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基督教史

第三十章：复兴运动

去年，主教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必须这样生活吗？……每天一次盛宴，每天一次游行。餐桌上的各种美味佳肴并不是为穷人预备，而是为贪图享乐的宾客准备。与此同时，合法拥有这些美味的穷人却被禁止赴宴，他们在饥饿中死去。

——彼得·达米安

加洛林帝国的衰落所导致的暴力与腐败，唤醒了许多基督徒对新制度的迫切渴望。教宗之职成为卑劣对手们争夺的焦点，主教之职被买 卖，整个教会服务于掌权者的利益，在许多敬虔的基督徒看来，这一切都是可耻的丑闻。考虑到当时的种种选择，大多数渴望改革的基督徒选择了修道生活。因此，从修道院中涌出了一波改革狂潮，这波狂潮吞没了教宗，冲击到掌权者，甚至涌到了遥远的圣地海岸。

修道主义的改革

修道主义本身就需要改革。许多修道院被挪威人和匈牙利人洗劫并摧毁。较为隐蔽地区的修道院成为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玩偶，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本该保护修道院的贵族与主教也利用修道院为自己谋取利益。修道院院长之职同教宗和主教之职一样，也成为扩张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大的修道院也是如此。一些修道院院长通过买卖、甚至谋杀获得了他们的教职，从而依靠院长的收入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本笃《会 规》基本上无人遵守，真正得到修道呼召的修士和修女发现，他们的修道誓愿已遭亵渎。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 1179）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德国本笃修会的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的神秘主义著作深受渴望更高境界灵修生活之人的欢迎。尽管志在改革的许多修士和修女建立起新的修道院，但盛行于世的腐败之风最终也侵蚀了新建的修道院。

在希尔德加德时代二百年之前，也就是公元909年，阿基坦的威廉三世公爵（Duke William III of Aquitaine）建立了一座小修道院，他希望这座修道院会好于现有的修道院。这本身并不新奇，因为有权有势的贵族创建修道院在当时非常普遍。但是，上帝的旨意和一些明智的决策令这座小修道院变成了大规模改革的中心。

威廉为了管理他的新修道院而召来伯尔诺（Berno）。伯尔诺是修士，他坚定不移地服从本笃《会规》，努力改革修道主义，这令他闻名于世。应伯尔诺的要求，威廉为修道院放弃了他最喜爱的狩猎场克吕尼（Cluny）。克吕尼和修建修道院所必需的土地被立契转让给“圣彼得和圣保罗”，这就令克吕尼修道院处于教宗直接管辖与保护之下。教宗当时正处于权力低谷，因此，教宗的保护只是起到避免附近主教和封建领主干涉，包括威廉及其继任者干涉的作用。此外，为了保证克吕尼修道院不会成为腐败教宗的猎物，转让契约明确禁止教宗以任何方式侵占只属于圣彼得与圣保罗的财产。随着第一个千年即将结束，对修道院院长和修道院的这种捐赠与其他类似的捐赠可能是许多基督徒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普遍努力，因为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曾提出，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因此人类纪元第一个千年的结束将带来创造完满的终结。

在公元926年之前，伯尔诺一直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我们对早期克吕尼修道院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它只是伯尔诺着手建立或改革的众多修道院之一。但在他去世之后，一群能干且品德高尚的修道院院长相继领导克吕尼修道院，将之变成一场大规模修道主义改革的中心。这些杰出的修道院院长是：奥多（Odo，926—944）、艾马尔（Aymard，944—965）、马耶尔（Mayeul，965—994）、奥迪洛（Odilo，994—1049）和于格（Hugh，1049—1109）。这六位异常无私且杰出的修道院院长领导克吕尼修道院历时二百年。在他们的领导之 下，改革修道主义的思想越传越远。同前六任院长相比，第七位院长庞提乌斯（Pontius，1109—1122）的能力略逊一筹。但是，他的继任者——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1122—1157），弥补了庞提乌斯时期的许多不足。克吕尼修道院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所有修道院对它们的财产有明确的所有权，这就令它们不会受到封建领主的任意摆布。

最初，克吕尼修士的目标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完全遵行本笃《会规》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视野后来变得更加开阔，克吕尼的修道院院长开始效法伯尔诺，着手改革其他修道院。因此，一个完整的“二级克吕尼修道院”（Second Clunys）网络出现了，而二级克吕尼修道院接受主修道院院长的直接领导。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制度”，而是一系列独立的修道院，它们都由同一位修道院院长领导，这位修道院院长通常会为每一所修道院任命院长。这种改革也在女修道院中进行，第一座克吕尼女修道院是于11世纪建立的马尔西尼（Marcigny）女修道院， 当时，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是于格。

克吕尼男女修士的主要活动是本笃《会规》所规定的日课——祷告和阅读本笃所规定的经文。克吕尼修士将他们的精力完全投入到日课 上，以至于在克吕尼运动的高潮，他们每天会吟唱一百三十八首《诗 篇》。日课是在各种仪式中进行的，年复一年，这些仪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克吕尼修士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日课上，从而忽视了在本笃看来十分重要的体力劳动。对于偏离本笃《会规》的这种做法，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理由：修士的职责是祷告与赞美上帝，如果他们不在田间耕种，就可以更加洁净地祷告与赞美上帝。

在克吕尼运动的高潮，克吕尼修士的改革热情达到了顶峰。在成功改革了数以百计的修道院之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改革整个教会。当时是教宗制度最黑暗的年代，教宗以惊人的速度更迭，教宗和主教成为封建地主，卷入到当时的每一桩阴谋。在这样的环境中，克吕尼修道院中所实践的修道主义理想带来了一线希望。除了克吕尼修士之外，许多人按照修道主义的模式来全面改革教会。同盛行在教会最高层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吕尼运动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一个神迹，是上帝在出面干涉，为教会带来了新的曙光。

因此，教会改革在11世纪被视为许多修道院改革的外延。在去罗马的路上，图勒的布鲁诺——他将成为教宗利奥九世——和他的同伴希尔德布兰德与洪贝尔就心怀这一异象。克吕尼修道院之所以能够进行伟大改革，是因为它们摆脱了所有世俗权力的控制，这也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洪贝尔这群改革者的梦想，他们也希望教会领袖可以不受世俗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的任何束缚。因此，买卖圣职是必须被根除的最大罪恶之一。尽管贵族、国王和皇帝封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买卖圣职，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接近于买卖圣职，从而也必须被禁止，尤其是在其统治者并不热衷于教会改革的地区。

就修道主义而言，教会改革的另一大敌是神职人员结婚。数百年 来，许多神职人员守独身，以前也有过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的种种努 力，但这从未成为一条通行的教规。现在，在修士的激励之下，教会的改革者将神职人员守独身制定为他们改革计划的基础之一。最终，以前只对男女修士提出的要求也成为对神职人员的要求。

完成这项改革，并非没有出现痛苦、悲恸，甚至是暴力。在进行这项改革的某个时候，出现了帕塔里亚党（Patarines）——他们显然出现在米兰。他们狂热地倡导神职人员守独身，认为神父结婚实际上是一种非法同居，他们将神父的妻子称为妓女，并坚持必须将她们赶出丈夫的家。在佛罗伦萨，许多帕塔里亚党拒绝参加由已婚神父主持的圣礼。当佛罗伦萨的主教试图通过理性与传统解决这场争端时，帕塔里亚党指控他买卖圣职。瓦隆布罗萨的约翰·加贝尔（John Gualbert of Vallombrosa）——他后来被追封为圣徒——在佛罗伦萨沿街游行，宣称佛罗伦萨的主教的确是买卖圣职者。对此，主教矢口否认。希尔德布兰德参与了这场争辩，他支持约翰·加贝尔。备受尊敬的改革派修士彼得· 达米安（Peter Damian）呼吁双方保持冷静，要克制，要有耐心和爱心。最终，有人建议用火刑解决问题。在佛罗伦萨郊区，人们燃起熊熊烈火，一个支持帕塔里亚党的修士在大火中走过，这被视为证明佛罗伦萨主教犯罪的证据。主教不得不逃离佛罗伦萨，在那里，神职人员的家人被强行赶出家门，沦落街头。

顺服是本笃修道主义的另一个基础，它也成为11世纪这场改革的基础。就如修士宣誓顺服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所有教会（实际上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也必须顺服教宗，教宗将领导一次大复兴，在这次大复兴 中，教宗的作用类似于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在修道主义改革中的作用。

最后，克吕尼修道主义及其激发的教会全面改革对贫穷的态度是矛盾的。好的修士应当无所拥有，他们必须过简朴的生活。但是，修道院则可以拥有财产和广阔的土地。修道院的财产与土地在不断增加，因为那些钦佩修道生活或是希望为自己的得救赚得善工的信徒会为修道院捐赠财物，修道院也会从他们那里继承财产和土地。这最终令修士难以过本笃《会规》所要求的简朴生活。以克吕尼男女修道院为例，他们变得非常富有，以至于男女修士将他们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日课上，从而忽视了体力劳动。此外，那些改革者批评许多主教的奢侈生活，但与此同 时，他们却坚持认为，教会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及其数百年来积累的一切财富。从理论上讲，这些财富不是用于高级教士享用，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帮助穷人。但是，这实际上阻碍了计划中的改革，因为这导致了买卖圣职，身为封建领主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所拥有的权力令他们不断卷入政治阴谋。

克吕尼修道院所积累的财富是克吕尼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富人和穷人都被克吕尼修士的圣洁所感动，为修道院捐赠财物。克吕尼男女修道院用金银珠宝装饰他们的小礼拜堂。最终，曾是本笃理想的简朴生活丢失了，新近兴起的其他运动更强调贫穷，它们逐渐取代了克吕尼运动。同样，11世纪的教会改革最终彻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教会所拥有的财富，因为教会的财富令教会难以摆脱掌权者的阴谋，难以站在穷人与受压迫者的一边。

对克吕尼修道院安逸修道生活的不满很快就引发了其他运动。例如，彼得·达米安试图超越本笃原则——修士只应满足于拥有他所需

的，他倡导极端禁欲的修道生活。但是，下一场大的修道主义改革运动始于11世纪末，当时，莫莱姆的罗贝尔（Robert of Molesme）在西多（Citeaux）建立了一座新修道院。最终，这场运动得名“西多会运动”（Cistercian  Movement）。后来，罗贝尔回到了他最早加入的修道院，但西多的那座修道院仍然存在，并最终带来一波类似于之前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所领导的修道主义改革狂潮。

西多会运动的伟大人物是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二十三岁的伯尔纳在几个亲戚和朋友陪伴下来到西多（公元1112年或1113年），要求加入西多的修道院。他已经决定加入这所修道院，而且早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就已经说服一些人同他一起加入。这是他极具说服力的早期迹象，整个欧洲终将感受到他的说服力，他甚至说服了众多的十字军战士来到圣地。西多的修士越来越多，他被要求在明谷再建一座修道院。明谷的修道院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成为了改革的中心。

伯尔纳首先是位修士。他只希望默想上帝的爱，尤其是上帝在基督的人性里启示的爱，因为他相信，就如耶稣在伯大尼对马利亚和马大两姐妹所说，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他很快便发现，他要被迫承担起马大的责任。他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甚至以甜蜜博士（Doctor Mellifluous）闻名于世，因为他的讲道如蜜一样甘甜。例如有两首被认为是他创作的赞美诗就能说明这一点，今天，这两首赞美诗仍然非常流行，它们就是《至圣之主今受伤》（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和《慕主歌》（Jesus，the Very Thought of Thee）。他的名望迫使他成为许多政治与教会争端的仲裁者。他的个性主宰了他那个时代，因为他是默想基督人性的神秘主义者、教宗背后与之上的掌权者（尤其是当他的一个修士成为教宗时）、教会改革的拥护者、倡导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家和所有神学创新的敌人。伯尔纳的声望极大地推动了西多会运动，该运动很快就发挥出一百多年前克吕尼运动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简短地回顾了从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两场重要的修道主义改革运动。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因此，我们要回到上一章末尾停下来的地方，回到公元1048年，当时，奥迪洛仍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现在，我们就与图勒的布鲁诺和他的同伴们一同踏上他们的罗马之旅。

教会法与教宗的改革

其他基督徒试图通过立法以及将权力集中在改革派教宗手中来改革整个教会。就立法而言，教会大约在1140年编撰了《教令集》（Decretum），它通常被称为“格拉提安的”（of Gratian）《教令集》——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教令集》是编撰与整理许多所谓管理教会生活的教会法的一次努力。《教令集》与其他五部重要文献共同构成了《教会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而《教会法大全》在1917年之前都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法的基础。

然而，几位改革派教宗引领了他们所理解的改革之路。在那一小群于1084年赶往罗马的朝圣者中，为首的是布鲁诺。皇帝亨利三世希望任命他为教宗，但他更愿意以一位朝圣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到了罗马，如果是人民和神职人员选举他为教宗，他愿意接受。可是，从皇帝手中接过教宗之职则是危险的，这相当于买卖圣职——或像希尔德布兰德对布鲁诺所说的，这将意味着来到罗马的布鲁诺“并不是使徒，而是背教者”。

这一小群朝圣者中的另一位是洪贝尔，他在自己所在的洛陶林吉奥（Lotharingia）的修道院中致力于研究，也与买卖圣职不断作斗争。他在论文《驳斥买卖圣职者》（Against the Simoniacs）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掌权者，对买卖圣职的攻击力度前所未有。洪贝尔脾气火爆，他在抨击买卖圣职时甚至声称，由买卖圣职者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这正是奥古斯丁在数百年前与多纳徒派的争辩中所否定的。公元1054年，洪贝尔将教宗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的绝罚谕放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从而造成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在这一小群朝圣者中，第三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是修士希尔德布兰德。他出身卑微，父亲是托斯卡纳（Tuscany）的木匠，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罗马的一座修道院。他在罗马当修士时结识了未来的教宗格列高利六世。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末尾讲到，格列高利六世希望改革教会。为此，他将希尔德布兰德召到了身边。但是，后来的局势发展到出现了三位教宗，他们都自称是合法的教宗，为了教会的和平与合一， 格列高利六世选择了退位。希尔德布兰德与他一同逃亡，据说希尔德布兰德在这位圣徒去世时合上了他的双眼。两年之后，布鲁诺在去罗马的途中请求希尔德布兰德与他一同肩负起摆在面前的教会改革重任。

希尔德布兰德经常被描述成几位教宗背后的野心家。但是，当时的文献似乎表明，他在准备担任教宗之前实际上只希望改革教会。显然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几位教宗的工作；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在他担任教宗才能最好地改革教会之际，他才接受了教宗之职，取名为格列高利七世。

但是，当时被召来担任教宗的是图勒的布鲁诺，他是光着脚的朝圣者，以个人灵修姿态来到罗马。当他去罗马途经意大利北部时，人们夹道欢呼，并很快开始谈论发生在这次朝圣之旅中的所谓神迹。在赤脚进入罗马之后，布鲁诺受到罗马人民和神职人员的欢迎，他接过了教宗的三重冕，取名为利奥九世。

刚刚坐上圣彼得的宝座，利奥九世就开始了他改革教会的工作，为此，他将几位同样因改革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基督徒召到了身边。彼得· 达米安就是其中之一。长久以来，他对教会的状况感到悲哀，他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教会的确需要改革——尽管他没有洪贝尔和希尔德布兰德那火一般的激情，因为他坚持认为，必须用爱与宽容来改革教会。他们的改革计划基于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和消灭买卖圣职。神职人员守独身与买卖圣职有着某种联系，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教会仍是少数存在一定社会流动性的机构之一。例如，出身卑微的希尔德布兰德最终成为教宗。但是，这种社会流动性受到了买卖圣职的威胁，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担任教会的高职。如果再加上神职人员结婚，那么，担任高职的神职人员会试图将教职传给他们的孩子，这样，教会将专门代表富人和掌权者的利益。因此，这场消灭买卖圣职与促进神职人员独身的改革运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他们似乎明白，这场改革运动是一次从掌权者手中夺取教会控制权的良机。

在意大利进行了数项改革之后，利奥九世认为，在阿尔卑斯山以西推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来到德国，德国皇帝亨利三世已经针对买卖圣职采取了一些措施，利奥九世重申了亨利三世的这些措施，但他同时也公开表明，这并不代表亨利三世可以主宰他领地内的教会。在德 国，利奥九世将洛林的戈弗雷（Godfrey of Lorraine）革除教籍，因为他反叛了亨利三世。后来，利奥九世迫使戈弗雷投降，并为戈弗雷向亨利三世求情，终于保住了这个造反者的性命。

买卖圣职在法国十分猖獗，利奥九世希望结束这种状况。为此，他决定访问法国。虽然他从法国的国王和一些高级教士那里得知自己不会受欢迎，但他还是去了法国，并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买卖圣职罪革除了几位高级教士的教籍。此次会议还命令已婚的主教必须离开他们的妻 子，但这项教令基本上无人遵守。

利奥九世在他任职期间犯下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动用军队对付已经定居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挪威人。彼得·达米安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他还是率军向挪威人发动了进攻，结果被挪威人击败了。他被自己希望征服的人俘获，成为囚徒，直到去世之前不久才被释放。他的第二个错误是将洪贝尔作为特使派往君士坦丁堡。洪贝尔的固执和他对拜占庭人关切之事的冷漠，导致东西方教会在利奥九世去世不久后的公元1054年分裂了。

选举新教宗是一件难事。让皇帝任命教宗就相当于国家控制了教 会，这是改革者所痛恨的。让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教宗则会冒让意大利某个家族再次控制教宗的风险，他们希望令教宗成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的决定是由罗马人民选举新教宗，但新教宗必须是德国人，这就令罗马的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操纵教宗。新教宗维克托二世继承了利奥九世的政策。当皇帝亨利三世陷入困境时，洛林的戈弗雷再次造反，维克托二世向亨利三世伸出援手，亨利三世在临终之际将自己年幼的儿子亨利四世委托给维克托二世照顾。因此，维克托二世曾一度统治着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他倡导的改革也得以迅速进行。

此后的历任教宗都是改革派，只有一位除外。这仅有的一次例外令改革者在尼古拉二世的领导之下召开了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此次大公会议决定了以后选举教宗的办法。选举权属于同时身为主教的枢机主教，他们随后必须征求其他枢机主教的同意，最后是罗马人民的同意。

（我们并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起源，也不必在此停下来赘述。到了1059 年召开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时，枢机主教职已经成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职位。）枢机主教致力于改革教会，他们选出的教宗又任命新的枢机主教，因此，改革派的权力似乎有了保障。下一任教宗亚历山大二世被枢机主教适时地选出，他继续改革教会，尽管罗马一些有权势的家族在德国人的支持之下推出了一位敌对的教宗。

当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时，希尔德布兰德被选为教宗，但是，选举希尔德布兰德的程序与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规定正好相反，因为是罗马人民先要求选举希尔德布兰德，然后才是枢机主教批准。希尔德布兰德取名为格列高利七世，他继续推动自己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他的梦想是一个统一在教宗之下的世界，就如群羊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 人。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下令禁止将圣经翻译成各国的本国语， 因为教导与释经的权力必须在罗马。他的这个合一的异象不仅包括西 欧，还包括拜占庭的教会和穆斯林统治之下的世界。格列高利七世曾试图组织一场进攻穆斯林的大规模军事战争，一条战线在西方的西班牙， 一条战线在东方，说拉丁语的基督徒可以去解救在东方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这项计划在二十年之后导致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十字军东征均告失败，格列高利七世向东方扩展自己权力的努力也无果而终。

格列高利七世在西欧继续与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进行斗争。公元1070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谴责了买卖圣职，并命令神职人员必须守独身。格列高利七世巩固了此次会议的决议，因为他禁止平信徒参加由买卖圣职者主持的圣礼。他还任命了巡视各地的特使，以确保这些教令得以实施。对此，一些神职人员指控他是异端，因为奥古斯丁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宣布，由分裂者施行的圣礼仍是有效的——教会中的其他人也赞同奥古斯丁这个观点。实际上，格列高利七世并未宣布这样的圣礼无效；他只是命令人们不要参加这样的圣礼。在法国，国王腓力一世（Philip I）并不理会格列高利七世的劝诫。在腓力一世的支持之下，法国的神职人员拒绝服从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教令。有权有势的高级教士利用他们的教职获利，而不满买卖圣职的称职的已婚低级教士并不愿意抛弃他们的妻子，因此，同时向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开战的确并不明智，因为这令高级教士与低级教士结成了一种同盟。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朋友将守独身的修道主义理想列入他们的改革之中，但是，这种做法令他们的改革更加难以成功。

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当时统治的英格兰，格列高利七世是最成功的。希尔德布兰德在还是教宗的顾问时就支持威廉从诺曼底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因此，不管怎样都会支持教会改革的征服者威廉，当然也会支持格列高利七世与买卖圣职所进行的斗争。

教宗与皇帝的正面冲突

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热情很快就与皇帝亨利四世的利益产生了冲 突。亨利四世幼年时受到过一位改革派教宗的照顾，因此格列高利七世相信，在所有统治者中，亨利四世最应该支持改革教会的计划。但是， 亨利四世觉得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权力太大了，为了保存帝国的政治地位，皇帝必须可以自由地任命支持他的人。在米兰，帕塔里亚党的一些极端分子强迫神职人员守独身，制造了骚乱，因此，亨利四世废黜了米兰的主教，任命了一位新主教。这时，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格列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命令亨利四世在特定的日期来到罗马，如果不来，他将被革除教籍，他的灵魂将被罚入地狱。在公元1057年的平安夜——离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月，一支武装分遣队在他举行弥撒时袭击、殴打了他，并将他俘虏。面对这种局面，罗马人民起义了，他们围攻并夺取了关押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堡。带头袭击格列高利七世的人不得不逃跑，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只是因为教宗命令追击他的人放他一马，条件是他必须到罗马朝圣。亨利四世当时刚刚取得几场重要的胜利，因此，他正处于自己权力的顶峰。他在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期限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回应教宗的最后通牒。此次会议宣布废黜格列高利七世，理由是他犯有暴政 罪、通奸罪和行巫术罪。随后，亨利四世以此次会议的名义将这些决议的通知单送给“并不是教宗，而是伪修士的希尔德布兰德”。

格列高利七世召开了一次由他的支持者参加的宗教会议，他们建议对亨利四世采取严厉的措施。第二天——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来到罗马的那一天，格列高利七世公布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凭借圣彼得的权柄与权威，为了维护和荣耀教会，我绝罚国王亨利……禁止他统治德国或意大利的任何王国。我也免除所有已经宣誓或将要宣誓效忠于他之人的誓言。我禁止他还被作为国王来服从。[1]

起初，亨利四世决心抵抗到底。但是，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意服从他，现在，格列高利七世的绝罚成为他们的借口。那些迷信的人开始散布谣言，称接近亨利四世会为自己招来咒 诅。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意外身亡，这令关于他的传言更加可信。亨利四世最终认为，他的唯一出路是求得格列高利七世的宽恕。他希望尽可能在私下求得格列高利的宽恕，因此，他动身去见在意大利的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难以确定，亨利四世是和平地来，还是要动用武力。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加深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怀疑。但是，亨利四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皇冠成为战争未知结果的赌注，因此，他拒绝将自己的支持者集结成军队，他并不想与格列高利七世开战。

格列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最终在卡诺萨（Canossa）城堡会面。格列高利七世住在卡诺萨城堡，因为这里戒备森严。亨利四世希望私下向格列高利七世忏悔。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坚持亨利四世必须当众忏悔， 因此，亨利四世被迫一连三天以忏悔者的姿态祈求格列高利七世允许他进入卡诺萨城堡。最终，声称是基督众使徒领袖的格列高利七世无法再对亨利四世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只能给予亨利四世所祈求的宽恕，撤销了对亨利四世的绝罚。

亨利四世随后匆匆回到了德国，他在格列高利七世这里遇到的难题促使他在德国的敌人造反。虽然格列高利七世已经撤销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那些造反者，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皇帝。格列高利七世的暧昧态度激发了内战，显然，亨利四世很快就会战胜他的敌人。可是，格列高利七世并不信任亨利四世，因此，他决定在篡位者身上碰碰运气。格列高利七世再次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预言亨利四世将在不久之后去世。但是，亨利四世的追随者这一次并没有理会格列高利七世的绝罚，他们选出了一位反对派教宗，他取名为克莱门三世。最终，篡权的皇帝在战争中被杀，亨利四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

1081年的春天，阿尔卑斯山隘之间的冰雪刚一融化，亨利四世就开始向罗马进军。唯一可能支持格列高利七世的人是统治着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Normans），因为他们曾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盟友。但是，格列高利七世也将他们革除教籍。他随后向拜占庭帝国求助，但一切都是徒劳。罗马人殊死保卫他们的城市。但是，在格列高利七世显然不会与入侵者谈判的情况下，他们打开了城门，格列高利七世被迫逃到了圣安吉洛城堡（Castle of Saint Angelo）。亨利四世胜利进入罗马，克莱门三世控制了罗马。后来，诺曼人出面干涉，亨利四世放弃了罗马。诺曼人成为罗马的主人，许多居民惨遭杀害，建筑物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罗马人被带走，卖为奴隶。

在连续数日的暴力与掠夺之后，罗马人民爆发了起义，随后是漫长的暴力冲突和混乱，这令克莱门三世和他的支持者得以控制罗马的部分地区。格列高利七世先后逃到了卡西诺山修道院和萨勒诺（Salerno）， 并继续谴责亨利四世和克莱门三世。但是，他的谴责起不到任何作用。据说当他于1085年去世时，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始终热爱公正，憎恨不义。因此，我在流亡中死去。”

希尔德布兰德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宣布，他的继任者是卡西诺山修道院的年迈院长。希尔德布兰德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那位本无意担任教宗的老人被迫成为了教宗。他取名为维克托三世，他的支持者将他迎回罗马。但是他随即病倒了，便又回到了卡西诺山修道院，并在卡西诺山修道院安详地离世。

改革派随后选出了乌尔班二世，他重新夺回罗马，赶走了克莱门三世。他最著名之处在于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述。但是，他也继承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政策。这导致他再次与法国的腓力一世爆发冲突，他因腓力一世有婚外情而革除了他的教籍。在德 国，他怂恿亨利四世的儿子康拉德（Conrad）造反，康拉德许诺，如果他被加冕为皇帝，他将放弃封任主教的所有权力。但是，亨利四世大肆镇压叛军，他击败了自己的儿子，并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

乌尔班二世的继任者帕斯加尔二世（Paschal II，1099—1118）希望教会的分裂会在克莱门三世去世之际结束。但在克莱门三世去世之后， 亨利四世又任命了一位敌对的教宗，因此，教会的分裂并没有结束。

亨利四世于1106年去世，他当时正准备与他造反的儿子亨利开战。教宗帕斯加尔二世准备从中调停，他宣布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封任的所有圣职都是有效的，即使是平信徒封任的圣职。但是，他也清楚地表 明，禁止所有平信徒以后再封任圣职，任何不服从这个命令的人都将被革除教籍。因此，在清理过去问题的同时，他也向新皇帝发起了挑战。

亨利五世等待了三年才回应教宗帕斯加尔二世的挑战。后来，他入侵了意大利，帕斯加尔二世被迫妥协。由亨利五世提出、帕斯加尔二世接受的是，只要教会放弃高级教士所拥有的一切封建特权——他们的封建特权令他们成为强大的掌权者——皇帝就会放弃主教封任权。帕斯加尔二世同意了，他的唯一条件是罗马教会继续拥有“圣彼得的教产”。亨利五世的提议正中要害，因为只要主教还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世俗统治者就不会主动放弃封任主教的权利。此外，如果改革者始终以修道主义原则来改革教会，世俗统治者就愿意让教会走上贫穷之路。

虽然这个决定看似合理，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不可行。高级教士们很快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世俗权力被剥夺了。一些高级教士迅速指出，帕斯加尔二世随意处理他们的财产，但他却保住了自己的财产。德国的达官显贵开始怀疑，亨利五世凭借剥夺主教的权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也会转过头来对付他们，废除他们许多古老的特权。后来，罗马人民起义，亨利五世离开了罗马，并挟持走帕斯加尔二世以及几位枢机主教和主教。最终，亨利五世将帕斯加尔二世送回罗马，帕斯加尔二世在大门紧闭的圣彼得大教堂内将亨利五世加冕为皇 帝，因为他们惧怕罗马人民。亨利五世随后返回德国，那里有一些紧急事务正等着他去亲自处理。

在德国，亨利五世遇到了新的困难。许多高级教士和贵族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他们起义了。当帕斯加尔二世保持沉默时，德国的许多高级教士革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后来，一些地方宗教会议也革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当亨利五世抗议帕斯加尔二世的态度违反了他们的协议 时，帕斯加尔二世建议亨利五世召开一次会议，解决这场争端。亨利五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主教认为他们的财产与权力受到了皇帝政策的威胁，他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他选择再次动用武力。一旦德国的局势允许，他就再次入侵意大利，帕斯加尔二世被迫逃到了圣安吉洛城堡，并在那里去世。

枢机主教随后匆匆选出了新教宗，以免亨利五世干涉教宗选举。新教宗格拉修二世（Gelasius II）的任期虽然短暂（1118—1119），却充满了暴风骤雨。一位支持亨利五世的罗马权贵囚禁了他，并对他施以酷刑。后来，罗马人民起义，将他救出。但是，亨利五世带着他的军队再次来到罗马，格拉修二世逃到了加埃塔（Gaeta）。在他刚刚回到罗马之时，他又再次被之前那位罗马权贵俘获，但他这次又逃掉了，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田地中。几个妇女发现了他，他几乎赤身露体，奄奄一 息。后来，他逃到法国避难，不久之后在克吕尼修道院去世。

格拉修二世逃往法国的决定标志着教宗政策正在被迫转到新方向。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教宗的敌人，南方的诺曼人实际上也并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因此，教宗开始希望法国能够成为支持他对抗德国皇帝的盟友。

下一任教宗卡里克斯图二世（Calixtus II，1119—1124）是亨利五世的亲戚，他们相信，结束争端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夹杂着威胁、甚至战争的漫长谈判之后，双方最终签订了《沃尔姆斯协定》（Concordat of Worms，1112）。该协定规定，按照古代传统自由地选举主教，但必须有皇帝或皇帝的代表莅临选举。从此以后，只有特定的教会当局才可以授予主教象征着教牧权威的权戒与权杖；但同时只有世俗统治者才可以授予封建权利、特权、财产和它们的象征物。亨利五世还同意返还教会的全部财产，并采取措施，迫使占有教会财产的封建领主也返还教会的财产。这结束了教宗与皇帝的一系列冲突，但是，类似的冲突将在未来的数百年中不断继续上演。

最终，改革派教宗的计划成功了。神职人员守独身成为西方教会的通行教规，并被普遍遵行。曾有一段时间，买卖圣职几乎完全消失。教宗的权力还在增长，直到13世纪达到了顶峰。

然而，关于封任主教的争论表明，在坚持守独身这一修道主义理想的同时，改革派教宗并没有坚持守贫的修道主义理想。任命与续任主教的问题对于世俗统治者——尤其是皇帝——非常重要，因为教会变得非常富有，势力极其强大，以至于一位敌对的主教可以成为一股令人惧怕的政治力量。主教可以供养大量侍从，甚至是军队。因此，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统治者必须确保占据如此重要职位的人忠于他们。亨利五世切中要害，他提出，如果主教不再拥有封建大领主的权力与财力，他愿意完全放弃在他的领地内封任主教的权力。在改革派教宗看来，教会的财产属于基督和穷人，因此不能交给世俗统治者。但是，实际上教会财产被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用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他们理论上并非教会财产的拥有者，而是监护者。

[1]Gregory VII，Register 3.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