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六章：在官员和学者间的事工（1881—1884）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在时间上相当于基督教初期的汉朝和从七世纪延续至十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是欢迎外国人来华甚至在华定居的，不论他们是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穆罕默德信徒。然而，清王朝建立不久，这一政策就发生了彻底改变。

下面这个发生在1875年山东青州府的事例能很好地证明上述情况。一天黎明，我骑马从一个村子里出来，街上空荡荡的，只看见一个人，他还没穿戴整齐，边走边往身上披着褂子。当我经过他身边时，他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我，问我从哪里来。

“从青州府来。”我回答。

“但是，”他说道，“你不是中国入，你是个洋人。”

“是，”我回答，“我来自英格兰。”

“英格兰！”他喊了起来，“就是那个背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英国与中国在1837年的第一次战争。）

“英国没有背叛，”我说，“因为她根本不属于中国。”

“她曾经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马戛尼大公及其他使节曾向中国进献礼物，这被中国史学家们记载下来，当做英国向中国进贡的记载。）“英格兰一旦背叛，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背叛。”

他义愤填膺地说的这些话，正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当那些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el）、南怀仁（Verbiest）等人，来到中国后，他们受到了明朝的万历皇帝和清朝的康熙大帝最高级别的接待。但是，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对耶稣会士不满，双方起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M.de Tournon）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对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皇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父读一下挂在觐见大厅的一些中国文字，那位神父不认识，于是康熙皇帝告诉特使，他最好把这些无知的神父们带离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他比那些神父们更懂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他管好自己的教民就可以了，而中国的事务皇帝自会料理。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还有之前教皇将东方给了葡萄牙、美洲给了西班牙，进而把自己看做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使得清政府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相反地，他们认为天子才是世界的唯一统治者，当东印度公司延伸至广州时，清政府下了一道赦令给纳皮尔（Napier）爵士，就像对中国百姓一样，希望他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地服从管理。这两种相似的想象导致了冲突，这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正是这导致了中国与英国的第一次战争。

再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使得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之心，将其看做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即使在宗教宽容条约签署之后，中国政府还是晓谕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要尽最大努力阻止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内地居住，以防他们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出租房屋的屋主，只是因为身上被搜出一封外国人的信件，就被判了死刑。出租房屋给“洋鬼子”的屋主都被逮捕、判了重刑。这些政策也可以解释如下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教基地的开设总是伴随着暴乱，这些暴乱其实就是官员和乡绅发起的。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的饥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饥荒以及民众为何如此贫苦的原因，我感到自己必须要思考那些导致中国民众苦难以及整个世界苦难的根源。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意识到它优于中国社会的原因在于，它一直努力探寻上帝在自然界的作为，并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遵循上帝对亚当的命令——去管理世界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服务于人的过程中，西方民族做出了一些近似于奇迹的发明创造。我确信，如果有机会给那些官员和学者讲解明白这些，使他们对这些科学奇迹感兴趣的话，我会向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一条如何利用上帝蕴含在自然之中的力量为他们的同胞造福的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影响他们去修铁路、开矿山、避免饥荒再次发生、将民众从赤贫之中解救出来。除了各省的政府官员和学堂里的学生，还有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不久这些候补官员就会被皇帝派往各个地方，通过他们，这些好处还可以渗透到其他省份。

然而，在我能够与他们谈话、进行让人满意的讲论之前，我必须先将自己用新近出版的书籍、先进的仪器武装起来。我缩减了一切个人花销，住在一所中式的房子里，穿起中式的衣裳，吃起中式的食物，这样我才能把所有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书籍和仪器上。

我买了一所三进院落、十间房屋的大房子，既作为我的住所，又作为教堂和学校。房子装修得很有山西特色，四壁装饰着关于日常起居生活情境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间里铺着砖石，其他房间都是泥土地面。因为这所宅院被认为不是一所吉宅，已经空了好久，所以租金很低，只有每个月十二两银子。因为“洋鬼子”不会再害怕其他的“鬼”，后来屋主又减了价钱，如果我保证长期租住，我每年只需支付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可以了。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张大炕，这些大炕用砖石垒成，靠近房子中央的纸窗户，房间有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炕呢，高约两英尺半，六英尺宽，炕里面是散热的管道，火在旁边一个大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生着，小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得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炕上和房间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炕上铺着席子，感觉像地毯，使它不再那么坚硬，女人们整天坐在炕上靠近窗户的地方做着针线，缝制衣衫。

在1880—1884年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购买书籍和仪器，这一千英镑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里维斯的亲戚那里继承的一笔遗产。

3．给官员们做演讲

在这些书籍和仪器的帮助下，我得以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做了关于以下题目的演讲：

（1）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2）化学的奇迹

（3）机械的奇迹，例如车床和其他工具，还有缝纫机和自行车灯

（4）蒸汽的奇迹，蒸汽给每一个使用它的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益处，例如在铁路、轮船、工厂中的作用。

（5）电的奇迹，可以从应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里看到。

（6）光的奇迹，可以从幻灯片和照相机中看到。

（7）医药和手术的奇迹。

当1881年彗星出现的时候，我为此做了一次演讲，向听众展示它的轨道变化是有规律的，就像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是一样的，不是什么凶兆。有三年的时间，应官员和学者的要求，我坚持每个月做一次演讲。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们对这些演讲的赞赏态度：有一次，对一所刚刚建成的戏院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满人和汉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位知府大人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做演讲之用。

在做这些科学演讲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埃里斯通（Elliston）先生的大力帮助，他来自内地会（Inland Mission），后来成为芝罘（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来太原府跟我一起度过了一段假期时光。政府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力超过了其他任何的魔法。

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块重六十磅的铁砧板，在我书房的另一侧，当这个铁砧板被称重的时候，我站在另一侧的桌子旁，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要看客们仔细检查下磁铁，确保上面没有钩子或胶水，然后按了一下配电盘上的铜按钮，就在这个时候，在房子的另一边，磁铁竖起来，粘在铁砧上，牢牢地分不开了。

“现在注意听。”磁铁与铁砧发出了撞击声，“现在，”我喊道，“将磁铁竖起来！”但是就在无数双诧异的眼睛的注视下，重重的铁砧也同时被举了起来，因为它跟磁铁粘在一起。“现在，我将松开这个铜按钮，铁砧就会从磁铁上滑落，注意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就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了。

还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能帮助燃烧达到这个程度：在氧气的帮助下，铁丝会像稻草一样地燃烧。这景象使他们感到惊奇，也是他们感到诧异。但是接下来氢气的实验一开始并不成功，还引起了惊慌。我曾经告诉他们氢气会像油一样地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是当我把火柴接触到玻璃管时，我以为会出现一个氢气火苗，然而却出现了像手枪一样的爆炸声，烧瓶的软木塞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不见了。马上，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感到惶恐不已，声称要立刻离开，因为第二天一早有要紧的公务要处理。但是我坚持请他们在离开之前听一听我的解释，他们不太情愿地留下了，我向他们解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点火之前，我没有足够的耐心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而氢气和空气一旦混合，很容易产生爆炸，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为了证明我所说的道理，我决定这一次等空气完全排出，再点火，这一次氢气就像蜡烛一样地燃烧了，众人都很吃惊。后来，我就让他们离开了，毫发未损，心绪宁静。

一般来说，在这些演讲之后，一些最有学问的人总是留下来，就我刚才讲的内容问一些更深的问题。然而，我不得不细心地选择我的听众，以免把不同官阶的人混在一起。有一次，我无意中邀请了几位道台（管辖大约三十个州县）、几位知府（他们是管理十个州县的行政长官）和几位只管理一个州县的知县。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位官员，平时总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是这次却一个晚上都没说一句话。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沉默寡言，他回答说，在那么多上司面前他怎么敢说话呢？从那以后，我很注意地只请同一级别官员一起来，这样他们或许会感到轻松、和谐。

在所有的讲座中，我都指出了上帝是如何赋予人类无尽的能力从而在大自然中获得力量，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人类就会活得像劳工和奴隶。比如，很多邮差每天需要骑马赶两百里路，把急件送达，因此经常因为疲劳过度死去，然而，电报却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消息传遍全世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学习上帝在自然界的所有律法，这样才能获取上帝对世人的恩赐，他储备了所有的能量为人类所用，而我们就可以通过遵守他的神圣律法来表达对他慈爱的感激。

当我在太原府开始演讲之后，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生到来，以至于我不得不又租了临街的宅子，在那里，我才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的研究、翻译工作，不被那些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访客打扰。

4．拜访王知府

有一位河南人，姓王，他曾做过山西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很感兴趣，当他在太原府做候补官员的时候常常来拜访我。当上知府后几个月，他因为公事来请示巡抚，在这期间他曾来看望我。当问及他在辖区内的改革措施时，他滔滔不绝地描述了将建一所教授现代科学的学校的计划，他已经举行了考试，并奖励了其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两个人跑去告诉他们看见有两条实实在在的龙在宁武府的高山上游弋，他向那两人解释道，那不过是云里面的闪电，以蛇或者龙的样子发出的，是由电流而不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来的，而外国人已经把电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成了雨。这就是被推崇了几千年的所谓龙王降雨的科学解释。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他自己并非儒生，而是信奉道教，又说，对我这样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竟然信奉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他感到很吃惊。

我回答：“你应该知道，要是你要去上海，你必须坐车到天津，在那里才能乘船走海路吧？”

“是，这我很清楚。”

于是我把一张约翰-斯通（Johnstone）出版社印刷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我书房的墙上，指着各个行星问他是否知道每一颗行星因为形状、大小不同，所受的重力和球体表面的压力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别的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星球去另外一个，我们必须改变身体的形状，才能适应新的家园。”

“是的，我想应当如此。”

“那么，为什么你要奖励自己开办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

“那你把所有的监牢都关了吗？”

“没有。”

“为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

“是这样的。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些不法之徒关进监牢，让他们不能再危害于人。因此，作为官员，你知道赏罚这两个原则都是不可偏废的，或许宇宙的统治者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吧。”

听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了你说的一切。应当把这席谈话影印出来，这样，读了这些，就不会再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与儒生同居一室

当时一个全省最有学问的人，曾被选出来编纂一个新的版本的《山西省治》，他希望能与我住在一起，然后就付了一部分房租，跟我一起住了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的评价很高，尤其推崇他的那本《天主实义》，认为其可以与中国圣贤的经典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在广东传教的伦敦教会的霍博森（Hobson）博士的著作，这些著作几经他人之手传到了他的手里，其中丰富的科学知识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天，我请求他为我收集几首儒家的赞美诗，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他告诉我，他没有找到一首这样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表达的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怨声。后来，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其他地方担任政府职务，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就信仰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当中，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故意把它扔到了地上。

“在整个山西，恐怕没有人敢这么做了吧！”他大声说，“他们那么看重一切汉字和印出来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中的是它们承载的意义，我对那些蕴含其中的真理怀有敬意。所以，如果你请我接受洗礼并做一名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形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河里洗一洗，不能让上帝更加看重我。如果我是真心相信，洗礼和外在的仪式不会使我变得更好。”

“你说得对，”我回答，“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地上扩展神的国，是否愿意帮助你的同胞。”

“哦！”他大声说，“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6．会见左宗棠

除了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们施加诸如此类的影响外，在一个难得的机会下，我还见到了总督左宗棠，同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犁，担任从沙俄帝国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在这之前，伊犁已经被沙俄政府侵吞多年，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问题，他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在收获季节补给军粮。尽管用了一些时间，但是他还是成功地完成了收复失地的任务。

收复伊犁后，他返回了北京，在回程中他要经过一个离太原府大约三十里的地方，因为曾经做过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收复伊犁的功臣，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拜见他。由于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邀请我一道去见见这位大人物。

我曾经做过一个世界历史图集，透过它，一个中国人只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对世界比较史的了解，就会比那些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人员更加彻透。因此，我把这个作为给总督的礼物。当我们到达他下榻的住地后，他安排了所有的中国官员一起接见，之后他遣散了他们，留下我单独谈话，直到深夜。他先谈论了一下我送他的世界历史图集，显然他很喜欢这件礼物，然后他谈起了自己在甘肃进行的机械改革，他将机械应用到了羊毛制品的生产中。他还让我看了一下机械制出的样品，他由衷地自豪起来，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当我讲了我们在救济饥荒中所做的事时，他谈到了信仰的问题，他说，既然传教士引人归善，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二者都是致力于同样的目标，他坚信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并没有真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他成为南京总督后，尽管中国政府与传教士之间积怨已深，当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哈特（Hart）先生请求买一块土地，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政府官员找了一个合适的宅地，为南京基督教会的成立提供了便利条件。

7．友好往来

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太太经常收到住在城里的高级官员的太太以及乡下乡绅夫人的邀请，在这些人中甚至有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做学生时，我就会问：“你就不怕我会影响他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知识，还有信仰吗？”他们回答说，这些是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另一些官员，在离京任职之前，总会登门与我告别，感谢我对他们的指导，告诉我如果我的任何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只要有我的一封介绍信函，他们一定全力照顾。这些绝不是空口承诺。我在山西事工八年，最后整个山西有五十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建立了很多教会，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一起骚乱事件。

这的确是中国人与国外传教士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许多有名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县城市，都与当地的总督或其他官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中国音乐

儒学家告诉我，中国的信仰很大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一千多年前宋朝一本叫作《礼乐》（Li yo，或者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的著作得到解释。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到了中国的首调唱法系统，这种体系与欧洲最晚在十九世纪的大胆创新相似。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这种体系，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读者可以查阅理查德夫人所着的《中国音乐》，这本小册子已于1898年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我和妻子着手编纂了一套十卷本的有关世界音乐的书籍，现在，其中九卷还是手稿，只有一卷数年前在山西出版发行，并被广泛推广。这套书籍包含了各个不同国家的民族音乐的曲调和歌词，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感情。其中，为了表达黑人的情感理念，还插入了Judilee歌者的一些旋律。

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总督的那个人，在山西致力于儒学复兴，为了纪念孔子新建了一所寺庙，庙里配备了一整套乐器，与孔子的老家山东孔庙里的一模一样。在庙里，有专人负责一定数量的学生掌握这种音乐的艺术。一天，我去拜访这位负责人，在谈话中，他发现我对音乐有一些了解，当我询问我能否参加他们下一次的演出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演给你看。”很快，他召集了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但是表演的成果却让人惋惜，尽管乐器种类繁多、崭新漂亮，但是使用者们却不知道如何矫音，以至于制造出一片恐怖的噪音，而非优美的音乐。

我问负责人为什么不把音调校准。但音乐对他是一门新的技艺，他也希望怎么能搞懂它，但对他很难。因此，我邀请他去我家里，告诉他我的妻子精通音律，她可以为他讲解一下。就这样，我们帮助山西的儒家音乐开了一个好头。

9．与佛教徒交往

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大寺院住了一个月。那里的住持方丈来自外地，手下有一百多名僧侣。每天，我与这位方丈一起进餐，他是一个六十多岁、和善的人。每次饭前，他都以基督徒难以匹敌的热情祈祷。他的祈祷词包含四个字——“三、宝、法、僧。”（“我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一体的恩典中。”）

然而，僧侣们的教育却非常基础，除了每日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最主要的修行是各种宗教仪式的演练，只要经过五十天左右，他们就会收到由方丈亲自署名的通过文书。

10．参观五台山

佛教的四大圣山之一就在山西附近，那就是五台山，从太原府东部出发，几天就可到达。1880年我就去五台山参观了一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数千名和尚分属于两个佛教派别——一个是中国普通的、穿灰色服饰的教派，另一派是穿着黄色与红色交汇的法衣、来自西藏与蒙古的一派，被称作喇嘛。每年仲夏，五台山都有一次重要的宗教聚集，类似于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也是一个大规模交易的机会，蒙古人会带着马驹和骡驹前来交易。

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中央喇嘛庙的住持，为了能见他一面，我精心准备了一张大的、彩色的世界地图，在上面用中国汉字标注。我把地图和名帖一起送过去，请求见他一面。他定了一个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地图的各种含义，指给他看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说明这张地图是按一比多少里的比例尺制成的，透过这个比例尺，他大概可以了解这些地区、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世界各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立刻请人上点心招待我。于是，我解释说，我此行的目的是更多地了解佛教信仰，请求可以亲眼看看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到达仪式现场时，我发现寺庙里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我很难挤过去。当我好不容易挤到通往大殿的一百零八级台阶前，发现一群手拿鞭子的侍从在等我，看到我之后，他们立刻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我被带到一座大庭院里，穿过又一人群，到达看台，看台上坐着一位中国官员，一位蒙古官员，还有他那穿着红黄相间的袍子的夫人。我就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

一面大鼓敲响了，还夹杂着其他乐器的声音，于是法会开始了。接着，僧侣们开始用一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罗斯韵味）。接下来是一场无法想象的、令人吃惊的舞蹈，一群男人冒了出来，头上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面具，有一些像老虎，有一些像飞禽，整个场面看上去就像埃及神话中各种动物的大荟萃。看完这场宗教舞蹈，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里，我见证了一场截然不同的宗教崇拜。这一切都让我肃然起敬、印象深刻。

崇拜音乐使我想起格里高利的圣咏叹调和那些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古代教会颂歌。僧侣们被分成了两队，一队在通道右边，一队在通道左边，其中一队双手合十抱于胸前，音调一致地唱着一首四行的宗教圣歌。另一队则拜倒在地，悄无声息。跪拜结束后，第二队站起来，唱另一首颂歌，而先前的那一队则屈膝跪下，匍匐在地。他们唱的颂歌旋律十分优美，我忍不住把它记录下来，留待以后写作基督教圣歌时使用。

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培养道教徒、并授予他们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访问过一所由政府资助的道教学院。我还给江西省的道教首领写过信，讨要一些他们现阶段培养信徒的一些教科书，但是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功用就像那些被罗马大主教祝福过的、有免罪功能的十字架一样。

除了学习中国宗教信仰、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外，我还进行了其他多样化的事工，包括给官员和乡绅们开讲座、到农村传福音，此外，我还在城市里建立了一所养育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负责管理，她还参观了当地农村的七所小学堂。

11．张之洞

自从1860年大不列颠与法兰西占领北京后，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是恭亲王，他知道跟外国人作对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但是大约1880年出现了三个年轻聪明、主张对外强硬的人物，他们饱读诗书，又对中国昔日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只要中国勇敢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

对于中国来讲，恭亲王的政策太过于温和了。一场宫廷政变蓄势而发，恭亲王被他主战派的弟弟醇亲王所取代。

这几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就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派往山西，任命为山西巡抚，他的任命打破了京官不外调的惯例。另一个年轻人是张佩纶，他被任命为福州海军司令，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向朝廷汇报沿海四周海域固若金汤，但是他的这一预言很快被法国人打破，他们仅用了三天就攻下了沿海的所有海障。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不记得第三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但是所有这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对世界知识的掌握还是非常基本、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抚之初，张之洞就大力推行各种富民政策、采取各种措施防备饥荒。在太原府衙门的旧档案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的一些建言，我在建言中建议政府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兴实业、建立现代化学堂。张之洞下令召集下属的主要官员一起审阅我的陈词表，后来又派了一个由三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接见我，请求我放弃传教工作，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政务中来，这样就能将我的建言付诸实施。我回答他们说，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改革措施的价值，但是我却不是什么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获得满意的结果，大量引进各个领域的专家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官员们说，巡抚很清楚我说的这些情况，但是既然我内心知道怎样对中国最有利，他很希望由我招募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监督下实施各种改革措施。在这一点上，我回答说，尽管物质上的进步很重要，但是传教工作却是更为重要的，我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崇高的事业而去做那些世俗的工作。因此，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和报酬。

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要求我对太原府周围地形进行探测，为预防将来洪水泛滥未雨绸缪。我请斯格菲尔德（Schofield）博士做我的助手，帮助测量地平高度并拍照，之后我们向巡抚汇报了我们的勘测情况。他还请我帮助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然而，就在巡抚下定决心实施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去处理清政府与法国人的争端，那时法国正在安南边境上制造事端。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驻扎在武昌，他并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那些建议，他建立了一座炼钢厂，开始修建铁路，开办实业，建设现代化的学校，一切就如我在山西所提的建言那样实现了。他又一次邀请我加入他的幕僚，我再一次拒绝了。同时，我也感觉到，在这一次的邀请下，仍然遗留着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清政府，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而且愿意认真兴办实业的官员了，其他的官员大都浑浑噩噩、盲目自信、对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

12．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一开始，尽管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但是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他们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我对中国的非基督徒那样的态度一样。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我到山西之后，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负责人商议合作解救饥荒的事情。那个时候在太原府有两位主教，一位年事已高，身体羸弱，已经快七十岁了；另一位是个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众，比我大几岁，精力充沛，中文名字叫恩格（Ngai）。一开始，他极力说服我回归母教会。我问他，他怎样才会知道哪个才是所谓的母教会呢？我们为这个问题持续争执了三天。他固执己见，我认为他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没有权利站在审判官的立场上说话。他用同样的理由回击了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读过所有天主教的经典著作，但他却是不被允许阅读清教的有关书籍的。

第一天，他们当地的教会领袖在，所以我们用汉语交谈，第二天他就没有被要求到场了，所以我们就纽曼（Mewman）枢机教会的经验以及两个教会之间的种种不同，直到彼此彻底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地分手了。

当大卫-希尔（David Hill）和约书亚-特纳（Joshua Turner）来太原时，我曾带他们去天主教堂见过主教，感谢主教曾召集遍布全省的神父们为我的饥荒调查搜集资料。当我们三人动身去赈灾时，曾听说主教为我们在教堂举行了一场全体会众祷告会。

当我再次回到太原府，一种谣传渐渐散播开来，说是天主教堂房顶上的天使会带来灾难。这个吹着喇叭的天使雕塑好像一个风向标，正好朝向能带来降雨的那个风向。紧接着，就有人相信当带着雨的风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时候，吹号的天使就会把云和雨都吹散。他们因此威胁说要把教堂拆掉。巡抚有意要激化天主教会与我们的矛盾，他觉得，如果我不同意在教堂屋顶上放一个天使雕像，那么现在机会来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他甚至派了幕僚来见我。对此我回应道，“告诉巡抚，民众这次彻底错了。教堂屋顶上的天使仅仅是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体现，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神奇的魔力。”幕僚问我能不能给他看看那段经文。于是，我拿出一本《新约全书》，把设计天使的那段经文折起来，请他拿给巡抚过目。他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天主教堂也因此得以保全。

在此之后，当我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互相走访几次。其中的一次会面中，他告诉我他已经通知他的所有神父，如果我到了他们教堂附近的任何地方，他们都要接待我在那里食宿，我会发现那里比小旅店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也遵命照办了。

在利奥十三世（Leo XIII）成为教皇之后，他将中华帝国分为五个教区，每个区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商讨在传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正好被选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中心，在这里还开过一次大会，来自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主教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曾邀请我共进晚餐，因为都说汉语，所以我们彼此都能听懂。他们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因为会议不用汉语，所以我谢过他们的好意，婉言拒绝了。他们依旧对我很友好，还时不时地给我送来西红柿和自酿的山西葡萄酒作为礼物。每次主教来访，都会有一位意大利神父陪伴，这位神父名叫维（Wei），是教堂的司琴。我家有架管风琴，我妻子有时会演奏罗西尼的一些曲子，每到这个时候，维就很高兴。我妻子曾询问主教，在省内有没有修女。当时，山东和直隶是有的，而在中国腹地是没有的。那个时候，他们不敢把修女们送到那么偏远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中国民众一定会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记录下来，神父们曾还收养了一些孤女，教她们一些最基本的书本知识和缝纫技术，以便让她们掌握谋生的技能。理查德夫人建议教给那些女孩们如何使用缝纫机。我们还订购了一台，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妻子还去了那所学校，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那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