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近代教会史

第三章、启蒙运动时期的天主教

194、耶稣会受镇压并被取缔（1773年）

194.1毫无疑问，在200年的历史过程中，耶稣会在它的一切活动领域中（牧灵、海外传教、教育以及神学研究）为天主教（公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749年时耶稣会已有39个省、669所学院、众多小会院以及22600位会士，其中有一半是司铎。在影响力和重要性方面，耶稣会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修会。然而，这种权力和影响力也带来了一些危险，因为部分耶稣会会士太过自信或追求很高的地位，他们有时甚至对宗座没有恪守原有的服从义务（参见“高卢主义”的历史，189.4；以及“适应本地文化的争论”，177.4b．e）。很多人也嫉妒或憎恨这个具有影响的修会，尤其是那些启蒙者和反对教会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是天主教最有力的支撑，所以他们反对抵抗它。耶稣会也确实掺和了一些政治问题，并且与那些比较古老的修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耶稣会在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以及他们那些坚固不变的、保守的教育方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对于该修会的反感逐渐传到了罗曼国度（即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朝廷和政府圈子—这些人也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大约在1750年后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消灭耶稣会的战争”，结果导致耶稣会迅速被取缔—该修会不应该有这种悲惨的结局。

194.2毁灭耶稣会的风暴最早发生在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是那个软弱和不道德的国王若瑟一世（Jose I Manoel，1750—1777年）执政的时期，他的大臣蓬巴尔侯爵（Marquis de Pombal），是一个很有抱负的自由思想者，并操控着政治。他反对贵族和圣职人员，认为他们是国王专制和“进步”的阻碍因素。他尤其主张，葡萄牙这段时期中的一切灾难都要归罪于耶稣会。在南美洲那些所谓的“耶稣会国度”中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借口来镇压耶稣会（参见177.2）。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拉圭南部重新划定界线，所以当地有7个并居区（Reductiones）的基督徒印第安人（共3万人）被迫移民（1750年），这种做法表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种独裁式的任意性。然而，这些印第安人举起武器抵抗（所谓的“并居区战争”），他们战败（1765年）。蓬巴尔（Pombal）说印第安人的领导是耶稣会会士，所以这种抵抗也要归罪于耶稣会；他很系统地诽谤耶稣会，这样煽动群众和影响公共舆论反对该修会。葡萄牙政府给宗座压力，所以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指定撒尔达纳（Saldanha）枢机去葡萄牙视察耶稣会，但这个枢机又是蓬巴尔（Pombal）的亲戚。他于1758年影响了里斯本（Lisboa）的宗主教宣布耶稣会“由于不合法的贸易关系”而禁止耶稣会会士们讲道或听神功（听告解）。不久后，国王在一次暗杀事件受伤，而蓬巴尔（Pombal）利用了这个机会，说耶稣会参与了这个阴谋并在全葡萄牙和殖民地地区残暴地镇压了耶稣会（1759年）。耶稣会的财产被没收，很多会士入狱好几年，几百个会士被流放在意大利的海岸地区，而那位年老的马拉格瑞达（Malagrida）神父甚至被判为“叛国罪”和“异端人士”，而被处以死刑（1761年）。

194.3不久后，法国的公共舆论也开始反对耶稣会。耶稣会在法国的敌人最多，争斗也最激烈。杨森（Jansen）派的人不断反驳耶稣会。自由思想者和共济会，大臣奎塞（Choiseul）和路易十五世（Louis XV，1715—1774年）的情妇和密友蓬巴杜侯爵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都推动了推翻耶稣会的运动。不幸的是，耶稣会神父拉瓦勒特（Lavalette）的事件在公共舆论上产生很不好的印象。这位神父是耶稣会财务负责人。他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加入了一些不顺利的贸易项目。修会拒绝为他付出150万里弗赫（livres），但通过巴黎政府的判断，耶稣会被迫付出这个巨额（1761年）。此后，无数的人开始恶意地攻击耶稣会。大多法国主教都替耶稣会进行辩护，而在巴黎有116个耶稣会司铎宣布他们都拥护“高卢主义”的原则，都是为了保护修会不受攻击，但都没有用。国王自己想挽救耶稣会的法国省会。他建议要指定一个“耶稣会法国监督”，这样创立一个比较独立的“法国耶稣会”，但耶稣会的总会长利基（Lorenzo Ricci）和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1758—1769年）都拒绝这个建议，后者说：“他们应该保持现在的样子，否则就不应该存在。”（Aut 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在1762年8月巴黎政府宣布在法国的耶稣会被解散，而那个软弱的君主在一些犹豫后也支持这个法令（1764年12月1日）。和葡萄牙一样，修会的财产被国家没收了。个别的耶稣会会士被允许在主教的指导下继续作牧灵工作。

194.4这样，耶稣会已经失去了两个很重要的分支。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继续很热心地保护该修会，在《宗徒的牧灵任务》（Apostolicum pascendi munus）诏书中再次肯定耶稣会，提出它的贡献并反驳那些出于憎恨的控诉。然而，其他的波旁（Bourbon）王室也开始镇压耶稣会，把会士驱逐出境。卡尔三世（Karl／Carlos III，1759-1788年），由于受到共济会成员阿兰达（Aranda）大臣唆使，开始在西班牙和各殖民地镇压耶稣会（1767年）。在同一年中，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亚的年轻王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他是卡尔（Karl／Carlos）的儿子—也镇压了耶稣会（或说他那个无所不控制的大臣塔努基Tanucci）。好几千个耶稣会会士被迫上船，他们被送到意大利的教会国。当教宗克雷孟十三世（Clemens XIII）于1768年1月因为一些教会权利的纠纷向帕尔玛（Parma）的公爵费迪南—他是Karl III卡尔三世的侄子发表了一封提醒他的文献（“提醒”Monitorium）时，这个公爵也同样镇压和驱逐了耶稣会会士。此后，波旁（Bourbon）家族的政权共同反对教宗：他们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比如在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在意大利的贝内文特Benevent和彭特克沃Pontecorvo）。他们共同要求教宗收回他的“提醒”文献并且在全教会范围内马上取缔耶稣会（1768／69年）。

不久后（1769年2月2日），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逝世。此后的教宗选举的核心问题是耶稣会的取缔。后来，枢机们选择了甘伽内里（LorenzoGanganelli）枢机（即克雷孟十四世Clemens XIV，1769-1774年），他是一个虔诚的、有学问的方济各会会士。他在这个迫切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节制的态度，但他认为，根据教会法的原则和目前的情况，取缔这个修会不是不可能的事。法国最支持的是贝尼斯（de Bernis）枢机，而甘伽内里（Ganganelli）曾经向他说过，取缔耶稣会是可能的。当然，在当选后，他想回避或至少延迟这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讨好君主们，他于1770年停止那种“宣布《最后晚餐》的诏书”的习惯（参见175.1），并且尽量奉承他们，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波旁（Bourbon）国度的政府们不断威胁他，而教会担心将会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所以他通过1773年7月21日的简函《主和拯救者》（Dominus ac Redemptor）而取缔了耶稣会。教会提出的理由是上述的一些抱怨和控诉，又说耶稣会在现在的情况中无法结出那些应该结出的果实，耶稣会已经成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如果耶稣会继续存在，则教会内部也很难保持长期的和平。耶稣会会士获得允许加入其他的修会，但不能当会长，或他们可以留在自己的会院，在主教的指导下继续作牧灵工作。耶稣会的取缔的理由是不是很足够—这个问题在教会内也曾经受到了不同的解释和答案。无论如何，耶稣会的取缔意味着，教会自己遭受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教育和在传教工作方面。

耶稣会取缔命令的执行甚至在教会国也带来了一些不公平的行动。比如，总会长利基（Ricci）和另一些会士被捕入狱。虽然人们没有发现他的任何罪行，利基（Ricci）一直到他去世（1775年）那一天仍被关在罗马的天使堡垒（Casteld＇Angelo）。他在临终时还说，自己和修会是无辜被害的。部分的耶稣会会士抵抗取缔的命令。教宗自己也接受了一些不符合公教会精神的谴责和辱骂。由于俄罗斯的女皇加大里纳二世（Catharina II）禁止人们宣布教宗的“取缔令”，所以在“俄罗斯—波兰”（即白俄罗斯）地区的耶稣会实际上继续存在和工作—在1783年，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表现他赞同这个事实。在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领导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甚至一直到1776年。这两个能干的君主知道，耶稣会会士是杰出的教育家，因此他们不想关闭最好的学院。

195、德国天主教中的启蒙运动

195.1启蒙运动并没有局限于德国的新教地区，并且也席卷了德国西南部的公教地区，虽然在程度上因地而异。在这方面公教的神学也要担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公教神学教育在一些方面落后或僵化。在奥地利，教会的情况很需要改进，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改革热忱为启蒙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条件。一些德国作者—他们那些肤浅的著作早已被遗忘—推波助澜地为启蒙运动工作。此时，法国自由思想家的著作被大规模地介绍，在莱茵河的东岸地区，这些著作有很多热心的读者，因为法国的习俗和教育在当时的德国成了文化界的标准。部分德国圣职人员，甚至一些主教，属于共济会，虽然历代教宗和公教政府们都禁止人们加入。在巴伐利亚出现一个相似共济会的协会。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教会法典教授怀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1748—1830年）于1776年创立了所谓的“被照亮者”的协会（Illuminaten—orden），其目标是“抵抗司铎骗子和政客们”。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协会，包括在巴伐利亚之外。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卡尔·特欧多尔（KarlTheodor，1777—1799年）从1785年强制性地镇压了这个协会，虽然选帝侯自己的生活因缺乏道德纪律、因他的奢侈和浪费负面地影响了公教的复兴运动。然而，该协会的一些看法在很多有学问的人或公务员的圈子里继续存在。除了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地区以外，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传播入莱茵地区的三个总教区（科隆、美因茨、特里尔）以及维尔茨堡。那个时代的教会领导人的决定多次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并且在贵族们的宫廷以及在各地的公教大学都有很多神学家支持启蒙运动。

当时有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弟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Franz von Oesterreich）选帝侯当科隆的统治者，他同时也是明斯特（Münster）的主教（1784—1801年），是一个很虔诚的、有良心的主教，但在教会政治问题上，他也受了当时代的影响。在美因茨（Mainz）当主教的人是艾尔塔勒（Friedrich Karl Joseph Freiherr von Erthal）选帝侯，他同时也是沃尔姆斯的主教（1774—1802年），他公开地支持新的思想潮流以及费布若尼乌斯（Febronius）主义（参见196.2）。在维尔茨堡（W「uerzburg）有他的弟弟艾尔塔尔（Franz Ludwig von Erthal）当领导，他同时也是班贝格（Bamberg，1779—1795年）的主教。在特里尔当主教的人是一个怀有善意的、但思想不独立的选帝侯，即克雷孟·文策老斯（Klemens Wennzeslaus），他同时是撒克森的公爵和奥格斯堡的君主主教（Fuerstbishop，1768—1802年）以及艾尔万根（Ellwangen）隐修院的院长。

当时的新兴大学是波恩（Bonn）大学（1786年创立），在那里有一些教授传播了启蒙主义的思想，比如黑德里希（Philipp Hedderich，1808年去世，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和教会法学家）、德瑞斯［Thaddaeus（Joh．Anton）Dereser，1827年去世，一位加尔默罗会会士和圣经解释学家］以及施乃德（Eulogius Schneider，一位方济各会会士，美术的老师）；后者的生活律很轻浮，并于1791年被开除，后在斯特拉斯堡加入了革命党派以及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es），但最终于1794年在巴黎被斩首。在美因茨有伊森比尔（Lorenz Isenbiehl，1818年去世，一位圣经学家）以及布劳（FelixAnton Blau，1798年去世，哲学教授和信理学家），他是最进步的启蒙者之一；在维尔茨堡（Wuerzburg）有欧贝蒂尔（Franz Oberthur，信理学家和教父学老师，1831年去世）以及贝格（Franz Berg，教会历史学和教父学教授，1821年去世），后者显然已经放弃了公教信仰的教导。在符滕堡地区，公教会的公爵们卡尔·尤金（Karl Eugen，1744-1793年）和他的弟兄腓特烈·尤金（Friedrich Eugen，1795-1797年）的宫廷也成为启蒙运动的基地。在那里当宫廷司铎的人包括上面提到的施乃德（Eulogius Schneider，1786-1789年，在他去Bonn之前）。以及维克麦斯特（Benedict Maria Werkmeister），一位本笃会会士，曾经当内瑞斯海姆（Neresheim）隐修院院长，后来很长时间领导了符滕堡的公教会生活（1807—1823年）。这一切公教人士，无论是主教或神学家，都推动了启蒙思想。

195.2关于德国地区的公教（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aerung）的性质和影响，我们无法下很清楚的判断，因为这不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它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在公教信徒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一种明显否定信条的和抵抗教会的理性主义。而且，这些极端的人士在广大的群众中没有更多的影响力，因为群众想保持传统的信仰和种种虔敬的习俗。然而，相当多的人（无论在圣职人员或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当中）愿意至少在某些方面支持启蒙思想，但他们也不想放弃信仰和教会的种种机构。他们反对那些超自然的因素，对教会没有太大的热忱，他们淡化了信条和道德并为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铺路。这样，宗教有被淡化为道德说教的危险。大部的教授似乎完全从“高卢主义”和“约瑟夫斯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教会历史和教会法律。有的学者用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他们讽刺经院思想（Scholastik），虽然他们没有认识经院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哲学教育方面，他们多次利用了康德的思想，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区分信仰和知识为宗教是有好处的。只有很少几个人很热切地和成功地抵抗了这种思想，比如上面提到的（188.1a）原先当过耶稣会会士的施塔特勒尔（Benedikt Stattler）。

启蒙运动带来的因素基本上要反对神的启示和超自然的世界，而与此有关系，但也有区别的是那种更明显的“改革运动”—它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中更突出；这些改革在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也被称为“启蒙”。它包括教会的制度和纪律，礼仪和民间的灵修，宗教教育和圣职人员的培训。当时，很多人失去了教会上的合一意识，而罗马主教的首席权也没有受重视。这些圈子经常以公开的怀疑态度去面对罗马宗座，他们想降低宗座的权力，想提高主教和国度的影响力。这些人主张让世俗权力在很大的程度上监督教会，并应该创立一种尽可能独立的、尽可能属于国度的教会制度（参见196，197）。他们不再想谈论不同的权力的范围，并在实际行动上他们混合了各种公教和新教信仰。在讲道和教义教导方面也有类似的改革倾向。他们想恢复礼仪的简朴特征，要尽可能从礼仪那里除掉一切象征性的和神秘的因素。这些启蒙者都不喜欢朝圣活动和教会团体的游行，大赦传统和平信徒的弟兄会，各种祝圣和降福活动，某些群众性的祈祷，比如敬拜耶稣圣心的集体祈祷以及共同念玫瑰经（rosarium）—启蒙者认为，这些似乎都是一些过分的表现或不良的习俗。他们要镇压拉丁语为礼仪的语言，有的人也要求在弥撒中取消拉丁语。有的人进一步要求取消司铎的独身制以及取消那些被视为“狂热主义的避难所”的隐修院。自从18世纪中期，很多期刊和书籍以及某些政府机构都发表了这样的概念：要没收那些“多余的”教会财产和隐修院地产—这就是世俗化（Saekularisation，1803年的没收教产运动）的预兆。

195.3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为德国的公教地区的宗教思想和教会生活带来了很严重的损失，更多因为这些影响一直到19世纪仍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消极的或错误的方向，那也是不对的。一般来说，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的进步都有一些好的影响（参见191.1），而德国西南地区的公教启蒙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些对教会有好感并且有深切信仰的人也参与了某些改革，这一点应该让我们反省。这些人想抵抗宗教中的形式主义和外在化，反对民间普遍存在的迷信、魔术热、奇迹热和巫婆狂热，他们希望人民主动地参与礼仪，减少太多的庆节和休假日（参见188.4），并且通过创立新的堂区提高牧灵的水平。更有价值的是当时的教育努力—当然，此时的教育制度开始直接隶属于国度政府，教育被视为“政治的东西”（Politicum），很多教会人士致力于提高教育制度，培养教育学以及系统地发展儿童的宗教教育。在那些缓和的启蒙者当中—比如在康斯坦茨教区的主教维森贝格（Wessenberg，参见201.2）的领导下—出现了很多具有修养的司铎，他们是热心的牧灵者、杰出的讲道者和优秀的教义导师（Katecheten）。在高等教育机构当中，本笃会（以及另一些修会）的隐修院学校先开始回应时代的要求，他们更强调“实用学科”和历史学，部分上有杰出的成果（参见188.2）。人们普遍地更开放地面对现代的自然科学。神学的教学制度当时在很多方面失去了与伟大历史和当时环境的联系，所以一些人也开始准备神学教学制度的改进。奥地利的特蕾西亚教育改革（Theresianische Studienreform，参见197.1）也带来了一些可取的改革，并且再一次强调要研究神学知识的具体资源（即古代文本、《圣经》和教父的著作）。从总体来看，在1789年之前的德国已经开始出现宗教复兴和公教恢复运动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