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13．山东之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编年体的时间顺序来继续讲述。1882年，我的同事，曾主管山东青州府教会的阿弗雷德-琼斯（Alfred Jones），奉命回国。为了刚成立的教会的缘故，他请求我在他不在的这段日子取代他的工作。我不太想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认为如果让当地的基督徒自己去做，是能够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的。然而，在琼斯先生和刚到中国的两位年轻同事一再的要求下，我还是答应去了。从太原府到济南府的距离是二十一天的路程，当时是在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天气热得不得了，有一天，马车夫嚷道：“哎呀，天热得像下火啊！”

在旅途中，我继续修改我的一些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立刻出版。修订工作是在早上、晚上和午间喂马匹的时候做的。在到达济南府的前两天，也就是离到达青州府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修订工作中间会睡着。我认为自己可能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放在工作上，这个时候就会走一会儿让自己清醒一下，而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被彻底累垮了。

14．在青州患疟疾

一到济南府，我就把我的一部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然而，还没到晚上，我就病倒了，患的是疟疾，而且一天天严重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大限当尽。我给在太原府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也给琼斯和我的年轻同事——“把我埋在青州府。”

收到消息后，我们的医生肯茨（Kitts）先生骑马从青州府出发。从青州府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三十六个小时就赶到了。他一赶到也立刻患上了疟疾。第二天，我的另一个同事怀特莱德（Whitewright）也在烈日下用了三十六个小时赶到了济南府，不过他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肯茨太太得到她的丈夫患病倒下的消息后，从青州府乘车到了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感染。多亏了她的悉心照料，我们三人才得以痊愈。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提及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病倒的消息后，他差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店照顾我的需要，直到我恢复健康。当我们康复后，我去他的府上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回答说，照顾好外来人，是他的责任，他还派了四名骑兵护送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到达青州府。

15．为收获的感恩祷告

在从济南府到青州府的这段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过了一个礼拜日。我问旅店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如何。

“收成很好。”他回答。

“你们有没有为此感谢上帝呢？”

“没有。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谢他。”

“你觉得镇上的人会不会感谢上帝的恩赐？”

“我想会吧，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啊。”

“那好，你把镇上德高望重的人请来，告诉他们中午之前来这里，我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感谢上帝。记住我只要那些年长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中午的时候大约四五十人来了。他告诉他们所有的这些好事都是来自上帝的，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某种崇拜方式感谢他。在一些泛泛之谈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会也跪下来为他们向上帝祷告。就这样我做了祷告，而他们也同样虔诚，就好像他们已经养成了崇拜上帝的习惯了。当我的感恩祷告结束后，他们请求我教给他们更多有关我的信仰的事情。我许诺会派一位传道者带着《圣经》到他们这里来。就这样，我们互相承诺在敬拜上帝中保持永远的友谊，然后就分开了。

我如期到了青州。在持续几天的会晤之后，A.G.琼斯踏上了回国的路程，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16．山东的新教会

整个秋天，我走访了散布在乡间的各个教会，向他们讲道，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不太熟悉的人对这些仪式不产生误解是很难的。于是一个谣言散布开来，说我给了每一个会众很多两银子。一个基督徒就这个谣言做过些调查，其中一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的一个聚会，听到我提到分配银子的事情。接下来，这个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啊，那是牧师在用银子的比喻解释属灵的恩赐。”在那次布道中，我没有使用那些外国的名词来类比人的恩赐，而是用了一大堆银子来比喻。

对我来说，这次旅行最有趣的事情是，在一个五年前只见过三四次的一个人的身上，我见证了讲道的效果。之前，他来见我，希望学习我们的教义。我就从《马太福音》中找到了一些段落让他记诵，四五天后，又让他记诵《启示录》中开头的段落。

最后一天，我看到他脸上泛着不平常的光晕，他喊着：“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耶稣基督我的救主。”

“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了《启示录》中我们主的形象。

“他说什么了？”

“他让我去讲道，“悔改吧，天国近了！＇”

“你会像他说的那样做吗？”

“我怎么敢违背主的旨意？”

“那就去吧，你将会在心里感受到你从未感受过的喜乐。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这是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就在我离开青州府去山西之前。现在，在河的东岸有了五座新教堂，都是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建的。我访问这些教会的时候，问他们这些教会是谁建立的。他们回答说：“是一个姓顾的人。他从青州府见了你之后回来就在大街上布道，说“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我们都很吃惊，想着他是不是在鼓动叛乱。我们就跑回各自的家，关上大门，以免被误认为是他的同谋。但是他还是照说不误。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和登山宝训。我们就躲在门内，听他宣讲。”

这就是他们对基督信仰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在河的东岸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立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根源不在于人的知识，而在于跟神的沟通中。

17．J．S．怀特莱特的事工

这段时间，在青州府只有三位传教士：肯茨先生、肯茨太太和怀特莱特先生。我跟后者同居一室。他对传教事工有着不同寻常的激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一些跟传教的任何一个方面有关的问题。我们经常谈论到天快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病了，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会生病。肯茨先生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你们生病的原因应该很清楚了：你们白天已经很辛苦地工作了一天，晚上还整晚谈论问题，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从那之后，我们不睡在一个房里了，而是有了各自的房间。作息正常后，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就在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对事工充满热情的朋友怀特莱特在青州府开了一间博物馆，那是在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的省会济南府，在那里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传教博物馆”。这是一间非常大的博物馆，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或许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在里面有两间报告厅，每天都会有几场演讲和报告。每天有四百到一千人来参观，在最后的两年里，参观人数差不多有两千五百万。

这些讲座的价值使四川内地会的威尔逊（Wilson）博士大受启发，在八九十年代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1910到1915年间，罗宾逊（Roberston）教授接受基督教青年会委托，组织了一系列的这种大型讲座，采用了最新的科学仪器。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的许多省份。

18．与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纷

在这段时间里，我非常不幸地遇见了一位极度排外、极度阴险的官员，这个人丝毫没有是非之心。我在这所城市一条地段很好的街道上租了一间房舍，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民众的抵制。但就在这个时候，青州府来了一位新上任的官员，是这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县的县官。就在我拿到房屋的钥匙之前，他找到了我。这个人大约四十岁，来自直隶，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考上过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我们谈了一些不相关的话，大约半个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一所宅院，但是住在那条街上的乡绅和我的一些邻居请求他让我离开。他说作为新官上任，他不太喜欢拒绝他们的第一个请求，因此，他请求我帮他一个忙，将房舍的租赁合同退掉。

我告诉他我对于乡绅的这种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在我谈合同的那一个月里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反对。听了这句话，他变得非常不安，还是请求我为他这样做。接着我问：“如果我退了这所宅院，你会为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一所吗？”

“可是，”他回答，“你在这个城市非常有名，不费吹灰之力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另一处房舍，而我却刚到这里。”

“如果有人继续反对我租住另外一处宅院呢？”我问。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确保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老百姓的心愿的。”

有了他的这个保证，我回到房间，拿出那份合同，递给他。这时候，他表示出对我的感激。

几天后，他被巡抚招到省会去了，在他不在的那两周里，我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租了一所宅院，那条街上只有三所宅院，我的是中间的那所。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我左右的邻居做我租赁合同的中间人。按照中国的风俗，在得到邻居们友好的同意后，我得以平静地住在那里。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对知县在这件事情里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劝我在他赶回来之前搬进新租的房舍，但我拒绝了，“我当着他的面放弃了一所房舍，我也应该当着他的面搬进这所房舍。”

过了两周，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了。这次他告诉我，我租的这所房舍的主人，一位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不安，请求他让我放弃租赁合同。我回答说我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一直很急切地想把房子租给我。

“但这是事实，”他回答，“她威胁说，如果你搬进这所房舍，她就会自杀。你是个好人，一定不会希望造成别人的死亡。另外，你的邻居也反对你住进去。”

“这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合同上签了他们的名字了。”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接着，他又摆出了另一个理由：“如果你住进这所房子，会有不怀好意的人将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很吃惊，问：“你不是向我保证说，我要是找到另一所房舍，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承认自己这样说过，“但是对控制着这所城市的暴徒，我又能怎么样呢？”

“谁控制着这所城市？暴徒还是你？”我问。

他还是坚持说，如果我住进这所房舍，他不会对后果负责，又一次劝说我放弃租赁合同。

我拒绝了。“这次我不会放弃了。我同意你第一次的说法，但是这次没有理由让我放弃合同。”接着我又说，“我已经推迟搬进去了，等到你回来。除非我能够在你的保护下，安全地住进去，否则我就会向领事汇报。我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考虑。如果你还不同意，后天我就动身去芝罘，亲自汇报这件事情。”

两天过去了。我租了一辆马车，正要启程的时候，知县来了，显得非常不安，好像整个城市马上有一场暴乱似的，他又一次劝说我退回合同。

“我知道民众都很平静，”我回答，“我不能再等了。”

接着，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向领事汇报了这件事情，领事去见了道台，这位道台统治着三十个县，他写了一道文书，责备知县制造事端，声明我完全有权利选择一所房舍租下来、住进去，不许任何官员和民众骚扰我。

当我回去后，我很吃惊在第二天一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道台的文书在几天前就到了他的手里。这次，他的态度很好，在各个方面看上去，我就好像是他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一样。

他说他听说我有一台幻灯机，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我告诉他晚上可以展示给他看。所以他晚上又来了，带着一些幕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片，他自然很高兴。在就寝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他来拜访我了。

第二天，一些乡绅来见我，问我是否也能为他们演示一下幻灯片，我当然很乐意这么做，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些乡绅的为难。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我的朋友。于是，知县挑起的对我的敌意，就这样消失在了民众对我极大的同情中，也消失在对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中。

秋收之后，冬天来了，农民们无事可做，所以我邀请不同教会的领袖，有男有女，来青州府接受培训。这项事工，再加上对教会的督管和福音事工，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直到1883年春，詹姆斯-哈勃提（Huberty）先生，他曾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格兰家乡加入了浸礼会，前来接管山东的教会，我才得以脱身，回到太原府。

19．在回山西路上遭遇劫匪

在我回去的路上，在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伙强盗袭击了我们所住的旅馆。我有两辆车，一起住宿的其他旅客还有五六辆。强盗们打开所有马车的箱子，把衣服和纸张扔得到处都是。我起床后，发现一位同行的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三千两的银票，急得不行，那是他要向他在北京的老板交差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后，他彻底地搜查了他的所有随身物品，最后发现银票就躺在院子的角落里，这可让他高兴坏了。

而我呢，我的马车上的一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追踪强盗的脚印，来到了他们越墙而逃的一堵高墙下。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了两行深深的脚印，一定是扛着我的箱子的那个盗贼留下的。在院子里微弱的灯光下，盗贼看到箱子里闪闪发光，他一定以为是一箱银子，他把它扛走了，以为自己收获最大。背着那么重的箱子，越墙而逃，而且走过那么远的路之后，当他打开箱子发现那只是一些听装的浓缩牛奶，那个盗贼该是多么的失望！

一路上没有遇到别的意外。在离开九个月之后，回到太原府，发现家里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在等着我。

20．斯格菲尔德医生的去世

1883年的8月，我们在太原府的小团契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斯格菲尔德（Schofield）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去世了，是被他的病人传染的。因为以前也得过这种伤寒，我就帮着斯格菲尔德夫人照顾他，但是我们的所有关爱和照料都于事无补。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颗最美的基督徒的心肠，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爱他。

1884年，恭亲王（Prince Kung）被他的弟弟醇亲王（Prince Chun）取代，好战、排外的一派占了上风。许多政府官员认为恭亲王性格懦弱，不适合领导中国这样大的国家。

21．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尽管在我来中国的六年前，太平天国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对基督教的传播的不良影响依然很大，因此不得不提及。洪秀全没有分清绘画中的艺术与偶像崇拜中的雕塑的区别，为了遵守摩西的诫命，他把对艺术的一切崇拜归结为拜偶像。他的信徒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对态度发展成了一种宗教狂热，随着会众的迅速增加，政府警觉起来，逮捕了洪秀全，把他关进监狱。他手下的信徒相信他是无辜的，将他解救了出来，政府宣布他们是叛乱。从那时起，这场运动有了反抗朝廷的性质，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占领了武昌，然后沿着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上攻城掠地。最后他定都南京，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表亲，干王，是个基督徒，真诚地试着使洪秀全摆脱自命不凡和极端堕落的行为。太平天国有一个将军是忠王，非常有能力。在他的人那里，他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我认识的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过太平军，他告诉我，忠王对战士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会立刻得到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Burgovine）和沃德（Ward），还有英国人戈登（Gordon）曾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这次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投降，这场叛乱得以结束。据不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场运动持续的十三年间，死亡人数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之间。无疑，它留下的是人们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消解。

22．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所受的逼迫

长期以来，遍布中华帝国的教会一直遭受着各种干扰、漠视和逼迫，这一方面来自民众，一方面来自官员和乡绅。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搅扰。应已回国的阿尔弗雷德-琼斯的要求，浸礼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让我们去北京面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巴克斯先生，商议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

以下的几点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宽容条款的实行是多么迫切的事情。

（1）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交部所做的那份著名的、不友好的备忘录是多么直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威廉姆斯的《中央王国》第二章，707页。）

（2）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为一本书作序，明显地排斥基督教。

（3）陕西和甘肃总督不允许一位传教士的居住。

（4）山西总督张之洞，在听到一份为基督徒受迫害的陈情表时，回应说这种请求使他觉得刺耳。

（5）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曾给他所有的部下下达命令，对于传教士的所有案子要推迟处理，结果，造成了广东十八座小教堂很快就遭到了攻击。

（6）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问题。

（7）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师提督基本上遵循了外交部在备忘录中的对外态度。

（8）陕西学政告诫教习和学生，如果他们加入了基督教，他们的学位将被取消。

（9）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一次将近一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试出了这样两个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称《伟大的学问》）和“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些题目造成的结果是，一位传教士的家被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被打伤。

（10）一个秀才状告一些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后来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是无辜的，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那位秀才为他的错误付出过代价。

（11）山东登州的一位知县强迫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他们要一致抵制。

（12）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在处理传教纠纷上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

（13）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传教案例的书，把所有麻烦都归结到传教士身上，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14）在山东，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知县对他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受中国皇帝保护，为什么你要学那些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告诉他，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例》。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这之前的中国律法。

以上各点，除了备忘录，都涉及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布全国的教会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羞辱、抢劫，传教士被殴打。

23．与詹姆斯先生一起去北京（1884）

因此，现在到了有必要让我们的英国公使对事态加以关注的时候了，特别是福建巡抚向北京政府报告，教案的主要起因不在外国人，而是由政府对待基督徒不公平造成的。

一到北京，我和詹姆斯先生就得知巴克斯先生去了朝鲜，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订一份合约。在我们留在北京等他回来的这段日子，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里，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消除。我们召集了所有在京的传教士集会，我被推举为秘书。

24．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这样一个联盟，但是失败了，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到一致。在北京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开了九次会。跟我住在一起的伦敦差会的艾德肯斯（Edkins）先生收藏着好多期的《福音联盟杂志》，在其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成员，尽管总体观念一致，但却持有不同的教条。我从中选出最简明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期尽可能地减少分歧。在这些条文的帮助下，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成立了中国福音联盟。

稍后，我写信给《中国导报》（Chinese Recorder），敦促活动在各个省份的联盟成员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便各地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为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对当地官员贯彻《宽容条款》的力度予以监督。

在每年年初的时候，联盟会组织一次为期一周的祷告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盟获得了存在感。然而联盟成立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基督徒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结果却收效甚微。

在北京事工期间，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传教士身份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这也是导致中国民众对我们产生误解的一部分原因。处于谦卑，我们将自己称为“行僧”。中国民众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是各自为战的个体，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力图在全世界推行新教福音的一个庞大机构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有他们自己的级别定位，可以直接跟中国同等级别的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们都意识到了这种状况，他们把自己称为“牧师”，这一称呼已经广泛传播开来。但是他们的身份定位更多地意指“牧羊人”，而非“传教士”。在官方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达成一致的。

九十年代，在罗马天主教廷的要求下，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与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级别相符合。同样的待遇也赋予了新教传教士，但是大多数人拒绝接受这些身份。

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整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会众与非基督徒之间常有的冲突。为了消除这种争端，马礼逊（Morrison）博士近期建议中国政府撤回曾给予天主教会的职别待遇。

25．著名的朝鲜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豪克姆（Holcombe）先生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印件。该宣言是建立在清政府对基督教态度的基础上的，清政府一直是朝鲜乐于效仿的对象。这份宣言是1864年发表的，是美国人在占领朝鲜某个港口时发现的。宣言内容如下：

（1）人们通过美德和好行为服务上帝，而不是通过祈求他的恩典与承认自己的罪。

（2）神是个灵，但是耶稣基督确是人群中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成为上帝呢？

（3）神父们说，灵魂比身体重要的多。既然他们是灵魂的指引者，那么，按着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服从的是他们，而不是给予自己身体发肤的父母和教育他们知书达理的老师。

（4）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先人的感激之情，使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朽，但外国神父们却禁止这一行为。

（5）教皇宣布民众应该对他绝对服从，并在任何律例之上。这就使他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搅乱了整个国家的平静。

（6）上帝创造了男女，但神父却宣布独身，这是对君王和父辈的不敬，也破坏了夫妇之道。关于童贞女、圣父、洗礼、坚信礼和拯救都是对民众的欺骗。

（7）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称他们不怕死亡，那他们不是醉酒，就是疯了。

这份宣言显示，朝鲜政府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罗马天主教的宣教体系。

26．罗伯特–哈特的改革计划

在北京的时候，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爵士慷慨地给我看了他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制定的改革草案，这包括以下七个要点：

（1）聘任有能力的人。

（2）开采矿山。

（3）改造河道。

（4）修建铁路。

（5）建立邮政服务系统。

（6）建立政府银行。

（7）建立海军。

在他的请求下，我给他看了我的一些改革措施的概要。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呈给政府官员的：

（1）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业、兴办棉纺织厂。

（2）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3）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和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机制，以使中国免于与外国的战争以及被勒索的命运。

（4）对大臣张之洞。我详细解释了：

a.由贝西默在钢铁制造工业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由此建议他在山西引进钢铁冶炼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b.呼吁他开采矿产。

（5）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阎敬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6）对哈特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a.组织一个代表团，有一位亲王带领，由当时的一些中坚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参与，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以便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b.组织一个由帝国优秀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出国考察，了解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

c.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优秀的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国外的宗教状况。

d.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

e.派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f.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全国介绍、推广考察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7．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当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他对詹姆斯先生和我呈上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的申诉十分关注，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公开发布的公告，这样他就能在下一次比较严重的教案发生时，照会中国外交部，使之发出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与对日本的态度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态度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提到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跟中国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只是同外务部的官员们就具体的事情做出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相互斗争。我提到了我在太原府的事工没有什么困难，在那里我跟当地官员建立了朋友关系，也大胆建议在北京的传教士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过了一周，我在街上遇见他，看到他容光焕发、心满意足的样子。在女皇生日那天，他邀请了重要的政府官员共进晚餐，所有受邀的人都悉数参加。

在此期间，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之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宗教自由的小册子。这本册子意在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都因为对宗教问题的彻底无知。

我们把拟定的公告草稿呈交给巴夏礼爵士之后，詹姆斯和我返回了我们各自的传教省份，他回了山东，我回了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到达太原府。我随身带了一个气压表，测量沿途各地的海拔高度，希望我所收集的这些记录能促使山西官员修建铁路，并为他们的早期工作提供便利。再次回到太原府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五个月了。

28．对山西传教事工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同工的全体会议，以便拓展事工的范围。传教的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广为散发，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主要中心开展系统工作了。

（1）成立福音同盟以及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2）出版更好的传教手册，以适应全省的需要。

（3）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的传教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的转变者都是由当地的基督徒传教的，而不是外国传教士。）

（4）在十个主要省份建立学校，每个学校招收一百个学生，可以教授三年的外国知识课程。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计划着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协会：

（1）提供基督教文学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2）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善之情与相互理解。

（3）在所有对中国有益的方面启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