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一章：代表教会进京上书

1．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诽谤。我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为了起草一份请愿书，来说明基督教传教士的真正的目的和请求保障宗教自由，我们成立了七人委员会，包括艾伦博士，艾什莫博士，布罗杰特博士，约翰博士，摩尔主教，惠里博士，以及我。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准备出来一篇很长的建议书。但是，因为种种复杂的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将它呈上去。然而，到了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要求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

在1890年的讨论会上，我预言我们正处于随时都濒临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1892年，反传教士的暴动在芜湖及长江流域一带爆发了，在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传教士表示敌意。在我每天和每周的报纸中，以及印刷的声明书中，我都表示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和赞同，强调传教士在饥荒救济和医疗工作中所做的善行。我尽我所能的去影响中国民众，但是，遗憾的是，迫害活动依然在长江流域继续。

1893年，两位瑞典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惨遭猛烈攻击。他们爬上房顶，试图通过其他房子的房顶逃脱，但是他们像捉老鼠一样被人群追赶。被抓获后，他们被残忍地杀害了。当这个罪行被报告到总督府时，总督大人对此事一点都没有表示震惊，但是他说了以下令人难忘的话：

我们不想要这些传教士。我们反对他们，发动暴乱抵抗他们，破坏他们的教堂，杀害他们的皈依者，杀死这些外国传教士们。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杀的越多，他们来的越急切。

1893年9月，我特别走访了汉口，想要与格里菲斯-约翰博士和希尔先生商讨上书事宜。同时，在四川省爆发了更严重的暴动。反传教士运动不止局限于长江流域，也很快扩散到福建省。

1895年4月，恐怖的屠杀发生在十一位圣公会传教士身上，受害者中大部分是女性。此事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

我立即写信号召委员会的成员们去北京，试图接触最高的权威。尽管大部分的委员不能离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一致同意应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所以他们授予我全权，赴京与委员会成员布罗杰特博士和惠里博士一起商议之后采取行动。离开上海前，我起草了一份更短小可行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得到艾伦博士的完全肯定和支持。晚些时候，我的建议书获得了传教士团体的二十位主要代表签名，其中包括好几位主教。

9月到达北京后，我发现布罗杰特博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基督教的声明书打算呈给皇帝。但完成之后，他就回国休假了，把手稿留给惠里博士了。经过一致同意，我的短小的那篇建议书应该呈给总理衙门。布罗杰特博士所写的请愿书，指向的是同样的话题，非常详尽，应该和我的建议书一起以书籍呈递。两份文件经过中国人十分仔细的修订，誊写出来，所以花了些时间之后，才完全把它们准备好。

2．第一次会见李鸿章

为了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我们实施了一些预备工作。在那个时候，总理衙门有八位成员，恭亲王是首席总理大臣。因此，我拜访了李鸿章。因为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利，他当时比较失宠。我请他帮我写一封见恭亲王的介绍信。我的拜访时间是9月17日，我从那天我的笔记中摘要如下：

总督大人非常的和蔼可亲，坚持让我和他共进晚餐。吃饭的过程中，他说了一些对我的赞美之词。在公共事务上，他提到了以下八方面的内容：

（1）皇帝没有主见，只是依赖于少数几个顾问。

（2）掌权的重要官吏对国外事务知之甚少。鲜有官吏读过外交方面的书籍，比如说我翻译的麦肯奇先生的《十九世纪史》，他个人已经重复读过几遍，也推荐给他的幕僚们去读。

（3）所有人已经反对他和日本的议和主张，就连张之洞都鼓吹要斗争到底。

（4）北京的高级大臣提及西方教育的时候，称之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所以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只用来学习中国传统学问上。

（5）这些充斥候考生大脑的八股文，其实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

（6）政府将不会给西学合格的人提供职位或工作。

（7）《新闻报》（上海出版的报纸，被认为是张之洞部分出资的）对他的攻击是可耻的。

（8）能读高级中国经典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毕德格先生是一位美国人，他是李鸿章的外国秘书之一，在和他沟通之后，我得到以下信息：

（1）翁同龢（总理大臣）事实上是中国的皇帝。

（2）中国政府需要明白，条约和法律具有一样的约束力。无论何时，只要条约被忽视或者违背，战争就接踵而来。

（3）中国政府方面的态度稍有一点改变，这点在北京公报办公室重印我们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的文章一事体现出来了。

（4）总理衙门的新任大臣们一直都怀恨西方政府，各国公使就近期的暴动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对于我将要呈递的传教士建议书，他提议，我应该想办法通过总理大臣翁同龢引见，拜访恭亲王。与翁同龢见面之后，可以让他了解一些我之前和督抚们打交道的经历。

3．后来与李鸿章的会见

9月23日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李鸿章。因为之前毕德格告诉过我这样比较好。总督说：“

（1）首席内阁大臣徐桐，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交公使回来，竟向皇帝上奏弹劾他，说他和外国人勾结谋反。

（2）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不许翰林学习国外书籍，同时一直咒骂西学和宗教。

（3）翰林和所有维新之士都无计可施，因为所有的权力都在排外的老臣手里。

（4）满族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5）我应该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6）我建议毕德格先生应该成为恭亲王的僚属之一，这样李鸿章的目的和方法可能就能得到理解，而不是任由一群无知的反对者摆布。他只说：“你应该写信给翁同龢先生来得到会见的机会。你可以提到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参与过饥荒救济，教化过民众，因而你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你有对中国重大和紧急的事件要向他当面报告。你会非常荣幸如果他能抽出闲暇时间来跟你会面。”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小时的谈话内容，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送一百位翰林、十位皇族宗室到国外考察学习。

（2）所有的秀才都实施西方教育。

（3）在北京定期举行关于世界话题的讲座。

（4）由于反战派的过错，中国要赔给日本人两亿银两，我已经计算出一个方案，帮助总理大臣每年获得四亿银两。

这次谈话中，李鸿章表示非常希望我能在北京待下来，给翰林们开讲座。同时，他也提及说翁同龢非常多疑，他没有天赋，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我收到毕德格先生的邀请，到塔利饭店共进晚餐。我在那儿见到十位翰林。第二天，我带着写给翁同龢的信稿，请李鸿章修改。李鸿章也建议我，在同总理大臣的会见之初，我应该先洋溢些赞美之辞，接下来就可以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作答。结束的时候，无论好坏，都要强调国家的成败得失的重大责任落在他一人身上。他花了半个小时向我表示，我一定要畅所欲言，用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让翁同龢充分理解情况的紧迫性。对比恭亲王和翁同龢，他说他们两位大相径庭。

4．拜访总理大臣

在10月26日，翁同龢指定我们在总理衙门会见。聊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应该换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他就带我进入同一个院落的京师同文馆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只有汪鸣栾先生在场。汪鸣栾先生是翁同龢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之一。

我希望能说服他，为了证明谁是主要干扰基督教和征服和平的人，我随身带了两套书籍作为证据，其中包括十卷中文的《海国图志》，其余的是十卷另外的著作。这些书籍包含了大量对基督教荒谬至极的诬蔑。第一本书是魏源写的，陈述说基督教徒挖出中国人的眼睛，和铅混合起来生产白银，外国的传教士都是这么富起来的。另外一本书说传教士制作迷魂药让女人精神错乱，拍出来的照片，将这些拍照者的灵魂都吸走了。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是有人恶意造谣诬蔑，造成反基督教的暴动。他问我是哪些不法之徒制造出来的。我回答说，是中国的官员。他说这不太可能。

作为答复，我从书里拿出来一本，打开翻到一些无中生有的控告。接下来又给他看第一卷的左宗棠写的序言。左宗棠先生是非常伟大的总督，从俄国人手上收复伊梨。然后我说，你应该承认，这个人明显是中国官员吧。我又从另外一套里面抽出一本，翻到诬告的内容，同时也翻到第一卷，题写着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我接着说，你也不否认这个人也是中国的高级官员吧。你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些书都是最近才出版出来的，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采用简装形式，已在全国广泛流行和发布。当大众读了这些诬蔑，看到本地高官的名字，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们被煽动后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已经彻底证明了我的要点，他放弃质疑我的内容，大笑说：“你在中国待的太久啦！”

之后，我指出，一千年以来，中国就有宗教问题困扰。首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下来道教徒残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从来没有安宁过。但是一旦宗教自由了之后，中国大地就会和平起来。我最后说：“其实，基督教徒希望中国政府能不要干涉宗教。”总理大臣对如此简单的请求有点吃惊，嚷道：“如果你的要求仅仅是这些，我很容易答应你的。”结束的时候，他让我准备一份声明，写出我认为中国此刻急需的变革。

5．拜访恭亲王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见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也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信请求拜见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前总督大人非常爽快地将我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哥哥，在1860—1861年间，担任过清政府全权代表，挽回了当时的状况。他是我见过最专横的人，处处显得高人一等，行为作风表现得跟神明一样。据说他是帝国里唯一能让皇太后害怕的人。他们争端不断，很多时候，权宜之计，皇太后都屈从于他。

10月30日，我在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会面，同时参与的还有其他七位成员。恭亲王安排了一个门边的座位给我，来表示他的轻视。他在会见开始，提到中国拒绝基督教徒。他说话的口吻很轻蔑，在提及1870年的天津教案时，只有说到判处基督徒死刑的时候才肯多说两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徒所遇到的困境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不忠诚和愚蠢行为一手造成的。当他表达完己的不满情绪以及他的观点后，我问他，我能否说说基督教徒的看法。他回答说他愿意听闻。

我指出，他刚刚关于基督教徒引用的控告并不是真实的。基于这些控告之上，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更无公正所言。我在中国待过很多年，走过各个不同的省市，我目睹基督教徒做出的大量善事。我是了解真相的人，而他生活在北京，只能听信传闻，事实已经被严重误传了。我深信，只要恭亲王了解关于基督教徒的所有事实，他的正义感生起，一定会马上结束他们的痛苦遭遇。在那天，我不是以我个人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位代表国家的大使，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徒，请求他任命调查委员会，来澄清对基督教徒的指控。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不希望躲避正义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坚信恭亲王会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给基督教和中国其他宗教一样的自由。

恭亲王离开之后，李鸿藻走过来，感谢我对恭亲王如此坦白。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之一，同时也是总理衙门的大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反驳恭亲王。既然你有自己的请愿，用这样尊重的方式呈现给他，他可能不会感觉到被冒犯。你此行还是非常有成果的。”他也感谢我之前呈给他的麦肯奇先生的《十九世纪史》译本。

6.11月14日，惠里博士和我呈递传教士请愿书

除了获得李鸿章的帮助，向总理衙门引见我，惠里博士与我也和英、美、德三国的部长取得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呈递传教士请愿书的目的。德国的部长并没有明晰他合作的理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部长（尼古拉斯-奥康纳先生和丹比上校）给总理衙门派遣了公文，提到了我们之间的贸易。在11月14日，我第一次得到会见，丹比上校陪我们去，同时将我们介绍给总理衙门。

听完我们的建议书后，大部分的总理衙门成员都支持我们的请愿。建议书主要的内容如下：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给予儒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一千多年的宗教自由了，但是自从雍正帝（1723—1836年）开始，基督教徒不断遭遇迫害，即便是1842年承诺保护基督教徒的条约过后，迫害依旧继续。中国政府重印官方报告，控告基督教徒各种各样的可怕行径。官员和学者发现，这些书籍都是经过一些最高位的总督批准后印刷的。所以人们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被鼓动着发起迫害和暴动行为。人们烧毁教堂，杀害国外的基督教徒，甚至残害外国的传教士。中国人并不知道，坏人是不允许进教堂的。基督教已经让全世界受益。不仅西方的文明是受益于基督教堂，各大洋的洲和岛上的居民也因基督教变得更文明道德。日本推崇西学，也归功于传教士影响。

在中国，传教士也是为人民做善事。他们翻译西方圣书，同时也翻译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书籍，也把中国的圣书和历史翻译引进到西方。他们在山东、山西、江苏、满洲的饥荒救济中协助做了很多贡献。即便有传教士死于斑疹伤寒，其他人仍前赴后继地传播善行。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让中国如何免于贫困，软弱，饥荒和战争，如何变成世界上的强国之一。传教士要求的只不过是中国政府能学习上帝，对人类充满仁慈之心。如果中国政府不保护来帮助中国的好人，可能这些外国人自己的国家就会进入中国保护他们。除非基督教徒能不被迫害，继续其善行，不然会引起严重的国际问题。我们请求皇帝能颁布圣旨，同意这三项请求。

7．请愿的障碍

几天之后，皇帝谕示外务部协商传教士事件，直到事情解决。在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的成员向我们保证，短期内，政府一定会颁布政令来满足请愿书里的请求。但是有两件事情发生，改变了事情的顺利进行。汪鸣栾本来是我们总理衙门里最重要的支持者，忽然退缩，大大减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阵营。李鸿章还告诉我们，意外的是，法国部长反对皇帝满足传教士请求。这个又引发大家质疑传教士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问题。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利授予传教士的成命。

这个时候，惠里博士离开北京，回美国休假，他的职位被劳莱博士接手。因此，他建议我应该和美国的公使馆报告我们和总理衙门的会见，同时汇报我们从法国部长那边听闻的内容。我们希望各位部长能联合起来，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请愿书。我们最后又提出一个请求，我们希望罗马天主教得到的权利，能推及给新教。

虽然我们没能通过请求，获得法令的认可，但是在和总理衙门的九次会面之中，我们启发了总理衙门的成员们，澄清了他们的误解，让他们了解外国传教士的宗旨和价值。

1896年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会见了我，口头保证那些文字诽谤会被镇压下去，各地的政府也会接到命令善待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