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中世纪教会史

91、东方教会和它的特征。神学与教派

91.1希腊的教会在这个阶段中越来越多离开了西方的教会，走了自己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多是一种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Konservativismus undTraditionalismus），这样在教义、制度、礼仪、克修和宗教感情方面都基本上保持着第6、7世纪所达到的水平。在希腊教会那里，教会的信仰意识和教会生活没有—像西方教会那样—经历一个有机的成长、革新和多元化过程，也就是说，她没有“中世纪”，她仅仅继续着古代的基督宗教生活（kein organisches Wachstum des kirchlichen Glaubensbewusstseins und Lebens in neuen und mannigfaltigen Formen wie im Westen,kein Mittelalter,sondern nur eine Fortsetzung der christianisierten Antike)。西欧的基督宗教呈现出某一种跨越国籍的、普世性的特征，但东方的教会拥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国教特征。在东方那里，民族、教会和国度之间有密切的结合，它们彼此渗透。皇帝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Der Kaiser wird als Stellvertreter Gottes auf Erden gefeiert）。他被视为一个“相似基督的”、世俗的“司祭—国王”，一切法律的代表，自己却凌驾在法律（Kanones教规）之上。他支配着教会教导的发展、教会的法律和管理制度。这种Caesaropapismus（“政教合一”）的制度意味着，拜占庭的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和她的尊严。虽然Syria—Isauria（叙利亚—伊骚利亚）王朝（717—867年）和Macedonia（马其顿）王朝（867—1057年）的一些能干的皇帝勇敢地面对沉重的压力并能够保卫“新罗马帝国”（Rhomaeerreich）及其首都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上主所保护的城市”，及“众城之首”。这些皇帝们能够抵抗阿拉伯人和斯拉夫民族的冲击，这样帮助了基督宗教文明，但他们也曾多次以武力的、灾难性的方式干涉了教会最内在的生活领域。

希腊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悲观的态度，所以他们缺少西欧那种爱好文化的乐观精神及动力（kulturfreudige Optimismus und die Aktivitaet des Abendlandes）。西方的教会想根据基督信仰的种种要求改造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希腊基督徒很少有这种动力。希腊人将教会生活的核心迁移到礼仪的奥秘，而在这些神圣的戏剧性的礼仪奥秘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拯救的恩典和神秘的力量。教会的重要任务本来是“当灵魂的指导者”，但在希腊教会那里，这个任务被忽略或被委托给隐修士们（参见第1卷，68.1关于“忏悔和补赎”的论述）。的确，拜占庭的教会在那个时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她能够使东南欧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宗教（参见83），而这种皈依在政治上也有很深远的影响。虽然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活动似乎有普遍衰落的趋势，但希腊教会在神学方面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成就。那些古老的异端和教派部分上在东方继续存在，又发展一些新的流派，所以神学家们必须重新讨论它们提出来的问题。那种很受欢迎的catena（串珠文学）和florilegia（文集，参见第1卷，77.1）也继续结出美丽的果实。

91.2在这种“后继者的时期”（Epigonenzeit）中，最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希腊神学家是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有“希腊教会最后的教父”的美名，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而仅仅讨论和编辑传统的文献。他出生在Damascus（大马士革）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个家族的男人历代任高级官员（大概负责叙利亚的税务）。Johannes（约翰内斯）也曾当了官，但大约在715年退职并在耶路撒冷的Sabas（撒巴斯）隐修院修道，749年在那里去世。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保卫圣像敬拜的论文（参见92.1）、一些赞美诗（圣诗）、Sacra Parallla（《神圣金句合观》）——这是一部庞大的教义和克修方面的florilegium（文集）。他的代表著作是分为三部分的Pege gnoseos（Fons scientiae，《智慧之源》）；第一部分的内容是一种哲学导论（称为Dialectica或Metaphysica），第二部分包含种种异端的历史发展，而第三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历代教父和各个主教会议的规定阐述基督宗教的教导（称为De fide orthodoxa《论正统的信仰》）。《智慧之源》一直到今天还是东方教会的“教义书经典”。12、13世纪的西方学者将它译成拉丁语，而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与Thomas de Aquino（托马斯）之类的西方神学家甚至更尊敬这部教义书。这本书的方法已经有经院思想的特征：它基本上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描述和保卫种种信条。

在第9世纪初，抵抗那些“破坏圣像者”的人是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Nicephorus（尼克弗若斯，815年由Leo（利奥）皇帝流放，829年去世）和Theodorus Studita（特奥多尔，826年去世）。后者是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的院长（参见第1卷72.5），他有严肃的克修精神并勇敢地反对拜占庭的“政治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制度，为教会的自由而奋斗（参见92．4）。然而，在第9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无疑是Photius（佛提乌斯，897或898年去世），他曾是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很有雄心（关于他引起的教会政治争论见93）。他文笔优雅，很有说服力，才华横溢，并且在很多知识领域中都有惊人的学问：在语文学（philologia）、文学、文学评论、圣经诠释学、教义学、教会法学（Kanonistik）、辩论学方面。他曾写过很多反驳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和拉丁语教会的论文。除了一些讲道稿和很多书信外，今天还保存的有一种文学史，即Bibliotheca（《图书馆》亦称Myriobiblon《万本书》）以及Amphilochia（《安菲洛基亚》），这部书献给Cyzicus（西基克斯）的总主教Amphilochius（安菲洛基乌斯），其中讨论一些圣经诠释学和教义的问题。希腊教会的重要法典（Nomokanon《法规》）也被托给他，但这部法律文集大概是更早一些编写的。

在拜占庭的圣人文学（Hagiographie）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SymeonMetaphrastes（西默盎／西面，约在1000年之前去世），他曾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过logothetos（国务卿）及magister（教师）。他改写了一些古老的圣人传记或传奇，这样编写了一个巨大的文集（所谓的Menologion《梅诺逻格翁》，10卷），这部巨著在教会中很受欢迎，其中的圣人传记或殉道故事大部分没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但仍然是一部名著。

在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受培训的“新神学家”Symeon（西默盎／西面，1022年去世）曾充当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Mamas（马马斯）隐修院的院长。他是最伟大的希腊神秘神学家（groesste griechische Mystiker），也是一位思想很深奥的诗人。他不懈怠地称赞在基督徒心内那种“内在的神圣光明”。他的思想有泛神论的倾向，所以他准备了Hesychastes（“宁静者”）的戚静主义（quietismus）；这种“宁静派”的传统尤其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Athos（阿托斯圣山）以及在Sinai（西乃山，特别在第14世纪后）的隐修院中被强调。963年在Athos（陈托斯圣山）创立了一个小小的“隐修院共和国”—它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包括5所大的和16所小的隐修院。“宁静派”的主要代表是Gregorius Palamas（帕拉马斯，1296—1359年）；这个灵修派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但也遇到一些反驳者。在第9、10世纪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主要是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的Caesarea（恺撒勒亚）的总主教Arethas（阿瑞塔斯，约于932年去世），他来自Photius（佛提乌斯）的学派，还有Achrida（阿克瑞达）的总主教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他约于1078年当总主教。另一个解经学家是Euthymius Zigabenus（优提米乌斯，1118年后去世），他曾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隐修者，不仅仅有圣经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一个教义学（信理学）专家和辩论家（参见其Panoplia dogmatica《神学宝库》，PG130）。

一般来说，希腊教会的圣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在那个时代大概没有多少超过西方圣职人员的水平（参见89.1）。我们没有更确切的信息。787年在Nicaea（尼西亚）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一个主教候选人必须背熟Psalmi（《圣咏集／诗篇》），并且有能力阅读和研究下面的文献：canones（《教规集》）、《福音书》、Apostolos（《宗徒／使徒集》，即在礼仪中要宣读的《新约》书信或《宗徒大事录》的经文）以及整个《圣经》。主教候选人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符合上主的诫命，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榜样。

91.3在650年后不久，在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在亚美尼亚地区出现了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的教派—这种称呼大概来自反驳他们的人，因为这个教派的人特别尊敬圣Paulus（保禄／保罗），他们自称“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是亚美尼亚Cibossa（基波撒）的Constantinus Silvanus（君士坦丁）。他们的教导是一种严格的二元论，大概来自Mani（摩尼）的教派或Marcion（马尔西翁，参见第1卷，30B；31）：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主”和“天上之主”是两个力量。他们放弃教会的礼仪、圣事、对圣人、圣髑和圣人像的尊敬。希腊的皇帝们，尤其LeoV（利奥五世，813—820年）和Theodora（狄奥多拉，842—856年）有时镇压了这个教派，对顽固的信徒处以死刑。很多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信徒逃难到阿拉伯地区，并从那里通过几次强盗行径使拜占庭帝国动荡不安。直到Basilius I（巴西略／巴西流斯一世）皇帝才能够彻底地打败他们（871年），他们被送到Thracia（特拉基亚）的Philippopel（菲利波贝尔城），在那里看守边界地区的堡垒，以抵御斯拉夫人的入侵。在12世纪，他们逐渐消失，但部分的人也许成了后来的Cathari（清洁派）和Bogomili（波格米勒派，见下）。

从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的教派那里好像发展出了另一个教派，即所谓的Bogomili（波格米勒，“神的朋友”），他们也同样倡导一种二元论：有一个善神和一个恶神，他们反对圣洗和圣餐，认为对圣物、圣像以及圣十字架的尊敬都来自魔鬼。他们不结婚，也不吃肉。他们在10世纪初出现在保加利亚，在10世纪末以Phundagiagites（Thondrakier）（冯达加基特）的名字传到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各地，很强烈地打击“外在的教会形式”以及教会的缺陷。Alexius I Comnenus（阿雷克休斯一世皇帝，1081—1118年）在1110年命令烧死他们的精神领袖—一位名称Basilius（巴西略）的医生，又逮捕了他的拥护者。虽然面对这种压迫，但Bogomili（波格米勒）在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地区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后来发展到西部，与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一起形成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Cathari（清洁）教派（参见113）。

92、破坏圣像运动及787年Nicaea（尼西亚）主教会议（第7届大公会议）

92.1对于圣像的尊敬，在希腊教会中早就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参见第1卷，70.4）。希腊教会的精神领导—隐修士们—也培养和推动了这种尊敬，而对圣像的重视似乎已经成了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在希腊教会中也一直存在者反对的声音，因为一部分的人认为，尊敬圣像是向异教文化的让步和妥协。对于圣像的崇拜也确实导致了某些误用和迷信的作法。在第8世纪，皇帝和政府与这些反对者一起来消除圣像，这就意味着宗教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导致全帝国中最激烈的搏斗和争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百年之久，又引起了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这次争论是这样开始的：被称为Isaurus（即“叙利亚人”）的将军皇帝Leo III（利奥三世，717—741年）在军事方面很有贡献，因为他成功地抵御阿拉伯人于717／718年对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他于726年颁布一道敕令，其中要求信徒取掉或盖住种种圣像。他想进行一些改革，要重新整顿拜占庭帝国，而关于圣像的规定是其中一项改革。这种规定的理由有很多：《旧约》有关于禁止圣像的命令（参见《出埃及记》Ex20：4）；他考虑到那些反对圣像的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派（参见91.3），又顾及穆斯林和犹太人；另外，他要在自己的帝国中同时成为“皇帝与大司祭”（basileus kai hiereus eimi），想在各方面使教会服从他的规定，尤其想控制那些具有自由精神的隐修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为圣像辩护的人同时也想争取教会的自由和独立性，使教会不受皇帝的独裁控制。一些小亚细亚的主教支持皇帝的措施，尤其是Phrygia（夫里基亚）的Nacolia（纳克利亚）的主教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但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和民众以及所有的隐修士都反对这个规定。在帝国以外出现了一个有学问和威望的支持圣像的辩护者，就是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参见91.2），他是耶路撒冷附近的Sabas（撒巴斯）隐修院的修士并写了三个辩护论文（Logoi apologetikoi《辩护论文》）。皇帝的敕令引起争论，甚至引起暴动。然而，皇帝依赖他的军队，采取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反对他的人。希腊地区的人拥立了某一位Cosmas（科斯马斯）当“对立皇帝”，但这些人都被克服。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Germanus（格尔曼努斯）本来比较支持圣像，所以皇帝于730年强迫他退职，任命那位立场比较软弱的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为宗主教。在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的批准下，皇帝于730年宣布一个新的敕令，其中要求人们破坏和捣毁圣像。

东方教会的抵抗似乎效果不大，但西方教会的立场被尊敬。Gregorius II（额我略／贵格利二世教宗，715—731年）写过两封尖锐的信，其中劝告皇帝放弃“破坏圣像”的立场，又说皇帝不能干涉教义方面的问题，因为教义问题全是主教们决定的。他的继承人Gregorius III（额我略／贵格利三世教宗，731—741年）早在731年在一次罗马主教会议上规定：谁捣毁、亵渎或侮辱圣像，谁就被开除教籍。皇帝的种种威胁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他们差一点完全摆脱了拜占庭的统治（参见85.1）。皇帝于732年派遣海军要惩罚意大利的教宗，但没有成功；因此，皇帝采取另一些（对教会造成很大损失的）作法，对教宗进行报复：他占领了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和Sicilia（西西里岛）的地产（patrimonia），将这些地区与Illyria（伊吕利亚）教省一起从罗马的管辖转到君士坦丁堡宗教区的管辖。后来的教宗们曾多次对这次武力行动提出抱怨和抗议，但都无效。这些冲突也说明，为什么教宗们后来转向法兰克人，并且为什么希腊人在意大利北部和意大利南部的统治衰落了（参见85.1，2)。

92.2Leo（利奥）皇帝的儿子是Constantinus V Copronymus（君士坦丁，741——775年），他加重了东方教会中的破坏圣像运动。他的妹夫Artabasdus（阿尔塔巴斯都斯）是一位比较拥护圣像的人，他于743年组织一次起义，但被镇压。皇帝于754年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参加的人有338名主教。这次会议自称为“第七届大公会议”，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宗主教参与（帝国首都的宗主教刚刚去世）。根据皇帝的愿望，主教们支持破坏圣像运动，说尊敬圣像是魔鬼的事，是新的偶像崇拜。这个主教会议谴责原来的宗主教Germanus（格尔曼努斯）和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将他们开除教籍。皇帝不顾一切地执行了这次主教会议的种种规定。全帝国的主教们也被迫在规定上签字。人们在各地取掉教堂中的画像，很多被捣毁；墙上的壁画或马赛克被刷白，或用一些没有宗教意义的画（比如树木和花鸟）来代替它们。只有隐修院的修士有勇气来抵抗皇帝的残暴和独裁霸道。自从761年，皇帝非常残酷地迫害了隐修士，很多隐修院被改成军训基地或军库，隐修院的财产被没收。一些修士也成为圣像运动中的“殉道者”，比如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院长，他于764年去世。一批一批的东方隐修者移民到西方。虽然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和耶路撒冷的宗主教都公开谴责破坏圣像运动，但他们的呼吁并没有改变具体情况，而罗马教宗的声音也没有被聆听。在769年的拉特兰主教会议上，Stephanus III（斯德望／司提反三世）宣布，754年在东方召开的、支持破坏圣像的主教会议是一种“可恶的会议”（synodus execrabilis），将参与的主教们开除教籍，但东方的反圣像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和继承人是Leo IV Chazarus（利奥四世，775—780年），而他的态度稍微宽容一点；他允许那些被驱逐的隐修者回到家乡来。但他并没有取缔那些惩罚拥有圣像的人的法规；如果有人提出这方面的控诉，法庭就会执行这些法律。皇帝在780年去世，而皇后Irene（伊任内）替自己还小的儿子Constantinus VI（君士坦丁六世）掌握政权（780—790年）；那时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位有才华有雄心的妇女早就私下敬拜了圣像，甚至因此遭受了流放。她再次恢复了帝国的宗教自由，使任何人自由地制造和尊敬宗教圣像。Irene（伊任内）想完全恢复教会的平安，所以她想召开一个新的主教会议，就是第七个真正“大公的”主教会议；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Tarasius（塔拉修斯）宗主教和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教宗）支持她；教宗派遣了两个使者。这个主教会议根据计划要在786年8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但反对圣像的军人派解散了会议，所以会议迁到著名的Nicaea（尼西亚），在787年秋天终于召开（“第二届尼西亚会议”Nicaenum II）。最后一个聚会还是能够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召开，而Irene（伊任内）皇后及她的儿子都出席。参与该会议的有350名主教。他们屏弃了754年的“虚假主教会议”并根据教会传统规定，人们可以虔诚地尊敬（timetike proskynesis，“敬礼”，词根kyneo本来是“亲嘴”的意思）圣十字架、基督和圣母的种种圣像、天使和圣人／圣徒的圣像；这种“敬礼”可以包括点燃蜡烛、上香（焚乳香）和跪下敬拜，因为这些表达尊敬的方式都指向prototypos（画像所描绘的人）本身。然而，只有天主／上帝才可以受到真正的朝拜和崇钦（alethine latreia真实的朝拜）。这些规定就明确地区分对圣人／圣徒的尊敬（敬礼）和对天主／上帝的朝拜（钦崇）。后来还有两个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继续肯定这次会议的规定，就是Nicephorus I（尼克弗若斯一世皇帝，802—811年）和Michael I Rhangabe（弥格尔／米迦勒一世皇帝，811—813年）。允许尊敬圣像的规定成效达30年之久。

92.3东方的圣像争论在西方教会中引起了一种奇怪的尾声和余波。Hadrianus（哈德良）教宗认为，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国也应该接受Nicaea（尼西亚）会议的决定，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遇到了坚定的抵抗。其中一个原因是会议文献的拉丁译文不完善—这些翻译文件没有恰当区分“朝拜”和“敬礼”，甚至颠倒了这两个概念，而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塔修斯，参见89．4）才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译文。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法兰克人和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查理曼看到拜占庭的皇帝们统治和保卫教会，又照顾正统的信仰，所以他自己也要为法兰克王国当“教会的主保”（参见86.2）。这样，他不想承认787年Nicaea（尼西亚）主教会议的规定，因为法兰克的教会没有参与那次会议。因此，查理曼让自己的宫廷神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Theodulfus de Orleans特欧多夫）再次检察Nicaea（尼西亚）的会议文献，使他们编写一个篇幅相当大的“备忘录”，就是所谓的Libri Carolini（《卡若卢斯书卷》，789年或791年）—这些书以前多次被怀疑是后人伪造的—，其中尖锐地批评会议的规定。这些书卷既摒弃754年的主教会议，又反驳787年的——称之为“崇拜圣像的”——会议，声称754年的会议在“圣像”和“偶像”之间划了等号，而787年的会议的错误在于允许圣像的“朝拜”。根据Libri Carolini（《卡若卢斯书卷》）的说法，圣像既不要捣毁，又不要尊敬，因为这些画像仅仅是教堂中的“装饰品”，其作用只是纪念已往的事；根据教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圣经》、感恩祭用的器皿以及圣人/圣徒的圣髑。法兰克人寄给Hadrianus（哈德良）教宗这些《卡若卢斯书卷》的初稿（文件长达85章），但教宗在791年（或792年）的回答中保卫了Nicaea（尼西亚）会议的立场。Carolus Magnus（查理曼）虽然收到了教宗的回答，但他仍然于794年在Frankfurt amMain（法兰克福）举行了一个谴责Nicaea（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会议，而教宗派遣的使者们也赞同那次会议的文献。这一事件对教宗来说肯定是一个打击，但他很明智地保持缄默，没有进一步激化他和法兰克王的冲突。

92.4在东方的人不久后也再一次讨论或反驳Nicaea（尼西亚）会议的结果。号称“亚美尼亚人”的Leo V（利奥五世）皇帝（813—820年）认为，以前的皇帝们不能战胜阿拉伯人的原因是他们崇拜了圣像，所以他于815年恢复了iconoclasmus（破坏圣像运动）。他恢复了754年那些反对圣像的规定的有效性，强迫Nicephorus（尼克弗若斯，参见91.2）宗主教退职并流放他。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的院长Theodorus（特奥多尔，参见91.2）——一位很渊博的学者——成为保卫圣像的强有力辩护人；虽然他遭受了压迫、侮辱、鞭策和流放，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驳皇帝并向罗马教宗提出呼吁。这次的迫害又沉重地镇压了隐修者并持续30年之久，因为号称“结巴的”Michael II（弥格尔/米迦勒二世皇帝，820—829年）和Theophilus（特欧菲卢斯皇帝，829—842年）也是“捣毁圣像者”。在后来的几年中，拜占庭的历史好像重复以前的转变，因为在三个反对圣像的皇帝后又出现了一个肯定圣像的皇后。在皇帝去世后，Theodora（狄奥多拉）皇后上台，而她本来始终是一个尊敬圣像的人，虽然原先不能公开表达。她替年轻的Michael111（弥格尔/米迦勒三世）皇帝摄政，与新上任的宗主教Methodius（美多丢斯）一同在843年的主教会议上恢复了尊敬圣像的权利。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教会在四旬斋期第一个主日开始举行“正统信仰的伟大节日”（das grosse Fest der Orthodoxie）。这个节日以及对圣像的尊敬在东方教会都被遵守，一直到今天。

92.5东方再次进行的破坏圣像运动导致与西方的谈判。因为Michael II（弥格尔/米迦勒二世皇帝）想获得西方领导者的支持，他派遣一些使者到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皇帝）那里。因此，Ludovicus（路易）皇帝在获得Eugenius11（尤金尼乌斯二世教宗）的批准之后于825年命令西欧的神学家们在Paris（巴黎）的会议上谈论相关的问题。这个会议又重复了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观点。Lyon（里昂）的总主教Agobardus（阿格巴德，840年去世）曾写书表达了这个立场（参见PL104）。仅仅一位主教，即Turino（都灵）的主教Claudius（克劳迪乌斯，约于827年去世)提倡一种过分的“灵性主义”(ueberspannter Spiritualismus),他完全反对任何圣像（参见他的Liber apologeticus，PL104），甚至命令教友们把各地教堂的十字架拿出去。然而，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Jonas（约纳斯，参见PL105）和St.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爱尔兰隐修者Dungal（顿伽勒，参见PL102）都写过一些反驳他的著作，而皇帝也批准他们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