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世纪教会史

90、西方关于“由子”和“嗣子论”的教导。

预定论和有关“圣餐”的争论

90.1早期中世纪一般都是信仰坚定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异端仅仅在东方的希腊教会中出现，而西欧没有。在那些新兴的格尔曼一罗曼国度中（germanisch——romanische Staaten）当然也开始有一些神学家在思想上不小心或高估理性的能力，所以他们走入一些误区，而希腊的圣像运动对西方教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参见92）；不过，这一切争论和冲突都限于神学家自己的圈子，很少有普通群众的参与，而且这些争论相当快地被结束了。

90.2西方教会自从第5世纪以来在信经中加上了Filioque（“由子”）一词，这样表达，圣神／圣灵是“由圣父及由圣子共发”的（参见第1卷49.3）。这种说法在第8世纪也传入法兰克人的地区。Aquileia（阿奎雷阿）的宗主教Paulinus（保利努斯，参见89.3）也曾在Friuli（弗留利）的Cividale（西维达尔）的主教会议（796年）上替它进行辩护。法兰克王Carolus Magnus（查理曼）也让人们在他的宫廷教堂在Aachen（亚琛）唱这个信经。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修道的法兰克隐修士也同样使用了这个“由子”，虽然当地的希腊人因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们（808年）。因为这些隐修者向家乡的人提出抱怨，Carolus Magnus（查理曼）请Orleans（奥尔良）的Theodulfus（特欧多夫，参见89.3）说明这个“由子”的意义，而Theodulfus（特欧多夫）写了一本书：De spiritu sancto（《论圣神／圣灵》）。除此之外，Aachen（亚琛）于809年的主教会议也同样卫护了这个“由子”。Leo III（利奥三世，795—816年）考虑到希腊人的感情，所以他不赞同这个“由子”被引进信经，他曾经劝勉了法兰克人再次拿掉这个词。同时，他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建立了两个很大的银牌，上面刻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信经，但其中没有“由子”。然而，法兰克人没有回应他的愿望。后来，罗马的教会也接受了这个“由子”，据说是因为Henricus II（亨利二世）皇帝推动了Benedictus VIII（本尼狄克八世），但也许是更早一些被接受的。在Cerularius（切汝莱）向罗马提出的攻击当中（参见94.3），这个“由子”后来扮演了一个灾难性的角色，这一点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90.3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个新的异端，就是所谓的Adoptianismus（“嗣子说”），它是Nestorianismus（奈斯多略/涅斯多流/聂斯托利主义）的一个回应。在780年的Sevilla（塞维亚）地区，某一位Migetius（米格提乌斯）根据Sabellius（撒贝留斯，参见第1卷22.6）的理论说，神三次启示了自己：在David（达味/大卫）内有圣父的启示，在基督内有圣子的启示，而在Paulus（保禄/保罗）内有圣神/圣灵的启示。Toledo(托莱多)的总主教Elipandus(埃利班多斯)反驳他说，Logos(逻各斯)在本质上是神的儿子，但作为人的基督只是神的“嗣子”（Adoptivsohn）。在西班牙边疆地区的Urgel（乌尔格勒）的主教Felix（菲理克斯）马上支持了Elipandus（埃利班多斯）。然而，Libana（里巴纳）隐修院的Beatus（贝亚图斯）院长和Asturia（阿斯图利亚）地区Osma（欧斯玛）的主教Etherius（埃特留斯）反对那种“新的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流）派”，而Hadrianus1（哈德良一世）教宗也支持他们。因为部分的争论者在他的领土内，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792年）和Frankfurt（法兰克福，794年）的主教会议上请主教们谈论这个问题，而他们就谴责了“嗣子说”。法兰克地区中有个别的学者反驳“嗣子说”，尤其是Alcuinus（阿尔库因）。在一个罗马的主教会议上，Leo III（利奥三世）教宗也谴责了这个错误的主张（798年）。在800年于Aachen（亚琛）的主教会议上，Alcuinus（阿尔库因）在谈论中驳倒了Felix（菲理克斯），所以后者就发誓要放弃这个学说，这样很多其他的人也放弃了这个异端。在Elipandus（埃利班多斯）去世后（802年），这个异端就消失了。

90.4因为人们在第8、9世纪开始更深入地研究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著作，praedestinatio（预定论）的问题成为激烈神学争论的原因，正如在第5世纪一样。萨克森隐修者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他是Berno（贝诺）伯爵的儿子——引起了这次争论。他在孩提时代被送到隐修院，但在祝圣神父之前，他从隐修院中逃跑。829年在Mainz（美因茨）举行的主教会议解除他的修道义务，但他的院长Hrabanus Maurus（拉班努）反对，所以Ludovicus（路易）皇帝再一次要求他修道。现在这位才华横益、信仰很深的青年被送到Soissons（苏瓦松）附近的Orbais（欧尔白）隐修院，并开始在圣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寻找安慰。他的著作似乎都没有保存（PL121），在20世纪初有一些学者发现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的De trina Deitate（《论三位一体》）和一些诗。也许他因自己一生的命运或由于萨克森的传统宿命论，他很强调神的预先决定。他从一种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出发，认为预定等于是神的永恒、无法改变的决定；他说，神仅仅愿意拯救一部分的人（partikulaerer goettlicher Heilswille），又提出“双重预定”的说法，就是“向生命”或“向死亡”的预定。同时，他又否认“犯罪的预定”或“行恶的预定”。他认为，“向死亡”的预定来自神的预先知晓，因此似乎不能说他是一位执异端的人。不过，他没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两种“预定”的性质，并且在更大的圈子当中传播了自己的主张，又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旅游路线中在群众面前讲道，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反驳他。847年后任Mainz（美因茨）总主教的Hrabanus Maurus（拉班努）马上攻击了一种“向死亡的预定”，说这种说法是不能容忍的。Rabanus（拉班努）于848年在Mainz（美因茨）主持的主教会议谴责了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为异端人，而Remi（兰斯）的主教Hincmarus（安克马尔）于849年在Quiercy（克尔西）举行的主教会议谴责他、审判他，并取消他的司铎职。他被鞭笞后被关进Remi（兰斯）附近的Hautvillers（欧特维勒）隐修院，再不被允许出来。他在868年或869年去世。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反对了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但不久后也有一些虔诚的以及有学问的人支持他。因为Hincmarus（安克马尔）在他的论文Adreclusos et simplices（《致隐修者和平信徒》）很严厉地反驳了预定论，那位爱好Augustinus（奥古斯丁）著作，在Corbie（科尔比）修道的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保卫了预定论。Ferrieres（费列）的院长ServatusLupus（塞尔瓦图斯·卢普斯），Troyes（特洛伊）的主教Prudentius（普卢登提乌斯），Sens（桑斯）的主教Wenilo（维尼罗）主教和Lyon（里昂）的Remigius（瑞米格乌斯）总主教都支持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因为双方的观点都在一些主教会议上得到表达—支持Hincmarus（安克马尔）的观点在Quiercy（基尔西，853年的会议），反对他的观点在Valence（瓦伦斯，855年）和Langres（郎日，859年），这个争论进一步变得更为激烈。在Toul（图勒）附近的Savonnieres（萨翁涅瑞）举行的全法国的主教会议（859年）就面临了双方的碰撞，但860年在Toucy（图西）举行的主教会议又能够调解双方的观点。Hincmarus（安克马尔）编写的主教会议文献强调了上主的“普遍拯救愿望”以及“得救的普世性”，但这个文献没有提到“向死亡的预定”。

90.5大概在同样的时刻，关于“圣餐”的争论使西方神学家们感到不安。古代的基督宗教传统为感恩祭的奥迹提供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圣Ambrosius（安波罗修斯）那种认为面饼和酒真正“变成”（希腊语metaballein，拉丁语mutare）主的圣体和圣血；第二个解释是Augustinus（奥古斯丁）那种更精神性的、动态的解说（mehr dynamistisch——spiritualistische）。这两个观点在第9世纪以及在后来的争论中都影响着神学家们的思想。“最后的拉丁教父”，Sevilla（塞维亚）的Isidorus（伊西多尔）也是一个重要的调和者；他关于“圣餐”的教导更多属于realism（“实体说”）的观点，但他主要从礼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位很渊博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Paschasius Radbertus（帕斯卡修斯·拉德贝特，约于856年去世）—他曾是Corbie（科尔比）的修士和院长——他的著作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论主的圣体和圣血》，831年撰写，844年修改并发行，献给Carolus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符合教会的传统信仰意识：在感恩祭中虽然表面上是sub figura panis et vini（“以面饼和酒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基督的圣体和圣血，而且non alia plane caro，quam quae nata est de Maria et passa in cruce et resurrexit de sepulcro（“不是别的血肉，而就是从玛利亚诞生的，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从坟墓中复活的血肉”，参见第1章）。然而，这位学者太强调历史的基督和感恩祭中的基督的一致性，不够清楚地区分“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en）的差别。个别的言词甚至倾向于某种“粗糙的，kapharnaitische（葛法翁的／迦百农）式的”，（参见《若望／约翰福音》Jn6：52）的表达方式（即：“吃耶稣”）。因此，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Hrabanus Maurus（拉班努）向Eigilius de Pruem（艾格尔）院长写了一封信（约于850年），其中清清楚楚地强调一点：基督在历史上的身体和感恩祭中的身体仅仅在本质上（naturaliter），而不是在表现形式上（specialiter oder in der Erscheinungsform）是一样的。Carolus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要求Corbie（科尔比）的隐修士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参见上文90.4）表态，所以这位学者更强调历史上的身体和感恩祭的身体之间的区别。他甚至拒绝一种“本质上的改变”（或“体变”），并且似乎认为，在感恩祭的圣事中仅仅有了基督一种精神性的—象征性的临在（quaedam virtus carnis et sanguinis根据Radbertus的说法）。与他同时代的人是一个位大的思想家——Johannes Scotu1s或Johannes Eriugena（艾利基纳，参见89.4）；他根据自己那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模式也在感恩祭教导方面支持一种相当淋漓尽致的“精神主义和神秘主义”（huldigte einem ausgepraegten Spiritualismus）。根据Remi（兰斯）的Hincmarus（安克马尔）的记载，他仅仅提到一种memoria veri corporis et sanguinis Christi（“对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肉的纪念”），而一部分的学者也拥护了这种观点。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又说，耶稣的圣体也和别的食品一样，他被消化，将会变成粪土。自从第11世纪以来，这种观点被称为stercorianismus（粪土主义）。

90.6在11世纪出现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圣餐争论”，它的发起人是Tours（图尔）大堂学校的scholasticus（校长）Berengar（贝伦格尔）。他是一位思想很敏锐的dialecticianus（辩论者，逻辑学家，参见89.6），也倾向于理性主义。他更夸大了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关于圣体的学说，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reiner spiritualistischer Symbolismus):他否认了基督的身体和圣血真正临在于圣餐当中，他也否认面饼和酒在祝圣的时候真正有本体上的改变（“体变”）。一个基督徒（而且只有他）能够在领受圣体时仅仅接受基督真正身体和真正血肉的力量。虽然他的朋友们——尤其是他以前的同学Adelmannus de Luettich（阿德尔曼）——都警告他，Berengar（贝伦格尔）甚至攻击了对方的观点并在一封写给Bec(贝基)的院长Lanfrancus(兰弗朗克,参见89.6)的信中批评了他们(1050年）。因此，神学家们之间的学术性谈论变成了一种非常激烈的论战。其中有一些神学家，他们不仅仅反驳了Berengar（贝伦格尔），而且也是当时教会改革的倡导者——这一点也并不是偶然的事。1050年在Vercelli（维切利）和罗马召开的主教会议都谴责了Berengar（贝伦格尔）。1051年在巴黎召开的主教会议甚至规定，那些执Berengar（贝伦格尔）观点的人应该受死刑。在罗马教宗的使者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即后来的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参见103.2）主持下于1054年在Tours（图尔）召开的主教会议上要求Berengar（贝伦格尔）表态，而当他说，祝圣后的面饼和葡萄酒就是基督的圣体和圣血，情况平安一些。NicolausII（尼苛劳/尼哥拉，参见103.5）教宗于1059年在罗马Lateranus（拉特兰）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Berengar（贝伦格尔）参加，而因为害怕，他通过签名接受了一个主教们预先准备的教导形式——虽然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过于具体化的表达形式—：—verum corpus Domini sensualiter,non solum in sacramento,sed in veritate manibus sacerdotum tractari,frangi et fidelium dentibus atteri(“司铎们用手摸的、劈开的和信徒们用牙齿磨的就是主的真正身体，仅仅在圣事中，但也在真理中”）。这种说法的编写者是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参见89.6;103.4)。十年后,Berengar（贝伦格尔）却收回了他的同意并开始攻击那次Lateranus（拉特兰）会议的说法以及反驳Humbertus（亨伯特）。这时，Lanfrancus（兰弗朗克）以及其他的神学家以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论主的圣体和圣血》）的论文——它第一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transsubstantiatio（“变体”）的概念——反驳了Berengar（贝氏），但他于1076年又写了一部De sacra coena（《论圣餐》），其中抵抗他们的观点［这部书于1770年由Lessing（莱辛）在Wolfenbuettel（德国沃尔芬布特尔）发现］。这部著作又最极端地表达了Berengar（贝伦格尔）的观点：感恩祭中的“圣体”仅仅是基督身体的“记号”或“象征”（Zeichen oder Symbol des Leibes Christi）。因此，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要求他到罗马来，使他在1079年的“四旬期主教会议”上收回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一个正统的说法：panem et vinum···substantialiter converti in veram et propriam et vivificatricem carnem et sanguinem Jesu Christi（“面饼和葡萄酒······在本质上变成耶稣基督的真实的、本有的和充满生命的身体和血”）。因此，Berengar（贝伦格尔）与教会和好了，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于1088年去世了；然而，他的错误说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Constance（康斯坦斯）的Bernold（贝尔诺德）在1088年还写了一部De veritate corporis et sanguinis Domini（《论主的身体和血的真实性》），而Liege（列日）的canonicus（大堂团员）Alger（阿尔格尔）在1121年之前还写了他的Libri tres de sacramentis corporis et sanguinis Domini（《主的圣体圣血的圣事》三卷，由Erasmus编辑于1530年发行，PL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