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八章：艰难忧患的一些年月（1886—1891）

1．与耶稣教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886年，我乘坐法国的欧克萨斯号（Oxus）邮轮回到中国。与我同去的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还有七名新教传教士。在神父中，有一位跟我年纪相仿，他非常热心地将天主教的书籍摆在桌椅上供我们阅读。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对他说，我想跟他谈谈。他回答说，他会很高兴在晚饭后跟我谈话。谈话一开始，我表达了对他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努力的钦佩之情。接下来，我说，“我们都要去中国，引导他们找到真理。因此，作为基督徒弟兄，我是不是可以直言不讳？”

“当然。”他回答。

于是我说道：“开展事工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各自为战。但是，隶属于罗马天主教，还是信奉新教，对我来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现在，我在你的这些书里，发现了不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摧毁天主教会的垫脚石，因为上帝是绝对不会祝福愚昧的。”

尽管我努力使语气友善，但这样一个大胆的攻击还是使得他的脸色瞬间变白，他绞着双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说明他受了很大的伤害。他问我是否知道他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

“我是巴黎巴克区（Rue de Bac）耶稣会大学的校长。我很吃惊，你竟然说我展览的是充满谬误的观念。”

我回答：“你摆出来的其中一本书的名字是《对付新教徒的捷径》，我读过了。作为一个新教徒，你必须承认，我比任何天主教徒更了解新教。那本书充满了对新教的谬论。如果看到你捍卫真理，而不仅仅是某个宗派，我才会感到高兴。”

“哦！”他大声说，“我当然知道我在谈论什么，在我的那所大学里，每周一次有关于天主教与新教的谈论，这是我的规定。”

“但是你有没有请教过新教徒，谈谈新教的立场？”我问道。

“没有。”

“那么，你就不自觉地误导了你的学生，你竖立了一个稻草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新教徒，将他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在辩论中轻松打败对手。”

十一年之后，我刚刚结束休假回到上海，在我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卡尔-西蒙（Pere Simon）的名帖，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但还是见了他。当他被引进来时，我认出了这就是我在欧克萨斯号上的老朋友。我那一次坦率的谈话并没有阻碍我们的交情。后来，他被任命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任仪式。三个月后，他死于心脏病。

大约又过了五年，休-普林斯-休斯（Hugh Price Hughes）的姐姐，前剑桥培训学院的院长休斯小姐拜访了我们。她刚刚结束了在日本为期十五个月的学术讲座，表示想去参观下徐家汇的耶稣会教育学院，我和妻子带她去了那里。学院的负责人皮尔-卜谢尔（Pere Boucher）非常热情友好，他亲自领着我们参观，详细为我们介绍每一件事。当两位女士去另一所院子看望修女的时候，我跟他留在走廊里等着她们返回。透过窗子，我看到了一间屋子的墙上挂着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对皮尔-卜谢尔说：“那张照片是西蒙主教，他是个很好的人。”

“是的，”对方回答，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你们将近二十年前在欧克萨斯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之后，我们一直都很关注你。”

2．理查德夫人患病

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就患了口炎性腹泻（sprue），这是一种英国人不太清楚的一种病，也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巧的是，在英国老家的一位朋友也患上了这种病，后来我们得知她的病宣告不治，因为医生们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病症。在上海，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请当地最好的一位医生为我的妻子治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但是，他从没有解释过这种疾病的性质是什么，也没说过他的治疗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好的效果。

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希望在那里休养一段时间，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就会好转。然而，她的健康状况不但没有好转，而是每况愈下，直到第二年——1887年的夏天。在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们都要去山区待一个月，我和妻子单独留在了城里。我的朋友，中华内地会的爱德华医生，在进山区之前来看我，告诉我，为了给我的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法，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任何方法奏效。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回国，请他们寄来了关于这种病症的最好的医学书，今天早上，这本书邮寄到了，我把它留给你，好好研究吧。”

我将那本书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症实际上是全身的黏膜发炎，治愈的关键是采取措施治愈黏膜，那样健康就会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给所有的消化器官彻底的休息，这样黏膜就会自行痊愈。然而，这种方案的难处在于彻底拒绝进食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即使黏膜恢复了，但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的严重缺失。第二种方案是采取大自然养育婴儿的方法，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肠的负担。采取这种方法后，腹泻在第一天就止住了。于是我们继续采取这种禁食性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杯，每天称一下病人的体重。十天之后，她的体重开始每天增加，一个月后她就完全恢复了。这让那些所有从山区回来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坦白地说，当他们来向我们告别时，根本没想过她能活下来。

从那之后，在中国很多病人也用这种方法治愈了。对于那些得不到牛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yellow santonine），甚至还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痊愈了。这种病症再也不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了。我不厌其烦地讲解这个病症，是因为我知道，对于那些饱受病痛的人来说，知道这个疗法比什么都重要。

3．来自同工们的反对之声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名新派来的传教士来到了山西，他听说了我在事工中所采取的传教方式。还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听我的看法，他就给国内的委员会写了几封信，按照他所误解的那样，反对我的观点。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的一封信在《传教使者》（Missionary Heraid）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位来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件也广为流传，在信中对我的传教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这封说好话的信件抵消了另一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

当我回到太原府之后，我还是采取原来的事工方式开展传教工作，还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道教的某些真理，也表明基督教是如何超越了它。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可取之处，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极不可取的。他们期待我改变我的神学观念，顺服他们的指导。但这两条我都无法接受，因为，首先，我相我的观念与英国国内最富远见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次，我有多年传教事工的经验，而他们没有。为此，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质疑。

4．离开山西

既然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因此，我很清楚我们在事工方面是不可能和谐一致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不断的冲突，而这对福音事工是致命的。因此，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同工们，并在十天之内，收拾好了行装。那些科学仪器并没有打包带走，我把它们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当地的乡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幻灯片，我就留给了我的同工们。

由于太忙，我没有时间跟那位远在三公里之外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写信道别，而是写了一封道别信。收到这封信几个小时，他就赶来看我，看到我正在收拾那些扔得满地都是的书籍。我请他看看，挑出任何他喜欢的书，作为我们过去友好交往的见证。他选了一本装帧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出版社出版的、名叫《在那神圣之地》的书。我在书上为他题词，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在那个时候，他建议神父们逃离太原府，而自己坚持留下来跟他的教民在一起。当臭名昭著的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孩童时，主教与新教徒们一起被处死。这也昭示着基督徒道义的力量，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那里，是一样的。

10月18日，我带着家人来到了天津。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年薪六百美金。但我是不能彻底终止传教事工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住在美国圣公教会（American Episcopal Mlission）主教施若瑟（Shereshewsky）原来住过的房子里。

5．拜访在天津的李鸿章

伦敦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们回山东事工，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济南府建立一所教会学校。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着手写了一本关于“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七个国家的教育进展。在这本书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总体的、个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必须要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的需要，一个人必须要掌握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知识的需要——这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我在北京的官员中散发这本小册子，还把其中一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李鸿章。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建议中国政府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会带来一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看到成效。“二十年，”我说，“你才能看到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哦！”他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在会面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决定我后来写作《基督教所带来的好处的历史见证》（Historical Evidence of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一书的最重要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他是一所省属学校的校长，读过我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小册子。他告诉我，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努力贯彻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教育方法。

6．理查德夫人的学生

除了帮助我写作外，理查德夫人还应三位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她采用了一种新的教授语言的方法，说到底，是一种最古老的，也是最准确的方法，是孩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使用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而是最简单、最简短的短语。学生们就这样练习记忆，每日每日地练习。结果，六个月后，一个以前连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的人，竟然比另外两个糊里糊涂地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的英语要好得多，因为那两个人不正确的一些用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按着自己的意愿阅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很多宗教术语，弄不明白。我妻子推荐他们去读《新约圣经》，这样他们就能够熟悉那些宗教词汇了。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效果很明显。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内容的影响，以至于都渴望受洗归主。

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询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另外两人是他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日本天皇派到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的结论是，在他遇到的所有欧洲人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此，如果他的儿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不会反对的，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就这样，三人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天野（Amano）先生，先后被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曾纪泽爵爷，听说了理查德夫人教授这几个日本人学习英语的事情后，也曾表示希望让他的一个儿子跟随她继续学习英语。

7．曾纪泽爵爷

曾纪泽爵爷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早年，他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带着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语。他曾在伦敦和巴黎做了八年的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外务府的一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呼吁在北京与天津之间修建一条铁路。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持续不断地反对修建铁路的呼声而不胜其烦，就问曾爵爷能否提供一些伦敦的马车夫在铁路修建后生计受影响的一些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那些信息，就向他的医生达吉恩（Dudgeon）求助。达吉恩医生也不知道，转而求助于艾德肯（Edkins）医生，艾德肯医生也无法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于是找到了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收集了这方面的数据和事实，可以帮助曾爵爷，这使他很高兴。

曾爵爷的好几个儿女都会说英语，他们很高兴有外国人来拜访。理查德夫人很快跟他们熟悉起来。后来，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理查德夫人就受邀为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现代中国教育所做的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他热情洋溢地赞许了这个方案，并敦促我将这个提案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仅仅是外务府的下级官员，他觉得如果是他自己提出采纳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那些高级官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提出这种倡议。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经验付诸实践。

8．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时不时地有关于远东的文章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Shioda）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曾被邀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China）。在准备过程中，我从中国典籍中翻译了一些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约翰-沃什姆（John Walsham）。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为了得到急需的藏传佛教的信息，我特地拜访了在北京的大喇嘛。他住在雍和宫。这里曾是一个亲王的家庙，现在那里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人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参观过那个地方。

为了准备我的第二次拜访，我先是给大喇嘛送去了一张我的名帖，请求登门拜访，同时，根据中国的风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个小礼物起了大作用，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大喇嘛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能够仿制。他回送了自己的名帖，请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Shorrock）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达雍和宫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的是，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列队，等候我们的到来，随后将我们径直带到了大喇嘛的住处。在那里，我们看到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点心用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神奇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谈资。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将它固定在大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仆人的房间里。我吩咐仆人一直等到钟响了再过去，我自己回到了大喇嘛的房间，按下按钮。仆人这时立刻穿过院子，兴奋地喊道：“钟响了！钟响了！”这让大喇嘛十分高兴。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大喇嘛，喇嘛教是日渐昌盛呢，还是逐渐衰落？他回答说，喇嘛教无疑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就像海潮，有时潮涨，有时潮落，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汐。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但高潮一定会来临的。”

在谈到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在行。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尽管在这座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对大喇嘛来说，他在北京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政治代表，而不是宗教法师。

9.拜访寺院大方丈

在每个省会城市，中国政府都会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大方丈，在北京也不例外。然而，政府并没有让这个方丈控制各省的大方丈，以免他的权利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这位在北京的大方丈。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我：“谁派你来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我回答，“如果不是感到了上帝的呼召，我是不会来到中国的。”

他立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一个最重的宗教问题：“那你是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言谈使我明白，如果仅仅根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那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一种吸引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皈依的宗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只有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而是从基督教时代生成的佛教）的最高发展阶段的教义实则包含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只是现今这个阶段，大多数中国的佛教徒将佛教的旧教条与新教义混淆了，以至于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教义上的矛盾之处。

10．应邀赴山东事工

1888年春天，我去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改革在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回中国的路上，我从浸礼会委员会那里得到消息，尽管他们对我在文人和官员间开展的事工表示赞许，但并不支持我建立任何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各地教会不会允许将传道基金用在这个方面。计划遭到否决后，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一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琼斯先生立刻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来北京，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去山东跟他一起事工。在他的恳切邀请下，9月份，我跟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程。

在山东，我同所有的教友见了面，很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如果我回山东事工，我希望在济南府建立一所教会学校，需要有十个传道人在我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我的同工们声明，我不希望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在国内，两个人合作牧养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传教的土地上，十二个人合作也是不现实的。必须进行分工合作，每一个传教士都是自由的，必须为自己的牧养事工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关于《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的写作。

11．在山东染上热病和麻痹

1889年5月，我们回到天津，6月我去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一次发生了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赈灾基金。因为我有长时间赈灾的经验，我被任命在济南府附近的州县协助赈灾。像往常一样，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了，死亡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病得不轻。美国长老会在济南府从事医药事工的柯特曼（Coltman）医生，担心我如果继续待在济南，会挺不住，就安排人把我抬到邹平，吩咐说晚上用担架抬着我走，白天睡觉，以避开炎热。就这样，我恢复了很多，就去了青州府。

就在我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召开了一次大会，我也被要求参加。在那次会议上，我的教育事工的方案得到了其他同工的赞同，大家给国内的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的十二个人都签了名。会上，大家建议我十月份到济南府来。然而，就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之前，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饥荒引起的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很疼。这使我不得不在青州府待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病得很重，稍微恢复后，她遵从指令去了芝罘，以求在海边恢复健康。夏天，我前去跟她会合，为了恢复健康，在那里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的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为山东的事工开展做准备，因为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工的一致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收拾好放在走廊里，随时准备出发。但是这时，医生来了，告诉我：“你别想着走了，你现在状态不适合做陆上旅行。”他还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府，我们也不能在那里度夏，要是那样我的疟疾性热病一定会复发，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由妻子代笔，通过口授，我的《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一书的写作也得以继续。与此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2．委员会拒绝了兴办学校的方案

浸礼会没有采纳山东的全体同工的一致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建立一所教会学校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提出了抗议，他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二十年里，还没有碰到过来自一个传教区的全体同工的一致意见被驳回的例子。随后，贝尼斯（Baynes）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同意山东的传教士们的请求，并敦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事工方式。这封驳回申请的信件在10月份到达。

1890年5月，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于1877年举行），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传教事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论文。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我正在参加赈灾工作，因此没能参加，因此我热切地盼望能够参加第二次大会。在我的论文里，我呼吁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可称为中国蓝皮书的书籍里，中国政府正在印刷和传播着对基督教最无耻的诽谤，并且这些二十年前就出版发行的书籍，现在正以更新、更便宜的版本重新印刷发行。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也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迫害即将爆发。因此，我指出，应当立即推选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教的真实目的，请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我对传教现状的认识太过于忧虑，但经过讨论，仍然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实现了。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面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这些迫害。但他对这些事件置之不理。

13．开办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将这个问题向直隶总督李鸿章阐明，请求他终止对基督徒的各种恶毒的宣扬，但他也没有要采取行动的任何表示。此后不久，就在1890年的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的中文报纸的编辑。我马上接受了这个任命，这真是一个因缘凑巧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方面，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阐明世界各国不同地区的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方面的信息。事实证明，这些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讲述日本是如何快速地展开改革的，为此一些日本的朋友还特意来感谢我。中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汉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了希望访问北京的愿望。中国官员们对此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在《时报》上接连几个星期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皇室成员之间的互访，指出这种互访能够促成和平与善意的达成，也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应该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

14．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会

1890年，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同工，珍维尔（Jewell）小姐请我的妻子在这个冬天担任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专为中国妇女组织的读经班里帮忙，干得很成功。这些妇女来自全国的不同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一起摘录了《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一书的大纲，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她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并最终传遍全世界的。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经文，每天以切合实际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她们的智力水平和性格各有不同，但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最轻微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这些妇女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乡，那些距离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地方。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嘱咐她们将自己学习的这些知识分享给村子里的其他家庭，上帝拣选她们做他的使者，将这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给他们带来快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村做了一次传福音之旅，当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发展了五十名慕道友，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一百个时，我的妻子感到无比高兴。这又一次证明了那个无数次被证明的真理：在发展教徒方面，本地教徒对其同胞有着最大的影响。

15．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0年10月，浸礼会委员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鲁沃（Richard Glover）博士和来自阿普斯维奇的摩尔（W.Morris）牧师组成。这是浸礼会委员会代表团第一次来中国勘察。

抵达天津后，他们开展了全面的工作，考察了山东和山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离开传教事工的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接下来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同工之间达成谅解。但是，他们发现，我跟在山东的任何一位同工都没有分歧。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立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博士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有了切身体会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事工的价值深信不疑。因此，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够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姆森先生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前来考察的委员会的帮助，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于是，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编之后，我于1891年10月来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