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近代教会史

第二章、新教各教会

209、各地的新教教会，尤其在德国、英国和北美。

信仰上的合一与分歧。不同的教派。向内的宣教，向外的传教

209.1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新教生活也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但那些反对法国人的爱国战争带来了一种崛起，并且在宗教和道德上也带来了某些复兴。人们再次有虔敬主义（Pietismus）的倾向；而所谓的浪漫主义（Romantik）引起人们再次注意到信仰的种种奥迹，使人们再次有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的可能性，虽然浪漫主义（Romantik／romanticism）首先只是一种艺术和文学上的运动。尽管很多人再次开始尊重多年被蔑视的宗教因素和信仰的奥迹，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异，甚至可以说在神学界与平信徒们那里，在怀着教会意识且有正统信仰的人与那些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虽然在这里也有很多等级与差别。尤其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充满怀疑，他们在很多方面批评传统的信仰。对很多19世纪的自由派新教徒（他们被称为“新新教徒”Neuprotestanten）来说，新教信仰的意义似乎仅仅是一种一般的宗教情怀或文化精神，这一点与公教徒的态度不同，并且与那些“久新教徒”（Altprotestantismus）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那些传统的新教徒尽力要保卫“宗教改革者的遗产”。

与宗教情怀的恢复同时有另一个运动，就是要在不同新教派别创造比较友好的关系。虔敬派（Pietismus）因启蒙运动早就减少了与德国路德宗和改革宗在教导上的差异。新教徒们非常兴奋地庆祝了“三百年宗教改革”的纪念（1817年），而纳骚（Nassau）公国在同一年宣布新教各派的合一教会（Union）；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亲自要求在普鲁士也推动新教的合一，而在后来几年内，一些其他的国度（如黑森、莱茵法尔茨、库尔黑森、巴登）也走向合一，部分上在管理、礼仪和教义上完全新教的合一(teils als Verwaltungs-，teils als Kult—，teils als Konsensunion）。然而，普鲁士政府于1822年规定的教会制度不久后又遇到激烈的抵抗——各教派的自我意识又变得比较强大。尤其Silesia（西里西亚）地区的新教徒提出异议（所谓的“教会制度争论”Agendenstreit，1822—1841年）。虽然有人被捕入狱或被撤职，传统的路德宗（Altlutheraner）很坚定地肯定自己的立场，所以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1840—1861年）马上收回了强制性的合一规定并允许在普鲁士创立一个独立的“福音路德宗教会”（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它在布瑞斯劳（Breslau）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1841年）。在别的方面，普鲁士在19世纪的20年代已经充分执行“国君当最高的主教”的制度(landesherrlicher Summepiskopat)。回应着来自符滕堡的要求,普鲁士的国王于1846年召集了27个德国新教团体的领导(Abgeordnete von27Kirchenregierungen)来柏林开会——国王的目标是结合一切德国新教团体。然而，这个“德意志福音教_会大会”(Deutsch-evangelische Kirchenkonferenz)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在柏林的“普遍全国教会大会”提出来的“合一信条”是波恩的著名神学家尼切（K.I.Nitzsch)编写的,所以人们将它称为尼切信条(Nitzschaenum,与“尼西亚信条”同音），但这个信条因向自由主义作了太多让步，导致那位遵守传统基督信仰的国王不支持它。根据1850年的新宪法，他们任命一个新的“福音教会委员会”（Evangelischer Kirchenrat），它不再受政府的指导，仅仅要对国王负责。

一些人尝试通过一些自由的协会组织德国或德国以外的新教徒，而这些努力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1832年在莱比锡创立的古斯塔夫·阿多夫协会（Gustav—Adolf—Verein）逐渐传遍全德国地区，它的主要目标是支持那些在德国或奥地利地区处于困难中的新教团体。在1914年之前，这个协会获得募款的金额达到1400万德马克。那位在苏格兰创立了“自由教会”的神学家查尔默斯（ThomasChalmers）推动在伦敦（London）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协会，即福音协会（EvangelicalAlliance，1846年成立）——该协会要包括全世界的新教教徒。然而，这个运动在几十年后又失去了它原有的动力。查尔默斯（Chalmers）也在英国教会的社会工作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在1848年有一些虔诚的新教神学家在维滕贝格聚集，他们决定要创立一个“德国福音教会协会”(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bund),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新教也每年举办了一个“教会日”，而在1848年创立的“内部宣教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 fuer die Innere Mission）指导这个“教会日”。自从德国克服了法国的控制后，新教的人士多次谈论创立一个“全帝国福音教会”（evangelischeReichskirche），特别推动这种计划的人是布恩森（Christian J．von Bunsen，参见203．3）和教会历史学家哈泽（Karl Hase，1845，1849年），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挫折。

209.2在英国的安立甘会（圣公会）中，那种不宽容的“政教合一”制度被突破，而那些异议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人（nonconformists，dissenters，即所谓的“自由教会”的人）也获得机会当公务员或政府官员，能够进入国会，因为英国政府于1828年废除了所谓的“考查法律”（Test acts），而1829年的“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Bill”）特别为公教徒规定同样的权力（参见204.5）。因为“高教会”（High Church）陷入了相当深的世俗化，所谓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亦称小册运动Tractarianism，普塞主义Puseyism）等于是对于这种世俗化的强烈回应。很多安立甘会人士对于自己那种僵化的传统感到不满意，所以他们渴望与欢迎一种来自古代教父精神的复兴。这种运动的人强调信条与圣事、圣统制是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以及教会独立于国家，这就是安立甘教会的“公教基础”（katholischen Grundlagender annglikanischen Kirche）。这种运动的核心是牛津大学，而它的精神上首脑是神学教授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参见204.5）与普西（Edward Pusey，1800-1882年）。他们在1833—1841年间编写那些广泛被阅读的时代小册（Tracts for thetimes，因此该运动又称小册运动Tractarianism），而他们的观点传入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于普西（Pusey）主义，这个运动产生一个特殊的教会性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礼仪主义（Ritualismus），即他们特别重视恢复传统的隆重礼仪，在美丽的教堂中丰富地布置了祭坛，有庄严的祭衣、灯、香炉，而他们在很多地方也恢复了传统的“听告解”（Ohrenbeichte，即单独向司铎告罪）与对圣人的尊敬，他们重视隐修传统、司铎的独身制与公教会的节日，甚至恢复了至圣圣体节。这种倾向于罗马的运动由于其拥护者的热忱而真正革新了安立甘教会，但又引起另一些人的激烈反驳，尤其是严格加尔文派，即所谓的福音派或低教会派（Evangelical or Low Church Party），他们的拥护者主要在社会中间的阶层。因为在那些“小册运动者”中有很多人坚持了他们的原则，所以他们正式皈依了公教会（天主教），尤其是最有威望的人。纽曼（Newman）、但普西（Pusey）继续留在安立甘教会内。第三个教会派别又与这两个派形成对立局面—它也同样在1830年代开始出现—是所谓的宽广教会派（Broad Church Party）。它受了德国批判神学思想的影响并提出一种很宽容的、理性主义的基督宗教信仰，与第17世纪的宽容主义（Latitudinarismus）的主张有很多类似之处（参见《牛津论文与书评》Oxforder Essays and Reviews，1860年）。

209.3如上所述（参见205.1），美国没有“国教”，而且政府与教会的分开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规定。那些在16、17世纪在美国形成的殖民地教会团体（比如清教徒、公理会、浸信会、贵格宗与循道宗，参见185.3；192.3.5）大多都在他们自己家乡遭受了镇压与迫害，所以他们在美国的自由空间中倾向于尽可能地发展宗教上的个人主义。虽然新教分裂为很多教派（denominations），但很多美国人完全离开了任何公开的教会传统，从总体来看，社会的基督宗教特征与各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被保存。美国新教的特征是平信徒的突出地位、定期出现的“觉醒运动”（所谓的revivals）以及热切地关注实际的社会工作（比如内部传教和外部宣教、反对奴隶制度、戒酒运动、反对极端的资本主义现象等）。

209.4除了以前提到的教派，在英国和美国又出现一些新的教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上述的“觉醒精神”以及对世界末日的期待（所谓的现代的千年主义，moderner Chiliasmus）。这些教派在1850年以后部分上也传到欧洲大陆，尤其到德国。其中最重要的教派是这些：

209.4a自从1830年以来，那位属于长老会教会的讲道家伊尔文（EdwardIrving，1834年去世）在伦敦创立了伊尔文教会（Irvingians，亦称大公使徒教会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这个教派大约与第2世纪的蒙塔努斯（Montanus）教会（参见第1卷34）相似，因为伊尔文（Irving）强调神恩（如说语言glossolalia等）以及主的再度来临就在眼前，他的来临则会开始千年的统治；伊尔文（Irving）又恢复了古代教会的使徒／宗徒职位、先知和福音作者（“圣史”）和牧者（或“天使”）的职位。他又派遣了“12个使徒／宗徒”到社会中去。此后，伊尔文（Irving）的教派接受了一些天主教（公教会）的习惯。这个教派在德国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一位神学教授也加入他们了，即马尔堡（Marburg）的提耶施（Thiersch）教授（1850年）。在1907年有一个新的分支从他们发展出来，就是所谓的新伊尔文派（Neu—Irvingianer）或新使徒教会（Neu-Apostolische Gemeinde），他们在1953年大约有40万个信徒。他们特别强调在教会中继续发挥作用的使徒／宗徒职位。与这个教派有关系的是达尔必教派（Darbysts）或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他们的创立人是安立甘会的圣职人员达尔必（John Nelson Darby，1880—1882年），他于1828年脱离了国教并成为一个（尤其在普利茅斯Plymouth）很活跃的教派的领导人，这个教派的精神是“末世性的热烈主义”。然而，他们与伊尔文（Irving）派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放弃任何教会组织，因为他们说任何教会职位都违背基督信仰的精神。达尔必（Darby）在欧洲大陆也传播了他的教派，尤其在说法语的瑞士地区、德国（Elberfeld、Stuttgart、Tuebingen）以及到北美。不久后，这个运动分裂为几个彼此有冲突的派别。

209.4b所谓的“最后时期圣者的教会”（Latter—Day Saints），即摩门教（Mormons）的创立人是那位没有受过教育并倾向于热忱主义的斯密约瑟［Joe（Joseph）Smith，1805-1844年］，他们的先知是摩门（Mormon）。据说一批以色列人移民到美国去，而他们的先知摩门（Mormon）写下了一些记载，斯密约瑟（Smith）将这些资料编为《摩门之书》（The Book of Mormon，出版于1830年）。这个教派的拥护者在俄亥俄（Ohio）、密苏里（Missouri）和伊利诺斯（Illinois）州都被当地民众驱逐，那位“先知”斯密约瑟（Smith）和他的弟弟希任（Hyrum）在监狱中甚至被一些暴民枪毙（1844年）。摩门教的人在一个维持两年的“长征”中往西部去并在犹他（Utah）州在大盐湖定居。他们的新领袖是一位木匠，即杨百汉（Brigham Young，1877年去世），他是摩门教的“梅瑟／摩西（Moses）”，他以盐湖城（Salt Lake City）为核心建立了一种“神权—共产主义的”团体制度。在1852年，摩门教的人宣布“一夫多妻”是宗教上的义务，但只部分上执行这个制度。美国联邦政府多次禁止这种规定，而从1882年后，一夫多妻制度受到强烈的镇压。摩门教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大杂烩，其中也包括一些极端的和离奇的观念。他们与伊尔文（Irving）教派一样地强调恢复使徒／宗徒的神恩以及千年主义。然而，他们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宗教的教派，处于正统信仰的边缘。他们不久后也在欧洲作了很多传播并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大约有2万拥护者（1950年）。在全世界他们据说有100万信徒（1960年）。

209.4c复临会（Adventists）也是一个来自19世纪20和3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的美国新兴教派。当时，那位皈依了浸信会的农夫米勒（William Miller，1782—1849年）在1831年后宣布了主的再度来临，并说基督在1844年3月21日或10月22日将要来到人间；很多人听从他并且在1844年后—在米勒指的日期没有发生什么——也保持了原有的信仰。然而，他们分裂为六个教派，其中所谓的复临安息日（Seventh-Day Adventists）是最重要的（1956年大约有100万信徒）。他们认为庆祝主日是“外教人的亵渎行为”并庆祝星期六为安息日；他们强调只有成年人能够领受圣洗，有“洗脚”的礼仪以及要求信徒交纳什一税。因为他们随意解释《圣经》并积极地进行传教工作，他们获得了很多信徒。在他们的宣教中，他们也多次攻击公教会（天主教）。

209.5新教对于海外传教工作长期有一种保留的甚至反对的态度（参见192．2）。法国的胡格诺派（Hugenots）在南美洲曾经试图传教，但没有成功。然而，在17世纪有一些新教人士开始注意到宣教工作的重要性；其中一些有推动作用的因素是荷兰的殖民政策以及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尼德兰的改革宗那里的传教成就。在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推动了传教思想；哈雷（Halle）的虔敬派人士在1706年去了马来群岛；来自赫恩胡特（Herrnhut）的传教士在1732年后到了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以及格陵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Kopenhagen）在1714年创立了一个传教学院，为丹麦的殖民地培养了一些传教士。在英国，循道宗（Methodism）带来了强烈的传教兴趣。自从18世纪末，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与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与新教的传教工作的崛起是平行的。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影响晚一些，因为在那里需要先恢复比较热切的教会生活；那位很有影响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参见210.1）也曾经为了解传教工作的意义提供一种更良好的解释。此时出现了一系列私人的传教协会，他们的工作领域包括整个世界，尤其是印度、波利尼西亚、太平洋以及阿富利加（Africa）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在1850年以前创立的最重要的传教协会是：英国浸信会的传教会（1792年创立）、伦敦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的传教会（1795年）、安立甘会的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成立）以及卫斯理宗／循道宗（Wesley-Methodist）的传教会（1813年）；在北美是波士顿（Boston）的American Board for Missions（ABFM，美部会，1810年成立）以及浸信会、循道宗和长老会的传教协会；在德国有7个传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塞尔的传教会（巴色会，1815年创立）、柏林的宣教会（巴陵会／柏林会，1824年成立）以及在巴门（Barmen）创立的礼贤会／莱茵会（Rheinische Mission，1828年）。

在新教中那些试图再次赢得离开教会的人以及社会上的慈善工作一般被称为“向内传教”（“Innere Mission”，Fr．Luecke吕克第一次于1842年使用这种说法）。在这方面，苏格兰的神学家查尔默斯（Th．Chalmers，参见上文209.1）等于是一个先驱者，而在德国展开了广泛并具有良好影响的工作是汉堡（Hamburg）的神学家维歇恩（Johann Heinrich Wichern，1808-1881年），他也被称为“向内传教之父”。他深深地体验到当时社会的需要并于1833年在汉堡（Hamburg）附近的霍恩（Horn）创办了一个拯救孩子的教育机构（称为艰难之家Das Rauhe Haus）—它为许多类似的机构在德国和德国以外成为一种典型和模范。弗利德纳（TheodorFliedner）牧师于1836年在蒂塞尔多夫（Duesseldorf）附近的凯塞斯维特（Kaiserswerth）创立了一个“女执事协会”，她们作护理、医疗或类似服务；这个机构和它的分支协会在1960年代大约有4万5千个女执事。德国新教的代表于1848年在维滕贝格创立了一个“向内传教”的核心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从1849年以来每年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会议，其中讨论向内传教的问题。

“向内传教”的特殊领域是“圣经协会”与“书报会”（Bible and Tract societies）。最大的这样的协会是1804年在伦敦创立的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BFBS，“大英圣书公会”）；不久后有很多分会与它合并，比如在巴塞尔（Basel，1804年）、柏林（Berlin，1805年）、斯图特加德（Stuttgart，1812年）与纽约（New York，1816年）。在1960年以前，“大英圣书公会”印刷了5亿多本《圣经》或《圣经》的部分文献，并将它译成800多种语言或方言。虽然人们都会敬佩这个巨大的贡献，但我们无法知道效果是否符合如此大的投资和工作，因为“圣经协会”印刷的《圣经》本始终不包括任何“来自人的”因素，所以也没有解释。在1799年的伦敦有新教人创立了一个“书报会”，其目标是传播各式各样的宗教文献，而在德国后来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书报会。

210、新教神学，尤其在德国

210.1在整个19世纪中，新教的人士对哲学和神学怀着非常大的兴趣，尤其在德国。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在圣经学、教会史和信理学史（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的领域中。启蒙主义在很多方面退回了传统的信仰，而在启蒙主义时期后自由研究的原则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因此，神学思想的发展是多样的和多变的。各种思想的代表出现，从最严格的正统派到最极端的左派思想。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参见193.2），尤其康德（Kant）的批判思想，对神学家的思想指向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罗曼蒂克（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强调一种更有感情的、神秘的宗教情怀。在康德以后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们，比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814年去世）、谢林（FriedrichWilhelm Schelling，1854年去世）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831年去世）一方面因为都反对启蒙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点，但他们也都与基督宗教的启示和教会的教导有多少冲突，因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倾向于泛神论。虽然如此，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对德国的新教人士（部分上也对公教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很多新教的神学家也支持与拥护了这种哲学，比如在柏林（Berlin）任教的马海内克（Ph.K.Marheineke，1846年去世）拥护了黑格尔（Hegel）的哲学，一直到那位来自施瓦本（Schwaben）的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74年去世）以令人感到恐怖的方式暴露了这种思想与基督信仰的矛盾。他在他的《耶稣生平的批判研究》（LebenJesu kritisch bearbeitet，1835／1836年，1840年第4版，1924年第22版）宣布《圣经》的基督观念只是一个神话，即信徒团体的宣传的成果（Erzeugnis der absichtslos wirkenden Gemeindedichtung）；在他的《基督宗教的教义》（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1840／1841年），他又溶解了一切基督宗教的信条，使之成为哲学概念。最终他表现出一种泛神论，并接近物质主义（参见1872年的著作《旧信仰与新信仰》Der alteund der neue Glaube）。在波恩当神学老师的鲍尔（Bruno Bauer，1882年去世）在开始的时候属于黑格尔（Hegel）右派，但后来他对《圣经》的批判甚至超过施特劳斯（Strauss，参见1839年以后的著作）并且成为一个愤怒的论战家和纯粹的无神论者。教会的人士对这样的极端主张提出抗议，这就证明当时也有很多具有学问的、坚定保卫信仰的人士；无论如何，自由派的神学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神学的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与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210.1a曾经在哈雷（Halle）和柏林（Berlin）当过神学教授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讲演家-可以视为新教现代神学的奠基人（Begründer der modernen protestantischen Theologie）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新教的“教父”，他一方面准备所谓的“文化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另一方面他指出19世纪神学的真正目标：寻求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他的主要著作是《论宗教：向轻视宗教的有识之士进言》（Ueber die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aechtern，1799年）、《独言》（Monologe，1800年）、《根据信义宗的原则论基督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 nach den Grundsaetz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1821／1822年）、《全集30卷》（Saemtliche Werke in30Baenden，1835-1865年）。虽然早期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放弃了一切“不符合时代的”信条，甚至放弃了神的人格（diePersoenlichkeit Gottes）和灵魂的不死，但晚期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也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立场，但他对当时代的“无信仰”态度仍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受了康德、浪漫主义（Romantik）和费希特（Fichte）的影响，并在一些讲演中以热切的、语重心长的语气赞扬了宗教为“对于无限者、永恒者的直接感觉，即绝对的依靠感”（unmittelbares Gefühl der schlechthinigen Abhaengigkeit von dem Unendlichen und Ewigen）。他视基督为救世主，因为在基督内，这种“对神的意识”（Gottesbewusstsein）是最活生生的，而这样基督对人类有一种解放性的影响。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完全隔开了信仰和知识，想这样结束两个领域之间的古老冲突。根据他的看法，神学的任务是研究不同宗教创立人的原始体验，尤其要说明在基督宗教的教会中的宗教体验。他说，那些信条只不过是“基督徒的虔诚情怀的表达”（Auffassungen der christlich frommen Gemütszustaende），这些表达都符合它们的时代，因此都是主观的、不同的。因此，信理学（Dogmatik，系统神学）是一个历史性的学科。然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了基督宗教在历史上的延续性以及教会的必然性。他的思想体系对新教神学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后人在很多方面改变或纠正了他的考虑。

210.1b那位在蒂宾根（Tübingen）任教的神学教授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年）以及他创立的蒂宾根历史批判学派（Tübinger historisch-kritische Schule）深受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的影响。鲍尔（Baur）曾经批评施特劳斯（Strauss）说，他撰写了一部基督新教的历史书，但没有系统地辨别《新约》的福音书文献。鲍尔（Baur）认为，他的主要工作是科学地研究早期教会以及信条的历史发展（Dogmengeschichte，信理学史）。他对于《新约》的正经、正典（Kanon）的看法非常消极：他想只有保禄／保罗（Paulus）四个大的书信与《启示录／默示录》（Rev）来自宗徒／使徒们。早期教会的历史主要有两个对立的力量进行搏斗，就是保禄／保罗派和犹太派（Judaismus，就是伯多禄／彼得派Petrinismus）—这种批判被称为倾向辨别（Tendenzkritik）。因为鲍尔（Baur）非常系统地从“发展观点”看教会历史，他长期地激励并影响了（新教和公教的）教会史和信理史研究。当然，他的学生在多方面调整了他的理论。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观点一起，鲍尔（Baur）的理论成为19世纪的自由新教神学（liberal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的基础。

210.2另一些神学家愿意保持和复兴宗教改教者的纯粹教导，就是所谓的正统（orthodoxe）神学学派，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些倾向于虔敬派或观念论的（pietistisch-idealistisch）思想家被称为“醒悟神学家”、“心灵神学家”（Erweckungs-，Pektoraltheologen），主要有柏林（Berlin）的教会史学教授内安德（August Neander，1789-1850年），还有孟德尔（David Mendel，一位受洗的犹太人）以及两位圣经解释学家，即哈雷（Halle）的托卢克（August Tholuck，1877年去世）与蒂宾根（Tuebingen）的贝克（Johann Tobias Beck，1878年去世）。那种严格保持信义宗信条的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在Berlin任教的亨斯滕贝格（Ernst WilhelmHengstenberg，1802-1869年）与埃尔兰根（Erlangen）的霍夫曼（Joh．Christian Konrad von Hofmann，1810-1877年），后者是埃尔兰根学派（Erlanger Schule）和所谓的新路德派（Neu-Lutheraner）的首脑。

一方面，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主启示的圣书，但在另一方面，19世纪的学者开始对《圣经》的文献进行辨别性的研究（所谓的“批判”）；所谓的协调神学（Vermittlungstheologie）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一些现代化的和传统的因素同时影响了这种“协调神学”，尤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影响对它很深远。属于这种方向的学者有乌尔曼（Karl Ullmann，1865年去世）、尼切（KarlImmanuel Nitzsch，1868年去世）、米勒尔（Julius Müller，1878年去世）、多尔纳（Isaak August Dorner，1884年去世）、那位具有创造力的若特（Richard Rothe，1867年去世）和那位在耶纳（Jena）当教会史教授的哈泽（Karl Hase，1890年去世）等人物。

210.3在德国以外的新教神学没有形成如此多的学派和研究方向。在大部分的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正统神学（它以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现）。只有瑞士与荷兰的人比较多受德国自由神学派的影响。一个孤独的、思想很深的思想家与作家是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Soeren Kierkegaard，1813—1855年）。他以非常精彩的口才指出那种官方的、乐观主义的、爱好文化的基督宗教与当时丹麦的“国家教会”有很多缺陷。他坚定不移地要求一种很严格的、克修的、内在化的，但也是完全个人主义的基督宗教信仰，要求每一个个人需要作信仰上的存在上的选择和决定（existentielle Entscheidung）。他也强调“信仰的悖论”（Paradoxie des Glaubens，即信仰表面上违背理性）。他的影响很大，一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