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近代教会史

208、教会的学术传统。神学上的错误主张和宗教分裂。希腊教会

208.1很多神学院、公教大学与隐修院学校在革命和世俗化的时代被解散或毁灭。更有杀伤力的毁灭是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在教会学科中所产生的破坏。因此，19世纪初的任务是再次重建教会的神学教育制度，并以尊敬的态度继承传统的知识。同时，当时的学者需要进一步地面对信仰与知识的难题，不仅仅需要卫护个别信条，但需要唤起信仰意识，需要有效地保卫教会存在的本身以及基督宗教的全部特征；这是因为那些有修养的人当时深受宗教上的怀疑精神与无信仰的影响。在法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杰出人物（参见204.2），部分是平信徒，部分是圣职人员，他们很热心地投入于这种工作。在英国的公教会中，那位皈依了天主教的纽曼（Newman，参见204.5）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与护教学者。在意大利有一个学问渊博的枢机，即耶稣会会士麦（Angelo Mai，1854年去世），他一生中发现了并出版了很多教父学方面的文献，在西班牙有巴尔梅斯（Jaime Balmes，参见204．3），他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出版家与哲学家，也是一位公教司铎。在教会的学术的整个领域中，19世纪的德国有更多贡献，尤其是在历史学与实证的学科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几所大学保留了它们的古老神学系，比如弗赖堡（Freiburg）、维尔茨堡（Wuerzburg）、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慕尼黑（Landshut-Muenchen），而另一些大学又建立了新的神学系，比如蒂宾根（Tuebingen）、波恩及明斯特（Muenster）以及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的神哲学学院。这些学院都成为神学这个科学（theologische Wissenschaft）的杰出培训中心并为公教思想及天主教生活的复兴具有伟大的贡献。同时，各教区的修道院首先注重牧灵者的训练—在这些修道院中，部分德国地区以及罗曼地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几乎培养了它们的一切司铎。在德国地区，大学的神学系更多与新教及现代科学有关系，但这一点并没有威胁信仰，宁可说这成为保卫信仰的刺激。在那些有关教会自由的争论中，有修养的平信徒与圣职人员有良好的合作并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种融洽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在高等学校以及在大学中受了同样的教育。奥地利也同样始终在各地大学（如维也纳Wien、格拉茨Graz、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布拉格Prag）都有自己的神学系，而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的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建立了五所神哲学学院，都是为了培养圣职人员。除此之外，一个主教于1843年在艾克施特特（Eichstaett）创立了一所学院。当时的主要学术中心是蒂宾根（Tuebingen）、慕尼黑（Muenchen）与弗赖堡（Freiburg）大学的神学系。蒂宾根（Tuebingen）的天主教神学派的创始人是德赖（Drey）、默勒（Möhl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后来的继承者是库恩（Kuhn）、黑弗勒（Hefele）等人。这个学派的主要方向是一种历史学和辨别文献学的立场。它重新发现教会是一个活生生的团体，并在德国神学的历史上应该有光荣的地位。

该学派自从1819年发行的神学期刊《神学季刊》（Theologische Quartalschrift）是最古老的仍然存在的神学期刊。在慕尼黑，德林格（Döllinger）在好几十年中就是最有权威性的领导人物，无论是在神学方面或在教会政治方面。在弗赖堡（Freiburg），两个施瓦本（Schwaben）人，即施陶登迈尔（Staudenmai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是教会科学的最杰出复兴者。

208.1a在圣经学和圣经解释学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是弗赖堡（Freiburg）的胡格（Leonhard Hug，1846年去世）、蒂宾根（Tuebingen）的赫布斯特（Joh．Georg Herbst，1836年去世）与波恩的肖尔茨（Johann Martin August Scholz，1852年去世）。在当时，护教学与基本神学逐渐变成一些独立的学科，而在这方面有贡献的是蒂宾根（Tuebingen）的德赖（Joh．Bapt．Drey，1853年去世），在思辨信理学方面（spekulative Dogmatik）最有影响的是在蒂宾根（Tuebingen）、吉森（Giessen）和弗赖堡（Freiburg）任教的施陶登迈尔（Franz Anton Staudenmaier，1856年去世）、蒂宾根（Tuebingen）的库恩（Joh．Ev．Kuhn，1887年去世）、波恩的克莱（Heinrich Klee，1840年去世）以及利伯曼（Franz Leopold Liebermann，1844年去世）-他先在美因茨的修道院任教，后来在斯特拉斯堡当教区长，当时有一些人复兴了经院思想，而他是其中之一。在公教哲学方面具有巨大贡献的人物是那位充满灵感的德廷格尔（Martin Deutinger，1864年去世），他在狄林根（Dillingen）和慕尼黑（Muenchen）任教并与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进行对话。牧灵神学与教育学的杰出人物是在狄林灵（Dillingen）、兰斯胡特（Landshut）与雷根斯堡（Regensburg）活动的塞勒（Johann Michael Sailer，参见203.1）—他更多注意到圣经学，而在当时有很多神学家不太重视圣经方面的研究。另一个牧灵神学家是那位充满激情的施瓦本人希尔施尔（Joh.Bapt.Hirscher），他在蒂宾根（Tuebingen）和弗赖堡（Freiburg）任教（1865年去世）。教会法研究和法律史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中有影响的人物是波恩的瓦尔特（Ferdinand Walter，1879年去世）以及在慕尼黑与维也纳活动的菲利普斯（George Philips，1872年去世）。

208.1b当时尤其被重视的学科是与历史神学有关系的学科，即：教会史、教父学、教义史学（即信理学历史学，Dogmengeschichte）以及信经研究、信纲学（Symbolik）。历史神学在公教徒们心中恢复了传统意识，同时也恢复了在启蒙时期退化的“教会是上主的机构”这样的概念。从新教转向公教的斯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伯爵（1819年去世）与明斯特（Muenster）的卡特坎普（Theodor Katerkamp，1834年去世）编写了一些相当好的（虽然不全面的）“教会通史”著作（参见第1卷，4，7），但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是默勒（Johann AdamMöhler，1796-1838年）-他在蒂宾根（Tuebingen）及慕尼黑（Muenchen，1835年）当教授。他的最有灵感的著作—大概是有意识地反驳麦斯特（de Maistre）的名著《论教宗》（Du pape，参见204.2）写的—是1825年出版的《教会的合一或公教的原则》（Die Einheit der Kirche oder das Prinzip des Katholizismus），而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信经学或：根据公开的宣认信仰的信经文献阐明公教和新教在信条上的差别》（Symbolik oder Darstellung der dogmatischen Gegensaetze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nach ihren oeffentlichen Bekenntnisschriften，1832年）。这大概是从贝拉明（Bellarmin）和波舒哀（Bossuet）以来最有思想内容的、保卫公教教导体系的著作—这个体系在18、19世纪曾受了很多批评。在默勒（Möhler）去世后，德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1799—1890年）成为德国历史神学最领先的人物，他在慕尼黑（Muenchen）当神学教授，并在圣卡耶丹（St.Cajetan）修院当院长（Stiftspropst）。他属于格雷斯（Goerres）的协会（参见203.2），并后来也在教会政治方面发挥了长远的影响并想结合信仰的精神与现代的科学知识。关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1860年后），请参见212。在教会历史研究方面似乎有同样大的影响的人是黑弗勒（KarlJosef Hefele，1809—1893年），他1869年后当若滕堡的主教（参见212.2），他曾经编写一部共有7卷的《主教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参见第1卷，2.2）以及其他的著作。来自西里西亚（Schlesien）的泰内尔（Augustin Theiner，1874年去世）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并在1855年后当梵蒂冈档案室的主任（1870年被撤职）；他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书。

208.2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公教的哲学与神学必须面对和讨论德国的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恢复纯正的公教思想。这个重大任务中能在长期搏斗后获得正当的解决，其中也有个别的人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当时神学论战的极端的和错误的主张中，下列的比较有影响力：

208.2a赫尔梅斯（Hermes）及赫尔梅斯（Hermes）学派。赫尔梅斯（Georg Hermes，1775—1831年）在1818年后在波恩当教义学（信理学）教授，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深厚信仰、无可指责的品行与杰出的教学能力的人；他试图结合公教神学与德国哲学。根据康德（Kant）和费希特（Fichte）的思想，他认为应该可以从一种实际的怀疑（positiver Zweifel）出发，而通过克服这种怀疑也能够克服怀疑主义。他认为可以视基督宗教的一切信条为“实践理性的假设”并依赖哲学推理完全确定地证明一切信条。然而，他说不要按照经院神学的方式理性地分析或阐明教会的信理。拥护赫尔梅斯（Hermes）的学者很多，尤其在波恩、布瑞斯劳（Breslau）和特里尔的学院。然而，他的理论太强调人的理性的能力，而且他忽略了基督信仰那种“启示特征”（Offenbarungscharakter），所以早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反驳他。赫尔梅斯（Hermes）主义的主要对手是那位学问渊博的，但不太认同某个具体教会的司铎宾特林（Anton Joseph Binterim），他在蒂塞多夫（Duesseldorf）附近的比克（Bilk）工作（1855年去世），他曾经向驻慕尼黑（Muenchen）和布鲁塞尔（Bruxelles）的宗座大使写过一些谴责别人的信和不太客观的报告，因此造成教会政治上的一些混乱。在赫尔梅斯（Hermes）去世后，奥地利的宰相梅特尼克（Metternich）劝勉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谴责赫尔梅斯（Hermes）的思想，而教宗于1835年9月26日发表了《最尖锐的》（Dum acerbissimas）简函，其中说赫尔梅斯（Hermes）离开了“教父们的王道”。科隆的总主教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August von Droste-Vischering，参见203.3）和他的接班人盖塞尔（Joh．von Geissel）很严厉地反对了那些拥护赫尔梅斯（Hermes）思想的神学教授和牧灵者。这个争论引起的纠纷逐渐平静下来。

208.2b于1826年后在慕尼黑大学当“思辨神学”（spekulative Theologie）教授的平信徒与哲学家巴德尔（Franz Xaver von Baader，1841年去世）深受伯梅（Jakob Boehme）那种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参见185.2），同时也受了谢林（Schelling）和另一些当代哲学家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神智论”的思想体系（theosophischesSystem），其中从一个主观主义的角度来解释（或歪曲地阐明）研究与信仰的关系、三位一体的信条、创世论的信条以及其他的信仰内容。他也放弃了罗马的宗座，但在临终时他收回了这些说法。

208.2c与赫尔梅斯（Hermes）一样，奥地利的哲学家和教区司铎龚特尔（AntonGünther，1861年在维也纳去世）也太强调人的理性的能力。这位神学家属于圣霍夫包尔（Klemens Maria Hofbauer）的圈子（参见203.7）并为奥地利的公教复兴运动具有重大的贡献。他的教导和学派在奥地利和德国获得了很多具有能力的拥护者和友人。龚特尔（Günther）的思想从笛卡儿（Descartes）出发，所以他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能力依靠自己就能够掌握信仰的种种奥迹；他说，哲学恰恰是“一个理想的考验，帮助人们认出真正的神学的内容（die ideale Probe ueber das reale Fazit der Theologie）”。他不参考经院思想并拒绝它。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58年谴责他的教导，而他的著作被列人禁书名单；龚特尔（Günther）马上接受了宗座的谴责并服从它。

208.2d相反极端主张是所谓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波纳德（Vicomte de Bonald，1840年去世）以及在斯特拉斯堡当哲学教授的波坦（Abbe Bautain，1796—1867年）。这些学者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根本无法认识神，所以一切精神性价值、道德上的原则和社会的秩序都来自“启示”及“圣传”（传承）。因为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与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介入了，波坦（Bautain）被迫放弃他的教导（1835年，1840年）。

208.3在当时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教派式的运动，即所谓的“德意志公教主义”（Deutschkatholizismus），而引发了这个运动是因为德国人于1844年恢复了一个老传统，即有的信徒喜欢去特里尔朝圣，因为在那里保存着“基督的外衣”（RockChristi）。针对这种朝圣活动，来自西里西亚（Silesia）的劳拉希特（Laurahuette）的副本堂神父任格（Johann Ronge，1887年去世）向特里尔的主教阿诺迪（WilhelmArnoldi）写了一份讽刺和嘲笑那些尊敬圣髑的人的信。当时，任格（Ronge）早已经因为一些极端的言辞被撤职。支持任格（Ronge）的人包括一个同样早已被谴责的教区长，即杰斯基（Johann Czerski，1893年去世）以及许多与公教会有某些隔阂的信徒。他们在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施内德摩尔（Schneidemuehl）以及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基督宗教—公教的”团体。这些自称“德意志公教徒”（Deutschkatholiken）早于1845年3月在莱比锡举行了一个“教会大会”（Kirchenkonzil），其中宣布唯独《圣经》是信仰的准则，并且放弃了宗座的首席权、听告解的圣事、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大赦、对圣人的尊敬、守斋、朝圣，他们仅仅承认圣洗与圣餐（包括领圣血）为圣事；他们又提出一种德国式的弥撒经，其中放弃了传统的感恩经（Kanon）。由于新教的人支持他们并因任格（Ronge）的宣传和传单，这个教派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于1847年在柏林（Berlin）召开了第二次教会大会，据说当时已经有259个堂区、88个圣职人员与6万个信徒属于这个教派，其中一半的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由于1848年的事件，他们后来在全德国自由地活动。然而，这个教派早就走向衰弱，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太缺乏内容。任格（Ronge）自己支持理性主义，他甚至否定基督的神性。各地政府都怀疑他们，因为在他们提出很多极端的政治标语。后来，大部分的“德意志公教徒”在1859年与新教的“光明之友”运动（“Lichtfreunde”）合并了，这是一个宗教上比较自由的教派。只有在撒克森地区还继续存在一些团体，一直到1918年。

在法国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称“法国公教会”Eglise catholique francaise），但在影响上远远不如德国的教派。法国的沙特尔（Abbe Ferdinand-Francois Chatel）大约于1831年在巴黎创办了这个运动，它传入了30个省。这个教派也同样放弃了罗马教宗、告解（和好）圣事、拉丁语的弥撒、守斋与独身制；他们的信仰教导倾向于理性主义。然而，法国的警察局在1842年已强制性关闭了沙特尔（Chatel）的“圣殿”（“Temple”）；这个领导原来自称为“法国首席主教”（PrimasGalliens），但他于1857年孤独地去世，当时已经没有拥护者。

208.4希腊人与希腊的东正教会在19世纪也同样遭受土耳其人的严厉镇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宗主教是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完全受苏丹（Sultan）的控制。然而，土耳其帝国在政治上逐渐分裂，这就导致政府向那些非穆斯林人作出了一些让步。这种政策同时也结束了原来的“宗主教的全球性权威”（ecumenical patriarchate，即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统治一切东方教会），因为在1821—1829年的解放战争中，希腊人—在英国、俄罗斯与法国的支持下—争取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巴伐利亚（Bavaria）的奥托一世（Otto I，1832—1862年）的统治下，希腊（Hellas）王国的教会于1833年宣布自己为独立的，自己有元首的（autokephalos），就是说不再属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宗主教，但一直到1950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才承认希腊教会为“独立的”。1833年不久之后，国家完全统治教会。他们的领导是雅典（Athens）的总主教（metropolita）以及由五个成员与一个政府派的总管构成的神圣的会院（Holy Synod）。同时，塞尔维亚（Serbia）于1830／1832年也为自己的地区组织了一个比较独立的管理制度，并于1879年宣布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有元首的（autokephalos，不属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的宗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