大西洋或欧洲的男性，在女性、北大西洋的少数民族、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信徒中，天主教也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神学领袖。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天主教徒的数量开始增长，结果，尽管天主教徒的人数在欧洲逐渐下降，但是，天主教徒的总人数到2010年时却突破了十亿。对于天主教来说——对整个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教边缘地区史无前例的发展、创造力和活力，化解了在基督教传统中心所爆发的危机。同整个基督教一样，罗马天主教也在超越基督教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