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基督教史
第三十二章：面对现代性的天主教
尊敬的弟兄们，我们恐惧地看到那逼迫我们的可怕的教义，或更确切地说极大的谬误。它们通过许多书籍、宣传册和其他篇幅小、危害大的著述而广泛传播。
——格列高利十六世
许多新教神学家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而天主教当局却试图阻止天主教神学家走上同一条道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思想已经威胁与危害到天主教的权威。
罗马教廷与法国大革命
庇护六世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教宗。在此之前的1775年，他一上任就发布了一份通谕，抨击倡导社会与政治新秩序的哲学家的思想。因此，庇护六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就尽其所能来阻止大革命的进展。到了法国新政府颁布《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时，法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令双方几乎不可能谈判。为了报复庇护六世对保守主义的支持，法国的共和制政府试图削弱罗马教廷的权力，这是产生理性崇拜的原因之一。在罗马，法国特工通过散布共和思想来削弱教宗的权威。1798年，法国军队占领了罗马，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教宗不再是罗马的世俗统治者。庇护六世于1799年去世时，实际上是法国人的囚徒。
后来，在罗马皇帝奥地利的法兰西斯二世——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的保护之下，枢机主教在威尼斯选出了庇护七世。拿破仑的掌权缓和了新教宗与法国的紧张关系，1801年，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虽然拿破仑并不是特别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精力耗在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上，庇护七世重新成为了教宗，他过上了几年相对和平的生活。1804年，他为了将拿破仑加冕为皇帝而来到巴黎——拿破仑从教宗手中接过皇冠，戴在自己头上，以此象征他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1805年，皇帝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了意大利，并于1808年攻占了罗马。庇护七世拒绝逃跑，他革除了所有对他和教会犯下暴行之人的教籍。法国人俘虏了他，直到拿破仑垮台他才被释放。后来他回到了罗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赦免了他的敌人。
庇护七世在拿破仑去世两年之后的1823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利奥十二世。利奥十二世和他的继任者庇护八世、格列高利十六世相继和平地治理教会。但是，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令他们在政治和神学上日趋保守，他们不断设置障碍，阻止天主教徒支持共和思想和民主思想。因此而受到谴责的最著名的法国神学家是德·拉梅内（F. R.de Lamennais），他坚决抵制拿破仑利用教会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在漫长的灵魂朝圣之旅后，拉梅内认为，独裁的君主总是受到利用教会来实现个人野心的诱惑，因此，基督徒应当支持限制君主权力的运动。这应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与领导之下进行。作为这一庞大政治计划的一部分，教宗应当倡导舆论自由，因为这是新制度的先锋。拉梅内相信，如果教宗领导这样一场政治运动，教会可以在随之建立起来的社会新制度中争取它的合法权利。到目前为止，拉梅内始终支持教会对抗不尊重教会特权的独裁政府，利奥十二世甚至考虑将他任命为枢机主教。但是，当拉梅内开始倡导教宗与政治自由主义结盟时，他失去了罗马教廷的一切支持，因为罗马教廷仍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于是他来到罗马，希望说服教宗，他的计划是明智的。但是，当时的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在两份通谕中谴责了他的思想。拉梅内后来离开了教会，并同时带走了其他许多有类似思想的人。
当这场争论进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意大利不断高涨。一大部分意大利爱国者希望以罗马教廷为中心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国家。但是，教宗惧怕一切与煽动暴乱有染的东西，他们愿意取悦希望看到意大利分裂的君主，因此很快就失去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庇护九世
有史以来，庇护九世的教皇任期（1846—1878）是最长的，但是， 对于罗马教廷来说，他的任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最大的悖论在 于，在教宗宣布教宗无误信条的同时，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世俗权力。1848年的革命影响到罗马，罗马共和国在同一年宣布成立。庇护九世被逐出了罗马，后来他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得以重返罗马。复位之后，他并没有继续改革教会，也没有给予共和党所提出的自由，而是试图成为独裁的君主。他还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 Sardinia）的伟大政治家凯沃尔（Cavour）产生了冲突，因为凯沃尔的目标是统一意大利。最终，意大利新王国的军队于1870年9月20日占领了教宗国。尽管教宗们在很长时间内拒绝接受这一新现实，但是，这些事件标志着教宗世俗权力的终结，因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被限制在几座意大利所允许他们拥有的宫殿中，包括梵蒂冈宫。大约在同一时期，德国的俾斯麦正在推行限制教会权力的政策，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法他的榜样。因此，庇护九世的任期标志着教宗政治权力的终结——这一权力曾在英诺森三世于13世纪担任教宗期间达到顶峰。
庇护九世在丧失权力之际，仍在坚持重申他的权力，即便那只是宗教事务的权力。因此，他于1854年颁布了马利亚无罪成孕信条。根据这个信条，由于马利亚被上帝拣选为救主之母，她没有沾染任何罪污，包括原罪。这曾是天主教神学家争论数百年也没有达成一致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事实是，当庇护九世宣布马利亚无罪成孕是教会的信条时，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没有大公会议支持就独自规定一个信条的教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颁布马利亚无罪成孕的通谕《无可言喻的上帝》（Ineffabilis Deus）是为了察看世人的反应。并没有多少人反对这份通谕，因此，颁布教宗无误信条的时机已经成熟。
与此同时，庇护九世还与流传在欧洲和美洲的新的政治思想进行斗争。1864年，他颁布了通谕《何等关怀》（Quanta cura），该通谕还附有一份《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列举了八十个天主教徒必须否定的命题。《谬论举要》所列举的一些谬论表明了罗马教廷在19世纪的态度：
13.古代的经院博士所用以研究神学的方法和原则绝对不适于现在的需要和科学进步。
15.每个人自由地接受和信奉似乎最符合理性之光的宗教。
18.新教只是同一基督宗教的另一种形式，同真天主教一样，新教也可能取悦上帝。
21.天主教会无权宣布它的宗教是唯一真宗教的教义。
24.教会无权使用武力，也没有世俗的权力……
30.教会与教士的豁免权基于国家的法律。
37.建立分离于和完全独立于罗马教宗的国家教会是合法的。
38.教宗的独断行为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45.在基督教国家，年轻人所接受教育的学校，除神学院因某种原因而破例之外，学校可以、也应该由世俗国家完全掌管，而这种管理不允许其他任何权力来干涉学校的管理、学科的分配、学位的授予和师资的甄选与核准。
47.良好的世俗社会秩序要求公立学校向所有阶层的儿童开放，大体来说，所有公立大学致力于教授文学与科学，以及教育年轻人，这并不受教会任何权威或其代理人的限制，只受国家和政府的限制，因此，公立学校与公立大学可以根据统治者的意旨和当代的公共舆论办学。
55.教会应当与国家分离，国家也应当与教会分离。
77.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天主教视为国家唯一的宗教，或排斥其他一切宗教，已经不再合适。
78.因此，值得赞扬的是，在一些天主教国家，法律允许移民公开举行他们的崇拜。
79.如果一切宗教都被国家给予自由，所有人都被允许公开任意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思想，这是错误的，这将容易导致道德和精神的腐化，也会导致瘟疫般的冷淡主义蔓延。
80.罗马教宗可以、也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相协调，并对其认可。
因此，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罗马教廷公开反对新思想，如政教分离、崇拜自由、舆论自由和国家管理公立学校等等。与此同时，教宗坚持他的权威，认为不服从他的权威就是罪恶。在庇护九世领导之下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上，这一切达到了顶峰。在通谕《永恒的牧人》（Pastor aeternus）中，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颁布了教宗无误这一信条：
因此，忠于基督教信仰诞生之时就传下来的传统，为荣耀我们的救赎主上帝，为赞扬基督宗教和上帝对基督徒的救赎，在此次神圣的大公会议的批准下，我们教导和规定该信条为上帝所启示的信条：罗马教宗，当他在这“座位”（ex cathedra）上讲话时，即当他以自己无上的使徒权柄来掌管所有基督徒的牧养与教导的职分时，他凭借着上帝在蒙福的彼得里所应许给他的帮助规定一个普世教会所信奉的信仰教义或道德教义，他拥有这一神圣的“无误性”，神圣的救赎主意愿他的教会被赋予规定信仰与道德教义 的“无误性”；因此，这一规定不可改变，也不在于教会是否同意。[1]
这是天主教对教宗无误信条的官方声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通谕《永恒的牧人》并没有说教宗永远无误，只有教宗在权威地（ex cathedra）说话时才是无误的。“权威地”之所以被写进这份声明，是为了回应一些反对的声音，如指责教宗洪诺留是异端。那么，对这种反对的回答是，洪诺留在接受错误的教义时，并不是在权威地说话。不管怎样，在六百多位出席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主教中，五百二十二位投票赞成教宗无误论，两位反对，一百多位弃权（在教宗无误论宣布之后，教宗只有一次使用过这个权力，即庇护十二世于1950年颁布马利亚升天这个教义时——即马利亚的肉体在死后升天）。
教宗无误论的颁布并没有引起预想的轰动。在荷兰、奥地利和德 国，一些人退出罗马天主教，并建立了“老派天主教”（Old Catholic Church）。但是，大体上讲，抗议和批评是较温和的，因为罗马教廷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权力，它不再像以前那么可怕。在以前的高卢派与越山派的斗争中（参第十八章），越山派最终获胜。但是，越山派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罗马教廷已经失去了许多高卢派以前所惧怕的权力。罗马教廷于1870年7月18日颁布了教宗无误论信条，同年9月20日，罗马向意大利军队投降。庇护九世自称是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囚徒，他拒绝接受新秩序。不管怎样，当教宗以前多次失去罗马时，总有人帮他重返罗马教廷。但是，这一次却没有人出手相助，1929年，庇护十一世（Pius XI）终于接受了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事实。
利奥十三世
庇护九世的继任者是利奥十三世，他的任期（1878—1903）也是出奇地长。考虑到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利奥十三世仍坚持认为，他有统治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世俗权力，他宣布，天主教徒不应当在意大利的选举中投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它实际上剥夺了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建国的机会。但是，当利奥十三世在意大利采取这个保守的政策时，他认为需要在其他地区做出让步。因此，他与德国达成默契，结果，俾斯麦所推行的一些反天主教的政策被废除了。在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采取了反天主教的政策，但是，利奥十三世认为，和解政策是最好的。1892年，他甚至建议法国的神职人员不要再反对共和国——即使他在几年之前的通谕《永恒的上帝》（Immortale Dei）中曾宣布，民主有悖于教会的权威。因此，当利奥十三世承认需要考虑新局势和现代新思想时，他对教宗权威的理解与庇护九世非常相似，他仍梦想一个由罗马教廷所制定的原则来指导的天主教社会。
这可以在利奥十三世任期内最重要的文献中看出：他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了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新事》的主题是以前的教宗几乎没有涉及的：工人与雇主的恰当关系。在这份通谕中，利奥十三世表明，他意识到“少数个人的巨大财富与多数人的极度贫穷”导致了不平等。因此，他写道，“规定富人与穷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的时机已经成熟。自从工会在近期消失以来，在“一小群非常富有的人为贫穷的劳工大众套上相当于奴隶制的枷锁”之后，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就更加恶劣。虽然相信穷人与富人之间只存在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的确需要特别注重保护穷人，因为富人有许多保护自己的方法，而穷人只能指望国家的保护。因此，法律应当保护穷人的权利，尤其是工人在自愿付出合理劳动的情况下得到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的权利。这一切应当被实现，因为“上帝偏爱不幸的人”。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私有财产是上帝所赋予的权利，继承权也是。此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讲，社会制度的差异源于人类的自然差异。当时，利奥十三世对富人的第一个要求是施舍。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施舍到他只能维持生计或生活尊严的程度，而是在满足这些需求之后，“我们有义务将自己的所余给予穷人。”对于穷人来说，他们不应当憎恨富人，而是要记住，贫穷是光荣的，将美德付诸实践会带来物质的富足。
利奥十三世充分意识到，施舍和爱并不足以带来公平，因此，他呼吁所有基督徒保护穷人，并敦促建立保护工人权利的工会。穷人的权利包括合理的工资、合理的工作时间和不受干涉而实践天主教信仰的权 利，利奥十三世呼吁建立天主教工会，他认为，没有信仰支撑的贫穷会导致仇恨和分裂，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天主教工会中。通谕《新事》对此所做的总结是：
当今的迫切问题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但是，基督徒工人将通过建立协会、选择明智的领袖和踏上他们的先辈曾经走过的为自己与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道路而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这份通谕再次激发了许多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已经在寻找解决工业革命和不断壮大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在通谕《新事》的鼓舞之下而行动起来的一些人后来认为，它的解决方法过于简单。其他人反对工会运动，他们指责利奥十三世鼓励建立天主教工会，而不是其他工会。
因此，通谕《新事》在开创了现代天主教工会运动的同时也表明，利奥十三世在现代世界的挑战和需求面前表现得非常矛盾。
类似的矛盾可以在利奥十三世对现代学术的态度中看出。他的确向历史学家公开了梵蒂冈的档案，因为他相信，历史研究的结论将巩固教会的权威。但是，在通谕《眷顾的上帝》（Providentissimus Deus）肯定了圣经历史研究之价值的同时，他也发出了警告：这种研究会削弱圣经或教会的权威。因此，希望更自由地进行圣经批判研究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都可以在《眷顾的上帝》中找到可能支持他们的部分。此外，利奥十三世倡导回归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他不仅成立了对阿奎那的全部著作进行批判修订的“利奥委员会”（Leonine Commission），还下令将修订后的阿奎那的著作——不只是它们的注释——作为神学院中神学教育的基础。这些措施肯定有保守的成分，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利奥十三世认为阿奎那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他也不得不应对变化中的时代和哲学中的新思想所带来的挑战。
庇护十世
利奥十三世的继任者是庇护十世（1903—1914），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担任教宗。他的政策比利奥十三世更为保守，他继承了庇护九世的政策。结果，天主教与现代主流思想和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深。按照庇护十世的命令，宗教法庭（Holy Office）——以前的宗教裁判所——颁布了一个教令，谴责那些胆敢用新方法来研究圣经或神学问题的人。这些人即是所谓的现代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人阿尔弗雷德·卢瓦西（Alfred. F. Loissy）、英国人乔治·提勒尔（George Tyrrell）和德国人赫尔曼·舍尔（Hermann Schell）。随后不久，庇护十世在通谕《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 gregis）中肯定了宗教法庭的行为。最终的结果是，许多现代主义者离开了教会，但更多决心不脱离教会的天主教徒对教宗的命令却置若罔闻。
从本笃十五世到庇护十二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庇护十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本笃十五世（1914—1922）。庇护十世曾将他任命为大主教，他决心继续推行庇护十世的政策。他同之前的三位教宗一样坚持认为，他有权统治教宗国，声称意大利篡夺了罗马教廷的权力。他最初致力于实现和平，但却不断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所挫败。当战争最终结束、国联建立时，他对所有事件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与一些通过和平谈判而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签署合约。总的来说，人们认为他比他的前任更开明，但他并不是一位十分高效的教宗。
本笃十五世的继任者是庇护十一世（1922—1939），他是位学者和能干的管理者。他强烈地意识到，欧洲之外的国家越来越重要，因此， 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尽其所能地促进宣教工作，并帮助以前已经在宣教地建立起来的教会走向成熟。在他的任期之内，天主教宣教士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为中国祝圣了第一批主教。我们将会看到，他强调天主教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在20世纪以后的时间里结出了重要的、意想不到的果实。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教宗不同，他十分关注简单的敬虔与灵修，因此，他极为崇敬利雪的特雷莎（Thérèse of Lisieux，1873— 1897），特雷莎的灵修是以顺服的“小道”（little way）为中心，即谦卑的灵修，她自认为是“使徒们的使徒”，她为神父祷告，并鼓励他们的侍奉。为了表明对特雷莎的崇敬，以及深信特雷莎的教导是他那个时代的教会非常亟需的，庇护十一世于1923年为特雷莎举行了宣福礼，两年之后又将特雷莎追封为天主教圣徒。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特雷莎的崇敬表明庇护十一世对平信徒越来越多的活动的关注，尽管他们的活动始终处于教会当局的监督之下。他在自己的第一份通谕中对此进行了概述，这份通谕为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天主教平信徒组织——制定了目标和准则。
虽然庇护十一世非常担心共产主义和它所公开宣扬的无神论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尤其是当法西斯主义表现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时。此外，法西斯主义采取了庇护九世在他的《谬论举要》中强烈倡导的同一原则：分等级的社会、强烈的权威感和致力于加强道德标准的国家。意大利早期的法西斯主义支持天主教，因此，庇护十一世非常愿意与其合作。1929年，他的代表与墨索里尼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最终解决了意大利对罗马主权的问题。意大利承认，梵蒂冈城是一个主权国家，并给予罗马教廷对它的主权，意大利还为教宗失去了其他领地给予了经济赔偿。作为报答，庇护十一世承认，意大利是合法的国家，罗马是它的首都。然而，庇护十一世最终还是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冲突，他不断谴责希特勒和早期的纳粹主义。但是，他后来对纳粹帝国的立场有所缓和，他的确支持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弗朗哥。在德国，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令许多天主教徒倾向于正在崛起的纳粹主义。1933年，反对希特勒的天主教徒失败了，高级教士路德维格·卡斯（Ludwig Kaas）所领导的政党令希特勒获得了完全掌控政府所必需的多数选票。大约在同一时期，主教们聚集在富尔达（Fulda），收回了他们以前对纳粹主义之危险的激烈言辞。在罗马，庇护十一世和他的教廷国务卿枢机主教帕切利（Pacelli）——后来的庇护十二世——认为，与希特勒签订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签署了一份合约，国际社会认为，该合约是梵蒂冈对纳粹帝国的正式认可。几年之后，庇护十一世才意识到纳粹主义的危险；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同共产主义相比，纳粹主义是一个更可以接受的选择。最终，他于1937年颁发了两份通谕，一份针对纳粹主义，另一份针对共产主义。他在第一份通谕《深表不安》（Mit brennender Sorge）中宣布纳粹主义是一种新异教，并指责希特勒违背了1933年的合约。五天之后，第二份通谕《神圣救主》（Divini Redemptoris）谴责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苏联力度越来越大的反宗教宣传引起了庇护十一世的高度关注。共产主义也正在亚洲迅速发展壮大，庇护十一世担心墨西哥革命将导致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在通谕《神圣救主》中，他谴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是压迫社会底层人的工具；他宣布，根本就不存在基督徒与共产主义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以及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不断冲突，令教宗开始准备一份谴责意大利法西斯帝国行径的措辞强硬的演讲稿，但是，他并没有与意大利法西斯帝国决裂。直到他去世时这份演讲稿还没有写就。
枢机主教团只用了一天时间和三张选票就选出了庇护十一世的继任者。他是枢机主教帕切利，他通过取名为庇护十二世（1939—1958）来表明他决心继续奉行庇护十一世的政策。庇护十二世精于外交事务，有点任人唯亲，他的教会观是极度的教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每天都要祷告数个小时。他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的助手经常抱怨他强迫他们工作得过于辛苦。他也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既能赢得朋友的极大尊重，也同样能赢得敌人的敬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主导了庇护十二世的早期教宗生涯，他曾努力阻止战争，但是他失败了。当战争必然爆发时，他尽量阻止意大利卷入战争，他又失败了；他也支持推翻希特勒的阴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采取了中立政策，他希望置身事外可以令他在恰当的时候充当调停者。但是，中立政策的代价是他在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暴行时保持沉默，他因他的中立政策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这一点上，甚至他的辩护者也承认，他知道正在德国发生的暴行；他为他的政策辩护的理由是，抗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而，这些顾虑并没有妨碍他谴责纳粹分子对波兰天主教徒犯下的暴行——即使波兰的主教们报告称，在梵蒂冈电台每次播报完抗议之后，纳粹总会有针对波兰天主教徒的进一步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庇护十二世似乎又代表了罗马教廷自特伦托大公会议以来的基本态度：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尽可能为教会争取自由和权力，这个问题高于一切。也有可能，庇护十二世在害怕纳粹胜利的同时更担心共产主义的壮大，在轴心国与苏联的战争中，他更同情前者。不管怎样，他确实在一直坚持评判国家和政府的普遍原则，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评判。
纳粹分子在德国和它的欧洲占领区大肆迫害犹太人，虽然庇护十二世对此的反应很令人遗憾，却有其他天主教徒为他们的犹太弟兄姐妹甘冒失去生命与自由的危险。庇护十二世知道，一些秘密网络正在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法国和东欧各国。在被全世界犹太人所认可的那些为回应时局的挑战而涌现出来的“公义的外邦人”中，有许多天主教徒，他们做出很多英勇的举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庇护十二世的国际政策主要针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他于1949年下令，无论在哪个国家，任何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天主教徒都将被自动革除教籍。苏联当时正在进行帝国主义大扩张， 它的势力范围很快就覆盖了东欧大部分国家。在亚洲，中国也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当时，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天主教——和其他所有教会——似乎完全消失了。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也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庇护十二世也发声呼吁建立一个统一欧洲。1953年，他与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签署了一份合约，而弗朗哥政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存下来的法西斯堡垒。庇护十二世与弗朗哥政府缔结合约的原因有很多。在西班牙内战之前，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共产主义者在西班牙政府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担心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徒认为，弗朗哥和他的运动是唯一的选择，这反而导致了更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后来，这些强烈的情绪在内战中被释放出来，数千名神父、修女和修士因此丧生。当战火平息时，弗朗哥牢牢地控制了国家，他最坚定的盟友是天主教最保守的神职人员。因此，在一个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敌对教会的世界中，弗朗哥和他的政府受到梵蒂冈的欢迎。
庇护十二世的倾向也可以在他对于罗马教廷及其教导与行政权力的理解中看出。他倾向于集权化的教会管理模式，剥夺了各个国家主教区的许多提案权。他比他的前任们更支持普世教会运动，但是，1950年， 他为普世教会运动的开展设下了一个障碍，因为他颁布了马利亚升天的信条。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极度怀疑神学领域中的创新。1950年，通谕《人类》（Humani generis）重申了以前对神学创新的警告。当时一些最具创造力的天主教神学家被压制下来，他们当中几位的著作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奠定了基础。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是20世纪最具创造力的天主教思想家之一，宗教法庭禁止出版他的神学著作，那些著作直到1955年他去世之后才得以出版。在法国，一些天主教领袖试图通过“工人神父”（worker priests）渗透到工人运动中，他们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有时甚至不公开他们的神父身份，直到他们被其他工人所熟知与接纳。虽然这场运动遭到法国天主教一些更保守的持不同意见者的批评，但是它在最初就得到梵蒂冈的支持。可是，当一些神父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反对资产阶级时，庇护十二世不再支持工人神父运动。他命令所有工人神父退出劳动大军，关闭了大多数工人神父正在其中接受培训的神学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庇护十二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希望充当调停者——现在发现，他自己被卷入了冷战，这令他好像只能选择反共保守主义来对抗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庇护十二世的一些政策的确为将要发生在下一任教宗任期内的重大变革铺平了道路。他于1943年发布的通谕《由圣灵嘘气》（Divino afflante Spiritu）鼓励使用现代的圣经研究方法。虽然他后来坚持这种研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在这份通谕影响之下所开展的圣经研究为今后的教会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庇护十二世鼓励改革崇拜仪式（这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最早进行的改革之一），但是，改革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最为重要的是，他带领教会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这最终令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成功召开。他的理解是，殖民时代已经结束，因此，他继续奉行前任们的政策：巩固欧洲之外的教会。他也鼓励殖民地的解放，以至于他被批评是欧洲的敌人——尤其是来自法国的批评，法国曾一度极不情愿让它的殖民地独立。他坚持认为，他有普世的管辖权，可以直接统治所有教会，与此同时，他还鼓励信徒在本国主教领导之下建立本土化教会。拉丁美洲主教会议（C. E. L. A. M）对天主教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在梵蒂冈的支持之下成立的，是天主教第一个官方的地区间国际组织。庇护十二世还将非意大利人带进罗马教廷，这实现了枢机主教团的国际化，到他去世时，枢机主教团只有三分之一意大利人。因此，虽然他是一位坚守特伦托普世大公会议和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传统的保守派教宗，但是，他启动了一台巨大的改革机器，并最终促成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及其所倡导的改革。
总而言之，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发生巨变的环境 中，所有基督教会都不得不应对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环境。总的来说，新教试图探索应对新环境的方法；但是，天主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显而易见，人们对这种普遍的态度有着很多期待。但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并没有拉近距离，他们的距离仍像以往任何时代那样遥远。新教徒将天主教视为过去时代的遗物，而天主教徒则认为新教是异端，因为它屈服于现代世界的挑战。只要这种看法普遍存在，西方基督教这两个支脉和解的希望就非常渺茫。我们将会看到（第三十五章和第三十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新教徒重新审视他们对现代性的轻易接受，然而与之相 比，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罗马天主教官方才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对现代性所持极度消极的观点。
[1]Tr. By H. E. Manning, 1871; quoted in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2（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78）, pp.2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