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中世纪教会史
93、在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时代的动荡。
869/870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第8届大公会议）
93.1在9世纪上半叶，希腊教会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同时也是东、西方教会长期分裂的前奏。拜占庭的一位新主教引起这些动荡。自从847年以来，一位很虔诚的，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宗主教即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他是Michael I（弥格尔/米迦勒一世）的儿子并曾当过隐修者——当拜占庭的主教。他的情况相当难；他的政治对手是一些主教，但最大的对手是CaesarBardas（巴达斯），他是Michael1II（弥格尔/米迦勒三世，842年，856—867年）的叔叔并在856年后完全控制了他的侄子，因为在856年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被宣布为成年人，而他的母亲Theodora（狄奥多拉）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在858年的主显节那一天，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主教公开地拒绝Bardas（巴达斯）领受圣体，因为Bardas（巴达斯）据说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这种谴责大概是没有根据的。由于这个事件并且因为他的政治立场，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主教于858年11月被迫退职，而代替他被提名主教的人是Photius（佛提乌斯）——他是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朋友，来自皇家贵族家庭，曾经担任过国务卿和皇家卫队的元首，又是当时最渊博的学者（参见91.2）。Photius（佛提乌斯）本来是一个平信徒，所以他在5天内接受了一切圣品，随后又被祝圣为主教；祝圣他的人是Syracuse（西拉库斯）的总主教Gregorius Asbesta（额我略／贵格利）——他曾被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开除教籍—以及其他两位主教，他们大概是拥护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人。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本来完全奉献了自己，不要求教会中的地位，但很多隐修者都拥戴他；这些人也反驳Photius（佛提乌斯）的政策，虽然Photius（佛提乌斯）在祝圣典礼曾经向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表示敬意。这些隐修者在Smyrna（士麦纳）的总主教Metrophanes（梅特若法内斯）的领导下聚集在Irenenkirche（伊任内大教堂）并宣布Photius（佛提乌斯）是宗主教职位的篡位者，所以他不能当主教，应将他开除教籍。因此，拥护了Photius（佛提乌斯）的人在859年春天的一次主教会议上（在Apostelkirche宗徒／使徒大教堂中）宣布那些拥护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人被开除教籍，拥护他的主教被罢免，而如果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自己想恢复自己的主教职，他也被开除教籍。因此，政治上的对立导致拜占庭教会中的严重分裂。
93.2那时，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邀请教宗派遣一些使者参与一个决定圣像问题的主教会议。同时，Photius（佛提乌斯）也通知教宗他现在当宗主教。那位有敏锐眼光的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教宗，858—867年，参见87.3）不能忽略Photius（佛提乌斯）任宗主教事件的疑问（提名一个平信徒，由Gregorius总主教祝圣—这位Gregorius的事在罗马尚未决定）。教宗派遣了两个使者到东方，要他们调查具体情况，同时要求东方皇帝归还那些由Leo III（利奥三世）当时夺取的罗马财产和权利（参见92.1）。教宗的使者跨越自己的权利—他们作出一个仅仅属于教宗的决定。他们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大的主教会议上确认了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退职，但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认为他被迫退职，所以他并没有真正退职，而他不愿意承认这些使者为裁判员。属于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派的人向罗马教宗报告这件事，而教宗在863年的一次罗马主教会议上宣布两个使者被撤职，Photius（佛提乌斯）的圣品都被宣布无效；如果他和他的拥护者不服从，他们将被开除教籍。另外，这次主教会议规定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他党派的人要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教宗希望，Ignatius（伊氏）将会听从罗马关于Illyricum（伊吕利亚）宗主教区的要求。然而，罗马人的决定没有马上见效，因为东方朝廷保护了Photius（佛提乌斯）。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甚至严厉地要求教宗收回他的规定。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很坦然地向皇帝说明罗马教宗的特权，但他同时说，如果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Photius（佛提乌斯）都派遣一些使者，他愿意再次在罗马谈论他们的情况，重新作决定。不久后（866年），保加利亚转向罗马教会（参见83.3），而这种转变在拜占庭引起很大的不满，所以Photius（佛提乌斯）开始公开攻击罗马。他在867年给其他三个东方宗主教写了一份Encyclica（通谕），其中激烈地谴责了罗马派遣的传教士在保加利亚的活动，谴责西方教会在保加利亚的习俗：星期六守斋（参见第1卷，69.1），在四旬期第一周中允许信徒吃奶制品，司铎的独身生活（参见60.6），谴责罗马教会不承认希腊司铎施行的坚振圣事。他也反对西方人关于圣神／圣灵由父“及由子”出发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异端邪说，但他没有具体提到“Filioque”（“及由子”）这个词，而这个词当时还没有被采纳到罗马礼仪的《信经》当中（参见90.2）。据说，Photius（佛提乌斯）也曾经说，皇帝将朝廷从罗马挪到东方也意味着教会的首席权也同样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但更多理由暗示，这种说法并不来自Photius（佛提乌斯）。这份《通谕》又邀请东方的宗主教们来参与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主教会议，而这个会议的目标是审判教宗。这次会议举行在867年夏天，而皇家贵族人也出席会议。这次主教会议严厉谴责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为“持异端者以及主葡萄园的捣毁者”，罢免和开除他。这就意味着彻底的分裂。几乎所有的西欧人都支持教宗。一些法兰克神学家，比如Paris（巴黎）的Aeneas（艾内亚斯）和Corbie（科尔比）的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参见89.4）都曾经写过论文来反驳希腊人的攻击。
93.3实际上，Photius（佛提乌斯）的胜利没有长期的影响。867年秋天，原来的Mitregent（“政权的分享者”）Basilius I（巴西略／马西流一世）先暗杀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后单独掌握政权（867—886年）。政治上的转变也带来了教会上的转变，这是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事实。新皇帝登极几天之后，他就强迫了Photius（佛提乌斯）退位，恢复了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职位，又恢复与罗马教宗的联系。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教宗，867—872年）在869年的罗马主教会议上作出了一个规定，而主教们在第8届大公会议上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869年10月到870年3月），在教宗派来的三位特使的指导下接受了教宗的规定：Photius（佛提乌斯）被审判为“篡位者”和“新的Dioscurus（狄奥斯库若斯）”（参见第1卷，55.2），并被开除教籍。他的随从也被开除，而被他祝圣的人被撤职为平信徒。然而，Photius（佛提乌斯）和他大部分的追随者都不愿意服从。当时，保加利亚人要求再次进入拜占庭的宗主教联盟（Patriarchalverband），而在一个附加的会议上，主教们决定再一次接受保加利亚人，虽然教宗的使者提出抗议；这就意味着，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张力更进一步加剧。罗马的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872—882年）要求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宗主教交出保加利亚，甚至用“罢免”和“开除”的可能性来威胁他，但宗主教没有回应教宗的要求。
93.4后来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Photius（佛提乌斯）和好了，而后者在被流放的地方也保持和他的拥护者的联系；他重新获得了皇帝的青睐，而皇帝请他教育他的儿子们。在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去世后（877年或878年），Photius（佛提乌斯）第二次当宗主教。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尊敬他，东方的其他主教也承认他。因为教宗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面对着穆斯林军的危险，他需要拜占庭的协助（参见87.5），所以他想回应这种新的局面：教宗说他将会承认Photius（佛提乌斯）为宗主教，但有一些条件：他必须在一个主教会议上忏悔他以前的行动；他必须放弃对保加利亚的管辖权，必须与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派和好。教宗的使者们带着这些要求到东方去。然而，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879／880年的主教会议上，Photius（佛提乌斯）说服了教宗的使者们。他并没有忏悔原先的行动—在教宗文献的希腊语译本中，人们忽略了关于“忏悔”的段落。Photius（佛提乌斯）几乎无条件地被承认为适当的宗主教，而869／870年的主教会议被宣布为无效（因此，希腊教会今天仍然认为，879／880年的主教会议是“第8届大公会议”）。在最后两轮会议中，主教们重复了Nicaeno——Constantinopolitanum Symbolum（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又说任何加上的或减略的词都是错误的，除非将来还得因新的异端改变某一条。关于保加利亚没有任何改动。因为拜占庭的管理一段时间比较松懈，保加利亚的君主就努力组织一个尽可能独立的“国教”（nationale Kirche）。虽然这一切对罗马教宗来说都很不利，但再没有出现新的分裂。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和他的继承人都承认Photius（佛提乌斯）为宗主教，虽然他在885／886年写的Mystagogia Spiritus Sancti（《圣神／圣灵的奥迹》）重新批评拉丁神学家关于“圣神／圣灵由圣父及圣子出发”的说法。有的历史学家曾经说，在Formosus（福尔摩苏斯，891—896年）的时代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教会分裂”，但从史料来看没有足够多的理由来坚持这种说法。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正在他活动的顶峰时期又遇到了一个悲剧性的转变：原来当过他学生的Leo VI（利奥六世皇帝，886—912年）—号称“明智者”—在掌握政权后（由于政治问题和个人的反感）马上撤职他原来的老师并让自己的弟弟—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他当时才16岁）—当宗主教。Photius（佛提乌斯）被送到一个隐修院，在那里于892年去世。
希腊人始终很尊敬他。自从第10世纪末，他甚至在一些官方的文献中被称为“宗徒／使徒般的普世性的老师”（didaskalos apostolikos oikoumenikos）或“圣者”。西方教会对于他的评价可以说是充满成见的，因为中世纪的人比较缺少历史学的辨别能力（Mangel an historischer Kritik）。西方人视他为一个典型的拜占庭人，他有拜占庭人的优点，更有他们的缺点，他出于个人的利益煽动了希腊人的优越感，使他们看不起西方的“野蛮人”和“异端人”，这样预备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在分裂的灾难性过程中，他被视为最关键的人。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一些西方学者努力于恢复他的名声（Ehrenrettung），这些人不仅仅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且也意识到，他个人有崇高的心态，并且愿意保护教会。
Leo VI（利奥六世）皇帝于906年第四次结婚了，但教会法和世俗的法律都禁止了“第四次”，这就引发了所谓的Tetragamiestreit（“四次婚姻争论”）。当时的宗主教Nicolaus Mysticus（尼苛劳／尼哥拉）——他是Photius（佛提乌斯）的侄子——禁止皇帝进教堂，但他被撤职，而某一位Euthymius（尤提米乌斯）被提名为宗主教；然而，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在911年能够恢复他的地位。虽然如此，Euthymius（尤提米乌斯）的追随者保持了分裂的状态，一直到950年后。
94、东、西方教会1054年的分裂
94.1在Photius（佛提乌斯）的动荡平息以后，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的纽带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坚固的友谊联盟。双方彼此的异化已经太旧、太深了。东、西方人的语言不同，民族性格不同，教会组织制度和教会纪律标准不同，礼仪和神学有不同之处，所以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再也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出了文化和教会方面的差异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冲突：拜占庭原来统治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但后来失去了对该地区的管辖权，教宗们转向法兰克人，教宗在原先属拜占庭的地区（Ravenna拉文纳等）建立“教会国”，Carolus Magnus（查理曼）被加冕为“皇帝”，而在Otto Magnus（大奥托）的时代，罗马帝国被恢复起来了—这一切加深了希腊人对拉丁人的反感，使之成为无限度的憎恨。几个Otto（奥托）皇帝曾经“以独裁者的态度”统治了罗马，并且在意大利南部削弱了拜占庭的影响力（参见88.4—6），这在东方人的心中造成重大的伤痛，所以第10世纪的拜占庭人再没有渴望恢复与西方人的团结和友谊。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最正统的信仰团体，所以他们在拉丁教会一些特殊表现中仅仅看到一种“脱离宗徒／使徒传统的错误”。因此，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教会分裂”（latent vorhandenes Schisma），而任何不幸事件就能使它转化为公开的和固定的分裂态度。
94.2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的年代确实已经发生了两个教会的分离；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是Sergius（塞尔吉乌斯，999—1019年）。当时，东方人在Diptychon（在礼仪中被宣读的历代主教名单）中抹掉了教宗的名字。后来的Eustathius（优斯塔提乌斯，1019—1025年）再次因一些政治理由接近罗马；据说他请Johannes XIX（约翰内斯十九世，参见88.7）允许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教会“在自己的范围内”（in suo orbe）可以称它为“大公的”（oecumenicus），正如罗马教会对于整个基督宗教世界被称为“大公的”。不过—根据某些文献记载—西方教会中的“改革派”尖锐地反对这种要求。Eustathius（优斯塔提乌斯）第二个继承人是Michael 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1043—1058年），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充满抱负的、狡猾的人，他再没有约束自己的激情。因此，那种已有很长“潜伏期”的教会分裂好像是他引起的，潜在的分裂突然变成公开的现实。早在1050年，他谴责西方信徒为“异端”。根据他1053年发表的命令，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和拉丁隐修院被关闭或没收。反对拉丁信徒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他们从8世纪末以来在礼仪中使用了无酵饼（azyma，参见98.3），因此被骂为“无酵派”（azymites）。在进行宗主教的命令时，某一位Sacellarius Constantinus（“管财者”君士坦丁）甚至宣布拉丁信徒的圣体（圣饼）并没有被祝圣，所以扔在地上用脚踏它。受了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的推动后，保加利亚的总主教Leo deAchrida（阿克利达的利奥）也开始写一些攻击西方教会的文件：他向意大利南部Apulia（阿普利亚，曾经属于拜占庭）地区Trani（特兰尼）的主教Johannes（约翰内斯）写了一封信：“向法兰克人的主教们以及向教宗本人”；他在信中说西方的主教们是“半个犹太人和半个外教人”，因为他们遵守犹太人关于无酵饼的规律，在四旬期遵守安息日守斋的原则，又吃带血的肉并在四旬期不唱“阿肋路亚／哈利路亚”。不久后，一位有威望的老隐修士Nicetas Stethatos（尼克塔斯·斯特塔托斯）—他来自君士坦丁堡的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除了无酵饼和周六守斋还特别谴责拉丁教会圣职人员的独身规律。当时的人似乎没有提到“及由子”的论点，但无酵饼的争论使东方和意大利南部陷入激烈的争吵和不安。
94.3面对着这些控诉的西方教会并没有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教宗Leo IX（利奥九世，1049——1054年）委任自己的秘书和顾问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枢机主教，参见89.6；103.2）去反驳这些谴责。这位枢机主教是一个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他学过希腊语），又是一个兴奋的改革者，但同时也是一位草率的神学家；他对于争论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Dialogus（《对话》，1053年秋天）中，Humbertus（亨伯特）反驳了希腊人的种种批评，而这个回答是充满理智的。然而，他同时攻击了东方教会的一些习惯，比如司铎们的婚姻—这个习惯在325年的主教会议上被允许了，但Humbertus（亨伯特）称之为“奸淫”和“Nicolaitism（尼苛劳／尼哥拉主义）的异端”（参见102.3）。他谴责希腊人，说他们属于Macedonius（马克多尼乌斯）派，因为他们从信经中拿掉了“及由子”一个词。他也几次以“开除教籍”来威胁他们。双方的冲突太深，沟通似乎是不可能的。在1054年初，Constantinus IX Monomachus（君士坦丁九世皇帝，1042——1054年）邀请罗马派遣一些使者到东方的首都来，而教宗派三个人到东方去：Humbertus（亨伯特），教宗的国务卿Fredericus de Lothringia（腓特烈，他就是后来的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教宗）以及Amalfi（阿马尔菲）的总主教Petrus（伯多禄／彼得）。Humbertus（亨伯特）和Nicetas Stethatos（尼克塔斯）举行了一次辩论会，而皇帝后来命令烧毁Nicetas（尼克塔斯）的论战文章，但宗主教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的态度很骄傲，居高临下。他煽动群众反对拉丁教会的代表们，又禁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弥撒礼仪。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宗的使者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他们认为Leo（利奥）教宗会完全同意他们决定—实际上，教宗于4月19日早已去世了—并于1054年7月16日在“圣智慧教堂”的祭坛上在圣职人员和信徒会众面前放下了《禁令诏书》（Bannbulle）；这部《禁令诏书》是Humbertus（亨伯特）写的，内容非常尖锐地谴责宗主教和他的拥戴者，并且开除他们。罗马的代表们希望，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现在会开始谈判，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最后皇帝还想缔造和平，但也无效。罗马的代表们就离开了。在一次主教会议上，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重复了Photius（佛提乌斯）于867年宣布的宣言（参见93.2）并将拉丁教会的人开除教籍。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Petrus（伯多禄／彼得）认为，双方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而且恳切地请求了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再次恢复教会的合一。但是，这个深深令人感到遗憾的分裂继续存在，并由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冲突成为一个固定的破裂。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后，希腊人似乎无法宽恕“法兰克人”。不久后，君士坦丁堡的先例也成为其他东方宗主教的标准，而一切通过希腊教会皈依的民族或与拜占庭有比较多教会关系的民族，比如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都被卷入这个教会分裂中，一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在内心上都会为此感到非常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