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近代教会史

213、教宗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和比约／庇护十世（Pius X）

213.1在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后又有一位任期很长的教宗，他指导教会25年之久。虽然有一部分枢机认为，不应该在处于困境的罗马召开选择教宗的会议，但枢机们仍然聚集并早在第三天（1878年2月20日）就选择了68岁的罗马教廷财务总管枢机佩基（Gioaccino Vinzenzo Pecci），他来白阿纳尼（Anagni）附近的卡皮内托（Carpineto），曾经在意大利当过教廷使者，在布鲁塞尔（Brussels）当过教廷大使，1846年成为佩鲁加（Perugia）的总主教。他被视为“中间道路”的代表人物，取名良／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年）。他有高深的修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文学家（写过拉丁语的诗），在思想上很灵活，具有政治能力，在行动上谨慎、宽和，同时也是一个有真正领导风度的人物，毫无疑问在近代教宗史上他算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他的国务卿枢机雅克比尼（Lodovico Jacobini，1880—1887年）与兰波拉（Mariano Rampolla，1887—1903年）也是很能干的外交家，所以教宗良／利奥（Leo）的教会政策比较成功，他有远见，也有圆通的沟通能力，而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在教会内享有权力，在社会上有普遍的影响和道德权威性。在他上任的时候，很多国家的教会都处于困境之中，但通过良／利奥（Leo）的外交技巧，情况有所改进；教宗既承认现代的民主政治体系，又愿意与各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仅与意大利王国他—虽然很渴望沟通—无法和好，因为受共济会影响的意大利政府对教会怀着敌意。罗马的暴民和群氓也曾多次向圣座表示出他们的憎恨。当罗马市长的犹太人纳坦（Nathan）也曾侮辱了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曾经尝试私下与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进行沟通，但法国的外交人士阻碍了这种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没有改变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禁令：意大利的公教徒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ne elettori，ne eletti“不可以投票，不可以当选”，参见211.2）。教宗良／利奥（Leo）也无法影响“教会的长女”法国离开近年以来的反教会政策，也不能结合法国的公教徒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大的分裂（参见216.1.2）。在教宗的任期结束的时刻，法国又面临国度与教会的分裂状态。甚至在那些传统上属于公教会的国度中，那些反对教会的共济会人士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反过来，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教宗良／利奥（Leo）在普鲁士—德国结束所谓的“文化斗争”（参见214.4）。连那些非公教圈子都承认和尊敬他的智慧和正义感；其中一个证据是，当德国与西班牙争论，西太平洋中的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应该属谁管辖时，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建议让教宗作决定，而教宗的裁决使双方感到满意（1885年）。教宗两次（1888年和1903年）在梵蒂冈接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但意大利政府从1870年以来禁止那些公教国度的领导正式来罗马觐见教宗。当良／利奥（Leo）过他的司铎50年金庆和70年钻石庆（1887年和1897年）时，几乎全世界的统治者和国度都表示热切的祝贺并送礼；唯独意大利没有表态。

213.2在教会内部，良／利奥十三世的影响也很大。教会的圣统制增加，248个新教区和总教区被创立，48个宗座代牧区和监牧区被建立，而在海外的传教工作得到大力支持（参见218）。教宗继续进行在梵蒂冈大公会议后被中断的改革工作，他还特别注意到通过一些纲领性的“通谕”（encyclica）说明天主教对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等问题。这样，他想建立教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正当关系，并且呼吁了公教徒积极参与文化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他也受了专制传统的影响，反对个人主义对社会关系的消解，又反对当时社会主义的一切集权倾向；他认为，国度与教会的理想关系不是严格分开双方，而是双方协力合作。作为“万民的导师”（Lehrer der Voelker），教宗很明智地并且相当开放地在他的文献中阐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如教会与文明的关系、基督徒的政治体系、公民权利的来源、真正的和虚假的自由、工人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参见他1891年的通谕Rerumnovarum《新事》），社会主义和共济会的种种危险、基督徒的民主制度、婚姻的神圣性、信仰中的合一等等。他也很注重培养公教会的灵修生活（圣体圣事、尊敬耶稣圣心、玫瑰经、第三修会等），并为教会科学（神学）提供宝贵的激励。在1879年的通谕《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中，他推荐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哲学和神学中的导师并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支持新经院思想的崛起（参见220．1）。为了培养与监督对《圣经》的研究，他于1902年创立了教廷的“圣经研究委员会”。他支持历史研究并于1881年开放了梵蒂冈的档案室，欢迎各国历史学家（包括新教的人士）来图书馆进行研究。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几乎到他生命最后的几天都保持了精神上的精力与能动性，于93岁去世（1903年7月20日）。

213.3在那位对政治有强烈兴趣的教宗后，枢机们于1903年8月4日选择了一位更多重视宗教和牧灵问题的人，即比约／庇护十世（Pius X，1903—1914年，1954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在此之前，他是枢机与威尼斯（Venezia）的总主教萨托（Guiseppe Sarto），来自特瑞维索（Treviso）附近的瑞斯（Riese）的一个很穷的家庭。他的座右铭是“在基督内重建一切”（Instaurare omnia in Christo），而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纯正的教会教导、抵抗那威胁信仰的因素、改革教廷的管理制度，尤其在圣职人员和民众中恢复真正的宗教精神。有人曾经说，比约／庇护十世是托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教宗。他认为“现代主义”（Modernismus）等于是一切现代思想中的错误的总称，所以很严格地反对它（参见220.3），又谴责基督徒民主运动的离奇表现（比如意大利的穆瑞Romolo Mlurri，参见220.3；法国桑捏尔Marc Sangnier的《犁沟》Sillon，参见216.3）。教宗有崇高的理想，他的精力始终没有消退，他规定很多法律，这样影响教会生活各个领域，而这些法律的目标尤其是促进牧灵工作。他当教宗之后不久（1904年）就预先公布将要重整教会法典。他任命了一个由一些枢机、教会法律专家与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准备编写一个新的法典。他们工作的初果是教宗的一系列改革法令。因为在1903年的教宗选举发生了一个不理想的事件（奥地利政府使用传统的“排除权”（Exclusive）来反对兰波拉枢机Rampolla），教宗重新规定选择教宗的制度并严厉禁止世俗权力的干涉（参见176.3）。1908年6月29日发表的《明智考虑》（Sapienticonsilio）的法令继承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参见175.3）的改革并重新组织罗马教廷。教宗于1909年创立教廷的官方报纸，即《宗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Sedis），又针对婚姻发表了新的规定（《不随意》Ne temere，1907年8月2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牧灵服务、宗教教育、教区修道院的教育以及意大利的神学研究（1906年／1908年）。他创立一所宗座大学来加强《圣经》研究，就是所谓的Biblicum（Pontificio Instituto Biblico）宗座圣经学院，它从1909年以来附属于额我略大学（Gregoriana Universita）。教宗委任本笃会（在后来的枢机伽斯奎Gasquet的指导下）编写一个有辨别文献注脚的拉丁通行本（Vulgata）的《圣经》版本（参见175.3；他们于1926年出版《创世记》）。另一些改革是针对敬拜和礼仪的问题，比如《日课》的重编（1911年）以及关于法定节日的规定（1911年，参见219.2）。教宗邀请信徒更频繁领受圣体（1905年），发表关于儿童领圣体的文献（1910年），又注重圣乐的培养（1903年的“自动诏书”motuproprio）。为了更尊敬圣体圣事，并为了强化宗教上的团结意识，不同的国度举行了一些“全球圣体大会”（EucharisticWorld Congress），而教宗都派遣他的使者参与这些大会。教宗在罗马册封了一系列圣人和真福品。

213.4在教会政治方面，比约／庇护十世的任期没有那么顺利。这位虔诚的教宗缺少前任教宗的外交才能与圆通的政治技巧。比约／庇护十世的国务卿是那位才38岁的西班牙枢机瓦尔（Merry de Val，1903—1914年，1930年去世）。就教廷与意大利的关系而言，比约（Pius）先继续良／利奥（Leo）的政策，但不久后他因回应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一方面他在原则上没有收回1868年的《不合当》（Nonexpedit，参见211.2）诏书，但他允许公教徒们在特殊的情况下参与国会选举，如果这样能够阻碍一些反对教会的人当选，但条件是当地教区的主教的同意（1905年）。早在1903年，法国分开了国度和教会，这一点为教会造成很大的痛楚（参见216.1—3）。葡萄牙于1911年也效法这个先例，这就等于这些国度正式表达了它们反对教会（参见216.7）。教宗比约／庇护（Pius）预先意识到将来会爆发一个很大的战争，而在临终时他还经历了这次战争的开头。他因战争的巨大暴力和流血感到非常悲伤，于1914年8月20日去世。他的仁慈、朴实与虔诚灵修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