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二章：中国的改革运动（1895—1898）

1．康有为

这个时候，许多翰林经受了中日战争的刺激，不堪其辱，痛感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除了改革变法，着实没有别的办法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他们组织起来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推动中国走向独立与强盛之路。这些翰林们思想上很受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广东学者，进士出身。

在此之前，南宋理学家朱熹一直被视为千年以来的权威，他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代经典。康有为却勇于质疑权威，他对朱熹的解读方法并不满意，雄心勃勃地想引用西方上帝的精神本质来重新注解古代经典。此举在中国学者群体中激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被很多人视作现代的圣人。

当然，不买账的也大有人在。北京城那些保守的检察官们大为震怒，强烈要求官府公开宣布，康有为这种行为乃是离经叛道的大不敬之举，予以严惩，并销毁他的书籍。

康有为得知此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亲笔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邀请一万名学生（包括一千三百名举人）签字明志，要求光绪皇帝立即下诏，开始实施维新变法。在请愿书中，他们所提倡维新变法的方式、步骤等，与光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种种理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中国与日本签订条约之后不久，一些有志青年受到了康有为思想的影响，在上海成立了“少年维新会”，并很快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大城市成立了分会。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协会的章程资料带给我看，向我请教并与我一起探讨，该如何去启蒙自己业已危机四伏的国家。他们中还有一个人前去拜访了李鸿章，建议中国官府将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评论》）发展为官方报纸，按期发行，根据实际需要，每期至少发行一万份为好。

我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10月17日。当时，我正在伦敦教会驻北京办事处的一间屋子里，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正写到情深意切处，康有为的名帖被人送到了面前。紧接着，我在会客厅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学者，他身着黄色丝绸马褂，雍容地坐在那里。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交流。

第二天，康有为在离开京城去往南方之前，专程为我送来了自己的一本书。他对我说，他对我们的出版物中写到的那些天父之爱、那些不同民族人们兄弟般的情感都深信不疑。他希望在中国复兴的奋斗过程中，能够一直和我们保持合作。

2．强学会

康有为与其友人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亦称作“强学会”（高等学会）。强学会的成员除了北京城最有学问的翰林之外，还包括一些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军机处普通文官。

千百年以来，《京报》作为官方报纸，一直是京城唯一的报纸。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万国公报》。这份报纸身份很特殊，它具有相对独立的身份，不属于官府掌管，却在暗中受到官府的支持。

这份《万国公报》的发行者正是强学会。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当时的维新改良派依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行动上颇为小心翼翼。他们创办报纸，就用了和广学会月刊完全相同的名字。他们的考虑也不无道理，广学会的刊物多年来在高官手中广为流传，却从未因为任何原因遭受过反对，借用此名起码先可以自保。

创办伊始，他们的报纸上的内容，大部分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只有一点不同，我们的刊物是在上海以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的却依然采取《京报》的那种木雕印刷方法。如此一来，他们的报纸看上去便和官方报纸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报纸的宣传内容却都是广学会宣传的那些盛行于西方的种种思想观念。

在倡导变革维新的群体之中，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梁启超，是康有为最有才华和眼光的弟子。梁启超听闻我需要一位秘书，就前来毛遂自荐。后来，在我定居北京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多有帮助。

还有几个人需要介绍一下：一位名叫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在宫中担任女学教师的翰林；一位叫做谭嗣同，湖南人，当时的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此君后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抓住处斩了；还有一位是江西人陈炽，他帮助我写出了献给翁同龢的改良思路；还有袁世凯和其他的一些人。当时，改革维新派的人们得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和帝师孙家鼐的同情，同时也获得了英国驻华公使尼古拉斯-奥康纳的极大鼓励。

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时结识的老友、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开始在京城的上层官员中极力活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他们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基督教。

我和佩西克先生经常应邀参加强学会的群体活动，礼尚往来，我们也时常邀请他们参加这边的聚会。每一次聚会演讲和讨论焦点，没有例外，总是关于中国改革维新的话题。强学会的会员诚挚邀请我在北京多住些时日，以便为他们推行改革维新提出适当的建议。

后来在1月22日，强学会的活动被人告发，活动地点被封了门，贴上了封条。告发者为一名新来人员，李鸿章儿子的岳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李鸿章却拒不承认自己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任何关系。强学会的成员们组织起来，集体上书向皇帝请愿。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处理的结果是总理衙门承诺，每年为强学会拨款白银一万二千两，这样才算了事。

3．我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

我代表教会处理请愿事宜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翁同龢。这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向我提出请求，让我针对中国亟待改革的问题，写一份简要的材料。我便草拟了一份东西。

我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上帝是公平公允的，他不会偏袒任何的民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一视同仁。遵循天意可保国家繁荣昌盛，违反天意则必然导致衰亡。从顺应规律的观点出发，我为他们提出了关乎中国兴旺荣辱的四项必要条件：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精神境界的提升。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这些理念，我紧接着提出了具体建议：

（1）皇帝聘请两名外籍顾问。

（2）成立由八位成员组成的内阁。其中，满族人、汉族人各一半人数，熟知世界发展形势的外国人占一半人数。

（3）立即改革货币政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4）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厂。

（5）仿效西方国家，成立教育委员会，广泛建立现代及专科院校。

（6）成立通讯社，聘请外国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对中国的编辑和记者进行培训教育，处理各类信息，进而启蒙社会群众。

（7）集中精神训练足够数量的新式海军、陆军，以保卫国家安全。

我将这个改革方案递交给了翁同龢，他看过之后又呈送到了光绪皇帝手上。光绪皇帝看过之后，表示赞同。不久之后，这个改革方案发表在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面。

4．帝师孙家鼐

10月12日那天，我和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谈了一个小时。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我对待孙家鼐如对待皇帝本人。孙家鼐是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经过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他算得上是中国官员中最有涵养和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曾告诉过我，曾经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每天为皇帝朗读我所翻译麦肯齐的著作《泰西新史揽要》。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曾经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京师大学堂的前任校长离开了中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自知不可能接受这个职位，就谢绝了他的美意。

等我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孙家鼐再次致信邀请我，我再度谢绝了，并推荐了傅瑞雅博士。我认为傅瑞雅博士堪当此任，他曾经在官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里长期担任翻译一职。后来，我在返回英国休假的路上，收到了孙家鼐的第三次邀请。

当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孙家鼐曾赠送我一对精美绝伦的花瓶，一只紫色的，一只金色的。

5．会见张荫桓

12月3日，我应邀到张荫桓家中与其会面。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广东的官兵在广州双门底的教堂中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文件中提到了一个姓孙的人。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件事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传教事业，可能造成很大的打击。

我对他说，革命党的叛乱和历史上儒生的叛乱相比，并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革命党人对基督教造成的危害，也没有哥老会对儒教的危害那样严重。张荫桓听我说罢，笑了起来。

张荫桓还对我说起，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衰弱无能，都是因为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物的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拥有很大的权利，是朝廷的有力工具，专门对付那些不受待见的官员，翁同龢也不得不敬而远之，让他们三分。

按照张荫桓的说法，整个中国懂得外交工作的，唯有曾担任驻美公使的他自己和李鸿章二人而已。外务部的事务都是他一人鼎力维持，别的人不过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已。

6．军机大臣刚毅

2月2日，我到议政大臣刚毅的府上拜访。刚毅是满族人，时年六十二岁。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身为陕西巡抚，是最为顽固的维新变革反对派之一。凡是与钱有关的改革措施，在他手里一定会被否决。他的观念里，花钱去改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

在山西任职时，刚毅总是和那些占卜星象的江湖术士混在一起。无数的夜晚，他总是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那些术士讲解老掉牙的世界观，不外乎是星象决定人的命运等无稽之谈。更为奇怪的是，每当接到为士兵购买训练弹药的申请，他总是千篇一律的回复，铅制子弹太过昂贵，用土块训练即可达到效果。

这一次会面他表现倒是很好，一举一动和总理大臣翁同龢那样，让人觉得轻松愉快。刚毅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任职期间的各项政策颇为自得，自认为做到了一贯的清正廉明。然而，在与他交谈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一项与改革有关的作为。

刚毅急于向我灌输一个理念：是那些排外的汉族官员们阻碍了中国和外国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我也在努力地告诫他，中国的顽固锁国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我再三强调与外国人交流学习的必要性，建议中国应该聘请两位外国的女政治家作为慈禧太后的顾问。同样的，也为光绪皇帝配备两名外国顾问。

第二天，我派出秘书去刚毅府上，请求他为我牵线搭桥，让我入宫觐见皇帝，当面提些建议。秘书与刚毅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刚毅告诉他，自己没有能力对皇上施加什么影响，翁同龢垄断了所有信息。朝中的汉族官员们都不守规矩，形如一团散沙，连那恭亲王与礼亲王都已成为空架子。他认为，翁同龢一手遮天，事事把皇上蒙在鼓里，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他这样认为。

刚毅虽然在内心感情上排外，起码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这一点，和别的满族官员对比鲜明。恭亲王狂妄自大，景善是个粗鲁无礼之辈。我和刚毅的那次会面，从他所谈及的内容里，很容易判断出来，满族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相互嫉妒和攻击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刚毅成为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最大反对者，全力为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鼓与呼。他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排斥外国人运动。

7．告别翁同龢与李鸿章

2月24日，我离开北京城的前一天，翁同龢的人送来了他的名帖，当时我正在伦敦会的住所。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这样的问候属于非正式的。我对此表示感谢，并回赠了我的名帖。

没有想到的是，他就在外面等着我，说是有要事相商。这可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拜访过传教士的住所。我邀请他进来，和他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的问题，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翁同龢先是向我表达了歉意，他对上级没有支持批准传教士们的请愿书一事表示遗憾。我要求他不要区别对待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所有的麻烦事都会烟消云散。

他和我谈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官府准备恢复强学会的合法地位，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帮助强学会做些什么。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若是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我也不想为它做任何事情。

他离开之后不久，就派人送给我四匹丝绸和八盒点心，那些点心是为我路上准备的。这些东西和孙家鼐赠送的那对花瓶，我视如珍宝，因为那象征了珍贵的友情。

那天晚上我最后去见了李鸿章，他已经接到命令，准备前去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他也曾经对广学会的出版物表示过肯定态度，却从没有资助过一丁点儿资金。在他任总督的二十年里，尽管我一直为了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他却从未承认过基督教会为中国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情。

他对我们如此的不以为然，正如毕格德先生所形容的：“谁又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呢？”

8．维新变法始末

我回国休假期间，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始了，犹如一颗火种迅速弥漫到全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广为流传）被邀请担任上海即将开班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他最终拒绝了这一职位，只同意起草一份章程，内容为如何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同时，他还借鉴了英国政府在印度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准备了一份构思缜密、操作性强的具体方案。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时务报》，作为改革维新派的发声器和传声筒。这份报纸一经创办，就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让维新思潮从南到北波及全国各地。《时务报》得到了武昌总督张之洞以及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

这份报纸上文章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文言和白话之间——前者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读懂，后者则是普通大众都能够理解。文章内容纯粹，言简意赅，颇得学者推崇。另外，又做到了文风朴实，语意明确，让各种学识层次的读者都能读得明白。

当时，甚至连保守的湖南省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担任长沙一所改革派人士开办的学校校长。很多湖南人转而成为改革维新运动的倡导者，还热情地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前去举办讲座，他婉言谢绝了。在蔡先生看来，他所掌握的所有新式的思想观念，都是属于外国人的，而非自己的原创

我虽然远在万里之遥，却依然感受得到改革运动大有希望，因为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一点，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仇视，对于无辜的外国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中国应该与外国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中国长久流传下来的教育制度已经落伍，远远不能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起重视，引进西方教育思想方为上策。

这个时期，有一位进步的学者更加大胆地提出，中国传统的儒教已经显得过于陈腐世俗和不合时宜，中国应该应时而动，大胆采用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为国教。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激动人心，显示了改革维新的希望，那就是中国的报纸数量大量增长，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原来的十九家增加到了七十家。

9．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再次来到了中国，此时维新变法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风生水起，搞得声势浩大。中国电报局的局长联合其他一些改革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女子学校。学校位于通往江南制造局的路上，离圣凯瑟林桥比较近。

女子学校的负责人请求我的妻子推荐两个人，中国女子与外国女士各一名，要求中国女子有过在美国新教圣公会受培训的经历。聘请外国女士是到女子学校教授英文课程的。我妻子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我妻子也受邀每月至少前往学校巡视一次，检查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

1898年2月份，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一书。书中有四十四篇文章为梁启超撰写，三十八篇为康有为撰写，我也有三十一篇作品被选入。另外，还有陈炽的一些文章。

10．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书

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章京），对皇帝有了直接的影响力。拥有内阁成员和总理衙门大臣双重身份的张荫桓，在以特使身份参加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之后，也加入了维新变法者的行列。内阁中低职位的秘书们也纷纷对改革维新活动燃起了热情。

年轻的光绪皇帝信任改革派提出的种种思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试图把建议付诸实践。他经过酝酿，很快颁布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变法诏令，要旨如下：

（1）废除五百年来的八股考试制度。

（2）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改变全部庙宇为实行西式教育的学校。

（4）成立翻译委员会（译书局），专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

（5）设立专利局，鼓励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发明创造。

（6）保护基督徒不受任何侵扰。

（7）确立《时务报》为政府机关报。

（8）废除中央与各省繁冗无用的大机构。”

（9）鼓励年轻满族人学习外语，到国外参观学习。

11．改革派经受的首次打击

在改革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慈禧太后与保守派也都在暗中忙个不停。对于在全国迅速蔓延的改革浪潮，他们持有怀疑和警觉的态度。为了防止改革派发动危及他们政权的攻击，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暗中策划了一场阴谋。

原陆海军大臣恭亲王6月份死去之后，本应论资排辈由恭亲王副手翁同龢继任，慈禧太后却反而免了他的职，转而任命亲信荣禄担任陆海军大臣。慈禧太后的这一反常决定，虽然是发生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前的三个月，却依然对刚刚摆脱她控制的光绪皇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慈禧太后把翁同龢免职之后，又下了懿旨，命令高级官员们有事直接向自己报告。

在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那段时间，保守派莫不捶胸顿足，抱怨这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政策必将导致中国的毁灭。他们极力要求慈禧太后赶快抓住所有权力。

慈禧太后于是下了懿旨，定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有了担忧，担心皇太后趁着检阅的机会，撇开自己，独掌大权。维新派有同样的考虑，就劝说皇帝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于颐和园，中断保守派干涉维新变法的企图。

光绪皇帝召来荣禄的部下袁世凯，命他秘密带兵进入京城，包围太后的宫殿，软禁太后。袁世凯当年在荣禄手上发迹，此时当然不会放弃机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白保证了一番，得到了皇上的肯定，让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皇上让他负责军队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变革维新计划。

12．担任皇帝的顾问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再次到了北京。

当年夏天，康有为曾经就改革的方法问题同我展开探讨。他的意思是，伊藤博文能够使日本成为强盛的国家，若能请到他担任皇帝的顾问，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这话说过没多久，康有为便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外国顾问。我乘船前往，遇到了两名有趣的人，一位是袁昶，后在1900年抗议利用义和团杀害外国人，冒险将朝廷电报中“驱逐洋人”的措辞改为“保护洋人”，直接叫板慈禧太后的权威，被奉为一代英雄。另一位是美籍中国人容闳，曾经送出一百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

9月中旬，我到达北京与康有为会面。他告诉我目前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危机四伏。他准备马上动身去上海。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将由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人向我一一说明。

我当时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我找机会和伊藤博文的秘书主任津田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担任《日本时报》的主编，在伊藤博文担任朝鲜统监时，他依然任其秘书。

当时，梁启超经张之洞引荐，在官府谋了个职位，当然也在北京。

13．保守派政变，康有为出逃

皇帝命袁世凯改革军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耳朵里，她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她担心皇帝会在袁世凯的帮助之下，夺取自己经营多年的权力和地位。

在这种考虑之下，慈禧太后向荣禄下了旨意，让他命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护自己。太后还极力让皇上认识到，是康有为迷惑了他的心灵，挑拨皇帝与太后的关系，让皇上下旨逮捕康有为。

就在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令他立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等候任命。康有为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马不停蹄赶往天津。

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大为震怒，立即密电烟台与上海的官员，命他们尽全力逮捕康有为，无需上奏就地正法。

康有为在烟台登岸的时候，慈禧太后的电报已经到了当地道台手中。然而，无巧不成书，道台正好到高桥去处理事情，带走了密电码，导致他的秘书无法翻译密电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在租界逛街，在海滩捡贝壳，依然平安无事。

上海的官员接到了密电，严加布控，等待康有为来到上海，正好来个瓮中捉鳖。结果，他们的愿望依然落了空。在上海的吴淞口，康有为被驻上海总领事安排，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

皇帝依然坚持颁布改革维新的诏令。孙家鼐通知我，皇上准备在9月23日召见我。我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召见的这一天还没有等到，保守派就发动了政变。

后来得知，袁世凯在最后一次被皇帝秘密召见之后，马上向荣禄告了密。

当时对这一事件流行的民间传闻，以及所有报纸报道，都说的是皇帝最后一次召见袁世凯，命令他带兵进入北京城之前，先除掉荣禄。然而，拜克豪斯和布兰德二位先生在他们《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曾经明确地指出：“（那次召见）采用了所有可以采用的防范措施，防止泄露谈话内容。”

从这些信息来看，会谈具有极端的隐秘性。那么就可以得出论断了，后来所泄露出去的内容，只能是来自于最终得胜的保守派。

当时改良维新派众人的想法是一致的，若想在中国扫除变法维新运动的障碍，唯有彻底夺下慈禧太后执掌的大权。他们却未必有意除掉荣禄。荣禄也曾经参与推荐过康有为，还向皇帝推荐过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时任湖北巡抚的陈宝箴。

荣禄接到了袁世凯的告密之后，大惊失色，立即去报告了太后。太后更为震惊，急命保守派采取行动。

伊藤博文得知了这个消息，说道：“一切都太晚了，没有能够控制军队，皇帝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他很快离开了北京。

孙家鼐这个时候来找我，告诉我一个信息，皇帝已经被慈禧太后下令监禁在中南海的小岛上。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国家大权，谈到时间，恰恰是皇帝和我约定会见的那一天、那一刻。

9月21日，清王朝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在诏书中，光绪帝称深感执掌国家大权责任过于重大，自己年纪尚小，恳请慈禧皇太后协理朝政。9月23日，再次发布诏书，奏请太后执掌朝政，昭命文武百官唯太后之命是从。

也就在23日这天，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与我会了面。我得知朝廷正四处追捕他们。按照当时的情况看，皇上或将有性命之危。我们三人心急如焚地讨论着，该如何去保护皇上。

最后，我们决定分别采取行动，让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则去见英国公使，去寻找力量保护皇帝。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到山区去了，英国公使则去了北戴河。

在抓捕变法维新人士的时候，城门关闭了。梁启超想方设法逃到天津去了，想在天津乘坐日本船外逃。他遭到了官府船只的追捕，最终侥幸逃脱，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船只。

我到天津去找英国公使，他正从北戴河返回的途中。我请求公使帮助拯救皇帝和维新人士。他与前任欧格纳爵士完全不同，对维新变法运动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在回来之前，从未听说过康有为这个人。

14．遇害的改革派

还有的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等地，却也有人完全无意潜逃。9月28日，有六位维新人士在没有经过审讯的情况下，即被处以极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湖南人氏，当时大概三十三岁，其父曾任湖北省巡抚。他出身官宦之家，可谓家世渊博，前途无量。他曾被多位官员举荐，最终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谭嗣同曾被光绪帝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当年康有为代光绪帝起草变法诏令，谭嗣同也多有帮助。

六个人之中，除了谭嗣同，还有刘光第、杨锐，都是四川人氏，四十岁左右；杨深秀，一位翰林，也担任御史职位；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三十五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是林旭，年仅二十六岁，为林则徐的后代。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初，曾受命在广州销毁外国商人的鸦片。

这六个人中，有四个人曾经担任内阁下级秘书。在赴刑的路上，林旭要说几句话，却被押解者无情拒绝。谭嗣同却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为了挽救国家于水火，我死不足惜。今日每个大义赴死者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起之人，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为国为民，尽忠职守。”

六名维新人士慷慨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了他的死讯，当即自刎身亡。

15．其他改革人士的命运

几位维新人士被抓捕和处死，牵连了一些人。其中，有四个人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陈宝箴因此事被革职查办，终身不再启用为官。六十多岁的翰林徐致清，因为推荐过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年。徐致清的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因为上奏皇上祈求代父服刑，也被革职查办，终身不复启用为官。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则稍稍幸运一些，或许是因为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缘故吧，最终免去牢狱之灾，被发配新疆喀什。1900年，他被义和团民所杀。陈炽忧郁而死。皇宫女学教师文廷式逃到了国外。

还有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王韬，逃到了日本。一两年之后，我到上海广学会的一处仓库，路上遇到一位和尚。他向我打招呼，问我认不认识他。我没有认得出来。他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王韬。

16．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下令严密软禁光绪皇帝。皇帝寸步难行，苦闷难当，终于病倒，很久之后才痊愈。1889年1月4日，朝中发布诏令，说是皇帝因龙体欠佳，决定退位。

这份诏令让皇帝的忠实追随者无限惶恐，全国各地都因此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份电报，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恐引发西方诸国干涉。

起草这份电报的人是经元善，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校长。

过了三天，经元善的妻子在电报局一名职员的陪同之下，前来拜访我，恳请我帮助她的丈夫。

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经元善到日本或者澳门暂时躲避，并给我的香港朋友写了一封信。那女学很快即被官府查封。校长听从了我的话，准备逃往澳门。他离开之前，留给了我一份中文文件，内容是以我的名义注册了女校的资产。他这样做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防止校产被官府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