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七章：第一次休假（1885—1886）

1．沿海之旅，会见A．G．琼斯

1884年的秋天，我感觉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而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展新的事工计划而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当面陈述我的意见。

同妻子与四个孩子一起，我们从沿海出发了。乘坐一只本地小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在小船里面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待在里面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馆要便宜很多。然而，我在芝罘认识的一位老朋友，怡和银行的代理爱德华-卡森（Edward Cousins）先生坚持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

在上海，我们遇见了琼斯先生，他是随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派出的新传教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日，谈论了一些他与浸礼会协会以及国内教会的经验，还有关于未来在中国的事工。

2．跟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1884）

琼斯离开后，我的好朋友大卫-希尔（David Hill）从汉口赶来，希望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两人都对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认为现在是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时机了。曾国荃曾在饥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与他打过多次交道。我们在南京见到了他，然而，尽管他一如既往的态度友好，但是却根本没有情绪去提及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这使我们感到极度失望，不仅因为很多传教士在各个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更因为很多传教士在赈灾过程中因为感染瘟疫而献出了生命。

3．发现《大乘起信论》

就在访问南京期间，我们结识了佛教经书的售卖者杨先生，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早先是个儒者，后来改信佛教。他曾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跟随曾侯爵出访欧洲各国。与马克斯-缪塞（Max Muller）、日本的南条雄文（BunyoNanjo）和巴黎的朱利恩（Julien）这个级别的人有过交往。

我问他：“作为一个儒家的秀才，看遍了世界之后，你怎么能够来这里卖佛经呢？”

“我很惊讶，”他回答，“作为一个传教士，你竟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不觉得儒家对于人生的很多重要问题选择了避而不谈吗？”

“这倒是。那么佛教回答这些问题了？”

“当然了，”他回答，“我给你看一本让我从儒者转变为佛教徒的书。”

那本书就是《起信论》（《信仰的觉醒》）。我买了它，又买了几本他为我推荐的其他佛教书籍。

我彻夜读了那本将儒者转变为佛教徒的书。最后，我叫醒了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希尔：“听着，这是一本有关基督的书。尽管用了佛教的概念，但是基本理念是基督教的。”

4．归国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Holt）公司的“阿贾克斯”（Ajax）号返回英国。在波斯肯（Biscay）海湾，我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滚滚。连续三天，我们都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况中。我们躲在船舱下面，听着巨浪裹挟着成吨的海浪拍在甲板上的声音，头顶上持续不断的呼啸声让我们觉得像是葬身海底了。

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进船舱。船长命令船员把舱门重新按上，但是没有人敢动，因为害怕咆哮着扫过船头的巨浪。于是船长命令关闭发动机，减缓了一点船的运动速度。他再一次命令船员：“现在，孩子们，试试吧！”船员们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舱门加固在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当我走进餐厅准备吃早饭时，我发现船长正坐在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船长脾气很不好，除非斥责乘客和船员，其他时候从来没见他高兴过。看到我，他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那天早上没有早餐供应，厨师根本没有办法做饭，但我们尽量用饼干、黄油和奶酪解决了问题。一整天，海浪仍然汹涌澎湃，可怜的船只在波浪之中绝望地前进。傍晚的时候，突然一名水手大喊起来，指着眼前一小片蓝天，告诉我们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晚上，我们驶进了英吉利海峡，奇迹般的获救了。

5．浸礼会年会

到达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艾克赛特（Exeter）大礼堂召开了。来自于诺威奇（Norwish）的J.H.莎士比亚（Shakespeare）先生、托马斯J.库伯（Thomas J.Comber）先生，还有我，成了大会的发言人。库伯先生讲了他在非洲的神奇历程，以一种优雅的语调吸引了所有的人。莎士比亚先生在他的发言中以一种十分感激的语调提到了我在中国的事工。

接着我站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不敢扔掉手稿发言。因为已经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一直说汉语，我感觉我的英语已经极度退化了。因为是在两个口才很好的发言者之后讲话，而且天色已晚，听众们很快不耐烦，陆续离场了。发言结束后，我感觉自己毁了这场年会，于是向秘书贝内斯（Baynes）先生道歉。他用他一贯的友好态度回答：“没关系，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

年度大会的报道刊印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会众注意库伯先生和我的报告中的事实，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基督差传工作的中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解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的重心则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那些正在遭受地狱之苦的灵魂解救出来。

6．请求更多的同工

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一些家族生意上的问题，琼斯先生也回国了。他向浸礼会委员会描述了那个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信徒和慕道友的数量，宣称这个数量比任何其他在中国宣教的基督教分支所传的人数都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协会对中国事工的极大兴趣，使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非基督教国家。他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府附近的十到十二个乡村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对此做出的答复是，增派十个人去山东，六个人去山西。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汇报，我们已经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乡村开展了事工。如果山东增派十个人，那么山西作为同样面积的省份，不能少于这个数量。

7.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1885）

我有一个大的理想，就是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和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联合起来，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都建立一所高等教会学校，先从沿海各省份开始，希望以此来影响中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题为《在中国从事传教事工十五年》的小册子，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在小册子里我请求他们制定方案，以实现中华民族传教情况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发现我使用的“民族转变”这个术语，使得一些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在中国已经建立的传教体系，转变为类似英国教会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对那些不信国教者是无能为力的。

稍后我准备了另一份报告，建议使用在中国推行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民族”这个词汇。

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第一次协商的结果是，他们不建议推荐这个计划，因为他们的基金不能承担这样一个昂贵的项目。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慷慨地向我保证，我的方案可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决定。

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忙于乡间的事工，直到委员会批准我的计划之前，我觉得不便在教会里倡议这件事情，但我私下里跟一些朋友谈过这个想法。我发现许多人都对此事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利（Carey）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8.方案被否决，极度失望

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我的方案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但委员会认为我的计划太过庞大，他们的基金无法支持。方案的否决使我感到无比失望。

然后，我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急需：好撒玛利亚人》0小册子，像在其他文章中的观点一样，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除了学习语言外，对每一个新到一处的传教士来说，基本的要求是要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由此确立传教手段，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果效。

第二，我坚持认为大量发展当地同工是很必要的，试图证明，与单独使用外国同工相比，使用中国人从事传教事工的效果要高出八倍，也更经济。在七十年代，教会布道委员会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最近，最成功的传教工作是由爱尔兰长老会（Irish Presbyterian）在满洲里展开的，在他们的事工模式里，平均下来，外国传教士与本地传教士的比例是一比七。而在联合卫理会（United Methodist Mission）里，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平均有十名中国人协助，他们的事工效果仅次于长老会。近几年里，十分惹人瞩目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传教工作无一例外地是由从其他布道会中挑选的中国人承担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强调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建立一所大学、以便完成培训中国本土传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学课程，这些大学还应该教授在西方大学所教授的各门知识分支学科。

从这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上帝打算让我独立承担十字架的重量，那我就必须充实自己，以便更好地影响中国的领导阶层。因此，我打算学习科学知识，在南坎信敦（South Kensington）师从埃尔顿（Ayrton）和希尔维纳斯-汤姆逊（Sylvanus Thomson）学习电机工程学的专门课程。

9.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部长

基于对中国教育的兴趣，我急于想了解欧洲最先进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部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告诉部长，我是一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很希望了解欧洲先进的教育制度，并想把这种制度介绍到中国。部长是个高个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向他当面陈明时，他把椅子推开，站了起来，大声说：“要是你把中国人教育好了，那我们该置于何地？”

看来，他是不会为我提供任何帮助的。

幸运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一名基督徒，主持一所主日学学校，他很高兴地为我提供了我所急于知道的任何信息。

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为了见见那里的教育部长。但是部长出差了。我被告知他恨不得把所有存在于官方教科书里的上帝字眼去掉。

在回中国之前，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我向浸礼会委员会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最需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协会，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