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五章：山西赈灾

1．决定赴山西赈灾

1877年秋天，山西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到了海边。山西饥荒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山东所亲身经历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慕威廉博士（Dr.Muirhead）受山西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写信来，说他们对山东的赈灾方式很满意，并问我是否愿意远赴山西，到那里开展赈灾工作。

这时，阿尔弗莱德-琼斯已经从烟台搬到青州府。他大约是一年前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的，这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目前他正帮助我管理账目，在这方面他可是个专家。收到上海方面的来信后，琼斯先生和我在祷告中感悟到此行的含义后，深信这是来自上帝的直接引导，要我们去内地开辟天地。中国人或许不能从文字上接受基督教的真切性，但是，帮助他们摆脱苦难则可以显示宗教无可争辩的善良动机。

琼斯先生非常乐意在我们的牧师程先生的帮助下料理我们在青州府的年轻的教堂。该教堂已经拥有七百个会员，外加一两名问道者。这位程牧师是全中国最好的牧师之一，他作为我的同事，他一个人抵得上两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当初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担任过秘书。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从未衰退过，在他一生中，经他洗礼的皈依者有两千多人。把我们的教堂交给这两位照管，加之我有七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实践，以及我近期在山东开展赈灾工作的实际经验，我感到我可以放心去山西，并开展那里的基督教工作。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又交谈了一番，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占据了我，因为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对数以千万的人施加影响。我感到浑身剧烈震颤，我几乎不能走过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要去山西的消息传开后，属于本地教堂的许多男人和妇女纷纷要求跟我同去。可是，我觉得最好把他们留在山东帮助传播福音。我上路时只有一个基督徒农民和基督徒仆人陪伴。走了还不到二十里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我的马车后面有一个铺盖卷。我问那是谁的。我的仆人笑了笑，一开始，他还不肯告诉我。后来我终于发现，它是我们本地一个传道人员的。他执意要跟我一起去。最终他很不情愿地听从了我的劝说，回到青州府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太原府之旅

我们行到山区时，道路十分难走，因为路面上尽是乱石，我只好骑骤子。当时正是十一月份。天气严寒，在过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山区的客栈都开在从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夏天的时候，这些密洞里非常凉爽，因为阳光不能穿透土层；但冬天的时候，这些密洞做的客栈却很暖和，而当炕的下面生了火的时候，在严寒里骑行了一天之后，住进这样的客栈是再舒适不过了。

太原府是山西的省会所在地，它位于一片高原的北端，这高原从北到南约有一百英里，东西宽约三十英里，海拔约在三千英尺。我刚刚离开的青州府，其海拔不过两百英尺的样子。所以，山西的冬天更寒冷。所幸的是，这个省份煤炭丰富，烟煤和无烟煤都有。

我抵达太原府时身边只带了一小笔资金，大约两千两银子。来之前我从当时是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里弄到了一个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旅行时会遇到阻挠。旅途上，我们不时看到可怕的场景，路边的死尸被野狗和饿狼撕咬着。这些恐怖的景象，加之可怕的寒冷，令我的两个同伴丧胆，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这些。见他们有回乡之意，我便同意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他们回去后，家乡的人对他们离我而去非常生气，“你们想想看，你们都是中国人，都习惯了本国的天气，却把一个不适应气候的外国人丢下，让他一个去面对寒冷、死亡、困顿。你们真可耻！好丢人啊！”他们这样叫着。这两个人受到这样的羞辱，决心回到山西到我身边来；他们离开我好些星期之后，在太原府与我会合了。

那些时候，在这个省份并没有新教的传教士，不过，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以及十来个牧师分散在山西各地，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耶稣会传教工作的继续；大约在两百年前，耶稣会曾独揽北京的传教事业。

3．会见山西总督

山西总督曾国荃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弟弟，是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曾侯爵的叔叔。我一到太原就去拜访他，希望把我来山西的意图讲清楚。他的一名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总督对我的出现非常不快。在中国，造反常常出现在发生饥荒的时候，这时老百姓往往对官府不满，于是，总督便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从官府那里争夺民心。我终于见到总督本人，尽管我说明情况，准备把两千两银子发放给饥民，并出示了我的通行证，他还是不开心，处处限制我的行动，想方设法置我于困境。

他的哥哥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闻名遐迩的中国政治家——早就在政府面前表明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看法；他认为这两派如此势不两立，以至于他们的影响力在彼此的对立中被抵消掉了；这样一来，这倒省得中国政府采取任何干涉行为去对付它们任何一方。当我向山西总督求教我该怎么处理这笔即将到来的赈灾款时，他眯缝着眼睛答道：“本城有个天主教传教士，前几天他提出要一批粮食，给他开设的孤儿院。你最好把你的其中二百两银子交给他。”

我对他的建议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我会去拜访那位主教，跟他讨论这件事。我真的去了，把我拜访总督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补充说，我很乐意把这笔钱交给他，用在对孤儿院的维持上，但有一个前提，他应该让我的一个助手跟他一起发放这笔救灾款，因为这钱不是我的，而是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一些慷慨的朋友募集来的。

然而，这位主教一时间还不肯接受我的建议。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事儿禀报给总督，他说他乐得我这么做。于是，我把与总督的会晤写成了报告，并送了一份给这个主教，问他是否认为这是一份会晤的真实记录。他把报告还给了我，说报告真实无误。后来，我又把该报告给总督送去，同时就给灾民发放救济的事向他请教新的方案。由于他一拖再拖，不肯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便利用这段时间去考察该省南部的灾情，亲自去看看灾情究竟有多严重。

4．给天主教神职人员发放问卷调查

在出发之前，我设计了十几个问题，送给了那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问他是否乐意把这些所提出来的问题发送到省内他的同行们那里，然后请他们连同答案尽快发回。这些问题主要是：往年粮食的正常价格是多少，饥荒期间的粮价又是多少，已经死于饥饿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怎样，已经移民到别处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还有多少牲畜没有被吃掉，还剩下多少妇女。

主教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把问卷发往分布在全省各地的他手下的神父们。到我从南部回来时，他们所提供的详细信息已经在等着我。我给他们的报告加上一个总结后，附在我旅途上详细记录所见所闻的日记的后面，一并寄给了我在上海的朋友们。

我是和一个仆人一起上路的，因为很多人因为饥饿都成了食人者，单独出行不安全。

5.1878年考察山西灾区日记选

1878年1月28日

穿过山西省的中部向南跋涉，才发现灾情之严重。我骑着骡子，跟着我的仆人也骑骡子。

离开城里之前，我们没法直接走到南城门，因为躺着个快要饿死的人，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路上碰到四具死尸，还有一个用四肢在地上爬的人，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到一场丧葬，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母亲，抱着一个约十岁的死去的男孩。她既是送葬者，也是牧师，也是哀悼者；她把他丢进了城墙外面的雪中。

1月30日，太原以南270里

从两个显然是刚死去的人旁边经过。其中一个穿着整齐的衣服，但显然是饿死的。几里路之后，看到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在我们前面走着，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似的。一阵风吹来，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在路边看到十四具死尸。其中一个死者只穿了一只袜子，他的尸体正被一只狗拖拽着，可见他的身体有多轻。死者当中有两个是妇女。人们似乎为她们举行过葬礼，所谓葬礼不过是把她们的脸翻转过来朝着地面而已。路人对其中一具女尸还算善待，因为他们没有把她的衣服扒走。第三具尸体却成了一群尖叫着的乌鸦、喜鹊的盛宴。野鸡、野兔、狐狸和狼都长的肥肥的，男人和妇女们却无法生存。一个老人和我一起翻过一座山时，伤心欲绝地对我说：“我们的骡子、驴子全被宰杀吃光了。我们的劳动力也饿死了。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帝要这样惩罚我们呀？”

虽然苦难无处不在，令人称奇的是，没有出现打劫富人的现象。不过，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村子里张贴着告示，内容是，官府有令，凡企图抢劫、实施暴力，镇上或村子里的官长有权将抢劫者立即处死。所以，犯罪的情况异常的少。人们默默地忍受着，连眼泪也没有，除了那些埋葬自己孩子的母亲们。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当中看到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妇女的尸体：一具是在没有顶的棚子里，裸露着，只有腰间一根带子；一具是在河沟里；一具是在水中，身体的一半露在冰面上，任凭野狗撕咬；一具躺在路边的一处洞口，上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另一半已经被猛禽野兽撕咬殆尽。遇到两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们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着，看上去像九十岁的老人。遇上一个背着母亲的年轻人，她母亲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见我盯着他们看，那年轻人求我帮帮他。离开太原府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求助。

看到有人把松软的石头——有点像做铅笔的那种石头——磨成粉末，每斤（相当于1.125镑）卖两到三文钱；人们用这种粉末与谷子，或草籽，或草根混合，做成饼吃。我尝过这种饼，那味道跟它的主要成分的味道——泥土——是一样的。很多人因为吃了这种饼而死于便秘。

都是矿工的三弟兄一个接一个地饿死了，第一个是在二十一天前去世的。至于安葬，不过是用两口缸来装盛尸体，一口罩住上半身，一口兜住下半身。七天之后，第二个兄弟死了，家里再没什么缸了，尸体便停在地上。第三个兄弟则极度虚弱，我给他钱帮助他埋葬死者，可他已经不能从炕上下来了。不久，很多人听说我给钱救济便跑到我跟前来，说他们每家都有尚未下葬的死者。

往前走，我又看到一个妇女试图自己站起来。她只有力气站起一条腿，但已经没有力气将整个身体站起来了。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只笼子里装着两个人头，那是对那些妄想动武的人的一种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下一座城市的景象是我所见到的最恐怖的。我来到城门口的时候正是大清早。城门的一边堆着一堆一丝不挂的男尸，这一具叠加在另一具的上面，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似的。城门的另一侧则是情形相似的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光了，被拿到当铺去换钱买食物了。大车正停在那里，准备把这些尸体运到两个巨大的坑里去，一个大坑用来扔男尸，一坑用来丢女尸。

在洪洞城北门的外面，并排躺着三具尸体，一个男孩，另外两具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夜里下过雪，雪地上可以看出两个男人搏斗过的痕迹，血污渗在雪中——这景象说明，一个人出行是不安全的，尽管在前面的两棵树上分别挂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一颗人头，以警告妄图作恶的人。在这个地区，连续很多里地的树其树干都是白的，树干上十到二十英尺高的树皮全被剥得干干净净，用作食物。我们经过了许多没有门窗的房舍，那些门窗被当做柴火卖掉了。房子里面，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还都一应俱全，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卖不出钱。房子的主人早已离开或饿死。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但当中没有妇女。答案是，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见到装满妇女的马车，妇女们被卖掉了。还见到一些步行的人，但都携带着自卫的武器，哪怕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有的带着长矛，有的带着亮锃锃、明晃晃的剑，还有的带着生了锈的刀，可见他们的境况是多么可怕。走在他们中间，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留。遇到从蒲州府发来、到北方去买粮食的四十辆马车。在城里，街道的一边竖着稻草人。街道的另一边写着两个大大的汉字“穷人”，它们默默地向所有路过的人求告。在客栈里听人说，那天夜里有父母交换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又听说人们不敢去煤坑挖煤，因为骡子、驴子，还有它们的主人，会被人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程，目睹了如此恐怖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府，因为对于这场灾荒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铁石心肠的人感动。就连狼也变得肆无忌惮。有一天，看到路边的一匹狼，我便对它吼叫，以为它会害怕、逃走。没想到，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死死地盯着我，对我如此大胆地看着它好像觉得很奇怪。

原路返回时，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恐怖景象，到后来，以至于我不时地问自己，这些景象是不是一个精神错乱之人的幻觉。

我所遇到的从最南面的蒲州府逃出来的很多难民所讲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当问及死亡与逃难者的比例时，根据他们所讲，每个地方死亡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很多地方只有两成或三成的人能幸存。从另外一些目击者那里我还听说，他们三天当中就看到二百七十具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城镇都有马车进进出出，每天都装着三十到四十具尸体送到坑里去埋。

可以想象，身处如此恐怖的景象之中，我倒有点怀疑自己的感觉与理智了：我是在活人当中，还是在受煎熬的死人之间？灾情实在太严重，我们不敢发放任何救济，除非偷偷地发一点；因为，一旦我们发放救济的消息传开，我们必定会被人群围住，我们的行程就会被耽搁，我们的性命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丧命，结果对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如果我们平安返回，并最终为他们呼吁，很多人的生命便可以得到拯救。

十四天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太原府。谢天谢地，那些日复一日我们所见到的惨状，现在可以暂时看不到了。

6．交通困难

天津到山西南部的蒲州府的距离是八百里。由官府承担的粮食的运输就是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说，更近的地方已经没有粮食，饥荒的核心区域，其半径至少有八十里。个人已经无法用骡子来运输粮食，因为牲口已经全部被吃光。山区的路异常糟糕，一支由六七头骡子组成的运输队，一次仅运半吨粮食也很困难。

还有，山间隘口的路非常之窄，马车和骆驼相会时，总要耽搁很长时间。为了避免这种拥堵，人们便作了这样的安排，骆驼（总共有一百多头）一律在夜间通行，白天只让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海边运粮所遇到的这种困难，我便带上了一只袖珍气压计，沿途测量地势的起伏情况，等到了太原府的时候，我便绘制了一幅记录地势起伏的地图。

那一年的冬天也是几年当中少有的寒冬。黄河上的冰冻得很厚，马车都能从冰上走，这是三十年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1876到1879年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这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份中的一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这场饥荒结束时，可以肯定的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这相当于整个欧洲总人口。这数百万人的生命本来是可以得救的，假如中国的官员们不那么傲慢，说什么只有他们才是文明的，并认为从西方的野蛮人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一个官员事实上就发布过一个告示，禁止民众迁往粮食便宜很多的满洲，而在灾区土地的售价只剩下平时的十分之一。另一个事实是，周边一些省份的官员禁止向山西输送粮食，这使得灾情更加严重。

回到太原府后，我把我所写的日记，连同天主教会牧师们给我的回复，派专人经天津送到了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斯和特纳

与此同时，上帝激励更多的助手到中国来，以解燃眉之急。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和詹姆斯先生于1877年年初到了山西；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们给受灾的民众传播福音并分发经文与宣传的小册子。可是，他们两个都染上了斑疹伤寒，而詹姆斯先生的身体更是衰弱得不行，只得离开；于是，特纳先生也只好护送病人到海边去。他们是在十一月份离开太原的，就在我抵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对可怕灾情的报告，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此外，人在汉口的伦敦会牧师阿诺德-福斯特（the Rev.Arnold Foster）则前往天津，调查山西的灾情状况。穿过直隶后，他又在山西境内旅行了一两天，亲眼目睹到的景象，使得他做出决定：尽快回到英国，筹集赈灾款。他也是在我进入山西前两天离开那里的。他抵达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正好在伦敦，于是，福斯特先生便把这件事在他面前做了陈述，并提出请求，呼吁在英国成立一个赈灾基金会。可是，公众希望了解有关灾情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就在这时，正是需要了解山西恐怖灾情的时候，我的日记以及罗马天主教牧师们的报告经由上海送到了伦敦。

8.在赈灾中与中国官员的合作

我把情况反映出去之后，随着救灾款陆续进来，我现在便可以在需要救济的地方发放救济金了。然而，那个巡抚还是再三敷衍，不给我答复。一方面我的手上有那么多的钱，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的人不断饿死，我觉得这不合情理；在等待了很久但从他那里又得不到一个确切的方案之后，我派人给他捎信，告诉他，我打算在五天之内在最需要救助的村子发放救济金。我单方面做出的行动逼得他作出了反应。他立马派地方官以及他的助手们来和我商谈。原来，所有的村子他们都登记在册，并按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他们建议，把一些村子划出来，由我去发放救济金，并派官员和士绅们协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我回复他们说，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就这样，赈灾工作在得到中国官员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开始了，并顺利进行到最后。

官府在城里和中心集镇设立了施粥点。在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都有两万多人去那里，获得一碗小米粥。在偏远的村庄里，登记在册需要救济的人，则被集中起来，他们每人每月可以获得一百个铜子或每天三个铜子的救济。当时二十个铜子相当于一个英国便士。

9.给总督的建议

所幸的是，曾经当过军队指挥官的曾国荃此时正是山西的巡抚，因为这时的局面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正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他发布了很严格的命令，要是有人胆敢行凶或抢劫，各城镇的地方官和村子里的头领们就可以处决他们，无需向他禀报。发现有一个官员挪用了赈灾款后，他立刻下令把他处决了，这一果断的行动令其他官员胆寒。与此同时，他也因此拯救了那些官员，使他们免于腐败，各村的秩序也因此得以维持。

回到太原府不久之后，我向巡抚提出了三点建议：

1.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便宜的地方大规模移民。

2.开始修建公共设施，比如铁路，这除了可以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对于将来避免饥荒也有着永久的价值。

3.向未受饥荒侵扰的省份征收饥荒税。

几个候补道台应巡抚之命讨论了我的计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鉴于铁路会有利于人员流动，所以，自然会导致外国人数量的增多，相应地，必然会导致麻烦不断。因此，从最有利于全省的方面考量，最好不要建铁路。

10．给浸礼会的建议

大概是1878年1月26日，我给我的秘书A．H．贝尼斯（Baynes）写信时指出，当第一批中国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只是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好玩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被带到教堂去，或是让他们听听布道。于是，我请求他想想办法，让英国最好的基督教绅士对新任的中国公使郭（嵩焘）先生给予特别关注；他是被派往英国担任公使的中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我提议要让他看到我们西方文明最好的方面，这样他便能理解基督教传教士给人类文明从最早时期到目前所带来的妙处。这种由国内的朋友所承担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精神性，它会被中国的公使报告给北京的中央政府，并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大有益处。我向贝尼斯先生表示，如果我的看法他认为是正确的，那就请他把我的建议也向别的传教差会提出来。

我不仅竭力说服我们国家的绅士们对中国驻伦敦的中国公使发挥影响，我还为中国主流的士绅们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总是把帝国发生的公共灾害归咎到皇帝的身上，可是，如今所有的官员们总是认为，灾害之不可避免，乃是因为天意，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要表明，他们在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然而，饥荒本可以避免的，只要这些官员们振奋起来，尽心尽责，并向别的国家学习避免饥荒的方法。儒家的傲慢自大，佛家的碌碌无为，道家和风水先生们的信神弄鬼，事实上都是罪过，正是这些罪过使这个国家生灵涂炭。关于如何赈灾，人们讨论过许多方案，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东西方联合起来。因此，我曾呼吁，为了中国的福祉，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们应该走到一起并通力合作。

11．给新教差会写建议信

1878年2月7日，我在写给在中国的新教各差会的一封信中指出，由于缺乏恰当的组织与合作，我们在传教方面的努力效果欠佳。各差会在工作上互不相干，所办的学校、医院彼此之间互相冲突。一方面，在同一个街区，使用着相同的传教方法，另一方面，宣传手册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传教士们像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只只船，没有船长，没有大副。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响应。整个传教团还不具备合作的意识。直到三十年后，在1907年召开的基督教来华百年宣教大会（theCentenary Conference）上，我的提议才被得到重视。

12．希尔、特纳和怀廷的到来，以及怀廷的去世

1878年3月，天津开辟新河后乘坐第一艘轮船来参加赈灾工作的三位传教士到达山西，他们是卫斯理会的大卫-希尔（David Hill），美国长老会的艾尔伯特-怀廷（Albert Whiting）和中国内地会的约书亚-特纳（Joshua Turner）。他们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带着一大笔银两，大约有三万两。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已经夺取在天津的一些优秀传教士的生命，考虑到这一现状，他们的一些朋友很是为他们担心。然而，这三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赈灾款在他们手上，他们不可能不亲自前来，并把它发放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兄弟们的手上，哪怕冒着生命危险。抵达太原后，怀廷先生就染上了伤寒，于4月25日去世。

13．发放伦敦市长官邸赈灾款（1878）

到这时，我在山西的旅行日记已经传到伦敦。这使得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呼吁显得更加有力，于是，威妥玛公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市长阁下，在市长官邸开辟一个赈灾基金会。基金募集起来后，本是通过电汇，汇到上海。可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电报业务，于是这些银子便用船运送，五十两为一银锭，每箱装一千或两千两。这些装满银子的箱子到中国后，再由李鸿章负责转运给我，他派了一些军官和一些卫兵保卫这批银子的安全。其中一名军官对外国人的认识真是可笑得很，他在交割这些银子给我的时候，口口声声地尊称我“鬼子大人”（Kwei-tze Ta Ren）即“魔鬼阁下”（His Excellency the Devil）。我并没有纠正他，怕他在我面前觉得难堪。

当更多的赈灾款到来后，我们发现平阳府的灾情比太原府这一带更为严重，于是我们便和巡抚所委派的官员一起到那一带去，在那里发放救灾款到数个月之久。

在平阳府以及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处，我们在一百四十五个村子发放了救济金，那些村子的人口少则有六十三人，最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是三点一人。

官府的一个赈灾助手告诉我，洪洞县本来有人口二十五万，但其中十五万人已经死亡。灾情不仅表现在人口的减少上，也表现在牲畜包括骡子、驴子的消失上。比如，在一个有三百二十人的村子，他们有大片的土地可以耕种，但是那里只剩下了三头牲口，其余的都被吃光了。

官民纷纷向所谓灵验的各位神祷告，但结果都是徒劳。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中有一块铁碑，具有神奇的魔力。于是，巡抚曾国荃便派人到直隶去把这块碑借来，用于求雨。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人和新教的人也都在他们各自的教堂里继续祷告，求天降雨；终于，全省普降喜雨，民众喜不自禁；各方面跟以前一样，都相信自己所诉求的神灵是灵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