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近代教会史

第二段、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50—1914年）。

天主教的集中与强化。世俗化在国度、社会和文化中的深化

第一章、天主教会

211、1850年后的比约九世（Pius IX）。意大利和教会国的消失

211.1自从比约九世（Pius IX）的改革尝试失败以后（参见202.3），在教会国的情况越来越不利。意大利的爱国者本来有这样的梦想：教宗能够成为一个“意大利诸国同盟”的领导人物，或意大利将成为一个共和国，但这些想法都无法实现，所以爱国人士希望那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皮埃蒙—撒丁（Piemont—Sardinia）王国——其国君是维克托·埃马努尔（Victor Emanuel II，1849—1878年）—能够完成“建立新意大利”的任务。在这个小工国中，1848年以后的教会政策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反对教会的。耶稣会被驱逐出境，“民事婚姻”（Zivilehe，亦译“公证婚姻”）代替了“教会婚姻”，教会法院被取缔，圣职人员的部分特权被取消，而且很多默观（contemplative，即不作社会服务的）修会的隐修院被关闭。当时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Camillo Cavour，1852—1861年）伯爵使用一个模棱两可的标语来减少或取消教会的一系列传统权利和自由权利，即“自由国度中的自由教会”。实际上，这个标语美化了国度对教会的严厉控制。加富尔（Cavour）全心投入于两个工程：从意大利地区驱逐奥地利人，并且统一意大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但他使用的手段有时候不是很正规的，他甚至与一些秘密组织和革命者保持联系。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年）结束之后，加富尔在巴黎会议（Congress of Paris，1856年）上就提出了“意大利的问题”。因为意大利无法自己完全国家统一的工作，他首先想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他于1858年7月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在普伦比耶（Plombieres）会谈并建立盟约和决定要向奥地利宣战，这个战争于1859年为皮埃蒙（Piemont）带来了伦巴第（Lombardia）地区。此时，教宗建议奥地利的军队要从教会国中撤退，但这马上导致一些叛乱：在罗曼纳（Romagna）地区、翁里亚（Umbria）和其他的地区都爆发了起义。人们宣布教宗的统治应该结束，并且要求与皮埃蒙—撒丁（Piemont—Sardinia）王国合并，这样形成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教宗对那些夺走教会国的人宣布绝罚，但这个措施已经无效。皮埃蒙（Piemont）在那些新获得的地区中也执行其反对教会政策。自从1866年以后，在整个意大利王国继续实践了更多反对教会的措施：教产被没收充公、政府建立了一些没有宗教教育的世俗化学校等等。在1859年，托斯卡纳（Toscana）、莫德纳（Modena）和帕尔玛（Parma）公国的民众都宣布他们拒绝原来的统治者并加入了新的“意大利联盟”。那个最混乱的地区是罗曼纳（Romagna，即意大利东北部），它完全脱离了教宗的统治。那个具有爱国精神，但狂热地憎恨教会的加里波第（Guiseppe Garibaldi）于1860年与他的“红衫军”征服了西西里（Sicilia）和那不勒斯并推翻了意大利最后的“外国”君主波旁（Bourbon）王弗兰西斯二世（FrancisII）。加富尔要求教宗解雇教宗军队中的外籍士兵，但教廷国务卿安托内里（Antonelli）拒绝这个要求，所以撒丁国的军队开始占领翁里亚（Umbria）和其他的教会国地区。拉摩谢（Lamorciere）将军领导的教宗的军队（所谓的“钥匙兵”）在卡斯特菲达多（Castelfidardo）被打败（1860年9月18日），而那些原来属于教宗的行省中举行人民投票；此后维克托·埃马努尔（Victor Emanuel）占领这些地区并让人宣布他为意大利之王（1861年1月）。

211.2这样，教会国三分之二的地区都被夺走了，剩下的只是罗马城和“伯多禄／彼得遗产”（Patrimonium Petri）的最古老的部分，但因为这个小的教会国需要承担整个地区的债务，它似乎无法继续生存。皮埃蒙（Piemont）向教宗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和安托内里（Antonelli）继续坚持他们的“Non possumus”（“我们不能”即“我们无法同意”）。这时法国的军队仍然保护了罗马城。加里波第（Garibaldi）于1862年要在阿斯普若蒙特（Aspromonte）侵袭罗马城，但他失败了。在1864年9月的协议中，意大利政府向法国保证意大利将来不会攻击教宗当时仍然统治的地区，并要保卫它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不过，意大利政府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皮埃蒙（Piemont）于1867年悄悄地支持加里波第（Garibaldi）和他的志愿军队再次攻击教会国，但教宗和法国的军队在门塔纳（Mentana）战胜了他（1867年11月3日）。最终，德国和法国的战争导致教会国的终结。法国政府从罗马的西维塔维加（Civitavecchia）召回法国的军队，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的统治在塞旦（Sedan）交战后崩溃了（1870年9月2日）。皮埃蒙（Piemont）的人利用了这个机会并于1870年9月20日在短暂的炮火袭击后占领了罗马城，包括梵蒂冈地区—德国的使者阿尔能（Arnim）鼓励他们这样做。教宗对此提出正式的抗议，因为这是圣座的剥夺。占领者又在举行一个人民投票运动，这样将他们的行动合理化了。教宗宣布这些攻击者与他们的唆使者受绝罚，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在1871年6月，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而奎瑞纳里斯山（Quirinalis）成为国王的宫殿。因此，宗座与意大利国王之间的冲突走向顶峰。在所谓的“保证法令”（1871年5月31日）中，意大利政府要擅自管理圣座的情况。其中意大利国承认教宗的身份是不可侵犯的以及承认教宗的主权，将要每年交给教宗325万里拉为一种固定的年度金，规定教宗可以居住和利用梵蒂冈和拉特兰（Lateran）的宫殿以及在安尔班（Albano）湖的甘多夫（Castel Gandolfo）别墅以及周围的地区。国度又保证教宗可以自由地和不受干扰地执行他的精神职责。教宗可以自由地提名意大利的主教，而主教们不需要对政府宣发什么服从誓言，政府也不要求“准备权”（Placet）。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1年5月17日拒绝了这个“保证法令”并且从第二年也拒绝政府给的“年度金”，因为接受它似乎等于承认政府对罗马的占领。教宗相信，公教信徒不会忘记他，而各地的信徒确实和以往一样捐赠一些钱（所谓的“伯多禄奉金”），这样教宗能够在经济上弥补教会国的损失。从此以后，教宗是“梵蒂冈的俘虏”，而“罗马问题”是意大利国度中的疼痛伤口。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继承人一直到1929年不断抵抗1870年的暴力性违法行动（brutale Rechtsverletzung）-这种暴行结束了维持1000年的教会国。教宗们以及整个公教世界也继续要求一种符合圣座尊严和独立性的赔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梵蒂冈与奎瑞纳里斯（Quirinalis，即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罪于意大利政府，因为在那个时期多次发生了一些反对教会的暴行，包括在罗马城内。在这样的条件下，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4年再次确认了早于1868年宣布的圣座法院的法令《不适当》（Non expedit），其中禁止了意大利的公教徒参与意大利王国的政治性选举，但这一点当然间接支持那些极端的党派。然而，在1876年他至少允许信徒们参与省政府的选举和各城的选举。那些怀着善意的信徒仅仅通过慈善工作或通过“公教协助组织”（Opera dei Congressi cattolici，1874年成立）有机会在社会上赢得一些拥护公教的人士（而无法组织一个公教政党）。

211.3在教会内部的事务上，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的任期也带来了非常多重大的变化。在他的领导下，罗马成为全世界公教会管理的核心与集中点，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罗马与教宗成为全世界信徒在思想和感受上的枢点。教会的管理制度的中央化以及每一个主教依赖于罗马主教、依赖于教廷—这种现象在当时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启蒙运动释放了很多“离心”的和“解散的”力量，这些理念和力量反对权威性，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相反的运动。教会的权力的集中化早在1801年的法国政教协定中受到表达（参见199.1）。当时的教会组织和传教工作有很大的进展，比如在英国、荷兰的圣统制再次被建立（参见204.5.6），而很多新的教区（132个）与总教区（29个）被创立了，还有很多代牧区和监牧区；教廷与很多国度签订了一些政教协定，比如与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符滕堡、巴登以及与一些南美国家（参见203.7；204.3.8；214.1；217.4）。当时的重要事件是“新经院哲学”或“新士林神学”（Neuscholastik）的形成（参见220.1）。新经院哲学的推动者主要是耶稣会的会士们，而通过比约／庇护九世（Pius），这个修会受到支持并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耶稣会也特别强调教宗的权力是普遍的。比约／庇护九世（PiusIX）使用了他的最高教导权，在这方面他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教宗。在1849年他向世界上所有的主教寄出一些问卷，此后在1854年12月8日的诏书《不可言说的天主》（Ineffabilis Deus）宣布圣母玛利亚（Maria）无染原罪是公教会的一个信条，虽然在中世纪曾经有一些人很激烈地反驳了这个观点（参见第2卷，145.2）。另外，他在1864年宣布了《以多么大的操心》（Quanta cura）通谕，而在通谕的附录中加上了所谓的《错误的提要》［Syllabus（errorum）］，将这些寄给一切主教。这个《提要》（Syllabus）列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错误”，即泛神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关于政治与教会关系的问题—这些曾经在个别的教廷文献中受到谴责。《提要》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罗马教宗能够或应该接受和同意进步、自由主义与现代文明，这也是错误的。”这个《提要》在某些自由派的圈子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通谕等于教宗向整个现代文化宣战。然而，与早一些发表的教廷文献一样，这份通谕仅仅反对那些违背着天主启示的现代文明因素，并没有全面否定现代性。

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69／1870年举行了第20届大公主教会议，就是“第一届梵蒂冈会议”，这是在19世纪教会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参见212）。教宗晚年还必须经历很多的困难与忧虑：意大利政府的仇恨和侵略、老派天主教会（Altkatholiken）的分裂（参见212.2—4）、普鲁士德国的文化战争（参见214.4）以及瑞士的文化战争（参见215.2）。在好几个国度当时有一种反对教会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年迈的教宗在很多《训谕》（allocutiones）中有力地保卫了教会的种种权力。在长达31年7个月的任期后—这是教会史上最长的教宗任期—，86岁的他于1878年2月7日去世，信徒们的拥护与爱戴始终围绕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