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九章：在上海广学会的事工（1891—1894）
1．威廉姆森成立同文书会
1887年，“中文宗教书籍会”（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宣告解散。该会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随后成立了“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简称S.D.K.），继承了印刷厂和其他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赠的资产。
同文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亚历山大-威廉姆森牧师，早年在芝罘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将学会的宗旨定义为：在中国以及她的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文学，在熟悉当地人思维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著书立说，使之适应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那些知识阶层和领导阶级。
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月刊出版发行了，这份报纸又被称为《时代评论》（Review of the Times）。同时，中文报纸《人童话报》（Boy＇s Own Paper）也出版发行。前者的主编是爱伦（Young J.Allen）博士，后者的主编是莫瑞（D.S.Murray）先生。
1890年，因为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印刷厂，将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1890年8月，威廉姆森先生不幸在芝罘逝世。“威廉姆森先生那伟岸的身躯正是他多方面杰出才能的隐喻。从他那如塔般的高度，他看到了令他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这个协会的成功成为他漫长生命中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的财产管理员之一、怡和洋行的约翰-麦克格雷杰（John Mecgregor）先生的评论。
2．广学会的其他同工
在1891年10月，我接手广学会之前，汇丰银行的阿迪斯（C．S．Addis，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先生是广学会的代理秘书。他担任协会副会长一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那明智的建议和富有实干精神的热心极大地促进了广学会的发展。罗伯特-哈特爵士自1888年一直担任会长，到他1911年去世。
在进入广学会的时候，协会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职从事文字事工的。艾伦博士，《万国公报》的主编，是美国的美以美会所开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院长，因此，他只能将自己的空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就是在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在有关中国进步的任何一件事情上，艾伦先生都是一个友好的建议者。无论这份报纸传播到哪里，都会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谢。艾伦先生于1907年5月逝世。
1911年，美以美会与广学会继续合作，准许派克（A．P．Parker）博士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广学会的文学事工。
当威廉姆森先生刚刚开始在上海开展同文书会的事工时，他就得到了一位德国传教士法博（Faber）先生的帮助。法博先生是中国文学最出色的学生，可以用德语、英语、中文写作。他身材壮硕，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阐释》一文。多年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希望读到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阐释》，那篇文章在哪里呢？”他用一贯缓慢、低沉又严肃的语调说：“在墨水瓶里。”又一次，他被问到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法博先生离开广学会，开展独立事工。1899年，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成就是一部讨论“文明”的大型著作《自西徂东》，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展开比较。这部书最早出版于香港，后经他授权，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保罗-柯勒兹（Paul Kranz）来到中国，参与了法博先生的事工。后来，他被邀请成为广学会委员会的一员。1895—1896年秋冬之际，我在北京之时，以及1896年—1897年，我休假之际，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秘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股永远不会被挫败的激情，满脑子都是如何改进事工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因此不得不过早地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的威廉姆斯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的事工，在文字事工上的得到了威廉姆斯夫人的极大帮助。
3．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我把在1891年广学会工作报告中的战略计划方案做一些摘录，想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对赈灾呼吁的回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团体一次次表现了他们的慷慨。然而，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原因，因为被无视，依然存在。因此，帮助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进由广学会所倡导的、类似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了解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行动。我们也不能接触所有中国的高官，更是远远不能接触那些在中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行政官员，还有各省学政、各县督学、书院院长、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等，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的。”
设想方案：
（1）创办一份针对上等阶层发行的期刊。同柯塞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一样，系统地提及并讨论相关课题。幸运的是，艾伦先生可以胜任主编工作。
（2）有望发行系列丛书和宣传小册，以揭示教育与宗教的发展对工商业以及国家所有领域的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致力于一些奖励措施的设立，将其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建立博物馆、阅览室等，为民众提供相关方面的有益知识。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销售点，售卖我们的出版物。
（6）不遗余力地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帮助他们建立组织，促进知识传播。
（7）在每场考试中，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标，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会参加科举考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中华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被学会所影响。
4．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领袖写信，请求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组织翻译。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扩大广学会的影响。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拟定了一份包括七十个题目的提纲，有超过二十位友人，大都是从事教育事工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写些文章。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梅森（George Jamieson）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的写作。我在上海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同时，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筹备与推广。
1892年春，北京举行了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在考场附近，我们免费发放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Four Great Problems）。我还把自己的书《历史见证》（Historical Evidences）作为礼物送给了十八个行省中的大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到1893年间，艾伦博士不得不回美国一次，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活跃分子艾德肯博士远在欧洲，所以，学会的全部重任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那是一份以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还要编辑《中西教会报》。同时，我着手翻译麦肯兹（Mackenzie＇s）的《十九世纪历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3年，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秋试，比正常时间提前了一年。柯兰兹（Kanzs）慷慨捐助一千二百美元，用于印刷法博博士的《文明化》（Civilization）一书，在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之间发放。同时，在另外一些友人的帮助下，我们在不同的考场周围共散发了六万册各类出版物。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芝罘等地创建了自己的书报发售点。
来自台湾和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5．中国政府对我们事工的肯定
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我们事工的肯定。中原地区的总督张之洞，捐赠了一千两白银；一位姓聂的山东道台也寄来了一些捐款；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帮助，后来他买了一百本我翻译的《十九世纪历史》，将他们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荐，当地的官员和乡绅向广学会订购了大量书籍，价值达六百两白银。这个时候，广学会作为基督教文学刊物出版机构逐渐被大众认识。聂道台的夫人就是著名的曾国藩的女儿、我在北京的朋友曾纪泽爵爷的妹妹。她的文学造诣极佳，在读了当时东京贵族学校用作教科书的、史慕达（Shimoda）夫人的一本关于女性责任的书籍之后，她把它同样也作为中国女子学校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另一个儿子在长沙也成为了一名活跃的基督徒。她本人于1914年加入教会。
1894年，托马斯-韩博瑞（Thomas Hanbury）先生捐赠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那些写出了最优秀文章的举人们。这些文章包含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1）中国应该修建铁路、铸造银币、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正如日本近期所采取的强国措施一样。
（2）中国应该引进机器加工茶叶、丝绸，用以增加产量，以便获得与外国竞争的能力。
（3）中国海关近三十年所获得的收益。
（4）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政府是否真的希望杜绝鸦片贸易，并切实禁止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5）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与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的、友好的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事评论》（Essays for the Times）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曾纪泽爵爷以《西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Western Learning）为题，为本书作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慈禧太后寿诞的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事工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还是有必要将下面的事情记载下来：那时，中国的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作为寿礼，献给了慈禧太后。我们在其中也参与了很多事工。1894年春，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斯沃伦（Robert Swallow）女士写信给我的妻子和美国长老会的费彻（Fitch）女士，建议中国的女基督们集资制作一部《圣经》，作为寿礼祝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此，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蒂文森（Stevenson）先生担任主席，理查德夫人担任会计，费彻女士担任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为寿礼，会更合适一些。在各省也建立了分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最后一共募得了一千二百两白银。
在这部《新约圣经》中，伦敦差会的穆海德（Muirhead）博士负责撰写序言，穆德哈斯特（Medhurst）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手写出来。《新约圣经》按照国外报纸最好的样式印刷，连同序言一起，装在一个优美的银质封面中。这个封面是由广东制作，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写就。圣经被装在一个银质的盒子中，盒子同样以竹子和小鸟装饰，以古老的金色长绒为衬垫。献词是由理查德夫人准备的，在优秀的中国作家蔡先生的帮助下，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现抄录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根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中华帝国。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与出众的智慧，整个帝国恢复了和平，并与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天涯海角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指定的诸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条十分重要，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民众那样，保护信仰基督教的、您的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名女基督徒，尽管大多十分贫穷，但恰逢您六十寿诞之庆，不能不尽力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之情。在此，谨奉上《新约圣经》一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致力于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为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平安与灵魂的纯净，以及对永生幸福的盼望。同时，它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义的律法和稳定的政府，而这正是这些国家持续的繁荣、强盛的基础。
在女皇、皇后、公主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献上一部《圣经》作为礼物，是我们西方国家的风俗。我们这些在您的国家里的基督徒一直不断地、热切祈祷，祈祷陛下您和所有的皇室成员的每一个人，同样也能得到这个真正幸福的秘密，同样也祈祷中国整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不落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我们同样祈祷，在您睿智的政府大臣们的辅助下，陛下永享尊贵；在您歇了地上的工之后，愿所有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能为您准备好一条能够进入荣耀之地的路径。
此致
永远对您心怀崇敬与感激的臣民
中国基督教妇女会
箱子在几名传教士的护送下，被送往北京。在11月11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欧-康纳（O＇Connor）先生、美国驻华公使克罗尼尔-登拜（Coloel Denby）先生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当天就把这件礼物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上。尽管晚了几天，但它恰好同维多利亚女皇的寿礼一起到达太后的宫殿。不久，光绪皇帝派了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报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以供自己阅读。11月27日，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接到慈禧太后懿旨，分别赏赐理查德夫人和费彻女士绸缎两匹、丝帕两块，以及绣品两件，其他参与集资的另外两百名妇女每人黑绸一匹、丝帕一块。
7．中国公学与反缠足会
到上海后不久，我就发现由九个外国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顾问，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修建铁路、桥梁和维持治安上，却对国民的教育漠不关心，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早在1890年，汇丰银行的艾迪斯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的建议以“为上海开办公学的责任”为题。
于是，我就此事与身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约翰逊（Jansen）先生展开了讨论。他对此十分热心，并为我提供了上海现存的本地学校的一些数据，还要求我帮助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本土教育做点实事。然后，他向委员会提出了议案，但是在当时这个议案没有通过，后来因为约翰逊先生的去世，这一提案搁置了很多年。
1895年，阿尔奇博德-里特尔（Archibald Little）夫妇拜访了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对缠足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想法。
除了出版发行广学会自己的刊物外，我还被要求协助写作、发表有关缠足的文章，为了引起公众对缠足这一恶习的警醒。“天足会”的名称是由伦敦差会的麦高文（Macgowan）女士在厦门首次提出的，但这种新做法却与阿尔奇博德-里特尔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率先在上海建立了反缠足会的组织机构，协会大多数成员都是卓越的社团活动家。我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准备将这些文字翻译成中文。我的中文写作助手告诉我，当他把第一个传单上的内容读给他的妻子听之后，他的妻子宣布再也不为女儿们缠足了。我把这件事情转告了里特尔夫人，她认为，这是这场天足运动成功的明证。此后不久，一些中国妇女写诗反对缠足，这些诗歌由艾德肯出版发表，并随后翻译成了英语。
此后几年，里特尔夫人往返于中国的各个省份，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了反对缠足会的分支机构。她还亲自拜访巡抚大员们，劝说他们发表声明，反对缠足。最后，她还上书慈禧太后，使太后下令敦促臣民放弃这一陋俗。
1903年，出身于上海最富有家庭的、十六岁少女金小姐，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缠足，无论是文采还是论述都十分精彩，还用两幅引人注目的图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后来由反缠足会的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
在经过了十一年最艰苦、也是最成功的努力后，里特尔夫人将这个协会的事工转交给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位姓萨的海军司令、一位叫沈敦河的道台，还有另外两人。他们承担起了继续推动运动的责任。里特尔夫人不得不随丈夫回到英国，因为她丈夫的健康急转直下。自始至终，反缠足会的所有出版物都是由广学会负责出版发行，直到1906年，里特尔夫人离开。
8．蓝姆波特–瑞兹先生的事工
1895年，去北京之前，我曾请求伦敦差会的蓝姆波特-瑞兹（J．LambertRee）牧师，将莱辛著名的论文《人类的教育》翻译成中文。当时，瑞兹牧师的中文水平日益精进，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非常好。我还把我的中文写作助手蔡先生留下来，以便协助瑞兹，蔡先生是当时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当我因公回北京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把那篇论文翻译出来了，我就把它发表在广学会的某一期刊物上，并送了一份给张之洞。张之洞看了之后很满意，还为广学会捐赠了一千两白银，并表示我们应该出版一部世界通史。瑞兹牧师那个时候已经加入了美国新教圣公会，在圣公会的主教格雷夫（Graves）的慷慨批准下，应我们之邀，他花了很多年写作了一本具有原创意义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史》（Ancient andMedieval History of the World），并翻译成中文。
1900年，这部著作分为三大卷由广进会出版发行，每一卷的开本大小都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这是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涉及内容最广的世界通史。张之洞为此非常满意，1911年又送来了三千美元的捐款（大约相当于三百英镑）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显然，他对基督教那根深蒂固的偏见烟消云散了。主持乡试的政府官员也开始从世界通史中出题了，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所有的题目都来自中国文学。秀才们不读瑞兹先生的世界通史，对这些为数不少的试题就无法作答。由于家人健康原因，他不得不早早回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最为杰出的汉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