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近代教会史

220、教会的学术著作。各种神学主张。现代主义

220.1教宗们—尤其良／利奥十三世—热心支持的神学研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德国的公教会在1860年在神学上比法国强，但因为法国也建立许多公教大学（所谓的Institutes catholiques，比如在巴黎Paris、图卢兹Toulouse、昂热Angers、里昂Lyon和里尔Lille，1875年），法国的神学逐渐也赶上，法国人尤其在实证的历史神学产生了很杰出的果实。在罗马有几所宗座大学，他们主要培养了经院哲学和经院神学。在20世纪，他们也开始重视历史神学（historische Theologie），比如额我略／贵格利大学（Gregoriana）于1922／1923年建立了一个教会历史系和传教学系。最繁荣的公教大学（似乎都有神学系）在比利时的鲁汶／卢万（Louvain／Leuven／Löwen，参见204.6），瑞士的弗里堡（Fribourg／Freiburg，参见215.2），美国的华盛顿（Washington，参见217.3），意大利的米兰（Milano），即1920年创立的“耶稣圣心大学”，荷兰的内伊梅根（Nijmegen／Nimwegen，1923年创立）。大约20所公教大学属于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9年恢复的“公教大学联盟”。在1846年后，德国公教也想建立一所公教大学，但始终没有成功。另外，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Salzburg）—它已经有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神学系—也从1884年以来有计划建立一所公教大学。自从19世纪上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一方面努力培养神学学生，另一方面又热心地投入于神学研究工作（关于“老派天主教”一时在几个神学系引起的危机，请参见212.4）。受了这些神学系的支持和激励，巴伐利亚建立的公教学院（Lyzeen）和一些德国教区的学院（在艾希施泰特、富尔达、美因茨、帕德波恩和特里尔）建立的学院也经历了一个光荣的崛起。在科隆的教会于1922年创立了一个大阿尔伯特学院（Albertus-Magnus-Akademie），它专门研究经院哲学，后来承担出版大阿尔伯特（Albertus）的著作。1917年的《天主教法典》（参见第1365条）要求所有的司铎候选人（即修道生）必须经过两年的哲学和四年的神学研究，但执行这种标准在某些地方当时比较困难。教廷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Congregatio“De seminariis et universitatibus studiorum”）来监督神学院和大学中的神学研究。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通过1931年5月24日的法令《诸学科之主》（Deus scientiarum Dominus）重新整理各大学和学院中的神学和哲学教学制度来统一学院结构、学历、教学方法以及授予学位的制度。他于1936年在罗马创立了一所“宗座科学学院”（Papal Academy of Sciences）并且从各国邀请学者来参与；这所学院主要针对数学和自然科学。

在1850年前后，在教会的科学（即神学）方面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启蒙主义忽略的经院思想（Scholastik，经院哲学和神学）再次经历一个崛起。这种“新经院派”（Neuscholastik／Neo-Scholasticism）的先驱和开拓者在意大利主要有耶稣会会士佩若内（Perrone）、弗兰泽林（Franzelin）、利贝拉托瑞（Liberatore）和帕尔米耶里（Palmieri）以及教区司铎三塞维瑞诺（Sanseverino）和道明会会士齐里亚拉（Zigliara）。在罗马生活的德国耶稣会会士克罗伊特根（Joseph Kleutgen，参见其《前人的神学》Theologie der Vorzeit3卷，1853／1860年）将这些运动传播到阿尔卑斯山脉（Alpes）的北边。在德国有很多神学家继承他的观点，如克勒孟（Franz JakobClemens，1862年去世）、舍茨勒尔（Constantin von Schäzler，1880年去世）、海因瑞克（Johann B．Heinrich，1891年去世）、牟方（Christoph Moufang，1890年去世）、哈夫内尔（Paul Haffner，1899年去世）、施托克勒（Albert Stöckl，1895年去世）和他们中最有才华的、思想最敏锐的，即在科隆任教的舍本（Matthias Joseph Scheeben，1888年去世）。部分的神学家—比如龚特尔（Anton Günther）和他的学派（参见208．2c）—拒绝了经院思想，而在各大学的神学系占有主导地位的思想方向还是“历史批判思想”（historisch-kritische Richtung），尤其在蒂宾根（Tübingen）的神学系和学派那里（埃哈德A.Ehrhard曾称之为“古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学派的新版”ScholaAntiochena rediviva）。两个神学派甚至进行尖锐的争论，比如蒂宾根（Tübingen）的系统神学家库恩（Kuhn）与克勒孟（Clemens）和舍茨勒尔（Schäzler）谈论过“自然与恩宠”、“知识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问题。他们于1863年在慕尼黑在德林格（Döllinger）的指导下举行了一次公教学者大会，但没有达成共识。然而，新经院派的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879年，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发表了《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其中规定哲学家和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的“黄金智慧”在克服现代主义的种种错误方面是最好的工具，并于1880年提升他为公教学校的主保（参见213.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人必须僵硬地传下托马斯的教导，而需要考虑到现代的问题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尤其是鲁汶／卢万（Leuven）的学派，它的领头人是梅西耶（Desire Mercier，1882年任哲学教授，1906年为梅克恩主教，1907年枢机，1926年去世）。很多思想家和神学家—大多属于德国地区—开始研究经院思想的历史，这个领域也很重要，比如维也纳的维尔纳（Karl Werner）、在罗马的埃尔勒（Franz Ehrle SJ，1922年当枢机，1934年去世）和德尼夫勒（Heinrich Seuse Denifle OP，1905年去世）、在慕尼黑的格拉布曼（Martin Grabmann，1949年去世）、平信徒哲学家赫特灵（Georg von Hertling，1919年去世）与鲍姆克尔（Klemens Bäumker，1924年去世）以及在鲁汶／卢万的武尔夫（Maurice de Wulf，1947年去世）—他有很多学生。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和谐地结合新的和旧的因素的整个性体系。哲学和神学研究的许多成果能够在众多神学期刊的文章中看到—在这些期刊中有部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有的则最近才创立。自从1890年以来，德国和法国也出版了很多大规模的神学大百科全书和“文集”或“全集”，这也证明有很多人参与这种精神运动。公教的学者也曾经举行了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比如1888年和1891年在巴黎，1894年在布鲁塞尔（Bruxelles），1897年在瑞士的弗里堡（Freiburg），1900年在慕尼黑，但此后没有继续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举行了一些针对特殊神学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比如针对托马斯主义、圣母论等等）。

19世纪的神学思想和神学知识传播的特点有这些：高级神学教育的基地越来越多，神学著作的国际化以及有意识地消除那些（来自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因素。20世纪上半叶的神学发展的特点则是：坚决地执行历史方法，使用批判精神和辨别精神，意识到信条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与物质主义和进化主义进行对话，但这种对话只在部分上有护教的性质。两个大战的灾难以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的出现导致神学更注重人本身，更强调神学的牧灵服务，更关注人的处境（但这种思想也隐含着一些危险，比如相对主义）。

220.2各种神学学科的重要代表人物大约有这些：

220.2a在解经学／释经学／圣经诠释学（Exegese）方面：在蒂宾根（Tuebingen）任教的山茨（Paul Schanz，1905年去世）和贝尔瑟（Joh．Ev．Belser，1916年去世），在波恩任教的考伦（Franz Kaulen，1907年去世），在慕尼黑的西肯贝格（Jos．Sickenberger，1945年去世），德国耶稣会会士科尔内利（Rud．Cornely，1908年去世）、克纳本鲍尔（Jos．Knabenbauer，1912年去世）以及胡格劳尔（Franz v．Hummelauer，1904年去世，他曾经在巴黎出版一个大的《圣经研究教程》CursusScripturae Sacrae，1885／1912年）。在道明会的会士指导在耶路撒冷的“圣经学院”（Ecole biblique）是拉格朗日（Marie-Jos．Lagrange OP，1938年去世）创立的研究机构。耶稣会会士在罗马指导“圣经学院”（Institutum Biblicum，参见213.3），自从1927年以来，这个学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分院。

220.2b在护教学／基本神学（Apologetik）方面：也许整个19世纪最辉煌的天主教学者与护教士是英国的纽曼（Newman）枢机（参见204.5）；除他以外还有赫廷格尔（Franz Hettinger，1890年去世）与舍尔（Hermann Schell，1906年去世）在维尔茨堡任教，山茨（Paul Schanz）在蒂宾根，施米德（Alois Schmid，1910年去世）在慕尼黑任教，古特贝勒特（Konstantin Gutberlet，1928年去世）在富尔达（Fulda），魏斯（Albert M．Weiss，1925年去世）在瑞士的弗里堡（Freiburg）任教。

在信理学／教义学／系统神学（Dogmatik／systematic theology）方面：几位上面提到的新经院派（Neo-Scholasticism）的代表，如佩若内（Giovanni Perrone，1876年去世）、弗兰泽林（J．B．Franzelin，1876年当枢机，1886年去世），帕尔米耶里（Domenico Palmieri，1909年去世），克罗伊特根（J．Kleutgen，1883年去世），舍本（M.J.Scheeben），海因瑞赫（Joh.B.Heinrich），还有耶稣会会士佩施（Christian Pesch，1925年去世）以及比优（Louis Billot，1911年枢机，1931年去世）以及在蒂宾根（Tuebingen）大学任教的库恩（Joh．Ev．Kuhn，1887年去世）以及在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大学的波勒（Jos．Pohle，1922年去世）。

220.2c在教会史、教父学与古代教会史（基督宗教考古学）方面有最热烈的研究，而在这个领域中的进步也是最大的；其早期“元老”是德林格（Döllinger）与黑菲勒（Hefele，参见208.1b）。此后的重要人物是：在维尔茨堡（Würzburg）的赫尔根若特（Joseph Hergenröther，1879年为枢机，1890年去世），在弗赖堡（Freiburg）的克劳斯（Franz X．Kraus，1901年去世），布吕克（Heinrich Bruck，1899年当美因茨主教，1903年去世），德尼夫勒（Heinrich S．Denifle OP，他曾经任宗座档案室管理人员，1905年去世），冯克（Franz X．Funk，他在蒂宾根Tübingen任教，1907年去世），格瑞萨尔（Hartmann Grisar SJ，他曾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与罗马工作，1932年去世），格勒（Emil Göller，他在弗赖堡Freiburg，1933年去世），埃尔勒枢机（Franz Ehrle SJ），埃哈德（Albert Ehrhard，他在波恩Bonn教书，1941年去世）。在德国以外的重要教会史学家是法国的枢机皮特拉（Jean B.Pitra OSB），他在教父学方面很有贡献，迪申纳（Louis Duchesne，1922年去世），他曾在巴黎和罗马工作，眼光非常敏锐，并且为法国的教会史研究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参见第1卷，4.8）。他的学生是巴蒂福尔（Pierre Batiffol，1928年去世），并且他曾经指导了在图卢兹（Toulouse）的公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另外还有杨生（Johannes Janssen，1891年去世），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专家，在法兰克福Frankfurt任教以及保禄斯（Nikolaus Paulus，1930年去世）。两个重要的平信徒学者也应该被重视，因为他们继承了罗马从16世纪以来进步的考古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就是若西（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1894年去世），他研究了地下墓穴并被称为“基督宗教考古学之王”，还有帕斯托尔（Ludwig Freiherr von Pastor，1928年去世），他曾经是杨生（Janssens）的学生，曾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任教，后来在罗马指导了奥地利历史学院（Österreichisches Historisches Institut)。

220.2d在伦理神学和牧灵神学方面：林森曼（Franz X．Linsenmann，他在Tubingen任教，1898年去世），塔尔霍费尔（Valentin Thalhofer，曾在慕尼黑和Eichstatt工作，1891年去世），普若布斯特（Ferdinand Probst，他在Breslau工作，1899年去世），克里格（Kornelius Krieg，他在Freiburg任教，1911年去世），勒姆库尔（Augustin Lehmkuhl SJ，他在Valkenburg工作，1918年去世），克普勒尔（Paul Wilhelm v．Keppler，他于1899年当若滕堡的主教，1926年去世），毛斯巴赫（Joseph Mausbach，他曾在Münster工作，1931年去世）曾经是一位渊博的讲道家和艺术评论家，梅恩贝格（Albert Meyenberg，他在瑞士Luzern工作，1934年去世），施泰恩比赫尔（Theodor Steinbüchel，他在慕尼黑工作，1949年去世）。在教会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是：科伯（Franz Quirin von Kober，他在Tubingen工作，1897年去世），维也纳的舍瑞尔（Rudolf von Scherer，1918年去世），维恩茨（Franz X．Wernz SJ，他曾经当耶稣会总会长，1914年去世），弗瑞森（Joseph Freisen，他在维尔茨堡工作，1932年去世），还有慕尼黑的埃赫曼（Eduard Eichmann，1946年去世）。

220.3当时发生很多神学上的争论，整个气氛很活跃，但教会的长上也曾经需要几次反对某些人的错误主张。在慕尼黑任教的哲学教授弗若沙梅尔（JakobusFroschammer，1893年去世）认为，科学根本不依赖于启示，他也否认教会的权威性，所以于1857年和1862年被谴责；此后他完全离开了教会。有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存有主义（Ontologismus），就是说，他们认为人可以直接、直观地认识神，持此意见的有意大利的乔贝尔提（Gioberti）和罗斯米尼（Rosmini，参见202.2），比利时的拉佛瑞（Laforet）和乌巴斯（Ubaghs），法国的法贝（Fabre）、于格宁（Hugonin）和格拉特里（Gratry）。圣部（信理部）于1861年和1866年谴责这种说法，而在罗斯米尼（Rosmini，1855年去世）去世几十年后还有教廷的文献谴责了他著作中40条命题（1887年）。在1900年前后爆发了关于“改革公教主义”（Reformkatholizismus，它和“美国主义”很相似，参见217.3）的论争。这种改革思想在德国的代表是克劳斯（Fr.X.Kraus）、舍尔（H.Schell）、埃尔哈德（Alb.Ehrhard）、米勒（Jos.Mueller）、格如普（Georg Grupp）、冯克（Phil.Funk），而在意大利有佛格萨若（Ant.Fogazzaro，1911年去世），他曾经写了名为《圣者》的小说（1906年列入禁书单）。在英国的宗教哲学家许革尔（Friedrich von Hügel，1925年去世）也属于这些比较开放的思想家。这些天主教徒当时面对了一种过于紧张的整体主义（Integralismus），他们认为，公教会应该更多适应现代的文化，这样能够提高它的威望，也可以消除种种“落后的因素”。然而，他们也提出某些过分的主张。德国的舍尔（Schell）热衷于谈论“教会与进步”关系的问题，但他的四部著作于1898年被列入禁书名单。他接受了教会长上的谴责。

比这些倾向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初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公教哲学和神学中出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潮流”，这种倾向不久后被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us）并遭受批评。这种思想的根源是Kant（康德）的不可知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内在性宗教和情绪化宗教概念（参见193.2；210.1a）以及现代历史观的“进化主义”（Evolutionismus）。那些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宗教意识是启示和教会的裁判者和标准，他们说信仰的信条仅仅是一些可以改变的象征，而宗教真理本身是无法认识的。这些观点等于是一个新的异端邪说，而自从1907年以来，比约／庇护十世非常坚决地抵抗他们，实际上也相当成功地镇压了它们。

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在法国巴黎的公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的圣经解释学（exegese）教授卢瓦西（Alfred Loisy，1857—1940年）以及在昂热（Angers）修道院任教的乌丹（Albert Houtin，1927年去世）；在英国有原来当耶稣会会士的提勒尔（George Tyrrell，1909年去世），而在意大利有几个司铎，即穆里（RomoloMurri）、弥诺基（Salvatore Minocchi）和弗拉卡西尼（Umberto Fracassini）；在德国的代表主要是慕尼黑的施尼策尔（Joseph Schnitzer）、在布劳恩斯山（Braunsberg）的科赫（Hugo Koch）以及恩格特（Thaddaeus Engert）。罗马教廷的圣部于1907年7月3日在《怨天尤人》（Lamentabili sane exitu）训令中提出一个新的《提要》（Syllabus），其中谴责了65条命题——这65个句子大多来自卢瓦西（Loisy）的著作，涉及圣经解释学（exegesis）和信理历史（history of dogma）。教宗比约/庇护十世于1907年9月8日发表的通谕《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反对“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这种思想倾向是“一切异端的汇积池”并采取措施来镇压它。同样的教宗在他的“自动诏书”《圣礼的指导者》（Sacrorum Antistitum，1910年9月1日）中要求一切司铎候选人在接受六品之前发“反现代主义”的誓言，而一切在牧灵和教育中工作的司铎也必须宣发这个誓。然而，那些在德国国度办的大学任教的神学教授没有被要求宣发这种誓，这样避免了政治和教会之间的碰撞。只有很少几个司铎拒绝发誓。现代主义的领导人物被禁止任教，而部分的人也离开了教会，所以“现代主义运动”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卢瓦西（Loisy，于1908年3月7日被绝罚）以及乌丹（Houtin）在此以后不仅离开了教会，而且他们完全放弃了有形可见的基督信仰(positives Christentum)。与公教改革运动(Reformkatholizismus)和现代主义的镇压有关系的思想倾向是所谓的整体论（Integralismus，参见214.6）。此后还有一些神学家的著作被谴责或禁止，这也和现代主义争论不无关系，比如德国神学教授维提格（Joseph Wittig）在布瑞斯劳（Breslau）被谴责（1925年），赫恩（JohannHehn）在维尔茨堡（Wuerzburg）受谴责（1925年），意大利的宗教历史学家博纳尤蒂（Ernesto Buonaiuti）在罗马被谴责（1921年和1924年被绝罚）。来自法国任内（Rennes）的提尔梅（Joseph Turmel）神父曾经利用14个不同的笔名来发表他的现代主义著作，始终否认这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于1930年被绝罚。

在1918年（第一次大战）后，在德国和法国的神学中曾经出现了一些恢复“改革公教运动”的因素，但没有长期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法国），学者们面对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所以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新神学”（Theologie Nouvelle）理论，对于传统的神学怀着批判的态度。他们想在现代思想中为神学确保一个席位，所以他们要适应那个动态的进化主义（dynamischer Evolutionismus）和存在主义，但走得太远，所以他们降低了信理／信条的绝对性（Absolutheitscharakterder Dogmen），降低了教会的教导权的权威性以及整个系统神学的地位。针对这种“信理上的相对主义”（dogmatischer Relativismus），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的通谕《人类》（Humani generis）中建议要支持一种和谐的适应方式，即让古典的神学和教会哲学的方法和形式逐渐一步一步地适应温和进化论的现代思想(kontinuierliche Anpassung in Methode und Form an die modernen Gedankengaenge des gemaessigten Evolutionis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