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14．内地会女士们的到来

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受到敌视，相反，我们得到了官员们友好的接待，受到了穷苦灾民们的欢迎；于是我们感到，开辟道路、提供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把情况给他们做了描述，并邀请他们派来更多的人手。听说戴德生夫人要从英国启程来山西开始孤儿救助工作，我们欣喜万分。1878年10月，她由宝乐先生（Baller）从天津护送来太原府，她还带来了洪恩（Horne）小姐和科利克尼（Crickney）小姐。她们是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外国妇女。我秋天在外赈灾期间，这些人就住在我的房子里。在她们之后不久，詹姆斯夫妇也跟着到来，他们也是内地会的成员。

15．与马丁小姐结婚

我曾经这样断言，如果我结了婚，在这个新开辟的省份，我可以在传教方面做出更有效的工作。在烟台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士——联合长老会的马丁小姐，她是1878年出来参与赈灾工作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被邀请在各个方面担任主要工作。除了在爱丁堡的商业学院接受过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她还在皮迪博士（Dr.Peddie）那里接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所以，在与蒙古的吉尔玛（Gilmour）那样的神学家讨论时，她能做到游刃有余。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分，在宗教活动中的音乐环节，她总是担任主要的工作。我们于1878年10月在烟台结婚，并于当年11月回到太原府。戴德生夫人，还有那两位单身的小姐，以及宝乐先生，在租到房子之前，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我太太开办一家接受男童的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则救助女童。

16．冬天里的赈灾工作

可是，随着冬天的到来，很多人的生活又在苦难中挣扎，于是，我听从神圣的召唤，在结婚一个月后，离开了我的妻子，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在平阳府开展赈灾工作，为时四个月。在平阳府，教士（现在已经是主教）司各特（CanonScott）和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卡佩尔（Capel），也在那里发放救济金；在烟台时，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起初，我们是为各自的基金会工作，但后来他们便与我们合作，一起为伦敦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发放救济金。

各商埠和英国国内募集到的赈灾款总数大约是白银二十万两，约合六万英镑。其中十二万两是由希尔、特纳和我本人发放；其余的则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天津的一个姓盛的道台（现在人们叫他盛空炮）发放，海关职员布德（Budd）先生协助，另一部分则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以及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帮手从外地购买粮食并发放下去。在那个小地方，也没有足够的钱庄来把我们的银子兑成现金。于是，我们决定给每户一定量的银子，或两盎司，或三盎司，随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把它兑成现钱，再去购买粮食，与草籽、麸皮和在一起充饥。整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首先把所有的

村民登记在册，然后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发放中心去。在发放之前几天，我们让一些铁匠在一个院子里化银子，我们则仔细地监督他们工作。每锭五十两的银子（约六十六盎司）被放到火中熔化，等烧得火红时，则被锻打成薄薄的银板，接着，再截成一英寸见方、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银块。

中国的货币问题似乎可以摧毁人们对数学的基本认识。在一个地方八十二文被当做一百文用。在另一个地方，五十文被看做一百文；再换一个地方，十六文却又相当于一百文。在北京，十文相当于一百文。至于用银子兑换现金也是让人匪夷所思。有时，一两银子可以兑到一千五百文现钱，有时却只能兑到一千文。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银子的重量在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在平阳府一斤银子有十六两，而在外面的村子里，一斤则有二十两。

当我问起这些莫名其妙的换算是怎么得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八十二文等于一百文的缘由。一个聪明的官员突发奇想，认为他找到了一个铸币上的一个窍门，通过这个办法，帝国的财富可以大大增加。他下令，每一百文当中，有十八文用铁来铸造。然而，时间一久，这十八文钱就会锈迹斑斑，不能再使用，于是，人们便说，“给我们八十二文吧，我们就当它们是一百文。”这样一来，人们渐渐地便把八十二文铜钱等同于一百文了。

教士司各特跟我一起在汾西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与我分别了，因为他要回国，并被提升为主教，而我则留下来继续做完赈灾工作。由于劳累过度，加之暴晒在阳光下，我终于病倒了，染上了痢疾，不得不用担架抬着送到了平阳府。康复之后，我回到了太原府，开始了更规律、更稳定安逸的传教工作，这方面，我妻子总是承担主要的工作。

17．中国人对外国人救灾的感激

山东赈灾工作结束后，那里的人民送给曾在那里开展过赈灾工作的倪维思博士（Dr.Nevius）一件礼物：一顶上面写着一万个感激者的名字的“万人伞”。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出行时，前面通常都要撑这种伞；在中国以及东方的其他地方，它也是显示尊贵的一种方式。有人告诉我，我曾经赈灾过的那些地方的人民也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不过，我让人捎话给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这么做，因为这需要动用到一些救灾款。

但山西人还是用各种不同以及相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为了纪念我们在赈灾中所作的贡献，人们立了一块石碑，但是，从碑文结尾处的文字可以看出，平阳府的文人们，显然是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府对外国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吾皇万岁，恩底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与此同时，一些心怀感激的民众的代表则找到希尔、特纳和我本人，索要我们的照片，这样他们好把它们安放在他们的庙里供奉，永志感念。

1878年我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送来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信，信中他不仅代表他个人对我表示感谢，同时，他还代表山西的子民对我表示感激，因为是我将他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不过，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我担心自己在日后会禁不住诱惑、不恰当地对它加以利用。另外，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阁的前山东巡抚（赈灾期间的两位特派专员之一）向朝廷上报了奏章，请求为那些参与救灾的人员给予奖赏，授以区额和顶戴，然而，提供了最多救灾款、两年中冒着生命危险和染上斑疹伤寒风险的外国人，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18.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

考虑到赈灾之后的传教工作，我请人从上海方面弄到一套完整的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基地就各有一套了。我又从北京方面获得一套希腊教会完整的中文书籍。两个多世纪之前，那些较早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曾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书籍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中赢得了皈依者，并在民众当中赢得了很多信众。查看这些书籍，我发现，如果把书中的天主教的痕迹去除掉，它们便是再好不过的基督教的教义，它们便可以在传教中发挥极其有利的作用。

此前，我曾订购了比特侯爵（the Marquis of Bute）翻译成英文的《每日祈祷书》和《圣徒的生活》，以及罗马天主教的一些正统书籍，这样，天主教和新教两者之间的争议之处、冲突的观点我便都能了解。那个时候，可供散发的新教书籍真是少之又少。主要书籍有花之安博士（Dr.Faber）0的《西方文明》和《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Dr.Williamson）的《自然神学》，林乐之（Allen）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Dr.Martin）的《基督教证》和《寓言》，以及一位中国皈依者所写的《良知之镜》的小册子。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推荐了。

19．新教的传教工作缺乏组织性

我的朋友们和我经常谈到新教传教缺乏组织性的问题，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计划时，我们认为，应该优先学习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他们把方济各会（Franciscans）、耶稣会（Jesuits）、拉撒路会（Lazarists）的传教士安排在中国各个不同地方进行传教，给各个差会划定一定的传教范围。所以，新教的不同教派也应该占据帝国不同的区域，而不是零零碎碎地挤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计划是，让现有的新教派别放弃他们的教派名称，进而在不同的省份组成一个联合的中国教会（a united Chinese Church）。可是，要对新教各教派就传教范围进行重新分配，经费问题却成了一个拦路虎；而且，当时教派之间还缺乏宽容，要把它们都联合起来，也就没有可能性了。直到三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联合起来建立大学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正在进中国餐时，希尔告诉我们说，在中国传教几年却没有取得他所期待的成绩，于是他重新研读《新约全书》，并发现，他不再像上帝所做的那样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而是开始宣讲另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开始更注重经文义理，更少拘泥神学问题。他在《新约全书》中发现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可以让中国人包括欧洲人都感到快乐：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国，在这个国中，住着正义、人间的和平、人和人之间的善良。我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来摧毁，而是要充实；不是要人悲伤，而是让人快乐。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从饭桌边站了起来，走进我的卧室，拿来那本记着我的传教经验的笔记本。我把结论部分读了出来，其精神与希尔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

20．传教小册子疏远了非基督徒

当时流传着的传教手册有两种，一种攻击偶像崇拜，另一种则攻击祖先崇拜。

这些小册子往往对中国的很多习俗横加指责，说它们是有罪的，而不承认这些崇拜其实是值得称赞的。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宣传小册子传到哪里，反教的骚乱就爆发到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这些作者无知，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研究中国的观念，对中国人没有罪的地方指责其有罪。这样，一大批中国人便疏远并敌视基督教，相应地，那些作者们希望倡导的一切却被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抵消掉了。

我到中国的第一年，一个传教士朋友得意洋洋地跑到那里，手里拿着当地他的一个基督徒家里的祖先牌。他告诉我，那个人已经成为基督徒，所以他打算把那块祖先牌烧掉。我说：“当他把他的祖先牌烧掉，我想，你是不是同时也会把你父母的照片烧掉呢？”他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块祖先牌再也没有被烧掉。

21．消失的基督徒

在山西的时候我得知，大约是在一千多年前，有过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带领一支中国的军队，在西北成功击溃了匈奴人和突厥人。他是个基督徒，他的老家便是在平阳府。当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多基督徒。在那之后，山西的南部出现了许多宗教教派，影响一直达到陕西省的西安，往西南、往东一直影响到河南省原来的省会、一度是中华帝国国都的洛阳。

据称，当时洛阳有外国传教士不下三千人（这还不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来自印度、波斯、喀布尔和叙利亚。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便派了一个由最博学的、最虔诚的学者组成的师团分乘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他们当中为首的两位空海大师（Kobo Daishi）和最澄大师（DengyoDaishi）把一种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带回了日本；在日本，它以“高等佛教”（大乘教）的名称大概一直流传到今天。

22．吕洞宾

大约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公元755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吕洞宾的人。他本来是个儒生，又在道教掌门的故乡江西做过地方长官。由于对道教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受到景教和其他宗教精神真理的教诲，他抛弃了道教的方术，而转向宗教伦理和精神层面的研究，并写出一本评论道教的著作；该著作至今仍然是一部权威性的作品。这样，外国的宗教被引进到了中国的古都，其结果是，该教派在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迅速传播，其教义甚至在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信仰者程度不同地追随。

关于吕洞宾，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一位西方宗教的教师，他的脸是白种人的脸，而非黄种人的脸。他有一大批信徒，他们生病的时候会到庙里去，对一个白脸的神明敬香，并祈求医治疾病的药方。他们的做法是：在那神明前的屋梁上悬挂一支铅笔；一阵祷告过后，那支笔就在用于占卜的沙子或谷子上移动，然后看移动的轨迹而获得治病的药方。

去这样的神庙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似乎在华北的省份尤为多见。另一种求得药方的方法是：在跪拜、焚香之后，从一个装有一束签的筒子里抽一根签。签上会有一个数字。庙堂的四周悬挂了很多长八英寸、宽二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纸条的上端是数字，下端则印着药方。签上的数字和黄纸上的数字相吻合后，来求拜的人就把那种纸条拿回家。

当这些宗教的教派纷纷出现时，残酷的迫害便接踵而至。政府有时会偏爱佛教而迫害其他形式的所有宗教，有时则偏爱道教或儒教。据说，基督徒在中国曾被剥夺公权，其追随者们则被贬为剃头匠，被勒令穿不同的服装。直到今天，无论是戏子还是剃头匠都不得参加官府的科举考试。很多理发师都把吕洞宾认作他们的宗教的始祖，而满清王朝不久前则禁止制作白面孔的神像。

1879年赈灾任务完成之后，我们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给中国人提供“生命的粮”（Bread of Life）。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提供基督教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且必须对以下各派均有吸引力，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生，国中布满了其最美的庙宇的佛教徒，从吕洞宾的迷信、符咒、法术等装神弄鬼的说教中开始清醒的道教徒，穆斯林，以及仅在山西就有两万多追随者的所有的神秘宗派的信徒们。大卫-希尔自己会写中国字（这在传教士中是一种罕见的技艺），正是由他开始撰写相关书籍和宣传手册。我感觉到有必要在汉字方面多下些工夫，并开始用中文写日记。希尔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尝试着用汉语跟他通信。不过，我在撰写小册子的时候，我还是用口授的方式，然后由我的中文老师用有文采的文字写成。

1879年初夏的时候，希尔先生搬到了太原府，我们便在一起工作，我们的所思所想经常不谋而合。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在街上相遇，他正要到我的住处去，我正要到他的住处去，打算讨论各自同时想到的工作上的新想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最亲密的、最愉快的、最美好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23．在108个县发放福音书和传单

我们决定在各县发放福音书、小册子和精心准备的宣传传单，但是，我们要小心避免在其他省份出现过的、引发骚乱的危险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人手毕竟有限。绘着全省各县的一幅大地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尽可能多的县征集承担发放工作的志愿者。在大多数县都征集到了志愿者之后，我自己则到其余的县去发放。这项工作在一年内宣告完成。

24．乡试年的有奖征文

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年。大约有七千名秀才（相当于学士）投考举人（相当于硕士）。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他们当中发放。一个是由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小册子是由一位上海本地的基督徒自己写的，书名叫《良知之镜》。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对拔尖之作给予奖金。

奖金由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提供，旨在激励中国的文人研究宗教与文明方面的书籍。最终，应征的文章有一百多篇。

25．郗牧师

最成功的获奖者是一位姓郗的先生，他原先是平阳府所谓金坛教（追求不朽的派别，跟景教很相似）的首领。正是在平阳府，他第一次受到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他与希尔的友谊不断加深，郗先生被基督教信仰所吸引。他最终由特纳先生洗礼，并成为当地教堂的一位牧师。该教堂属于内地会，而内地会早就希望在救济款发放得最多的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

26．与李鸿章会面

1880年，俄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争端，双方互为敌视。巡抚曾国藩被派往海边，训练军队，以迎战俄国人，可是，他的部队在中途就开始弃营逃跑。我深信，中国人试图跟外国人打仗是愚蠢的，于是，我写了一本小册子，讨论和平问题，书名叫《和议论》。1880年8月，我启程赴北京，就此事向高层官员禀报，并把我的小册子送到京城所有的衙门。这在反战派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战情绪，以至于上面发布了命令：任何人胆敢主和则被视为叛徒，并将严惩不贷。

1880年9月我经过天津。听说我在城里，李鸿章派人通知英国领事佛利斯特，说他希望见到曾经在直隶赈灾过的伦敦会的江奈生-里斯，以及我本人。我感谢这位巡抚大人仁德，把赈灾的银子押送到山西，让我不为它的安全而担惊受怕；而他则感谢我们两个为解除民众的苦难所做的一切。接着，里斯和巡抚就基督教传教会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而后者所说的一番话让我后来一直深思。他说：“你们的信众之所以聚集在你们的周围，那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替你们做事，并因此生计有着落。收回你们发给这些本地代表的酬劳，你们在这里就不会再有基督徒了。”他还指出，在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基督徒。这让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影响领导层的重要性。所以，回到山西后，我决定给官员和文人们开设讲座。

27．斯科菲尔德博士以及其他内地会人员的到来

1880年11月，代表内地会的哈罗德-斯科菲尔德博士（HaroldSchofield）抵达太原府；他是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中最睿智、医学水平最高的一个。他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总是鼓舞他人，欣赏他人。他来了之后不久，兰戴尔（Landale）先生，一位从爱丁堡来的律师，也来到了太原府；再后来，德瑞克（Drake）先生则从平阳府转来，皮格特（Piggott）先生也到太原府加入到内地会的工作中来。他们在发放福音书和传单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山东时，我与各差会的关系都是非常愉快的，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我本人认识全省的每一位传教士。与他们会面并交流我们在工作中的体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对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地域上的划分，是一个最让人感到高兴的决定，它避免了影响到我们关系的一些麻烦。

在山西时，我先是邀请内地会加入到那里的工作中去。后来，1883年，奥柏林会派美国传教士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建议：与其三家在不同的地点礼拜，每家各占一个地方，我们倒不如在省城里拥有一个联合的新教教堂。我还建议：我们不应一窝蜂到同一个县去开展工作，而是应该在我们当中划分地域，就像我在山东时那样，从而避免重复劳动。这个想法得到了三个差会成员的赞许，并一起融洽地共事了一段时间。

28．令人遗憾的分裂

我们与内地会成员的相处本来是最为友好的。戴德生夫人经常带着科利克尼小姐、兰开斯特小姐去拜访中国太太们。在斯科菲尔德博士会讲中文之前，我每周一次到他的诊所去为他做翻译。每到星期三的晚上，集体祷告会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然后所有的人都留下来参加社交性的聚会；星期天的时候，用英语做的礼拜仪式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进行，所有的朋友同样留下来喝茶；接着晚上便是用中文做礼拜，随后则是唱赞美诗。戴德生夫人在星期三的晚上给一个班上课，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并读谱的朋友们教授视唱。兰戴尔夫妇很有音乐方面的才能，在音乐方面对这个小小的团体的帮助可谓锦上添花。兰戴尔夫人在工作上鞠躬尽瘁，只可惜她去世得太早，但死得其所。

然而，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和谐；1881年，他命令他的成员们与我们分开来礼拜，理由是，我的做法不符合正统。这道命令让斯科菲尔德博士和兰戴尔先生十分震惊，他们立刻拿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见我。他们叫我放心，认为我出面说服一定很有效；可是，有违他们大多数人所愿，太原府的内地会成员最终还是和我们分开来祈祷，并另外开办了一所学校。

我决定于11月份去一趟烟台（往返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直接去见见戴德生先生本人，希望把这件事处理得更令人满意些。虽然我在太原府工作了几年时间，通过赈灾工作建立了在传教上的优势地位，但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撤出太原府，迁往河南省的省会，条件是，把那里划为浸礼会的传教范围，他不得派遣任何传教士到那里去。其实，他的差会早先的时候已经被从那里逐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建议他拒绝接受。

遭遇如此强硬的态度后，我只好心情沮丧地回到了山西。然而，我觉得，在同一个城市里开办互相对立的学校，对我们来说是件丢人的事。得知内地会计划开办永久性的学校，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那里的男孩子都归并到他们那里去，这样他们学校的人数便可以得到保障，而我们则有时间致力于其他慈善工作。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资源的最好办法，可是，大家还是很伤心，毕竟送出去的那六十个孩子理查德夫人已经教了三年时间，对他们的感情很深，而且，最早进来的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经成为基督徒。

说到为自己辩护，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整个这件事如今已经过去。回想当时我的态度，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虽然时至今日那件事对我还有影响。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太原府城里已经不再存在分裂，浸礼会的势力现在已经控制全城。

29．基督徒传记

在1880年到1881年期间，我忽然想到，著名的基督徒的生平或许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与此同时，让中国人看到，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伟大的灵魂的目标追求。于是，我找来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的各种教会史、圣人们的传记，并把我认为最合适的段落挑选出来，翻译成中文。城里的学校移交给了内地会之后，我妻子觉得，把时间花在翻译这些著名的基督徒的传记上是再好不过的。我离开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的翻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最终中文译文的总量多达十卷。这些译文于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版。

那位协助她翻译的中国文人很是能干；令人欣喜的是，他后来成了一名基督徒。在如今山西的基督教会界，我们忠实的朋友高大岭（Kao Ta Ling，音译）是最为出众，可谓光彩夺目。

30．帮助山西人民的一些非常规措施

饥荒期间，狼群肆虐，经常从村子里把孩子叼走，活活吞食掉。我忽然想起撒克逊的一位国王为英格兰人消灭狼群的做法，于是，我开出赏金，只要捕到狼，不管是死是活，皆给予奖励；后来还真的有人送来几只。

我前面提到过，华北的一个特点是，地面由数百到数千呎厚的黄土覆盖。暴雨在黄土中冲出一道道沟壑，并最终形成了难以逾越的浅沟深谷，这样，要想穿越乡野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思考什么交通方式更为合适时，我发现，因为有这些纵横交错的沟壑，建造铁路在工程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又想到，如果能发明出飞机的话，那么飞机一定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会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

于是，我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方面，记录它们身体的重量与它们飞翼的面积之间的比例，并根据一些昆虫飞行时所发出的音调，来计算飞翼每分钟的振动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人类具有发明飞行机器的能力。因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放风筝，所以我认为，发明出飞行机器的天才在他们当中产生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对飞行器产生兴趣的缘起，

直到现在，这种兴趣依然没有减弱；不过，这一新兴科学的发展，已经比我梦想的还要快。

一天，一个书院的院长跑到我这里对我说：“我们的古书中提到一种方法，认为身体组织的破坏可以用人工控制，并最终使生命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一种跟动物冬眠相似的状态。请问，你可知道，西方是否也有这种方法呢？如果你们有，那你便可以把秘密传授给那些正在饿死的人，这样，很多人或许可以不被饿死。”

我的答复是，我只读到过一个关于控制心跳的实验，那是在赫胥黎（Huxley）的《生理学初阶》（Elementary Lessons in Physiology）里提到过，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我不敢冒险做任何试验。

在干旱和饥荒的一两年中，全省普降大雨。在山西省北部的归化城附近的时候，我问当地的农民，当年的收成究竟怎样。他们的回答是：“情况很糟糕，因为收成太好。每家的收获都很好，但是粮食卖不出去。用车把粮食运到缺粮地区的费用实在太高，劳动力奇缺，人工工资太高，我们农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谷子留在田里烂掉。”这可悲的局面正好有力地验证了我当初的观点；当初，我经常敦促官府修建铁路，以确保饥荒时便宜的粮食能运进来，丰收时低价的粮食能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