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近代教会史

207、公教内的生活:法律关系、纪律、礼仪、基督宗教的艺术和灵修、修会生活

207.1由于法国革命和德国世俗化运动的影响(没收教产),公教(天主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法律地位和外在处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教会几乎失去了它的一切财产并在经费方面依赖于国度。但在另一方面,教会不再需要关注某些世俗问题,它可以专心地投身于宗教性的服务(参见200.3.4)。在此之前,在提名主教和在教会高级职位方面,欧洲的贵族人士获得了优先的考虑,而从19世纪以来,贵族人士不再有优势,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然而,不仅教会没有了特权,而且在广大的社会上圣职人员也逐渐失去了他们的特权:法国人的圣职人员在法国革命一开始就放弃了什一税以及圣职免于纳税的制度(参见198.2),而什一税逐渐在一切地区被放弃了。同时,圣职人员原来属于教会法院的管理,但现在他们的事件也逐渐属于世俗的法院。罗马宗座并没有承认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但在当时的一些政教协定文献中多次出现这样的一段话:“符合时代的条件”(temporum ratione habita)。由于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中无法严格执行教会的法律,所以教廷需要“宽容”(“tolerari posse”)与“忽视”(“dissimulare”),除非某个问题涉及神圣法律(ius divinum)。正如1801年的法国政教协定所规定,“国教”制度在似乎一切国度中被放弃,而不同宗教团体在国度中的平等对待(Paritaet)成为普遍的规律,公教会也无法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非常尖锐地反对了普遍的良心的自由(参见其《我们惊讶》Mirari vos:“说每一个人在良心上自由,这是一个荒谬的和错误的原则,或更好说,这是梦话呓语”absurda illa ac erronea sententia seu potius deliramentum,asserendam esse ac vindicandam cuiuslibet libertatem conscientiae),但在几乎所有的国度的法律中,这个良心自由都被写进去,而在那些公教徒占少数人的地区,公教会也依赖这个原则受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公教会也利用了民主运动来肯定其合法权利。

一般来说,圣职人员在19世纪的社会地位、精神教育和道德水平都获得了可观的提高。圣职人员也比以前更愿意聆听和服从教会的长上。法国最可敬的本堂神父当时是维亚纳/维安尼(Jean-Baptiste Vianney,1786-1859年),他在里昂附近的阿尔斯(Ars)工作(1925年被宣布为圣人)—他是不懈牧灵工作的杰出榜样。平信徒们也比以前更拥戴教宗、主教们和司铎们,他们在公共社会中也更勇敢地保卫了教会的权利。在法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的国度)有一些杰出的平信徒神学家,他们一方面热烈爱慕教会,也有良好的知识和品德。在提高教会纪律方面,一些国家的圣职人员多次举行教区会议和教省会议(比如法国和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自从1848年以来都有定期的主教会议,其影响良好。通过许多政教协定,教会的中央权威和罗马教廷的首席权得到了明显的表达。虽然不是所有的公教徒都赞成麦斯特(de Maistre)的观点(参见其书《论教宗》Du pape,1819年,参见204.2),但宗座声誉和教宗的权威性在这个阶段中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207.2在19世纪上半叶,教会在纪律方面呈现出更大的宽容性,尤其是对于平信徒来说。教会此时很少公开地绝罚一些人,也进一步放松了守斋的规定,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不同的信仰传统的逐渐混合。吃肉的斋戒(尤其在德国)逐渐只限于一年中的周五、圣灰周三、圣周的周四和圣周六。教会的传统节日和庆日因法国革命被完全推翻了(参见198.3)。因此,教会在重新规定节日的时候必须作出很大的让步。通过卡普拉拉(Caprara)枢机使者的规定(1802年4月9日),法国除了主日以外仅仅保留了四个特殊的庆节,即:圣诞节、基督升天节、圣母升天节以及诸圣节;另一些节日(如主显节、圣体圣血节、圣伯多禄/彼得和保禄/保罗节、教堂的主保节日)都被挪到主日。这种规定为当时的法国有效,包括荷兰和莱茵河以西的地区,甚至包括卢森堡、比利时与荷兰的林堡(Limburg)。针对普鲁士,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规定1788年(参见188.4)的制度也要在科隆教省中有效(1828年)。然而,在其他的方面,德国与其他国度的节日存在相当多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那么多政治上的和教会中的转变,但古老的“巡逻法院”(Sendgericht,synodus,参见第2卷,95.3)的遗迹在德国西南部依然存在。在新教的教会(比如在符滕堡和黑森)在17、18世纪也有一些类似的“谴责罪人的教会大会”(Kirchenkonvente mit Ruegemeistern)。德国富尔达(Fulda)的主教普法夫(J.L.Pfaff)甚至在1835年试图要重新推广这种“巡逻法院”的制度,但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207.3虽然在19世纪初的阶段中,教会在礼仪和敬礼方面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为了更隆重地举行神圣的礼仪人们做了很多事,这样完成了更多的一致性,因为虽然特伦托(Trento)的大公会议作了很多这方面的规定,但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了一些差异。恢复了法国隐修传统的人士是那位来自法国索勒姆(Solesmes)的本笃会会士盖朗热(Prosper Gueranger,1805—1875年),他通过其著作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奋斗,要镇压一些有地区特色的礼仪并强调使用罗马的礼仪《参见他的《礼仪制度》Institutions liturgiques,三卷,1840—1851年,《礼仪年度》L’Annee liturgique,9卷,1841—1866年,1875—1880年有德语译本)。盖朗热(Gueranger)的奋斗获得了胜利,只有里昂保持了原有的古老礼仪,米兰(Milan)还继续使用自己的安博罗修斯(Ambrosian)礼仪,而一些在Toledo的教堂使用本地的摩扎拉伯(mozarab)礼仪(参见第2卷,98.1)。然而,在1914年前无法发挥一种民众礼仪运动,因为当时的思想多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而人们强调的虔诚更多是个人的灵修体验和情绪化的灵修。盖朗热(Gueranger)院长和他隐修院中的波提耶(Pothier)和摩奎柔(Mocquereau)修士对于齐声圣歌与圣乐(Choralgesang)的发展也有贡献。就复调(polyphone)圣乐来说,慕尼黑的艾特(Kaspar Ett,1847年去世)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普若斯克(Karl Proske,1861年去世)放弃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参见179.5)那些没有深度的或太世俗化的歌调并再次注重古典时期的著作,这样他们开始在教会音乐中推动一个健康的“复原”(Reaktion)和改革运动。

207.4公教的宗教崛起在教会艺术方面也受到了明显的表达。人们开始放弃那种理性的古典主义(nuechterner Klassizismus)和被视为“外在化的”巴洛克风格(虽然巴洛克并不都是那么浮浅的)并再次珍惜中世纪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成了19世纪初艺术家的榜样和楷模,尤其是哥特风格——有人甚至说哥特风格就是最典型的基督宗教风格;参见法国的蒂克(Eugene Viollet—le—Due,1879年去世)和德国的瑞克斯佩格(Augustin Reichersperger,1895年去世)。很多老教堂受到符合原来风格的恢复或被完成(如科隆的大堂,1824年,1842/1880年)。另一些新的建筑引人注目,如慕尼黑的博尼法修斯大殿(Bonifatius—Basilica,1835—1850年)。雕刻艺术的复兴者是来自威尼斯的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年),他结合了古典的优美与基督宗教的精神(著作有教宗们的雕像等)。丹麦人托瓦尔德森(Bertel Thorwaldsen,1770—1844年)在外在的完美形式方面还超过了他(参见哥本哈根Kopenhagen的“祝福人的耶稣”像)。真正具有宗教感情的基督徒雕塑家是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阿克特曼(Wilhelm Achtermann,1799—1884年),他的主要著作是明斯特(Muenster)的圣母悼念耶稣(Pieta)和“耶稣被从十字架取下来”。浪漫主义尤其为宗教绘画带来很大的激励。德国当时出现的画家学派是所谓的路加弟兄(Lukasbrueder)或纳匝勒派(Nazarener),他们一方面了解民间的感情和历史,另一方面又热爱公教的中世纪和意大利高峰文艺复兴时期的完美理想—这种画家协会是由奥维尔贝克(Friedrich Overbeck,1789—1869年,1813年皈依了天主教)和科尔内留斯(Peter Cornelius,1783-1867年)与沙多夫(Wilhelm Schadow)和维特(Phil.Veit)一起于1810年在罗马创立的,而这些人以及其他的画家(如Ed.vonSteinle,Jos.Fuehrich,Heinrich Hess,Joh.Schraudolph)在慕尼黑、蒂塞尔多夫、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继续发展这个学派。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很可爱的浪漫派画家,即慕尼黑的施温德(Moriz von Schwind,1871年去世),他画了很多传说故事和童话题材,还有圣伊丽莎白(Elisabeth)在瓦特堡的生活。

207.5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公教的宗教生活仍然有一段时间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对信仰和灵修的贬低。然而,人们逐渐获得了更坚强的信仰意识和更主动的态度,无论是在圣职人员或在平信徒那里(参见203)。这种态度转变的具体表现有:人们愿意更多接受圣事,他们参与精神性的活动(避静)、群众宣教活动、朝圣以及虔诚的协会,人们愿意为慈善项目捐献,尤其注重各地教堂的维修和美化,愿意帮助穷人和进行传教,并提高青年的宗教教育。同时,修会生活也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时期,一般的信徒很拥戴教会中的长上和领导。在个人的灵修上,信徒们特别尊敬基督圣体、耶稣圣心以及圣母圣心。天主教(公教会)以及“基督宗教徒结合”的思想在浪漫主义(Romantik)时期以及在后来的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教会以外的人也被吸引,所以在德国有很多人转向或皈依了公教会,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和属于上等阶层的人(关于英国参见204.5)。从总体来看,公教在社会舆论中的良好名声被恢复,所以在那些公教新教混合的地区开始有各方面的建设性合作,包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这种公、新教的融汇是前所未有的,而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很多混合婚姻(参见203.3-5)。

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从新教转向公教的人物,比如斯托尔贝格(Stolberg,参见203.1)伯爵、施雷格尔(Fr.Schlegel)、维尔内(Zacharias Werner)和弥勒(Adam Mueller,203.7)以及奥维尔贝克(Fr.Overbeck,参见207.4);除了这些以外值得注意到的人还有公爵安哈特·克滕(Friedrich Ferdinand von Anhalt-Coethen,1825年皈依)以及他的妻子、政治学家哈雷尔(K.L.von Haller,1820年皈依)、法学家雅尔克(K.E.Jarcke,1824年)和菲利普斯(G.Philips,1828年)和包姆斯塔克(Reinh.Baumstark,1869年)、新教神学家克尔特(E.Von Hurter,1844年皈依)和雷梅尔(H.Lammer,1858年)、历史学家格夫瑞尔(A.Fr.Gfrörer,1853年)和克罗普(Onno Klopp,1873年)、女诗人韩塞尔(Luise Hensel,1818年)与女伯爵Ida Hahn-Hahn(汉,1858年)。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平信徒的参与也是一个新的特征。很多平信徒,包括一些有学问有财富的信徒,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生活并在公共社会中替教会的权利进行辩护。然而,这个新的时代是“群众的时代”,所以如果一个人想完成某一件大事,他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结合起来,这样形成了很多公教协会(在德国称Vereine,在法国则称oeuvre),这些协会包括了一切宗教性的、社会慈善性的或高等教育和文化性的活动。这些协会意味着民主概念与宗教热忱结合了,并为那些愿意协助教会的人开启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范围。

除了那些在上文(206.1)提到的传教协会以外,在这里还应该列出这些协会:那位崇高的欧扎南(Ozanam)1833年在巴黎创立的味增爵(Vincentius)协会(参见204.2)以及伊丽莎白协会(Elisabethenverein,1840年在特里尔Trier创立,他们探访病人或帮助穷人),在波恩的波若梅欧协会(Borromaeusverein,1844年创立),它的目标是传播良好的读物并在乡间创办民间图书馆;比约/庇护协会(Piusverein,1848年创立)—它的目标是获得宗教自由以及振奋基督徒的精神,其创始人是美因茨的大堂司铎雷宁(Adam Franz Lenning);这个协会又在1848年发展“德国公教协会大会”,这个大会从此以后似乎每年都聚集在一起,后来被称为“公教日”(Katholikentag)。另外还有1846年在艾尔贝菲德(Elberfeld)创立的公教学徒协会(Gesellenverein),杰出司铎科尔平(Adolf Kolping,1865年去世)在1849年后在科隆组织了这个协会。帕德波恩(Paderborn)有一个博尼法修斯协会(Bonifatiusverein),它关注海外德国信徒的牧灵需要,并1849年因德林格(Doellinger)的推动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创立,它的首任主席是斯托尔贝格—维斯特海姆(Joseph zu Stolberg-Westheim)伯爵。

207.6在革命和世俗化的暴风后,对教会的恢复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修会传统的复兴。在19世纪上半叶,修会运动对宗教精神和教会生活的复苏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法国的拿破仑早已(1807年)恢复了仁爱修女会的合法性。这个修女会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它是人数最多的公教修女会,并且有极好的影响。教宗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01年在俄罗斯地区恢复了耶稣会,在1804年为西西里岛恢复了它,而于1814年8月7日通过《一切教会的关注》(Sollicitudo omniumecclesiarum)诏书为全世界恢复了耶稣会,因为他深信,那些“具有经验和精力的教会推动者”为19世纪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个修会不久后就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并在具有能力的若特汉(Joh.Phil.Roothaan,1829—1853年)总会长的指导下在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作用。自从1850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在罗马出版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即《公教文明》(La Civilta Cattolica)。另一些修会团体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原来的会院或创立了新的会院。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王的时代,巴伐利亚在1830年后恢复了几所本笃会隐修院。在法国,索勒梅(Solesmes)隐修院的院长盖朗热(Gueranger,参见上文207.3)成为本笃会修道运动的恢复者(1837年)。从巴伐利亚的梅滕(Metten)和瑞士的艾恩西登(Einsiedeln)本笃会传到北美(1846年和1854年)。

当时的新兴修会大多都起源于法国,它们主要投入于教会内和教会外的传教、教育与青年的培养工作。在此只能列出一部分的修会:

207.6a法国的古德任(Abbe Pierre Jos.Coudrin)在巴黎于1805年创立了“比克保士二心传教会”(耶稣玛利亚圣心传教司铎会Picpus Society of Missionary Priests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 and Mary),而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于1817年批准了这个修会;他们在德国也有几个会院。

207.6b法国的主教马泽诺德(Eugen de Mazenod,1861年去世)于1816年在马赛(Marseille)创立了无玷圣母献主会[Oblates of the Immaculate Virgin Mary(OMI)],他们在德国富尔达(Fulda)附近也有一个会院。

207.6c所谓的玛丽亚会,玛利亚司铎会(Maristae)于1824年由科林(AbbeJean Claude Colin)在里昂附近的贝雷(Belley)创立。他们的会宪靠近耶稣会的会规。

207.6d耶稣圣心修女会(Dames du Sacre—Coeur)主要负责女孩子的教育,特别是上层女子的教育,于1800年在巴黎由圣巴拉特(Magdalena Sophie Barat,1865年去世)创立。这个修女会获得迅速的发展,她们于1960年代大约有140个会院,分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她们的会宪与耶稣会的会宪相似。

207.6e善牧修女会(Women of the Good Shepherd),于1835年由“避难修女会”(参见172.4f)因圣Maria Euphrasia Pelletier(佩雷捷,1868年去世,1940年宣布为圣人)的努力形成;她们的母院在安杰(Angers),同样获得迅速的发展,并为那些堕落的女子提供良好的服务。

207.6f“公教传教会”的修会一般被称为帕罗提会(Pallottines),因为真福帕罗提(Vincent Pallotti,1850年去世)于1835年在罗马创立了他们,同时也创立了一个修女会(帕罗提修女会)。它们的目标是青年教育、向民众传教以及海外传教。德国的帕罗提会会士(他们的会院在林堡Limburg)在1890年以后在德国的殖民地喀麦隆(Camerun)传教。

207.6g另一个法国女修会是穷人的小姐妹会(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1840年由许甘(Jeanne Jugan)在不列塔尼(Bretagne)的圣塞尔凡(St.-Servan)创立,她们的目标是照顾老人,办理老人院,不久后她们获得良好的发展,深受欢迎。与她们有关系的是神贫婴儿耶稣姐妹会(Sisters of the poor Infant Jesus,1848年创立),她们的创始人是卢森堡的主教劳任特(Johannes Theodor Laurent)和真福费伊(Klara Fey,1894年去世),她来自亚琛(Aachen)。

207.6h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尼撒(Nyssa/Neisse)有一个医疗修女会于1842年被创立,就是圣伊撒伯尔的灰衣修女会(Grey Sisters of St.Elisabeth)。

207.6i被称为接升会(Assumptionists)或圣母被接升天奥古斯丁会(Augustines of the Assumption of Mary)是一个遵守奥古斯丁(Augustines)会规的团体,他们主要支持天主教生活、传播宗教知识并重新联合分裂的教会团体。法国尼姆(Nimes)的教区长阿尔松(Em.d'Alzon)于1845年创立了这个修会,他们主要在公教印刷品方面工作,比如在巴黎创办了《十字架》(La Croix)等报纸和刊物;他们也在东方和阿富利加(Africa)的传教区工作。

207.6j被称为尼德布伦修女会(Niederbronner Schwestern,原名“至圣救世主修女会”)的团体于1848年由艾平格尔(Elisabeth Eppinger,1867年去世)在阿尔萨斯(Alsace)的尼德布伦(Niederbronn)创立,她们传播到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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