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古代教会史

14、传播的阻碍和教难的种种原因。基督徒在法院

14.1正如Paulus（保罗）所说，宣讲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外教人的愚蠢”（哥林多前书1：23）。不过，基督宗教和外教生活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古代的宗教并不是个人的事，而主要是社团和国度的事。因此，家庭，社会和文化都与多神论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罗马人的国度很严格地坚持对祖国神灵的崇拜。那些被征服的民族被允许继续膜拜自己的传统神灵，而他们的神明偶尔也被纳入罗马神灵的圈子，但一神论的民族不能同时崇拜自己的神和罗马人的神灵们，所以罗马人对他们的态度没有那么宽容。反过来说，罗马人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宗教主要是一个民族的国教，而加入犹太人的希腊人（proselytoi）在很长的时期中相对少。因此，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称犹太教为religo certe licita（“无疑是合法的宗教”，见Apol．21.1），而早期的基督宗教在犹太教的影子中是安全的。

不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基督宗教不是一个古老的国教，而是一个新的，普世性的宗教。基督的信徒来自各民族，基督宗教甚至说它要征服全世界，要排挤其他的宗教。因为古人的宗教离不开国度，所以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可能会威胁国度的基础。由于基督徒对皇帝崇拜的排斥，人们对于他们更怀敌意。对于皇帝（或国王）的崇拜来自东方（埃及），但自从Nero（尼禄）和Domitianus（多米田）的时代，这种崇拜也成了西方（罗马）的习俗：皇帝受崇拜，他被视为帝国的活中心，被视为神。罗马的国度宗教（Staatsreligion）越来越重视这种皇帝崇拜，它成为忠信和爱国的关键象征，拒绝它的人可以作为叛徒惩罚。因此，恰恰这个要求为基督徒来说特别危险。另外，基督徒们也不愿意参加外教人的放纵宗教活动或不愿意在公共庆节装饰自己的房子，而且一些严格的人（如Tertullianus（特土良），Origenes（俄利根））甚至拒绝基督徒们的兵役（参见26.1）。在其它方面，基督徒们的态度肯定是建设性的和支持国家社会的。他们坚定地遵守了耶稣的教导（Mt太22：21parr）和使徒的教导（罗13：1；1Petr2：13—17），谨慎地完成了他们作为国民的任务，并在他们的礼拜中为皇帝和帝国献上他们的祈祷（Clem．哥林多前书61；Polycarp.,Phil12:3;Athenag.Legatio37;Theoph.Ad Autol.1.11;Tert.Apol.30）。不过，上述的种种态度和行动已经促使招来众人的怀疑，所以基督徒们被视为罗马国的敌人和皇帝的敌人（Tert．Apolog．35）。

14.2除此之外，早就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利的和奇怪的关于基督徒的谣言，而在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塔西图斯，见Annal．XV，44）和Suetonius（苏艾托尼乌斯，见Nero16）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些奇怪的说法。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些谣言：被分散的犹太人（diaspora）对于基督宗教有反感。古代社会中也有反闪族的倾向（antisemitism），而基督宗教首先被视为一种犹太教的流派。基督徒们主要面对了三方面的控诉：不参与皇帝崇拜和无神像的信仰被视为“无神论”（atheismus，见查士丁，Apol．1,6,13；Athenag．，Leg．，3-12；Mart．Polyc．3），因此被视为一切邪恶的来源。他们的圣餐和弥撒后的聚餐遭受恐怖的丑化，因为它被视为“杀吃婴儿的宴席”（Thyesteian meal），参见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Apolog．7,1：“sacramentum infanticidii et pabulum inde”），又被误解为进行淫乱的机会（乱伦，oedipodeische Unzucht；参见Just．，Apol，1,26；Dialogus10；Athenag．，Leg．31-36;Theoph.Ad Autol.3,4-15;Minucius Felix（菲力斯）,Octav.9.30.31;Tert.,Apolog.,7—9）。一些作者提到其它的控诉，如“迷信”，“魔术”，“崇拜太阳神”，“崇拜驴”等（参见Suetonius，Nero16：“superstitio nova et malefica＂；Tertullian，Apolog．，16；Minucius Felix（菲力斯），Octav．9）。另一些作者说，基督徒们憎恨人类，他们习惯性地寻求死亡（Tacitus，Epictetus（爱比克泰德），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在2世纪末出现一个新的控诉：“因为基督徒轻视（罗马）祖国的神明，他们招致了社会的灾难，比如流行病，洪水，饥荒，野蛮人的侵略”（Tert．，Apolog．40；Origenes（俄利根），In Mauth．Comm．Ser．39；Cyprianus(居普良)，Ad Demetr．2,3；Arnob．Adv．Nat．1,13,26；Aug．De civ．Dei2,3）。这种误告既很危险，又非常广泛和持久（一直到4，5世纪），但其它的控诉逐渐消失。那些在职业上依赖神明崇拜的人（比如祭司，神婆，制造神像的艺术家，文学家，算命先生，圣像商人等）特别反对基督徒，因为这个新的宗教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因此，基督徒们被骂称一个“无生产的阶级”（infructuosi negotiis，Tert．，Apolog．，42,43；徒19：24ff）。Minucius Felix（菲力斯）使外教人Caecilius说，基督徒是“一种鬼鬼祟祟的，害怕阳光的民族“（Octav．，8,4；Origenes（俄利根），C．Celsum3,55；6,14）。

14.3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民众的愤怒瞄向基督徒们，他们成为几次地方性暴动的受害者，特别是2世纪以来。各省的总督也偶尔逮捕了一些信徒，可能是出于某人的控诉或出于民众的压力或是自发的。自从250年，国度自己系统地进行迫害。皇帝们自己发表了一些普遍的敕令，其目标是消除基督教会，因为它被视为国度的敌人。在Decius（德西乌斯／德修）到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年间（250—305年）发生了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决战。

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基础不完全清楚，至少在Decius（德西乌斯）之前是这样。一些学者认为，古老的“公法规定”也适用于基督徒：反对不合法协助会（Hetaeria）的法规（Traianus（图拉真）皇帝加重这些禁令），反对不合法魔术的法令，禁止亵渎（sacrilegium）和无神论（不崇拜神被视为背叛祖国传统宗教的大罪：crimen laesae Roma nae religionis），参见Tert．Apol．24；尤其是lex Julia maiestatis（尤利亚权威法）；这条规定，谁威胁罗马人民和人民的安全，就可以判以没收财产或判以死刑。这条法律很容易用于基督徒，因为他们反对皇帝崇拜（crimen laesae maiestatisimperatorum，Tert．Apolog．28）。这种“亵渎权威”的罪行被视为颠覆政府的罪，所以罗马公民也同样可以遭受死刑，甚至可以受侮辱性的惩罚，比如烧死，钉在十架上，被野兽咬死等。这些法律规定大概也被施行（Tert．Apolog．10，1）。一些学者根据Tertullian的著作（Apolog．4）认为，早期（在Domitianus，甚至在Nero时代）就有一些特殊的“迫害基督徒的法律”，但这只能是一些例外规定，否则迫害教会的活动早就是普遍的，而Plinius（普林尼）总督也知道这些规定，但他还是向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皇帝请教。无疑，自从Nero（尼禄）皇帝以来，基督徒们因他们的称呼就遭受迫害，因他们的信仰被处死，这也是2世纪护教者多次提出的抱怨（illud solumexspectatur···confessio nominis,non examinatio criminis···Ideo torquemur confitentes et punimur perseverantes et absolvimur negantes，quia nominis proelium est，“他们仅仅要人承认这个名称，不查什么罪行—–·因此我们如果承认被虐待，如果我们支持就受惩罚，如果我们否认“基督徒＇这个名称，我们就被释放，因为这都是关于一个名称的争论＂Tert．Apolog．2，conf．44；Ad nat．1,6；Ad Scap．4；Iust．，Apol．，1,4；Athen.,Leg.,1.2)。

德国学者Theodor Mommsen等人说，反对基督徒的法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而是一种公共治安的问题，因为罗马高级官员（皇帝，市长，省总督）有一种“管治之权”（coercitio）。依赖于这种“管治权”，他们可以不管法院的一般规律，为了保持公共安定和秩序而处治他们的属下，甚至可以施行死刑。但是，除了“治安”的程序也在很多方面会有刑事案的程序，而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同一个总督管理这些。无疑，反基督徒的法案在罗马法律传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也不能完全从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所谓的“罪行”必须在法官面前证实（通过拒绝传统的祭祀），而一个放弃信仰的信徒被释放。

14.4虽然基督徒们遭受了多次并且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的信仰不能被消除，因为它包含了永生的希望。背教的信徒（所谓的lapsi“跌倒者”）一时因怕受虐待或怕死亡而放弃了信仰，但一般的信徒在痛苦和死亡中非常坚定和勇敢。男人和女人，青年，老人和小孩子，都向往殉道者的荣冠。在这种克服世界的力量中，基督宗教这个新宗教很明显地表现出其神圣的来源。

自从Orosius（欧罗修斯，Hist．Adv．Pag．7,27）和Augustinus（奥古思定／奥古斯丁，见De civ．Dei18.52）以来，人们说在古代曾经发生了10次教难，但严格来说，这不符合历史的过程。“10次教难说”的来源可能是这样的：人们想反映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十个灾难。

关于“殉道者”这个称呼有很多研究，但仍然留有一些疑问。首先，martys（殉道者）（或martyr）指那些可靠的“证人”，就是使徒，他们是耶稣生死和复活及他言行的证人（参见徒1：8.22；哥林多前书15，1ff）。后来，一切在危险中坚持基督宗教的真理的人，有时候以生命证实信仰的人，也被称为martys（殉道者）（“殉道者”，即Tatzeugen“以行动作证者”，Blutzeugen“以血作证者”，参见启2：13；Mart．Polyc．2,2；14.2）。那些没有被处死的，但在法院中宣认自己的信仰的人，——他们也会遭受殴打，酷刑，牢狱，流放-被称为homologetes（＝confessor（告解神父）守道者，宣信者；根据Mt太10：32）。不过，一直到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的时代，confessor（告解神父）和martys（殉道者）有时候被通用或混淆。

根据Origenes（俄利根）的说法（参见Contr．Cels．3，8），殉道者的人数一直到3世纪相对少，不过在Nero（尼禄）教难中也有一“大群人”牺牲生命了（multitudo ingens；参见15.1）。在3世纪，殉道者很多，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De mortal．26）已经提到martyrum innumerabilis populus（“不可数的殉道者的群众”）。在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发生了集体的死刑。从一开始，殉道者和宣认信仰的人在教会中享受了很大的荣誉，他们被视为“效法基督的人”（参见24.1；他们也是作补赎人的代祷者）。

那些宣认信仰的人们（confessor（告解神父））经常被接受为圣职人员。殉道者的死亡日被庆贺为他们的“生日”（hemera genethlies＝dies natalis，参见Mart．Polyc．18）。他们被视为“生于来世者”，而纪念殉道者的活动包括：在他们的坟墓上面或旁边宣读他们的passio（受难报告），举行一次纪念餐。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庆日历（“瞻礼单”），而这些后来变成规模很大的“殉道集”（martyrologium，synaxoria，menologia，参见70.1）。遗憾的是，早期的原始殉道报告文献不太多。这些早期的报告一方面是法院的官方报告，只有少数插句（Acta martyrum，比如查士丁的文献或Scilli殉道者的文献），或那些目睹者的报告（Passiones，Acta martyrum，比如关于圣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Lyon（里昂）的几个殉道者，圣Perpetua和Felicitas，圣Pionius，Cyprianus(居普良)等文献）。历史学家Eusebius（优西比乌）早已搜集了早期殉道者的故事，但这个文集失传。保存的是他关于Palaestina（巴勒斯坦）的殉道者303—311年间写的文献。在教难时代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殉道者传奇”，但这些传奇有时候稍微改写原始的资料，有时候以小说的形式夸大事实或发明很多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文献可以在Bollandistae（耶稣会历史研究小组）和Ruinart（参见2.8）的文集中发现。

15、从Nero（尼禄）时代到3世纪中的教难

15.1早期的罗马皇帝并不是迫害基督宗教的人。Claudius（革老丢）（克劳第乌斯／革劳丢皇帝，41—54年）在50年给在罗马的犹太人一些压力（他早在41年曾迫害过在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犹太人），并且驱逐在罗马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由于某一位Chrestus”不断造成一些不安（根据Suetonius，Claudius（革老丢）25的说法，Chrestus可能不是Christus基督）。这种措施也影响了那些皈依了基督信仰的犹太人（参见徒18：2：Aquila，Priscilla），因为他们也被视为犹太人的一个流派。不过，Claudius（革老丢）皇帝的行动不能称为“教难”。第一个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的迫害运动的皇帝是名誉极坏的Nero（尼禄，在位54-68年；参见Euseb．2,25,5）。根据Tacitus（塔西托，Annal．，15，44）的说法，对基督徒的逮捕与64年7月罗马大火灾有关系；当时的民众认为，皇帝自己是火灾的原因。为了不让人们继续怀疑他，并为了向民愤提供一个替罪羊，皇帝利用了一些诽谤者（可能是犹太人？）并逮捕了“一大群”（multitudo ingens）基督徒，-他们供奉一种“可恶的迷信”（exitiabilis superstitio），“因他们的种种恶行”遭受了人民的憎恨。但是，这些人在法院中没有被审判为“放火者”，而被证明是“恨人类的人”（odio humani generis），他们被集体审判。然而，在这个报告中有一些不明朗的地方。近代有一些专家认为，基督徒们受迫害与罗马失火根本没有关系，这仅仅是Tacitus（塔西托）的说法，因为他的倾向是处处丑化Nero（尼禄）。信徒们的处死被转化为一种给百姓提供的表演：在皇家的花园里用特殊的虐待（钉死，野兽猎捕人，烧人当炬，用一些神话故事来的景色为背景等，参见1Clem6：Danaiden und Dirken）。这次的教难好像只限于首都，但继续维持了到Nero皇帝的去世。在受难者中也有两个使徒，Petrus（彼得）和Paulus（保罗）（保禄／保罗，参见9；10）。这次教难带给罗马世界的印象也很大：基督的名字从此受歧视，被打上了“罪行”和“该杀死者”的烙印。

15.2在Flavius王朝的头两个皇帝的任期内（Vespasianus韦斯帕芗和Titus（提多）提图斯），基督徒们没有受干扰，但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81—96年）无限地夸大了对皇帝的崇拜（他使人们正式称他为Dominus et Deus主和神），并维持了一种恐惧的，遭人厌恶的统治；在他的任期的最后几年中，基督徒们再次开始受苦。皇帝的表弟，一位元老和曾当过执政官的Titus（提多） Flavius Clemens（革利免），因为“无神论”或“落入犹太人的习俗”而被处死，他的妻子Flavia Domitilla被驱逐出境。与他们一样，老执政官Acilius Glabrio也成为Domitianus（多米田）的牺牲品，他们也许都是殉道者。另外，在启2：13和启20：4中所提到的小亚细亚的殉道者（Antipas de Pergamo（别迦摩的安提帕）等人）也属于这个时代。他们被处死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使徒Johannes（约翰）被驱逐到Patmos（拔摩）岛（参见11.1）。因为皇帝担心自己的宝座不稳定，所以他甚至让主基督的亲戚从巴勒斯坦来到罗马，向他们进行调查，并送他们回去，因为他想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害的——但这种报告（参见Hegesippus在Eusebius（优西比乌），Hist．Eccl．，3,19.20）也许不是完全可靠的。与前一次教难比较，这些教难似乎不重要（参见Tertull．Apolog．5：Domitianus portio Neronis de crudelitate图密善的残酷远远比不上尼禄的）。虽然如此，这次教难本身也是一场灾难。历史学家Dio Cassius（卡西乌斯·狄奥）和另一些人说有很多受害者。

15.3那位慈祥的Nerva（内尔瓦皇帝，96—98年）再次提供一些平安。他甚至禁止人们控告基督徒们为“背叛皇帝者”或因为他们的犹太生活或基督徒生活方式而控告基督徒（参见Dio Cassius（卡西乌斯·狄奥）68.2）。下一任皇帝是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98-117年），他是一位很能干的领导者，有严肃的，军人般的性格，并使罗马帝国扩展到历史上最大的范围。在他的任期内又爆发了一次教难，这次与禁止非法组织（Hetaeria）的禁令有关系。耶路撒冷的主教，120岁的老Simeon（西门），主的亲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Antiochia（安提阿）的主教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参见37.4）在罗马被野兽咬死。关于小亚细亚，我们有更详细的消息：Bithynia et Pontus（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总督Plinius Minor（小普林尼）曾处死了好几个基督徒，又恐吓了其他的，使他们放弃信仰，但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信奉了这种“完全错误的迷信”（参见12.8），所以他于112年向皇帝写信，询问皇帝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皇帝回信，并给出如下的规定：不要主动地寻找和逮捕基督徒们，但如果有人控告他们，应该惩罚他们（conquirendi non sunt；si deferantur et arguantur，puniendi sunt），但否认信仰的人应该获得释放。另外，他又说不可以听无名人的控告，但基督徒们的情况仍然是够严重的。最高的权威正式说了，他们的宗教是不该允许的，甚至有死刑的可能性。虽然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的规定自身有一些矛盾（参见Tertull．，Apolog．2，8），并且不想作出长期的规定，对后人也没有约束力，但实际上成了国度对基督徒的镇压的标准态度。

在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后的两位皇帝自身表现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他们甚至通过一些敕令来保护基督徒们不受希腊或小亚细亚暴民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经常发生了一些攻击基督徒的暴动。不过，基本的法律情况没有改变。Hadrianus（哈德良）皇帝（117—138年）曾经于125年在一个规定中给亚细亚省的总督MinuciusFundanus写道：如果有人谋利诽谤基督徒或引起反基督徒的暴动就应该惩罚这样的人，并且要求正规的法案处理。Antoninus Pius（安托尼·比约）皇帝（138—161年）也怀有类似的态度。根据一份在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著作中（见Hist.Eccl.4,13）保存的文献，他甚至在亚细亚省的省聚会上（Provinziallandtag von Asien）禁止人们以“无神论”为理由控告基督徒们，但这份文献也许经过后人的改写。当时的信徒们确实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写的“护教”文献（Apologia）中看到，参见Quadratus，Aristides，查士丁的文献（参见38）。在Hadrianus（哈德良）时代，犹太人在Bar Kohba（巴柯巴，132—135年）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们不愿意参与这次暴动，犹太人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参见Just．，Apol．，1,31）。在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的著作中（Adv．Haer．3,3,3）有关于Telesphorus（特勒斯佛若）教宗的殉道的记载（136年？）。在Antonin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任期内还发生了罗马的Ptolemaeus（托勒梅乌斯）和另外两个信徒的殉道事件，这就推动了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写他的第二个《护教篇》。Smyrna（士麦那）的主教是86岁的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波里加）。他的殉道事件，一次“光荣的血证”（参见Irenaeus（爱任纽），Adv．Haer．3，3，4）大概也发生在那个时代，因为他很可能在156年2月22日去世（参见37.5）。他和11名朋友一起殉道。关于宝贵的殉道文献的研究，参见37.5。

15.4第四次规模比较大的教难发生在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任期内（161—180年）。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对斯多亚哲学怀有很大的热忱。在他的任期一开始就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有饥荒和传染病，而在边界地区出现了强大的野蛮民族。因此，在一些地方又有人想，基督徒们是这些不幸事件的惹起者。这样，信徒们受压迫，面临盗窃和掠夺的威胁。皇帝自己在这个新的宗教中仅仅看到了“反叛精神”和“轻信者的愚蠢”（参见其著作Meditationes，11，3）。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他也曾当过皇帝的老师）Fronto（佛润托），曾发表了一份诽谤基督徒的讲演（但这也许已经是在Hadrianus的时代）。那位反对基督信仰的学者Celsus（克理索／克理苏）发表了他的著作《真实的证据》来反驳基督徒们（参见17.1）。基督宗教的学者Athenagoras（雅典那哥拉），Melito（梅利托），Apollinaris（亚波里拿留），Miltiades（米太亚德）（参见38）都向皇帝写过一些“护教文献”，这都说明当时的教难是多么严重。虽然皇帝没有发表一个特殊的“镇压敕令”，但在176年宣布的一个敕令很容易可以视为一个针对基督徒的命令，它规定，如果有人介绍新的宗教并这样引起百姓的不安，就应该处死他（如果不是贵族人，如果是属于贵族的人则应该流放他）。当Gallia（高卢）的Proconsul（总督）向皇帝请教时，皇帝再次肯定了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皇帝的基本原则。

那个时代的重要殉道事件是这些：在罗马，杰出的哲学家和护教士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和6名朋友一起被斩首（参见38）。在法国的Lyon（里昂）开始暴民的一种反对基督徒的暴动，在177年有50名信徒牺牲，其中有90多岁的Pothinus（波提努斯）主教、Vienne（维恩）的执事Sanctus（三克图斯）、一位年轻的奴隶、Blandina（巴兰迪纳）女士以及一位男青年Ponticus（波恩提酷斯）；（参见Euseb．，Hist．Eccl．5,1-2有一封信，是Lyon（里昂），Vienne向小亚细亚各团体写的信，关于高卢的教难）。在东方的殉道者是雅典的主教Publius（普布利乌斯）和Laodicea（劳迪切亚）的主教Sagaris（撒伽利斯；参见Eus．Hist．Eccl．，4,23,2；26，3），大概在同样的时候还有Carpus（卡普斯）主教，Papylus（帕皮路斯）执事和女信Actagathonike（阿伽托尼克），他们都在Pergamum（佩伽门）城被烧死。有一个消息说，皇帝在率领军队并征服Marcomanni（马克马尼）和Quadi（克瓦迪）这些民族后，禁止人们继续镇压基督宗教，因为他相信，一些基督徒在军队中作了祈祷，所以才发生了“降雨奇迹”，使军人（所谓的Legio fulminata）没有渴死。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皇帝并没有信基督徒的神，而认为，“降雨的朱庇特”（Jupiter Pluvius）拯救了他的军队（参见Tert．Apolog．5；Ad Scap．4；Eus．5,5；Dio Cass71,9）。

在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的儿子Commodus（克摩杜斯，180-192年）的任期才开始有比较平安的时代。这也许和皇帝的一个妾有关系，她是Marcia（马尔基亚），自从183年对皇帝有影响。她倾向于拥护基督徒们，也许自己是信徒。因她的请求，一些在Sardinia（撒丁岛）的铅矿中受苦的信徒获得释放。当时在很多省中举行了一些主教会议来讨论复活节的日期（参见25.3），也没有受到阻挠。不过，仍然发生了个别殉道事件：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有6位（3男3女）来自Numidia（努米底亚）地区的Scilli城的殉道者被斩首（180年7月18日）。在罗马有一位贵族人士，具有哲学知识的Apollonius（阿波罗尼乌斯）殉道；他曾在法院中替信仰作辩护（大约在185年）。在小亚细亚曾有Arrius Antoninus（阿瑞乌斯）总督激烈地反对基督徒们（参见Tert．Ad Scap．5）。

15.5来自Africa（非洲）（阿富利加／非洲）的Septimius Severus（塞维如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赛普提米乌其·赛维鲁，193—211年），一开始继续前人的宽容政策，个人对于基督徒们也曾经表现出了友好的态度，但后来转变了态度，这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一些起义，也许是因为在社会的高阶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他以严厉的惩罚禁止人们正式进入犹太教（禁止割礼，201年），不久后也禁止人们接受基督信仰（202年）。因此，镇压活动特别针对了慕道者和新信徒。关于埃及（参见Euseb．6，1—5）和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地区，我们有更详细的消息。在Alexandria（亚历山太）有Leonides殉道，而他的儿子Origenes（俄利根）的几个慕道者中也有几位殉道。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的斗兽场里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殉道事件，就是圣女Perpetua（蓓蓓都亚）和Felicitas（费利西达）以及三个男人的殉道（202年或203年3月7日），我们还有关于这件事的重要殉道文献，可能是由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写的，真是在殉道文献中的至宝。

在Septimius Severus（塞维如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塞维鲁）皇帝最后几年中（大约在208年后），情况基本上又比较平安，并且也维持了很长时间，虽然杰出的法律学者Ulpianus（乌尔比安）约于215年搜集了历代皇帝们反对基督宗教的敕令（参见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Instit．5，11），而这个活动使我们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在高级官员层次中，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始终是相当敌对的。在称为Caracalla（卡拉卡拉）的M.Aurelius Antoninus皇帝那里，对于基督徒的宽容大概来自年轻时期的一些印象（他曾受了基督宗教教育因素，l徒e christiano educatus，Tertull．Ad Scap．4），但在其它方面，他是最腐败的皇帝之一。在当时的法律情况下，地区性的教难完全是可能的，正如在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总督Scapula（211／212年）的领导下-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曾向他写过一次尖锐的警告。

15.6在Caracalla（卡拉卡拉）时代开始了“叙利亚皇帝的时期”（211—235年），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叙利亚人Julia Domna（尤利亚·多姆娜），她曾是Emesa（埃米萨）的太阳神的祭司的女儿，后来成为Septimius Severus（塞维如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妻子（参见17.2）。在罗马历史上，这个时期算为最混乱的、灾难最多的时期，它的特点是军人的领导与妇女的影响（比如JuliaDomna，她的姐妹Julia Maesa和她的女儿们：所谓“四个朱利亚”），罗马帝国在内部和外部的腐化，东方和西方一步一步的平等（Caracalla卡拉卡拉于212年为所有的自由的人提供罗马公民权），帝国西部越来越多受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参见5.1，3），尤其是太阳神的崇拜（Sol invictus 密特拉）。Caracalla大概在一次敕令承认了东方的宗教传统，并使之与罗马的国度崇拜结合为一。在当时的Alexandria（亚历山太）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一种有唯心倾向的宗教哲学（参见17.2)。

那个很年轻的Elagabalus（埃拉加巴卢斯，218—222年）曾经以恶习和无度侮辱了皇帝的宝座。他曾在几年的时间排挤了传统的罗马国度宗教，以东方的宗教取代之：他想建立对于巴尔 of Emesa（埃米萨）（埃梅撒的巴尔）的崇拜，并自称为“不可战胜的埃拉加巴卢斯太阳神的最高祭司”（Sacerdos amplissimus Dei invicti Solis Elagabali）。据说，他曾想在自己的太阳神崇拜里融合一切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他的表弟是一位高尚的，负责任的，但比较弱的皇帝，Severus（塞维如斯） Alexander（亚历山大）（赛维如斯·亚历山大，222—235年），他对基督徒们的态度非常友好，超过前面任何一位罗马皇帝。写他传记的人Lampridius（兰彼迪乌斯）曾这样写：“他曾容忍基督徒们的存在”（Alex．Sev．22）。他不仅仅在朝廷的仆人中有很多信徒，也和那位具有学问的平信徒神学家Julius Africanus（参见39.5）有朋友般的来往。他又在宫殿和公共房子外面写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马太福音》（Mt太7：12）的“金科玉律”的消极说法。当罗马的基督徒们与一些饭店的经营者发生冲突时，他决定给基督徒们一块地，使他们在那里建立一座为宗教活动用的楼。不过，写皇帝传记的人不太可靠，比如他曾写（43章），Alexander（亚历山大）皇帝愿意为基督建立一所神殿，想接受他为神，又在家里的众神龛（lararium）里除了崇拜Apollonius de Tyana（阿波罗尼乌斯，参见17.2）、Abraham（亚巴良）、Orpheus（欧尔菲）、最优秀的罗马皇帝、自己祖先以外，还崇拜了基督的图像；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更接近基督信仰的大概是皇帝的母亲Julia Mamaea（尤利亚·玛麦亚）（尤利亚·玛美亚），她很有才华，但又有统治欲。她和当时最有影响的神学家都有来往：她叫Origenes（俄利根）来Antiochia（安提阿）举行一些宗教方面的讲演（约于232年），而罗马的长老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曾献给她一篇关于复活的论文。不过，她大概也没有领圣洗，只有第5世纪的历史学家（Rufinus，Orosius等）才称她为“基督徒”。无论如何，基督的教会从这些条件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并且似乎离官方的承认不远，比313年前任何时代都近。

个别的殉道事件也同样在那个时代发生，因为帝国的法律仍然敌视基督徒。比如，圣Caecilia（则济利亚）的殉道一般被划入这个时期，因为在文献中出现某一个Urbanus（乌尔巴努斯）主教（可能指Urbanus教宗，222—230年），不过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在后人（Valerianus或Diocletianus）的教难中殉道。这个圣女的殉道文献和其他的罗马城的殉道者（圣Agnes，Laurentius，Sebastianus，Martina）的文献完全是传奇式的，所以似乎无法获得个别的确切的证据。不过，这些人的殉道是肯定的，因为早期教会很早就敬重这些圣人。

15.7当Alexander（亚历山大）皇帝和Mamaea（尤利亚·玛麦亚）在莱茵河边的军营中被杀死时，教会也面临一次尖锐的转变。军队宣布了Maximinus Thrax（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235—238年）为皇帝，他是“皇帝宝座上第一个野蛮人”。他逮捕和镇压那些拥护前任皇帝的人，特别镇压基督徒。他的敕令特别针对基督徒团体的领导者，就是说高级的圣职人员。因此，教宗Poatianus（蓬蒂阿努斯／彭提安努斯）和反对他的主教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参见32.4；39.4）都被流放到撒丁岛，而那里的可怕气候不久后带给了他们死亡。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氏）被埋葬在Via Tiburtina的墓地（这个墓地是以他命名的），而Pontianus（彭氏）的铭记1909年在Callistus—catacomb（卡里斯托墓穴）被发现了。不过，好像没有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教难，只有在小亚细亚的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省和Pontus（本都）省发生了一些镇压教会的运动，因为在那里发生的地震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但这些敌意没有维持多久。Maximinianus（马克西米努斯）（马克西闵）皇帝看来自己也不喜欢这些镇压活动，而在Gordianus（格迪安努斯，238—244年）的统治下，平静的状态能够继续。下一个皇帝是来自Bostra（布斯拉）的阿拉伯人Philippus（腓力） Arabs（斐理伯·阿拉伯人，244-249年）对基督徒是很友好的。Origenes（俄利根）和他及他的妻子Severa都有信件来往。不久后在基督徒的圈子中已有谣言说，Philippus（腓力）（斐理伯）皇帝自己是基督徒，并且他曾在Antiochia（安提阿）因杀人的重罪而接受了教会给他的补赎。但在“罗马1000年”的硬币上（公元248年），他又以举行祭祀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出现，并且在公开的场所都以非基督徒的形式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