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世纪教会史

第三章、教会的教育和著作。

各种神学争论、异端和分裂。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

89、西部教会的教育和著作

89.1那些新皈依信仰的格尔曼／日耳曼部落无法马上做出一些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先必须受教育，而这种教育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育的任务首先属于教会，而教会也以不懈怠的热忱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并且获得良好的成果。在早期中世纪的时代，各地的隐修院承担了大部的教育工作。因此，中世纪的教育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教会的特征：教育的指导者和监督者是圣职人员；高级教育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是拉丁语。教育制度与古罗马晚期的教育制度很相似。学生先学习最基本的知识（所谓的elementa，比如ABC），接着研究“七个自由学科”（septemartes liberales）；它们分为两块：先有三个语言科（所谓的Trivium）：grammatica（语文学、语法）、rhetorica（修辞学）、dialectica（包括逻辑学和辩论术）；后有四个和数学有关的学科（所谓的Quadrivium）：arithmetica（算术学）、geometria（几何学）、astronomia（天文学）、musica（音乐）。第一个学科（语文学、语法）包括阅读一些古典的著作和教父的著作。当时的神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圣经》，并掌握那些具体牧灵工作所需要的知识。遗憾的是，中世纪的教育普遍地不够重视圣职人员的灵修教育和克修训练（eigentlich geistliche Erziehung und asketische Schulung），这就导致了很多不理想的情况的出现。

802年在Aachen（亚琛）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圣职人员都必须掌握宗徒／使徒的信经和所谓的“Athanasius（阿大那修斯）的信经”、“天主经／主祷文”（包括其解释）、圣事礼仪经文（sacramentarium）以及读经本（comes，lectionarium，参见第1卷67.1，3）、弥撒的固定经文（canon missae）、驱魔经文、“我把灵魂交给上主”的经文（commendatio animae）、告解书（poenitentiale，参见99.2）、计算教会庆节的书（computus）、教父们的讲道文献（作为讲道的楷模，参见98.4）以及罗马圣歌的书（参见98.5）。后来在Fulda（富尔达）当院长的Rabanus Maurus（拉班努）在他的著作De institutione clericorum（《论圣职人员的教育》，819年）中提供了一个教育制度，其中将重点放在理解《圣经》—根据其历史意义、神秘意义和道德意义解释经文—以及在讲道的能力上。上面的要求相当高，大概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条件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大堂的学校、隐修院的学校或（后来）大学。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尤其是乡下的圣职人员—满足于一种比较基本的、具体适用的知识，就是那种本堂神父的助手在礼仪中所需要的知识。这种情况基本上在整个中世纪都是这样。

89.2英国的学者最早产生了一些高水平的神学著作。Vitalianus（维塔利亚努斯）教宗曾派遣了Theodorus（特奥多尔）与Hadrianus（哈德良）到英国，吩咐他们要注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Theodorus（特奥多尔）是一位生于Tarsus（塔尔苏斯）的希腊人，他很有学问，后来成为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而Hadrianus（哈德良）是一位意大利一所隐修院的院长。不久后，在英国本地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才。在Canterbury（坎特伯雷）和York（约克）的大堂学校以及在某些本笃会的隐修院中形成了一些杰出的学校。在圣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时代（约700—750年），英国的女修院也已经呈现出教育方面的高度。Malmsbury（马尔梅斯堡）的院长Aldhelmus（阿尔德海姆，650—709年）成为“盎格鲁—拉丁文学之父”。平信徒隐修者Caedmon（凯德蒙，630—680年）用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表达《圣经》的一些题材。卡洛林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的先锋者是一位很虔诚的隐修士：Beda Venerabilis（“可敬的”比德／伯达／贝达，约673—735年），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学者，在Jarrow（雅弱）隐修院是一个不懈怠的老师。他的著作很多，而他的书表明，他掌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在中世纪的神学传统中，他算为一个很重要的权威。他最有名的著作是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会史》，这部著作也是英国人的民族史，是唯一的包含早期英国史料的著作）。Beda（比德／伯达／贝达）的圣经注解和讲道稿对后人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是来自Northumbria（诺森伯兰）的Alchvin或Alcuinus（阿尔库因，730——804年），他曾经当过York（约克）大堂学校的校长，后来在法兰克人的王国那里发挥了他的才华（参见下文89．3）。然而，由于丹麦人的侵略所造成的毁灭，英国和爱尔兰地区的学术和教育在第9世纪陷入了彻底的衰落中。英国的国王Alfredus Magnus（阿尔弗烈德，871—901年）曾经保卫了祖国，创立了英国的君主制度，又热诚地支持教育和学习。他提供比较好的条件，恢复各地的教堂、隐修院和学校，且亲自翻译了Boethius（波伊提乌斯，476—524年）和Orosius（奥罗修斯，390—440年）的一些著作，还翻译了Gregorius M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的著作Regula Pastoralis（《牧民守则》），将这些拉丁语的书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

89.3在法兰克王国中，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时代带来了第一个“精神春光”（Geistesfruehling）—这个国王很同情地培养及保护人间一切美丽和伟大的事。他不仅仅愿意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reges Bildungsstreben fuer seine Person），且也慷慨地和有远见地为提高圣职人员和民众的教育水平而工作—他认为，教育是国度和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的第一个Capitulare（《法令集》）早已要求“悬挂”那些缺乏教育的司铎，而如果他们不愿意改进，就要罢免他们，因为“那些不知道天主／上帝法律的人也不能向别人宣布它”。查理曼还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补充这个规定：一切主教大堂和隐修院都需要建立学校（Admonnitiogeneralis《普遍劝令》789年）；这些学校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一些人当圣职人员或隐修者，但为平信徒也有益。在部分隐修院里有两种学校：一个“内部学校”（scholainterior）负责年轻隐修士（“奉献给修院者”，oblati）的教育，和一个“外部学校”或“公学”（schola exterior或schola publica）——这个“外部学校”培养教区的司铎和平信徒。乡间的司铎也被要求为男童创办一些学校（这是Mainz美因茨主教会议于813年规定的），但这一条只能在非常好的条件下实现。那些将被祝圣为司铎的候选人应该在祝圣之前经过一个考试来确认他们的教育水平（803年的capitulare《法令》）。Carolus Magnus（查理曼）意识到，在法兰克王国内没有几个学者，所以他从各国（尤其从英国和意大利）邀请一些重要的人才—学者、诗人、艺术家—来到他的宫廷，并要他们形成一种“学者的学院”。这些学者的带头人是York（约克）的Alcuinus（阿尔库因，参见上文89.2），他成为法兰克王的顾问，似乎可以说成为一个“教育部部长”、宫廷学校的校长和Tours（图尔）的Martinskloster（圣马丁隐修院）的院长。他的主要著作De trinitate libri tres（《论三位一体》3卷）根据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讨论基督信仰的基本教导。其他的应该被提到的人是这些：一位伦巴第人Paulus Diaconus（保禄／保罗，799年去世），他原来在Monte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修道，后来到查理曼的朝廷；他写过一部很受欢迎的Homiliarium（《讲道集》，参见98.4）以及编写了自己民族（伦巴第人）的历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伦巴第人历史》）；Petrus de Pisa（比萨的伯多禄，799年之前去世）和Paulinus de Aquileia（阿奎雷亚的保利努斯，802年去世，身为Aquileia的宗主教）是两位来自意大利的grammatista（语文学专家）。Theodulfus（特欧多夫）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哥特人，他后来成为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821年去世），写过优秀的诗。来自Main（美因河）的法兰克地区的Eginhardus（＝Einhard艾因哈德，840年去世）是一个有艺术灵感的人，他是平信徒，结婚了，但仍然成为Seligenstadt am Main（美因河的色里根施塔德）隐修院的院长；他曾经根据Suetonius（苏挨托尼乌斯）的模式写下了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传记（书名为Vita Karoli Magni《查理曼传》，参见86.1）。Eginhardus（艾因哈德）也曾经建立了一些相当出名的教堂（参见98.6）。全国中最杰出的教育机构是早一些建立的Schola palatina（宫廷学校）—它首先培养了一些高级官员和教会的高级领导，还有Tours（图尔）隐修院的神学院；后来很多别的隐修院都模仿了Tours（图尔）隐修院的制度，比如Fulda（富尔达）隐修院、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St.Gallen（圣伽伦）隐修院、Corbie（科尔比）隐修院、Corvey（科尔维）隐修院、Werden（维尔登）隐修院等。

法兰克王国中的精神生活很活跃，而且众多新的著作支持了这种精神生活，尤其在神学的领域中。在9世纪中，当法兰克人的政治情况走下坡路时，这些学术活动还能继续维持相当长一一段时间。当时的学术努力主要意味着学习古代的著作和教父的书（尤其是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这样就有“回顾”和“模仿”的特征，比较缺乏独立性和原创性。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因素似乎不明显。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但所谓的“卡洛林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奥托王朝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und ottonische Renaissance）都算为早期中世纪最美丽的成果之一。这些复兴运动都表明，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和古代—基督宗教的精神结合了。

89.4参与这次文艺复兴运动的学者大部分能够从记载当时神学争论的文献中得到认识（参见90；92.3，5），比如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Lyon（里昂）的总主教Agobardus（阿格巴德，840年去世，PL104［＝拉丁教父文集第104卷］）与Hincmarus（安克马尔，882年去世，PL125—126）—这两个总主教都是重要的教会政治家和作者，Corbie（科尔比）隐修院的Paschasius Radbertus（帕斯卡修斯·瑞德贝图斯，856年去世，PL120），与Corbie（科尔比）隐修院的修士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约在868年去世，PL121）。

德国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院长Rabanus Maurus（＝Hrabanus拉班努，856年去世）后来成为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847年），他是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和具有影响力的老师（其尊称是Praeceptor Germaniae德国的老师）。他的著作（PL107—112）很多，尤其受欢迎的是他对《圣经》写的注解（没有独立的研究，大部分是抄录），一部很厚的De universo（《论宇宙》，即根据Isidorus的《语源学》编写的百科全书），以及一部De institutione clericorum（《论圣职人员的教育和任务》，参见上文89.1）。

Hilduinus（赫尔都因，840年去世）是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曾经任St．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院长和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的宫廷神父，他是一位编年史家（历史学家），也是第一次将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伪丢尼修斯）的著作译成拉丁语的人（参见第1卷，77.1）。

Haimo（海莫，853年去世）是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教会历史学家（参见第1卷4.3），圣经诠释学家（PL116—118），后来成为Halberstadt（哈尔伯施塔德）的主教。

Amalarius（阿马拉留斯，约于850年去世）成为Metz（梅斯）的主教，他的著作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论教会的种种职务》）使他成为中世纪的象征性礼仪学的创始人（Begruender der mittelalterlichen allegorischen Liturgik），因为他对感恩祭等礼仪中的细节作了详细的比喻性解释。

Walafried Strabo（瓦拉夫瑞德，849年去世）原来是Rabanus Maurus（拉班努）的学生，他成为Carolus Glaber（秃头卡若卢斯）的老师，在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著作参见PL113—114）。他既是诗人，又是圣经学家（被归于他的Glossa ordinaria《一般的注解》一直到14世纪是最通用的圣经注解手册，但大概不是他写的），既是圣人传作家（Hagiograph），又是礼仪学家（Liber de exordiis等著作）。

Severus Lupus（塞维卢斯·卢普斯，826年后去世）当Ferrieres（弗列）隐修院的院长。他原来是Rabanus（拉班努）的学生，在“预定论”方面写过De tribusquaestionibus（《论三个问题》），因此站在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一边（参见90．4），但他也写过一些圣人的传记以及132封提供当代重要史料的信（参见PL119)。

Aeneas de Paris（巴黎的艾内亚斯，870年去世）与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一样也替拉丁教会辩护，以对付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的攻击（参见PL121）。

Ado（阿多，875年去世）曾是Vienne（维恩）的总主教，他编写了一部世界史和一本很受欢迎的Martyrologium（《殉道者列传》；参见PL123）。

罗马的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塔修斯，约879年去世）曾经是“对立教宗”（855年），后来成为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的秘书和罗马教会的图书馆馆长；他虽有学问，文笔好，但没有平衡的态度，思想不安宁。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翻译工作：他将第7、9届大公会议的希腊文献译成拉丁语。

在第9世纪的学术界中最奇怪的和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一个爱尔兰人，即Johannes Scotus（或Ioannes Eriugena艾利基纳，877年以后去世），他曾是Carolus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建立的宫廷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敏锐的和具有灵感的思想家，在他的主要著作De divisione naturae（《论自然的区分》，5卷）中，他创造了一个哲学和神学体系，一方面利用很多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这种思想的泛神论倾向。然而，通过他那种“灵性主义的解释”（spiritualistischeAuffassung），使他对于感恩祭的看法陷入严重的错误中（参见90.5）。因为他翻译了Pseudo——Dionysius（伪丢尼修斯）和Maximus Confessor（马克西姆斯）的一些著作，他也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神学（Mystik）有了重要的影响。不过，称他为“经院哲学／神学之父”（Vater der Scholastik）是一种太夸大的说法（德国学者Staudenmaier的主张，他曾提出这种夸大的理论）。

在一种很漫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德国的和德语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用人民的语言和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宗教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是Heliand（《救世主》），这是一部古萨克森语的“基督史诗”（Christusepos）。这部著作可能写在Werden（维尔登）隐修院，约于822——850年间；作者利用了Tatianus（塔提安）的Diatessaron（《四部福音合编》）以及一些对于福音的注解书，将《圣经》中的资料引入格尔曼／日耳曼人的表达方式（参见81.1）。来自Rabanus（拉班努）的Fulda（富尔达）传统的隐修士Otfried de Weissenburg（奥特弗里德，约800——870年）大约在868年创造了一部有韵律的Liber evangeliorum（《福音合编》），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著作，以rheinfraenkischer Mundart（莱茵——法兰克方言）写成。在那些比较小的文献中应该提到的是Wessobrunner Gebet（《维索布伦的祈祷》）以及Muspilli（《穆斯皮利》，其中描述世界的末日）。

89.5第10世纪基本上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是一个水平不高的时代，但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个别的学校或人物表现出对科学的热心追求。在德国的地区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即Ottonische Renaissance（奥托朝代的文艺复兴），这个复兴用古典的“外衣”表达出德国人的灵感。Otto Magnus（奥托大帝）的弟兄Bruno（布鲁诺，去世于965年）—他是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很努力培养了“七个自由学科”。在隐修院中占有领先地位的是St．Gallen（圣伽伦），它在第10世纪进入了旺盛时期。Notker Balbulus（诺特克尔，840—912年）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创造了很多很有灵感的圣诗和sequentiae（对经经文）或一些短的散文；他也编写了一个通俗的Gesta Caroli Magni（《查理曼言行录》）。他的学生是那位很有权威的Salomo III（萨罗莫三世，890——920年）院长，他也是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主教。不久后，在St.Gallen（圣伽伦）工作的学者和诗人还有Ekkehard I（艾克哈德一世，973年去世）与Ekkehard II（艾克哈德二世，990年去世），他们两个也写过圣诗和对经经文，但大概不是Waltharilied（《瓦尔特之歌》）的作者，以及Notker Physicus（诺特克尔·弗西库斯，975年去世）和Notker Labeo（＝Notker Teutonicus诺特克尔·拉贝欧，1022年去世）。后者曾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老师，他对德语的发展很有贡献，因为他第一次很巧妙地用德语来翻译一些学术性的著作（翻译了拉丁语的非神学性的和神学的著作），在教学时也用德语。

在Eifel（艾费尔）地区的Pruem（普若姆）隐修院的院长Regino（瑞格诺，915年去世）编写了一部相当有价值的Chronica（《历史书》）以及一部关于主教如何进行视察和巡逻法庭（Sendgericht）的手册（Libri duo de synodalibus causis et disciplinis ecclesiasticis《论巡逻法庭的案件和教会的纪律》，二卷）。

在当时的Remi（兰斯）有一位很杰出的历史学家，Flodoardus（弗罗多阿德，966年去世，参见PL135）以及那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学问的Gerbertus de Aurillac（格尔贝特），他就是以后的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教宗（参见88.6）。

在Sachsen（萨克森地区）的Gandersheim（甘德斯海姆）修女院，Hrotsvita（或Roswitha罗斯维塔）修女为那些贵族修女（Stiftsdamen）写了一些圣人的传记或一些世俗的故事，她用的是拉丁语的韵律，她甚至根据Terentius（古罗马的泰伦斯）的模式写了一些话剧。除了Gandersheim（甘德斯海姆）以外，Quedlinburg（奎德林堡）修女院也是Otto（奥托）王朝建立的隐修院，并且成为一个培养高文化水平的妇女的地方。Widukind（维特金德，973年后去世）隐修士在958年之前写了那部很有价值的《萨克森大事录》（Res gestae Saxonicae）。

第10世纪的意大利虽然比较落后一些，但他们中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比如Cremona（克雷莫纳）的主教Liutprand（留特伯兰德，970年去世，参见88.2），而Vercelli（维尔切利）的主教Atto（阿托，961年去世）是一位热心的改革神学家（PL134)。

荷兰人Rather（拉特尔，974年去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他曾经任Verona（维罗纳）和Liege（列日）的主教，性格不安宁，他喜欢辛辣地批评别人，有奋斗的精神，他的众多著作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悲哀因素，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主要著作Praeloquia（《导论》），这是中世纪第一部社会伦理方面的书（PL136）。在Liege（列日）的大堂学校以及在其他的当地的隐修院的学校也都是很杰出的教育机构，而Liege（列日）的优秀主教Notker de Liege（诺特克尔，1008年去世）支持这些学校——他是Otto I（奥托一世）皇帝的侄子。在Hennegau（赫内高）的Lobbes（＝Laubach老巴克）的隐修院受Heriger de Lobbes（赫瑞格尔，1007年去世）的协助，他是院长同时也写书。

89.6在第11世纪，虽然名副其实的神学家仍然很少，但至少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编年史的作者和历史学家：Merseburg（梅泽堡）的主教Thietmar（提德马尔，1018年去世）写过一部《编年史》（Chronicon）；Rodulfus Glaber（若都尔夫，1056年去世）曾经在Cluny（克吕尼）和其他的隐修院写过书（参见PL142）；HermannusContractus（Herman the Lame瘸子赫尔曼，1054年去世）来自Suabia（施瓦本）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很慈祥的人，又有渊博的知识（著作见PL143）；St．Gallen（圣伽伦）隐修院的院长Ekkehard IV（艾克哈德，1060年去世）继续编写那本Casus S．Galli（《圣伽伦史》）；在Bremen（不来梅）大堂当老师的Adam（亚当，1076年后去世）—一位很有才华的人—曾写了一部《汉堡历代主教史》（参见81.2）；Constantia（康斯坦茨）或St.Blasien（圣布拉修）隐修院的修士Bernoldus（贝尔诺德，1100年去世）热切拥护了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改革，他写了很多“论战文章”（参见关于“圣餐”的论战，90.6）。他也写了一部Chronicon（《历史书》），也许还编写了对礼仪学很有价值的Micrologus（《小论》，参见PL148；151）；在Hessen（黑森）的Hersfeld（赫尔斯费尔德）隐修院修道的Lambertus（兰贝图斯，1078年后去世）的文笔很好，而他写的《编年记》相当严厉地和片面地反对Henricus IV（亨利四世）。

在Bavaria（巴伐利亚）的隐修院，比如在Tegernsee（特格尔恩湖）隐修院和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St.Emmeram（圣艾梅兰）隐修院，都有很活跃的学习、研究、写作精神。在Tegernsee（特格尔恩湖）出现了一个拉丁语诗人Froumund（弗若孟德，约于1008年去世）；他的同学（后来当院长）是Ellinger（艾林格尔，1056年去世）。在St.Emmeram（圣艾梅兰）有一个著作众多的修士，即Otloh（欧特罗，约于1070年去世），他也曾经写过一种自传（Liber visionum《神视之书》、Liber de temptationibus《试探之书》），还有其他的书（参见PL146）。在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大堂学校有一位杰出的人任教，即Thangmarus（汤马尔，约于1022年后去世）和Godehardus（格德哈德）主教（他于1038年去世）。Worms（沃尔姆斯）的主教Burchard（布克哈德，1025年去世）为那些牧灵者编写了一部Collectarium（《教会法令集》，亦称Decretum，参见PL140）。

在法国，Chartres（沙特尔）学派比较有名，一位很突出的学者是Gerbert deAurillac（格尔贝特）的学生Fulbertus（夫尔贝特，1029年去世），他于1006年当Chartres（沙特尔）的主教。来自Lotharingia（洛林）地区的Moyenmoutier（摩耶穆铁）隐修院的Humbertus（亨伯特）修士代表着严格改革派的思想（他于1061年去世）。Leo IX（利奥九世）教宗于1049年带他到罗马，他被提名为Silva Candida（西瓦·坎地大）的枢机主教（1050年），也成为教宗的顾问。在教会政治方面，他的影响很大，他于1054年当教宗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使者（参见94.3），在“圣餐争论”（参见90.6）和在反对圣职买卖、司铎婚姻、平信徒任命权方面（参见102．3），他都写过一些文献，尤其在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的时代（参见103．5）。他针对希腊人写的著作以及他的Libri tres adv．Simoniacos（《反驳圣职买卖》3卷）都表明，他广泛地掌握了教父们的文献，他文笔优雅，有辩论的才华并且具有激昂的性格（参见PL143）。Humbertus（亨伯特）的朋友和一位“志同道合”的人是Ravenna（拉文纳）的Petrus Damiani（伯多禄／彼得·达米阿尼，1072年去世），他在Gubbio（古比欧）附近的Fonte Avellana（丰特·阿维拉纳）指导一个隐修者的团体（参见101.4），但Stephanus IX（斯特凡努斯九世）指定他当Ostia（欧斯提亚）的枢机主教（参见103.4），他曾经在很多国度（包括在德国）充当教宗的使者和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忏悔宣讲家”（Bussprediger），1059年在Milano（米兰）管理Pataria（帕塔里亚）运动（参见103.6）。他用他的口才和文笔服务于教会的复兴，曾写过许多著作（如Liber Gomorrhianus《哈摩拉书》，反对圣职的婚姻，参见102.3）。教会政治方面的著作是他的Disceptatio Synodalis（《主教会议辩论》，1062年，反驳Honorius II（诺霍留斯），参见103.6），还有一些灵修学的书和隐修精神的著作（参见PL144——145）

意大利的Petrus Damiani（伯多禄·达米阿尼），德国的Othloh（欧特罗，见上）和Alsatia（阿尔萨斯）的Lautenbach（劳登巴克）隐修院的杰出学者Manegold（马内格德）都和世俗的哲学保持距离—他们都认为，哲学仅仅能当神学的ancilla（仆人）。然而，在同样的时期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思想流派，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地区，就是所谓的dialectici（“辩证者”，或称philosophi“哲学派”或sophistae“智者派”）。这个思想派认为，理性思考对神学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有一些人甚至太强调理性，同时贬损了信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engar（贝伦格尔，1088年去世），他曾经是Chartres（沙特尔）的Fulbertus（夫尔贝特）的学生，后来在Tours（图尔）当老师（scholasticus）。他的原则是“per omnia ad dialecticam confugere”（在一切问题上依赖辩论法），但这个原则为教会的教导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关于“圣餐”的新争论就显示出这一点（参见90.6）。因为这次争论引起很多人写了一些反驳性的文章，但这个争论对神学思想还是有促进作用（wirkte er anregend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heologie）。Berengar（贝伦格尔）的主要对手是Pavia（帕维亚）的Lanfrancus（兰弗朗克，1010——1089年），他曾经在Normandia（诺曼底）的Bec（贝基）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后来当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1070—1089年），这样也在Wilhelmus（William the Conqueror威廉）的时期组织并改革了英国的教会（参见105.4）。另外，Lanfrancus（兰弗朗克）很快意识到“辩证方法”（methodus dialecticus）为神学有一定的用处，所以自己适当地利用这个方法（他曾说过tego artem“我保护这种知识”）。他已经站在scholastica scientia（经院思想）的门槛。一些伪造的文献—它们想证明Canterbury（坎特伯雷）对于York（约克）有管理权—曾经被托于Lanfrancus（兰弗朗克），但这些大概是Eadmer（埃德梅尔，1055—1124年）隐修士写的（Lanfrancus兰弗朗克的文献请参见PL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