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章：中日战争期间的见闻

1．中日战争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日之间曾有协议，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向朝鲜出兵必须事先知会对方。但是，满洲政府，就像他们惯常处理外国事务一样，并不守约。一艘被中国政府租赁的轮船“高升号”，满载士兵，向朝鲜海岸驶去，以平定当地内乱。一艘在朝鲜海域监视的日本军舰；朝船头方向开了一枪，警告船长停船。就在船长下达命令之际，中国士兵之中发生了骚动。

眼看灾难就要来临，船上一个叫凡-汉衲肯（Van Hanneken）的德国人跳进河里，向岸边游去。汉衲肯从天津出发，是被中国政府请来协助军队的。中国士兵残忍地向他开枪，但是他幸运地躲过了。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宣战的合理缘由。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开战了。在日本人路过朝鲜首都时，他们已经残忍地杀死了皇后，因为在反抗日本人的过程中，皇后表现得很活跃，也很有智慧。随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就这样，日本军队开进满洲里，意在向北京派兵。慈禧太后非常震惊，她害怕他们会像杀死朝鲜皇后那样，杀死她。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精明的俄国公使卡西尼（Cassini）伯爵看到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外交突破机会。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如果她答应给俄国一定的优惠政策，俄国将对中国提供保护。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俄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下子进入了高潮。旅顺港被割让给俄国，中国甚至同意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满洲。当日本军队进逼北京、对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造成了威胁的时候，俄国、德国、法国曾建立了一个同盟，共同抵制日本。他们的舰队集结在直隶海港，准备好了对抗日本舰队。日本发现自己无法独自对抗中国军队与这三国的合力，因此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算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和谈。但是，他们还是彻底战胜了中国，中国人感受到了一股刻骨铭心的屈辱，因为征服中国的是一个素来被称为“倭寇之国”，领土和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

2．我们的出版物在战争期间的影响

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倍，读者对它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月要印刷两版。艾伦博士关于战事的文章大受欢迎，被认为是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人员将他们的订阅数量增加了一倍，并把其中一些分送给首都的官员们。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定期把大约三十份《万国公报》邮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的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历史的最新进程，说明如果他们采取西方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国家就会有希望。在这个翻译版本的序言中，犹豫再三，我还是冒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一再遭到外敌入侵，割地赔款，屈辱受尽，原因到底何在？”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民族间的阻隔，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满洲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抵制这种和谐，持续不断地起着阻碍作用。他们一再受到的羞辱是上帝的惩罚。因此，如果说，与世界的敌对态度是中国水深火热的原因所在，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么，她就不难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我把这本书和序言寄给了一些巡抚大员，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对我大胆言论的回应。但我没有等太久。李鸿章很快发来电报，请我去天津见他。但是之前，我已经答应了张之洞去南京见他，讨论战争事宜。战争尚未结束，李鸿章就被免去了官职，闲居在北京，这使得我得以与他会面。

3．中国书商态度的转变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中国公众的观点是反对基督教文学的。基督教的福音单张被用来纳中国式鞋子，其他宣传读物的最终命运则是被集中起来，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在寺庙里烧掉。无论如何，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售基督教的任何图书，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是对一个有身份的人的贬低。

然而，1895年，就在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以及广学会的其他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历史》就出现了不少于六个版本的盗版。其中一个针对富裕的买主，其他的则针对经济情况稍微差一点的买主。所有的盗版书的总价值加起来肯定达到一百万。《时事评论》也被盗版。在北京，1895年到1896年初，戊戌变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改革俱乐部办了一份报纸，不仅重印了艾伦先生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而且连名字都一样。

因此，到了这个时候，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被拆除了。书商们不再觉得广学会的出版物一文不值，而是为能销售我们的出版物而高兴万分。一套《十九世纪历史》在上海价值两个美元，但是到了西安却值六个美元，这一点也不用奇怪。我们不知道盗版书商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我们从各个销售点所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捐助，这使得我们可以更经常地在任何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开展免费赠阅。

4．南京的冬天

这是从那个时期的一封信件中摘录的内容，可能会使读者感兴趣：

天气很潮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还伴着大风。路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浆，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溅。每个路人都蜷缩着身子，好像得了心绞痛。路上什么车都没有。只有一顶轿子，还是从河对岸的下口来的，因为没有被送往应该去的渡口才留了下来。如果能现场看看中国人如何准备一顶轿子，那种因循守旧的态度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轿子必须被放置在祖先留下的地方，必须是祖先用过的那一顶，即使破裂的轿板和烂了的蒙布也不能更换，就连风也必须从使祖先烦恼过的同一个缝隙吹过。为了寻找轿夫，我们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当轮船靠近时，他们很抢手。这样，我们才得以前进。

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到处是倒塌的房屋。但是，让陌生人吃惊的，还是马路两旁的草棚。那些棚子大约四英尺高，四英尺宽，七英尺长。里面没有桌子、椅子，更别提床了，只有冰冷的地面，地上铺着一点稻草和一个草垫，它们被当做床来使用。唯一的家当是一口下面烧着火的铁锅，还有曾经是被子的一堆烂棉絮。

老人和妇女无法抵挡这样的严寒，年轻人因为食物的贫乏饱受饥饿之苦，体弱多病。许多人以赌博维持生计，因为除了这个他们无计可施。他们的皮肤冻得发紫，结了一层白色的痂。他们的姐妹们幸运一点，很久以前，为了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她们就被卖了。有人管这叫羞耻，其实是为了让她们的家人少受几个月饥饿的煎熬。尽管饱受贫穷之苦，但是人的自然本能还是存在的，还是有人会像做梦飞到天上一样，做梦能娶上老婆。有时，他们会把食物分给一个饥饿的寡妇，这个寡妇的孩子就躺在邻近的棚子里，她或许会得到一晚上的款待，直到另一个婴儿出生。婴儿是没人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到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这些轿夫们，他们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仍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和膝盖都是光光的，脚上穿着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走着，但是心里却还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好歹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的代价，他们终于挣了一口饭吃。

我们到达了总督府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就住在那里。旅馆不是通常的三层楼，而是由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大院，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个门有八英尺宽，前门晚上才关，后门则白天晚上都开着。这所房子后面是两所跟它一模一样的房子，由一个二十英尺长的、敞亮的房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前面的那扇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后面的那所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冷风没日没夜地往门里面灌着。

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户中间的缝隙很大。房间由薄木板隔开，中间的缝隙也很大。风从高处刮下来，从我们的卧室刮过，就像水流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的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挡风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管这叫床。其实只是一些光秃秃的木板，上面根本没有铺盖。房间里还有两把椅子，只有一把能坐，还有一张桌子，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桌上有一盏老掉牙的油灯，大约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样式。如果向老板要铺盖，他们就会拿过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垫子，被子多年没有洗了，黑乎乎、油腻腻的。更糟糕的是，老板娘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指挥她的丈夫发铺盖，那个小孩患了麻疹。他们显然不知道，把铺盖从一个有麻疹病人的房间里拿出来有什么不妥。所以，对住客来说，这里既不暖和，也不健康，甚至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内的温度远在冰点以下。

这就是中华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理下的社会现状。谁会把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称为文明的国家，而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的文明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的民众所深陷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刚硬，而打算为拯救他们去做点什么。

5．第一次会见张之洞

我第一次会见张之洞是在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留美归来的梁敦彦先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主管，他是除我之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天是正月十一，不仅仅是中国的新年之中，也是衙门的假日，一些没戴帽子的仆人进进出出，衙门院子很安静，就像是英国在礼拜天的情景。

在督署的会客厅等了半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穿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这会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为了避免别人转达所带来的不便，我想跟总督当面交谈。于是，我们就战争问题聊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我离开之后才传到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数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回到了国方式的老路上。只是拿中国的优越性相比，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失落。就像辜鸿铭，他是个非常挑剔的人，但是经验又不成熟。他告诉我中国人觉得欧洲只是在嘲笑他们的弱小，而不会真正帮助他们。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官帽出来，引我去见总督。这会儿，已经差不多是一点半了。我一进内院，总督便出来迎接，他穿着长袍，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向他鞠躬，在我进屋后，又一次鞠躬，感谢他先前为广学会捐赠的白银。

在谈话中，我讲了如下几个要点：除非即刻达成和谈，否则任何的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就这一点上，总督完全同意，打断我的话，来发表他的看法）；上帝命令中国维新变法，倘若中国对此置之不理，上帝会让其他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印度、埃及等国的先例那样。

在回答我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一直思考日本为何如此没有原因地打破先前的和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他们屈服，而日本会像拿破仑治下的法国那样消耗殆尽的。他一直重复我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棋局，不掌握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博弈的。这个比喻影响了他的观点。

最后，他以一种无计可施的表情问我，和平将如何实现，要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而西方各国又坐视不理。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他事情上那样竭尽全力，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意见统一，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中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影响取得其他各省的支持。听这里，他笑了，显然这种恭维起了作用。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来打算要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帝使他身居要职，就一定赋予了他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扫清道路。

他为我在中国所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通过我的书，使四十个最高级的官员看清眼前的现实，剩下的官员们就会效仿他们。他承认，任何国家的繁荣昌盛都必须经过改革的艰难之路，但是又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最根本的东西，无法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何如此着急地赶回上海，问我什么时候再来见他。接着他要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帽子。看到这里，我赶紧请求他不要出去，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因为寒冷我睡得很少，实际上，我相当于睡在露天里。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思想被震动之后，我也没睡好。一方面是因为寒冷，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反复思考能够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分，我将思考的方案拟成了一个提纲：

（1）在一定年限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赋予某一国处理在中国的绝对权利，以此来处理中国的所有对外关系。

（2）这个外国政府必须被赋予在中国实行各种改革的权利。

（3）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部门。

（4）中国皇帝应该像以前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

（5）限期结束之后，外国政府应把属于中国的一切官职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6．第二次会见张之洞

回到上海不到一周，我正在苦心孤诣地细化我的方案，我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即刻动身前往南京，再会一次面，来回费用由他支付。于是在2月16日，我回到了南京。梁先生来拜访我，传达总督要第二天八点半钟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延请某个外国政府接管中国的方案大纲送给了梁先生，这样他可以先传达给总督，以便总督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为明天的会面做个准备。

在2月17日早上，我按时到了衙门，不得不与其他官员一起等候总督。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戴蓝宝石官帽的官员，他姓余，他告诉我说他从荣城来，曾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多年了。随后，一个戴着红顶官帽的人进来了，他是前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澜尔（Fryer）博士。稍后，又进来一位戴着水晶顶子官帽的官员，他说他认识在天津的麦肯兹博士，问我是否认识。然后又进来了一位戴着红宝石官帽的人，他一进来所有人都起立、鞠躬，我也跟着照做了。接着他在一把很高的椅子上坐定，也请其他官员坐下。他姓屈，是总督府的财务总管，负责总管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十一点钟，梁先生进来了，看了下我的手表。我问他，我是不是正好在八点半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是这会儿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扰。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又同他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理方案，好让他明白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先生告诉我，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皇室年轻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他，总督是不是打算送一些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去国外，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更年轻的一些人去国外接受教育。我回答说，那将会耽误太久的时间，第一批派往国外的人应该是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就在这个当口，有人传话进来，引我去见总督。这一次，总督不像前一次那么友好，脸上似乎阴云密布。寒暄之后，他问我提供的“妙方”是什么。我马上讲了我的三点方案。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中国变成某一个国家的托管国，但是他赞成在十年之内的某个时期里，与某个国家成立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可以给予对方商业上的一些优惠条件。如增加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等。但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嫉妒，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7．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在我回到上海不久，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正在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赴日公使去缔结与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见个面，于是，给他送去了一本我翻译的、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还有我写的序言，希望他能读一下，并请问他有没有时间允许我登门拜访。在答复中，他与我约定2月28日会面。

在那次谈话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困境：

（1）来自法国、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来自外国威胁的危险。

（2）来自中国官员和民众愚昧无知的危险，正是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穷。

（3）来自于人口负增长的危险。这会导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像他们在美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扭转中国衰落之势的方案：

（1）派出两位亲王担任日本和谈的全权代表，考虑有限的金钱赔偿，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赔偿。

（2）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措施。

（3）大清皇帝应该每日召见总税务司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爵士，每一位巡抚都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式聘请外国专家和顾问。

（4）中国应该联络世界各国，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除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中国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具体事宜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回答：“俄国是一个让其他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说英国是最值得信赖的。我提出，与所有列强都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在回答中，公使提到了以下几点：

（1）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2）任何解决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是毫无用处的。

（3）他曾提出过派遣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将意见递交给朝廷，因为那样只会削弱他的影响力。

（4）官员之间以各种名义互相攻击，但上面从没有人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5）铁路会使中国受益匪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士兵送到任何地方。

（6）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

（7）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则并非如此。

（8）中国派往国外的考察团，极少有合格的观察者。

（9）如果我有什么建议，他很高兴见识一下。

（10）我提到的这些方案，十有八九他很赞同。他感谢我热心地提出了这些好的建议，但是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为时已晚。

当我提到，还有十几天时间的转圜余地时，他回答：

（11）中国已经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

（12）在国外，他本人曾得到了各国政府的热情接待，但想到各国公使在北京的待遇，他感到羞愧。

当我提到应该大力诱导改革方案付诸实践时，他回答：

（13）不经过各个方面巨大的、根本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情也无法做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之情，深深地影响着他。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以下两点：

（1）我把日本的进步归结为对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的接受。

（2）我提出了如何使中国由穷困潦倒转为繁荣昌盛的具体途径。

然而，他对于我提到的那些改革措施的立即执行，不抱任何希望。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所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广泛。

8.第三次面见张之洞

五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见了张之洞，为的是将进一步的改革方案呈给他。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十九世纪历史》写一篇序言。回去的途中，在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读了我的翻译后，他很愿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询问他的父亲能不能也为我写一篇序。在谈话中，他提到了民众的贫穷，以及越来越多他们无法负担的赋税和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并没有把税款留在自己手里，但他也强调，张之洞非常专制，将当铺、盐商和其他人的积蓄搜刮得一分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