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基督教史
第二十九章：罗马帝国的复兴与持续的衰落
掌权者们注意了……掠夺属于教会的财产是你们在为自己定罪……要知道，教会的财产是信徒的希望，是穷人的遗产，是为赎罪所付出的代价。
——兰斯的辛克马尔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克洛维接受洗礼304年之后，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利奥三世手持皇冠走向了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他将皇冠戴到查理曼的头上后高呼：“愿上帝将生命赐予这位伟大和平的皇帝！”而在324年之前，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在查理曼被加冕的同时，教宗利奥三世复兴了古罗马帝国，现在，古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得以重生。
查理曼的统治
当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时，这位皇帝统治着西方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不列颠。但是，早在被加冕为皇帝之 前，查理曼在帝国东部边境与撒克逊人及其盟友弗里西亚人（Frisians）的数场战争，就已经让当时还只是法兰克人国王的他将领地扩张到了古罗马帝国之外。
与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亚人的战争漫长而又血腥。查理曼不断入侵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屈服，但是，他一旦离开，他们就再次起义。查理曼决心以屠杀之血与洗礼之水镇压起义：顽固不化之人惨遭屠杀，其他人则被强迫接受了洗礼。到了公元784年，弗里西亚人放弃了抵抗；一年之后，撒克逊人的最后抵抗也被瓦解，数以千计的撒克逊人被迫接受了洗礼。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许多撒克逊人始终相信，接受洗礼就等于背弃他们的神祇，他们的神祇也会因此而遗弃他们。所以，一旦接受洗礼，他们就只能信靠基督教的上帝。不管怎样，强迫洗礼的结果是，在撒克逊人中很快就出现了基督教领袖，他们后来采取类似的方 法，让他们的邻舍也归信了基督教。
查理曼也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西方。他对西班牙发动的第一场战争是一场灾难。他之所以会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是因为一些穆斯林领袖许诺支持他，但是，他们从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在率军回国途中，查理曼的后卫部队在伦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遭到伏击，也许是巴斯克人（Basques）伏击了他的部队——这一事件促成了现存最早的重要法文著作《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并影响到此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后来，查理曼的军队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据点，他们征服了远到埃布罗河（Ebro River）的广阔土地，又在那里建立了西班牙边地。此外，当阿斯图里亚斯的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of Asturias）为从摩尔人手中重夺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与他们的漫长战争时，他也得到了查理曼的支持。
作为皇帝的查理曼认为，他得到在世俗与教会事务中管理自己臣民的呼召。他像任命将军那样任命主教，不过，他总能找到称职的人选。他颁布的法律规定，要用普通百姓的语言讲道，星期天是休息和崇拜的日子。他征收什一税，仿佛什一税就是国家的正常税收。修道主义已经今非昔比，修士失去了他们最初的修道热情，许多修道院院长将他们的圣职视为谋取财富与权力的一种手段。查理曼决定，修道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他将这项工作委托给本笃（不是写本笃《会规》的那个本笃）。本笃为成为修士而放弃了他在宫廷中的职务，他因自己的智慧与敬虔而深受敬重。现在，查理曼任命他为阿尼亚纳皇家修道院院长，查理曼希望，阿尼亚纳的本笃能树立好的榜样，帮助他领地内的其他修道院走上正轨，遵守本笃会的《会规》。
虽然查理曼本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支持教育。他恢复并改革了现存的学校，将自己在意大利结识的执事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召到了宫廷，阿尔昆把在爱尔兰与不列颠修道院中保存下来的知识先后传授给法兰克人。查理曼还从西班牙带回了西奥多夫（Theodulf），任命他为奥尔良（Orleans）的主教，西奥多夫下令，他教区中的每个教会都必须有一所同时向穷人和富人开放的学校。其他主教很快就纷纷效法西奥多夫的做法。此外，大批学者涌入查理曼的领 地，因此出现了一次重要的知识大复兴。
查理曼帝国的荣耀在这位伟大的皇帝去世之后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儿子路易是一位尽责的统治者，但却不是一位优秀的伯乐。他致力于改革修道院，早在公元814年成为皇帝之前，他就要求阿尼亚纳的本笃改革阿基坦（Aquitaine）的修道院——他像国王一样统治着这里的修道院。在路易成为皇帝之后，公元817年的帝国会议按照他的意愿，下令所有修道院必须在阿尼亚纳的本笃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革，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不得佩戴金银首饰和穿戴华丽的服饰。此次帝国会议还规定，交纳什一税是所有臣民的义务，要将什一税三分之二的收入分给穷人。最后，此次帝国会议希望给予教会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会议决定恢复由人民和神职人员选举主教的古老习俗。但是，包括一些主教在内的许多人利用了路易的好脾气，在路易统治的最后几年，内战爆发了，路易的儿子和他们的党羽相互开战，他们甚至还向皇帝路易发难。路易不断打败叛党，又不断赦免了他的敌人；但是，他的宽宏大量并没有让他更受拥戴，反而助长了更多的叛乱，甚至曾经被他赦免的敌人也再次造反。在他去世之后，帝国被他的三个儿子瓜分。在路易的孙子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 of France，公元881—887年在位）的统治之下，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再次统一。但是，这些地区在胖子查理去世之后再次分裂。除了内部分裂和内战之外，挪威人和其他人的掠夺与入侵也困扰着查理曼帝国。
阿拉伯人的征服也对西欧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地中海沿岸贸易繁荣，西欧甚至与东方也有贸易往 来。现在，阿拉伯人阻断了通往东方的道路，他们统治着地中海的南岸与东岸。虽然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欧洲北海岸的运输业仍然存在，但是，大规模的贸易被中断，每个地区必须自力更生。货币一度停止了流通，人们几乎看不到金币，西欧进入物物交换的经济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中，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而不是金钱。国王和其他封建领主通常用土地奖赏为他们效劳的人。封建制度就这样诞生了。封建制度是一种基于土地占有的等级制度；每一个封建领主都效忠于赐予他土地的更大领主，与此同时，赐予者也得到所赐之人的效忠。起初，赠予的土地是终身制的。但是，土地最终变成了世袭制。一位封臣通常会得到不同领主赏赐的土地，因此他就可以声称，如果他效忠一个领主，就不能同时效忠另一个领主，所以他总能以此逃避应尽的义务。这一切的结果是西欧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分裂，所有集权都衰落了，包括国王的权力。
教会也受到了影响。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通常占有广阔的土地，因 此，主教和男女修道院院长成为权贵，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谁有权任命他们，就成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神学活动
查理曼曾追求的知识复兴在整个公元9世纪结出了果实。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定的和平环境，以及繁荣兴旺的学校和各种著作的抄本，那里就有一定规模的神学活动。但是，在整个9世纪，西欧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系统思想家，而大部分神学活动都集中在围绕着教义或崇拜的某一点所爆发的争辩上。
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即查理曼王朝），唯一一位伟大的系统思想家是约翰·司各脱·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igena）。埃里金纳是爱尔兰人，他继承了在爱尔兰修道院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古代知识。将近公元9世纪中叶，他在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虔诚者路易的三位继承者之一——的宫廷中任职，他因自己的渊博学识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精通希腊文，将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些著作于公元5世纪写成，传说是在亚略巴古听过保罗讲道的那位狄奥尼修斯所著。当它们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传入西欧时，并没有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埃里金纳的译本几乎被人们当作同使徒具有同样权柄之人的著作来阅读。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而这种神秘主义很快就与保罗的神学混淆在一起，使徒保罗就这样被人们解读，仿佛他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
埃里金纳的伟大著作是《论自然的区分》（On the Division of Nature）。《论自然的区分》也是新柏拉图派著作，埃里金纳的许多教义现在被认为是新柏拉图派的理论，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非常博学，思辨十分抽象，以至于并没有太多人阅读他的著作，更没有多少人能读懂他的著作，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追随者。后来，少数继承埃里金纳某个教义的人，通常也都被谴责为异端。
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一个主要的神学争辩集中在西班牙两位主教的教义上：托莱多的埃里柏铎（Elipandus of Toledo）和乌赫尔的菲利克斯（Felix of Urgel）。在西班牙，有许多基督徒的祖先在被穆斯林征服时没有逃走，他们现在生活在摩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些基督徒被称为莫扎拉布（Mozarabs），他们保留了被穆斯林征服之前的古老传统，包括他们自己的崇拜，被称为莫扎拉布崇拜（Mozarabic Liturgy）——今天仍在托莱多大教堂中举行。当查理曼开始重新夺回那些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时，莫扎拉布仍然坚守他们的传统，但法兰克人试图用法国与罗马的传统取代他们的传统。因此，法兰克人与莫扎拉布的关系早在这场神学争论爆发之前就已经非常紧张。
埃里柏铎基于莫扎拉布崇拜仪文的一些规定宣称，就其神性而言， 耶稣是圣父永恒的儿子，但是，就其人性而言，耶稣只是被收养的儿 子。当埃里柏铎说出这些话时，神学争论爆发了。这令许多基督徒将埃里柏铎和他的追随者称为“嗣子论派”（adoptionists）。但是，埃里柏铎的教义与真正的嗣子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嗣子论派声称，耶稣只是上帝所收养的“纯粹的人”。与之不同，埃里柏铎肯定，耶稣始终具有神性。但是，他认为，必须坚持救主耶稣神人二性的差异，他以两种“儿子的身份”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上帝永恒的儿子与上帝收养的儿子。因此，埃里柏铎的教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嗣子论，而是以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一种基督论，而以弗所大公会议已经谴责了安提阿学派极端的基督论。
其他神学家反对这些教义，他们坚持认为，神性与人性在救主耶稣里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例如，利巴那的比亚图斯（Beatus of Liebana） 写道：
非信徒只能在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中看到一个人。他们将上帝作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将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将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上帝为我受苦。我的上帝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
埃里柏铎及其追随者乌赫尔的菲利克斯的教义很快就受到了法兰克神学家和教宗的谴责。菲利克斯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被逐出了莫扎拉布势力强大的乌赫尔。但是，埃里柏铎生活在摩尔人的领地，他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直到埃里柏铎和菲利克斯都去世之后，这场神学争论才平息下来。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神学争论开始在西方形成。我们已经讨论过西方因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和子一词与君士坦丁堡所产生的冲突。在西方神学家所争论的众多问题中，预定论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是最重要的。
预定论之争中的主要人物是奥巴斯的戈茨沙尔克（Gottschalk of Orbais）。戈茨沙尔克是一名修士，他认真研究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他认为，教会已经偏离了希波城这位伟大主教的教义，尤其是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尽管他比自己的同代人更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极力阐释并捍卫奥古斯丁预定论的戈茨沙尔克却远离了奥古斯丁的精神。一些评论家认为，戈茨沙尔克似乎很愿意相信，他的敌人被上帝所遗弃，受到了永罚。他因许多原因与他的修道院院长结仇，当他将自己的教义公之于众时，立刻受到了攻击。攻击他的人有富尔达（Fulda）的修道院院长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以及有权有势的主教——兰斯的辛克马尔（Hincmar of Reims）。在一场波及众多著名神学家——包括埃里金纳、拉巴努斯，尤其是辛克马尔——的神学争论之后，戈茨沙尔克被判为异端，被监禁在一座修道院中，据说去世前不久在修道院中疯掉了。
加洛林王朝时期另一场神学大争论是关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这场神学争论的起因是帕斯卡修·拉德柏尔图（Paschasius Radbertus）的一篇题为《论主的身体与血》（On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the Lord）的神学论文。拉德柏尔图是科比（Corbie）的一个修士，他后来被追封为圣徒。拉德柏尔图在自己的论文中宣称，当饼与酒被祝圣时，它们转变成主的身体与血。它们不再是饼与酒，饼成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主的身体，血成为主在骷髅地所流的血。拉德柏尔图认为，虽然这种转变是秘密发生的，人类通常感知不到，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信徒可以看到主的身体与血，而不是饼与酒。
当国王秃头查理读到拉德柏尔图的论文时，他对这篇论文产生了疑惑，并要求科比的拉特拉姆斯（Ratramnus）阐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拉特拉姆斯的答复是，虽然基督的身体真实地临在于圣餐中，但这并不是其他任何物质身体的临在，不管怎样，临在圣餐中的基督的身体并不是正坐在上帝右边的历史上那位耶稣的身体。
这场神学争论表明，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一些神学家仍然认为， 饼与酒在圣餐中不再是饼与酒，而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但是，这场神学争辩还表明，当时的许多神学家也相信，饼与酒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这一观点只是普通基督徒的夸张以及语言使用不准确所造成的结果。随后不久，一些神学家开始使用“实质改变”（a change in substance）， 最终，13世纪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1215）颁布了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ism）的教义。
这些神学争论只是爆发在加洛林王朝知识复兴时期众多神学争论中的几个例子。但是，加洛林王朝的知识复兴是短暂的，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查理曼的继任者出现了分裂，与此同时，新一波入侵狂潮再次令西方基督教陷入了恐怖与混乱。
新一波入侵狂潮
日耳曼人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入侵令西欧陷入了混乱，查理曼和他的继任者似曾一度将西欧带出混乱。但是实际上，一时平息下来的入侵并没有结束，新一波入侵狂潮恰巧发生在加洛林帝国日渐衰落的时候。
数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直居住在欧洲的最北端。在公元8世纪这一百年间，此前一直定居在这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造船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成为附近海域的主人。他们的船只长六十或七十英尺，由帆和橹驱动，最多能承载八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乘着自己所造的船开始远征欧洲的其他地区，在欧洲，他们被称为挪威人。随着加洛林帝国开始瓦解，法国的北海岸弱不禁风，难以抵御进攻，挪威人很快便发现，他们可以在这里登陆。他们洗劫了教堂、修道院和主教宅 邸，然后带着战利品和奴隶回国。为了不断获取财富，他们经常袭击教堂和修道院，因此，他们被视为上帝的敌人。
起初，挪威人只袭击附近的不列颠和法国北部海岸。但是，他们很快就越加大胆，开始深入内陆，作为征服者定居在新的土地上。在英格兰，只有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但到了11世纪，丹麦人的国王卡努特（Canute）成为整个英格兰的主人——他也是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国王。在法国，他们攻陷并洗劫了波尔多和南特，公元845年，他们甚至到达了巴黎。在西班牙，他们洗劫了圣地亚哥的孔波斯特拉教堂，更南方的穆斯林城市塞维利亚也惨遭不幸。他们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出现在地中海。最终，他们定居在从穆斯林手中夺来的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并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王 国。另一批挪威人定居在法国北部后来被称为诺曼底的地区。他们从诺曼底渡洋来到英格兰，征服了英格兰。
最终，挪威人成为基督徒。许多挪威人只是信奉了他们定居在其中并被他们征服之人的信仰。其他主要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遥远的冰岛的挪威人，追随他们的领袖接受了洗礼——有时是被迫接受洗礼。到了卡努特时期，即11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接受了洗礼。
大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方入侵西欧的同时，从东方来了另一批入侵者。他们是马扎尔人（Magyars），说拉丁语的西方将他们称为“匈牙利人”（Hungarians），因为他们让西欧人想起了古代的匈奴人（Huns）。当他们定居在今天的匈牙利后，他们不断入侵德国，并经常越过莱茵河。即使是遥远的勃艮第，也对他们的铁骑闻风丧胆。他们胜利攻入意大利南部，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最终，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和他的儿子德意志的奥托一世（Otto I）于公元933年和955年两次击溃匈牙利人，他们的进攻基本上停止了。
匈牙利人吸收了他们邻居德国人的许多文化，也吸收了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人的文化。德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宣教士来到了匈牙利，公元10 世纪末，匈牙利的国王接受了洗礼。下一任国王取名为斯蒂芬——他通常被称为匈牙利的圣斯蒂芬（Saint Stephen of Hungary），他强迫所有臣民归信了基督教。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令一位历史学家将公元10世纪称为“黑暗与暴力的一个世纪”。虽然西罗马帝国于公元10世纪末在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和随后几位继任者的统治之下取得了一定的复兴，但西罗马帝国还是充满了血雨腥风，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教宗制度也衰落到其整个历史的最低谷。
教宗制度的衰落
查理曼加冕令教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教宗由于似乎拥有了为皇帝加冕的权利而在阿尔卑斯山以西享有巨大的威望。但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内部经常乱作一团。因此，有权主宰帝国命运的教宗似乎无力统治他们自己的城市。这反而令教宗成为野心家唾手可得的猎物， 他们可以通过贿赂、欺诈甚至是武力来控制教宗。
教宗权力的衰弱速度并没有加洛林王朝那么快。随着皇权的衰弱， 教宗曾被短暂地视为西欧绝对权力的唯一源头。结果，自从三百年前的大格列高利以来，教宗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从公元858年至867年的统治是最杰出的。据说是一组古代的、赋予教宗极大权力的文献，巩固了他的权力。这组文献就是《伪教令集》（False Decretals），它们可能是德国教会中的底层教士所伪造的，他们支持教宗的权力高于直接管辖他们的修道院院长。不管怎样，尼古拉一世和欧洲的许多人相信，《伪教令集》是真实的，因此，他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施行统治。他尤其积极地抑制着掌权者的好战情绪，他们对战争习以为常，仿佛战争就是一场游戏，但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痛的却是黎民百姓。
尼古拉一世的继任者阿德里安二世（Adrian II）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他与加洛林的国王洛泰尔二世（Lothair II）发生了冲突，他曾因洛泰尔二世的淫乱婚姻斥责过他。在卡西诺山，当洛泰尔二世正准备领受圣餐时，阿德里安二世诅咒了他和他的宫廷。当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洛泰尔二世的宫廷中爆发而导致他去世时，阿德里安二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在下一任教宗约翰八世（John VIII）统治期间，出现了教宗衰落的端倪。为了应对穆斯林入侵的威胁，约翰八世试图寻求胖子查理和拜占庭人的支持，但是，他发现他们都不愿意帮助他。他在自己的教廷中被谋杀，据说下毒谋害他的侍从嫌他死得太慢，便用槌棒敲碎了他的脑袋。
从此以后，教宗的更迭就成了家常便饭。教宗史成为复杂的阴谋 史，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教宗之职成为罗马和阿尔卑斯山以西各个敌对派系争夺的战利品。有的教宗被掐死，有的教宗被自己的继任者扔到地牢中饿死。有时还会出现两位、甚至三位教宗，他们都声称自己才是圣彼得的真正继承人。
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公元897年，教宗司提反六世（Stephen VI）主持了“僵尸会议”。他的一位前任福尔摩苏斯（Formosus）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还被穿上教宗长袍沿街示众。他随后受到了审判，并被定下数项罪行。他被砍掉了曾主持圣事的手指， 最后，他的遗骨被丢进台伯河。
公元904年，塞尔吉乌三世（Sergius III）将敌对的教宗利奥五世（Leo V）和克里斯托弗一世（Christopher I）关进监狱，并将他们杀害。在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一个家族的支持下，塞尔吉乌三世成为了教 宗。这个家族的领袖是狄奥非拉特（Theophylact）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他们的女儿马罗齐亚（Marozia）是塞尔吉乌三世的情人。在塞尔吉乌三世去世不久之后，马罗齐亚和她的丈夫图西亚的圭多（Guido of Tuscia）占领了拉特兰宫，并囚禁了约翰十世。后来，他们用枕头将约翰十世闷死。在利奥六世和司提反七世短暂的任期之后，马罗齐亚将她与塞尔吉乌三世的私生子约翰十一世送上了教宗的宝座。在约翰十一世去世三十年之后，马罗齐亚的孙子成为了约翰十二世。后来，马罗齐亚的侄子成为了约翰十三世。他的继任者是本笃六世，约翰十三世的兄弟克雷申蒂乌斯（Crescentius）——约翰十四世——废黜并掐死了本笃六世。继而，卜尼法斯七世废黜了约翰十四世，他或是被毒死，或是被卜尼法斯七世关进地牢饿死，而卜尼法斯七世自己也是被毒死的。
皇帝奥托三世一度可以决定教宗的人选。他的首选是他的侄子，他的侄子在二十三岁时成为教宗，取名为格列高利五世。后来，奥托三世提名著名的学者奥弗涅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 of Aurillac），热尔贝成为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是一位勇敢的教宗，但是，他改革教宗制度和整个教会的努力也最终化为泡影。
当奥托三世去世的时候，克雷申蒂乌斯家族——也是狄奥非拉特、狄奥多拉和马罗齐亚的家族——再次控制了教宗之职，直到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伯爵们得势，任命了本笃八世、约翰十九世和本笃九 世。本笃九世在十五岁时成为教宗。在十二年之后的1054年，他被收买退位。他的教父格列高利六世试图改革教会，但是，本笃九世后来撤消了退位，克雷申蒂乌斯家族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教宗，他们将他称为西尔维斯特三世。
德意志的亨利三世最终出面干预。在与格列高利六世会晤之后，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将三位教宗全部废黜，并任命了克莱门二世。此次会议还针对教会的腐败颁布了一系列教令，尤其是针对买卖圣职颁布了教令。
克莱门二世将亨利加冕为皇帝，并在随后不久去世。后来，亨利三世决定将图勒的主教布鲁诺（Bruno of Toul）任命为教宗，而此时的布鲁诺已经因自己的改革热情而闻名于世。但是，布鲁诺拒绝接受亨利三世的任命，除非他是被罗马人民选为教宗。为了参加教宗选举，他起身前往罗马，陪伴他的是两位有类似改革思想的修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和洪贝尔。随着这一小群人一步步走近罗马，他们一同为教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Epistle to Elipandus，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