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古代教会史

16、教会的胜利

从Decius（德西乌斯）到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大规模迫害

16.1如果不算Maximinus（马克西米努斯）时代的短暂教难，教会当时享受了40年的平安时期。她在这一段时间中获得相当大的增长，又能平安地巩固自己内部的组织。她也更多走入了社会和国家的各个阶层。属于教会的贵族人和官员已经相当多。不过，外在的成长没有内部的发展相配合：长期的平安使人们放松。一部分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陷入了世俗化和休闲的精神。在这个时期，上帝派遣了一个新的教难，“为了考验他的家人”，正如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所说的（参见De lapsis5）。这次教难时间不长，但非常激烈和危险。教难的发起人是Decius（德西乌斯）皇帝（249—251年），他属于那些没有多少修养，但愿意大有作为的军人皇帝，他来自Pannonia（潘诺尼亚）或Illyria（伊利里亚）地区并想大规模地恢复罗马帝国的传统伟业。他认为，因东方文化的进入，并且因腐败的因素，帝国似乎都失去了一切抵抗力，所以他想反对内在的和外在的敌人，使帝国获得充足的抵抗力，并恢复以前的辉煌。他想，基督徒是罗马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尽力镇压他们，使他们顺从传统的国度宗教。他的迫害的目标非常清楚，也很系统的开始进行，所以和以前发生过的教难形成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这是教难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参见14.3）。他于249年底或250年初发表一次敕令，其中命令一切国民，要和妻子与孩子一起向传统的神明们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祀和祈祷（supplicatio）。如果有人拒绝这个祭祀活动，就应该在法庭中审判他；惩罚很严峻：入狱，没收财产，流放，被迫当矿工，虐待和酷刑，包括死刑（虽然施行死刑的次数不多）。这次教难特别针对主教们（lyrannus inFestus（非斯都） sacerdotibus，Cyprianus(居普良)，Ep．55,9）。据说，Decius（德西乌斯）宁愿意接受一个反对他的皇帝，也不愿意在罗马有一位主教（见同上）。

因为这个打击来得非常突然，在基督徒当中的恐惧很大。基督徒们在很多情况中没有呈现出很大的抵抗力：在大城市中（如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城，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Smyrna士麦那，Roma（罗马）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的退教现象（参见Eus.，Hist.Eccl．，6,39-41；Cyprianus(居普良)，De lapsis，7-9）。甚至一些主教也放弃了信仰。一部分的堕落者向神明们举行了一个包括牺牲品的祭祀（sacrificati）或向神明们烧香（turificati），他们被称为lapsi（“跌倒者”）；另一些人避免了祭祀，但通过诡计或通过贿赂使官员们在正式的祭祀名单上写他们的名字（他们被称为libellatici，accepta facientes“名单上的”）。不过，也有“一大群”（Cyprianus(居普良)，De lapsis，2）忠信的宣认信仰者和殉道者，包括男女老少。比如，教宗Fabianus（法比亚努斯）成了这次教难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教宗）。Smyrna（士麦那）的长老Pionius（彼欧尼乌斯）曾被烧死，Antiochia（安提阿）的主教Babylas（巴比拉斯）和Jerusalem的主教Alexander（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监狱中去世，年老的Origenes（俄利根）忍受很严重的酷刑，也坐牢，但后来被释放。很多人冒着很多危险并试图逃跑，这样救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Dionysius(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NeoCaesarea（凯撒利亚）的主教Gregorius Thaumaturgus（国瑞／贵格利）。因为Goths（哥特人）在Moesia（默西亚）的侵入分散了Decius（德西乌斯）的注意力，这次教难于251年春天失去力度。当皇帝在251年5月或6月在Danubius（多瑙河）下游地区阵亡时，教难完全平静下来。教会虽然遭受了很严重的冲击，但没有崩溃。很多“跌倒者”和“堕落者”后悔他们的行动并且想再次进入教会；关于接受他们或拒绝他们的问题后来在罗马和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Decius（德西乌斯）的接班人Gallus（伽卢斯）皇帝（251—253年）首先不给教会任何压力。不过，考验尚未过去。因为发生了一次影响了全国的大规模的传染病，皇帝命令，为了逃脱这个危险应该向Apollo（阿波罗）神举行一些祭祀。因此，基督徒们的困难再次被重复，虽然还没有出现很大的教难。现在的基督徒也已经有心理准备。连一些第一次跌倒的人现在也有了勇敢的表现。当时的教宗，Cornelius（科尔内留斯）被流放，而他的接班人Lucius（路齐乌斯）也同样被驱逐出境。

16.2当Valerianus（瓦莱里安，253—260年）登上皇帝宝座时，平安恢复了。他甚至在自己的皇宫中也有很多基督徒。不过，在帝国的困难时期中，财政部长Macrianus（马克里阿努斯）影响了他采取一个比较敌对的态度（参见Euseb.Hist.Eccl．，7，10—12）。那次的教难尤其想破坏基督徒团体的组织结构，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在257年的敕令后，主教，长老和执事都被迫进行祭祀，否则遭受流放的命运。人们被禁止去墓地（参见23.5），而参与礼仪聚会的人被判以死刑。在258年的第二次敕令后（参见Cyprianus(居普良)，Ep．80，1），高级的圣职人员如果坚持自己的信仰应该被马上处死。对于属于贵族的平信徒来说，先应该剥夺他们的荣位和财产，如果他们还继续信，也要处死他们。贵族女士被流放，皇家的官员如果有信仰就被判成为奴隶，强制进行劳动。这次教难在某些省中要了很多人的性命，但当皇帝在波斯战争中被捕（259年）时，教难基本上就结束了。唯独东方的篡位者Macrianus（马克里阿努斯）继续进行迫害一段时间。在那个时期的最有名的殉道者是这些：罗马的教宗Sixtus II(西斯笃二世)（西克斯都斯二世），他在墓穴（Callistus-catacomb）中正举行弥撒，当场与4位执事一起被斩首（258年8月6日）。四天后，他的朋友Laurentius（劳愣佐）也被处死（烧死）。在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Utica（乌提伽）有比较多的姓名不明的殉道者，他们与他们的主教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一同去世；最出名的是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的伟大主教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在于258年9月14日被砍头。在西班牙有Tarragona（塔拉戈纳）的主教Fructuosus（傅克图欧苏斯）和他的执事Augurius和Eulogius，他们都在斗兽场中被烧死（259年）。

Valerianus（瓦莱里安）的儿子Gallienus（伽里也努斯）（伽里也努斯，260-268年）皇帝不仅没有干扰基督徒们，也还给他们在教难中被没收的墓地和举行礼仪的楼房（Euseb.7，13）。基督徒们的宗教虽然始终处于一种被禁止的状态中，但信徒仍然能够从2世纪末以来建立一些圣所（参见19.3；23.5）。这种归还教产的政策大概也恢复了个别信徒的财产和个人的地位。从效果来看，Gallienus（伽里也努斯）皇帝的措施等于是一种宽容敕令。

16.3因此，从260年又开始了一个维持40年的“和平时期”。Aurelianus（奥勒里安努斯）皇帝（奥勒里安努斯，270—275年）仅仅一次打断了这个平安时期，但他引起的教难不算太严重。这位能干的皇帝也想恢复古代罗马的荣耀，他是神明们的热心崇拜者，特别崇拜太阳神（Sol invictus de Palmyra（巴尔米拉））。因此，太阳崇拜和对皇帝的崇拜一段时期成了国度的官方宗教。不过，Aurelianus（奥勒里安努斯）先支持Gallienus（伽里也努斯）宣布的宽容敕令。他也回应了Antiochia（安提阿）的基督徒们的申请，将当地的教产交给正式的主教Domnus（多姆努斯），并且反对那位异端主教PaulusPaulus de samosata（参见32.2），因为这个持异端的主教也是Palmyra（巴尔米拉）女王Zenobia（泽诺比亚）的拥护者，而皇帝反对这个女王。不过，在275年出现了一个镇压基督徒的教难敕令。然而，皇帝不久后被暗杀，而他的继承者没有施行它，所以这个禁令没有发挥影响。

16.4那位充满活力和政治家才华的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干扰基督徒们。他想全面整顿国度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变成一个绝对的军人王国，最高的神被定为朱庇特，又有东方式的朝廷仪式，皇帝的宫廷被迁到东方（Nicomedia尼克梅迪亚），而新的管理单位是总督区（praefectura共有4个），总省（diocesis共有12个）和省（provincia共有96个）。这个制度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管理人员的群体。皇帝用一种“四部制”的分法来代替帝国的单一性：他使自己的同班士兵Maximianus（马克西米安） Herculeus（马克西米阿努斯，286—305年）管理帝国的西部地区，并让自己的女婿Galerius（伽雷里乌斯）成为东方的继承人和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 Chlorus成为西部的继承人和将来的皇帝（293年）。

自从260年以来的和平局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了基督信仰的扩展。在各地的城市都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教堂大楼，而在皇帝居住的城市Nicomedia（尼克梅迪亚）也同样有一座教堂。在一些具有影响的职位，在军队和朝廷那里都有一些基督徒任职。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新的宗教看起来占了上风，排挤了旧的宗教，尤其是在东方。如果说，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当时大约在5000万，那么大约会有700万到1000万基督徒在其中，而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的妻子Prisca和女儿Valeria很可能也是基督徒。然而，旧宗教的拥护者受了新柏拉图主义派的引导并影响了Galerius（伽雷里乌斯）——他是一位好战的狂热的和粗暴的人。通过他，那位犹豫的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也开始相信，皇帝的恢复政策和集权化的政策必须要求对国家宗教的敌人的镇压。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曾说（在De mort．16），这种想法的精神性起源（auctor et consiliarius）就是Bithynia（庇推尼）的总督Hierocles（希罗克勒斯），他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基督徒的文章（参见17.1）。

这样形成了最后一次教难，这也是所有的教难中最严厉的和最长期的教难，它成为信仰和外教传统之间的决斗。一个前戏是军队的“净化”，因为军人被要求进行祭祀，不祭祀的士兵从军队被驱逐（Euseb．8，1），其中也有一些人被处死（Marcellus，Dasius；关于Thebaic Legion的事件见下）。教难于303年全面暴发了。一年内出现了4个敕令，目标是系统地消除基督信仰。第一个敕令（Euseb．8，2；L徒．De mort．，13）发表于303年2月23日，其中命令破坏各地的教堂，烧毁圣书——那些交出圣书的圣职人员被称为traditores（“交出者”，这是lapsi“跌倒者”的一种新的类型，参见52.1，2）。一切基督徒被剥夺公民的权利，那些具有地位和荣誉职位的信徒被剥夺职位，那些为皇帝服务的人被剥夺自由。当这个敕令被施行时，在个别地方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而在Nicomedia（尼克梅迪亚）甚至发生很多殉道事件。因为，皇宫中失火几次，这就被归罪于基督徒们，而由于这个控告，一切没有进行祭祀的人都被处死，比如Anthimus（安提姆斯）主教，很多圣职人员和皇宫的公务员。另外，在叙利亚和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发生的军队起义事件提供了另一个借口，使官员们有理由处死更多的基督徒。接着宣布的两个敕令（参见Euseb．8，6）命令将所有的圣职人员逮捕入狱，又强迫他们进行祭祀。最后，第4个敕令（304年春天，参见Euseb．De mart．Palaest．3）要求一切基督徒进行祭祀。那些在虐待和酷刑中坚持信仰的人一般被处以死刑，并且经常遭受很残酷的死亡。现在开始有很多信徒为信仰牺牲性命，尤其在东方倾流了很多基督徒的血。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曾经报告，在埃及的Thebais（底比斯）地区有集体的死刑，一天有10位到100位信徒被杀（见Hist．Eccl．8，9，3—4）。当然也有那些软弱的或退教的人（参见Euseb．8，3）。这次教难是普遍的，但一个例外是高卢地区（praefecturaGallia，当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地区），因为当地的统治者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康斯坦提乌斯）仅仅施行了第一个敕令。

关于Thebaic Legion（即来自埃及Thebais（底比斯）的军团）的集体殉道事件，最早的文献来自Lyon（里昂）的主教Eucherius（大约于450年）。根据这个文献，军团中的士兵都是基督徒，而他们拒绝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因此Maximianus（马克西米安）皇帝在（瑞士地区Wallis，St．Maurice的）Agaunum（阿贡乌姆）两次抽查士兵，处以死刑。最后，整个军团（4500人！）都被杀尽。被提到的人物尤其是一些将军，比如Mauritius毛里修斯，Candidus甘迪都斯，Exsuperius埃克斯苏佩如斯，Victor（维笃）维克托。根据后来的一些报告也有一部分的士兵在别的地区殉道（尤其是在Rhenus莱茵河的城市里，如在Bonna波恩，Colonia科隆，（克桑滕）桑登，Trier特里尔）。有的学者曾经完全怀疑这个事件，但它肯定有某种历史基础（在St.Maurice的出土物也提供一些暗示），虽然具体的形式和程度很难确定，日期也无法确认（在284和305年之间）。

另外，圣Ursula（乌苏拉）和她的朋友们（据传说是11000个）的殉道事件更多是属于传奇文献的。不过，这个殉道事件也有一个历史基础，但也许只是11个人（罗马数字XI与XIM很相似）。

16.5在305年，皇帝Diocletianus（戴克里先）和他的助手（第二个皇帝）交出政权，正如他们所约定的那样。现在，他们的接班人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和Galerius（伽雷里乌斯）成了皇帝（Augusti），而Severus（塞维如斯）（塞维如斯）和Maximinus Daja（＝Daza）（马克西米努斯·达雅）成了新的Caesari（皇帝候选人）。教难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期。不过，意大利和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基督徒们不久后获得平安，因为Maximinianus（马克西米努斯）驱逐了Severus（塞维如斯），而Maximinianus（马克西米努斯）的儿子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306—312年）在西部篡夺了政权，而他没有迫害基督徒。在高卢地区，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后，他的儿子Constantinus（君士坦丁）被宣布为皇帝（306年7月），而他继续了父亲的宽容政策。Licinius（里奇尼乌斯）被提升为Pannonia（潘诺尼亚），Noricum（今奥地利）地区的皇帝（308年），而他对基督徒比较少呈现出敌意，比Galerius（伽雷里乌斯）好一些。不过，在东方这次教难还继续维持了几年，仍然有很多人倾流了血，因为Galerius（伽雷里乌斯）现在能够自由地表现出他对基督徒的憎恨，而他的助手Maximinius（（马克西米努斯））更巧妙地虐待了信徒们。在那段时期中光荣地殉道的人包括很有学问的长老Pamphilus de Caesarea（凯撒利亚）（参见39.6）和Lucianus de Antiochia（安提阿）（卢西阿努斯／路济安，参见32.3），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Petrus（彼得）（彼得／彼得，参见35.3），Olympus（奥林巴斯）的主教Methodius（美多德）（梅托迪乌斯，参见39.6）和Silvanus de Gaza（西瓦努斯，他和39个朋友一起殉道）；（关于Victor（维笃）inus，Quirinus，Afra和4位朋友的事，参见12.4)。

不过这个残酷的斗争最终还是没有效果的。罗马国最终必须在基督信仰面前投降。Galerius（伽雷里乌斯）皇帝身已患绝症，他于311年4月与其他3个执政的人士一起在Sardica（撒尔迪卡）宣布一份宽容敕令（参见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De mort．，34；Eusebius（优西比乌）8，17）。在这个救令中，皇帝承认，迫害基督宗教是一个错误，而基督宗教被宣布为合法的宗教（ut denuo sint Christiani et conventicula sua componant，ita ut ne quid contra disciplinam agant“使他们当基督徒，也允许他们进行他们的聚会，但不要进行什么违背纪律的事”）。最后，敕令要求基督徒们为皇帝和国度进行祈祷。虽然Maximinius（（马克西米努斯））不喜欢这个规定，但他也必须接受它。

16.6同时，在西部的政治情况导致了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和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奇乌斯）之间的矛盾。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必须克服他的对手。他早期以一种“无所不包”的一神论（eine Art von synkretistischem Monotheismus）倾向于太阳神Apollo-Sol，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又走近基督信仰。根据一些记载，他看到了一次十字架的显现，并将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交托给这个基督徒的神和他的“救世性的记号”，并能够在罗马附近的Milvian Bridge（米尔维亚的桥）战胜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312年10月28日）。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早在312年底向镇压基督徒的Maximianus（马克西米安）（马克西米安努斯）为东方的基督徒进行辩护，又释放了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圣职人员，不再受压迫，并且与他的姐夫Licinius（里奇尼乌斯）在Milano（米兰）于313年2月以慷慨的方式解决了宗教的问题。他宣布了一个“非常完美和一全面的，支持基督徒们的法律”（Eusebius（优西比乌）9，9，12；9a，12）就是所谓的“米兰敕令”，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rescriptum（规定）或一份写给各地的总督的通讯（Zirkularmandat）。我们今天只有Licinius（里奇尼乌斯）为东方写的敕令（见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De mort.48）和Eusebius（优西比乌）的记载（Hist．Eccl．，10,5,2-14）。这个敕令取消了Galerius（伽雷里乌斯）于311年作的限制，并为所有的国民，特别是为基督徒，提供完全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宗教活动的自由，除此之外，还规定要归还在教难时期被没收的财产与房子。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corpus Christianorum（基督徒们的团体），就是作为法律团体的各地的信徒团体。因此，罗马国和传统的外教性的宗教的关系基本上被解开了，宗教政策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而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里程碑。虽然在这个新的秩序中仍然存在了一个憎恨基督信仰的人，就是Maximinius（（马克西米努斯））（他又恢复了镇压基督徒的活动），但Licinius（里奇尼乌斯）于313年4月30日在Adrianopolis（阿得里安欧波里斯）打败了他的军队，而他在逃跑中在Tarsus（大数）那里去世。现在，米兰的规定也施行在东方，而东方似乎10年之久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基督宗教和属于外教文化的政权进行了一次搏斗，并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充满喜乐地走向一个新的时代（Eusebius（优西比乌），10，1）。

后来的人经常谈论了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如何见到十字架。这一个故事记载在Eusebius（优西比乌）于337年写的、赞美皇帝的《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1，28—31）中，而作者又说，皇帝发誓这个故事的叙述符合真实的情况。在迈向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斯恩奇乌斯）的开始，军队仍然是在高卢或意大利北部时，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氏）向自己父亲的神进行祈祷，请他协助；当时是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和整个军队在太阳的上面看到了十字架的记号，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旁边又看到这些字：“以此你要获胜”（Touto nika）。那天夜里，耶稣向他显现，手里又拿着十字架，并命令他根据十字架要制造一个军号，就是一张军旗，上面划基督的象征（就是X加P）。这个军旗被称为Labarum（拉布兰）。当然，这个关于“十字架的显现”的报告受到很多质疑，因为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的著作De mortibus persecutorum（316／317年写的）仅仅提到在罗马的决战之前，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氏）作了一场梦，其中被劝告，要“将天主的记号划在盾牌上，这样进入战场”（ut caeleste signum Dei notaret in scutis atque ita proelium committeret），而Eusebius（优西比乌）自己在他的《教会史》（314年写的）中仅仅提到皇帝向基督徒的神作的祈祷（Hist．Ecel．9，9）以及后来在罗马建立的一座胜利像，这个像是皇帝右手拿着救恩的记号（十字架），下面又写铭文说，他依赖于此象征而解放了城市。毫无疑问，在皇帝的心中当时仍然有很多外教传统的因素，它们和基督信仰共同存在，所以他主要看十字架为一种魔术式的护身符和反抗敌人的工具。不过，根据《君士坦丁传》的说法，皇帝很容易接受了梦中的话和神视（神的显现），他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宗教经验，这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他对太阳神的传统性崇拜，另一边又影响了他转向基督信仰，但这个宗教经验的具体表现我们无法考证。

17、用精神的武器反对基督宗教

17.1如上所述，外教人的文化不仅仅利用了政府的权力来对付基督信仰，也施用了精神的武器。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基督徒，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都遭受攻击，部分上是直接的，部分上是间接的攻击。尤其三个相当有学术水平的著作在这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哲学家Celsus（克理索）的著作《真实的话》（Alethes 逻各斯，约写在178年），新柏拉图主义者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波菲利）的著作《反驳基督徒》（15卷，约写于270—275年）以及Bithynia（庇推尼）的总督，新柏拉图主义者Hierocles（希罗克勒斯）的书《爱好真理的话》（Logoi philaletheis，写于303年），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这个作者（参见16.4）。这一切著作没有被保存，一个原因是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于488年宣布要烧毁这样的著作，但另一个原因是后人再没有关心这些书。我们知道这些著作都靠一些基督徒思想家的著作，他们其中引用或反驳了这些书。最有影响的似乎是Celsus（克理索）的书。在Origenes（俄利根）于248年写的反驳它的著作Contra Celsum（《反克理索》）中，这部书从内容和顺序来看几乎全保存了。Celsus（克理索）从犹太教的角度，又从柏拉图主义和爱国者的角度来尖锐地批评基督信仰。他对《旧约》、《福音书》和其他的基督徒的著作都很熟悉。他反驳“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教义，反驳关于救恩的理论。他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后来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一直到18，19世纪的自由思想家，基本上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重复了Celsus（克理索）的论述。不过，有关历史的部分没有那么精彩，而关于耶稣生活的一些说法受了传奇的影响。

17.2据说，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波菲利）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属于教会（或是一个慕道者），但后来他以上面提到的著作反对教会，还在他的《由神谕而来的哲学》几个章节中也攻击基督信仰。这部著作具有某种间接攻击性，因为它为外教人提供一种据说来自“神谕”（神的“启示”）的教导，正如基督徒们在《圣经》中有神的启示。这样，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想强化传统的宗教，要拒绝人们当基督徒。新柏拉图学派的创始人是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Ammonius Sakkas（阿摩纽斯·萨卡斯，约242年去世），最重要的代表是罗马的Plotinus（普罗提努斯，244—270年），他的学生是上面已经提到的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约303年去世）。Jamblichus（杨布利胡斯，约330年去世）和雅典的Proclus（普罗克洛斯，485年去世）曾系统地发展了这个思想体系，这样新柏拉图主义获得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外教世界里，也对后来的基督宗教神学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Pseudo-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Areopagita伪丢尼修斯，以及通过这些人对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对宗教和伦理学都有强烈的兴趣，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理想的宗教哲学（曾被称为“古希腊最后的妙音”），并且通过神话的比喻式解释，通过苦练和灵魂的升华（Gottschauung，Ekstase）想净化粗糙的多神论，又要将它合理化，想满足比较高级的宗教需要，这样创造了一种“外教人的虔敬情怀”（eine Artheidnischer Pietismus）来对抗基督宗教。虽然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信仰有共同的想法和目标，但不久后与基督信仰发生尖锐的冲突（参见16.4）。

在3世纪初，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Flavius Philostratus（弗拉维乌斯·菲罗斯特拉图斯）根据皇后Julia Domna（尤利亚·多姆娜）（她是Septimius Severus（塞维如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的妻子，见15.6）的命令写了Apollonius de Tyana（阿波罗尼乌斯，去世约96年），一位魔术家和行奇迹的人的传记。这种小说式的著作介绍了一个道德理想和宗教人物的榜样，想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种类似于基督徒的《福音书》的东西，不过这部书不愿意直接反驳基督信仰，它主要想满足一种宗教渴望。出于类似的理由，就是为了满足对于有内容的宗教的渴望，人们在第2、3世纪又找出了那些古老的orphic和hermetic的文献（来自一个神：伟大无比的赫耳墨斯＝托特），这些文献提供一种埃及和希腊化的智慧文学和拯救人类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Poimandres）。

17.3也许那位思想太自由的修辞学家Lucianus de 萨摩斯岛ata（卢奇安）也可以视为一个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他是Celsus（克理索）的朋友，并在他的讽刺式文章De morte Peregrini（《论佩瑞格林的死》中，他也曾讽刺了基督徒们，因为他们有博爱，并不怕死亡；然而，他的著作主要不是批评基督徒，而是针对犬儒派写的，并且对基督信仰又呈现出一点敬意。他的著作约写在1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