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近代教会史
193、德国新教中的启蒙运动。宗教文学、音乐和艺术
193.1在17世纪的德国新教地区，一般来说人们都还保持着那种在教义和教会上具有约束原则的世界观（dogmatisch und kirchlich gebundene Weltanschauung）。在神学上，严格的正统派占主导地位。然而，通过那种强烈情绪化的和个人化的虔敬主义（参见192），人们对于精确表达的教导公式的兴趣逐渐衰退。自从17世纪末，德国也开始了启蒙运动，部分是根据本有的推动力，部分是来自外面的刺激。第一个推动了德国精神复兴的人物是那位渊博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年），他也对天主教（公教）表示敬意并热心促进教会合一运动（参见187.4），虽然在内心上，他与任何教会团体都保持距离。他深信基督信仰的种种奥迹可以和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即“预定和谐”（包括神正论Theodizee、单元论Monadologie），但他也向理性主义作出了让步，所以他也算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启蒙思想的一个更强烈的攻击来自律师和哲学家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728年去世），他在莱比锡与哈雷（Halle）活动并想根据法国的前例创造一种独立的和世俗化的德国的教育制度。他使用理性的武器来反驳对权威的信仰和宗教上的约束，反对不宽容的态度和“扣上异端帽子”的人。他很勇敢地提出一种新的自然法理论（Naturrechtslehre），认为自然法是在伦理学和启示宗教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科学。最早在德国提出自然法理论的人是普芬多夫（Samuel Freiherr von Pufendorf，1694年去世），参见他的著作《论自然法和万民法》（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1672年）。因为托马修斯（Thomasius）有效地反对了那些“巫婆法案”和法院使用的拷打，他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当时，英国启蒙运动提出的新国度论也在德国获得最广泛的传播—根据这个理论，国度的目标完全是现世的，而在另一方面，国度也有权利来监督和管理教会组织（所谓的“关于神圣事务的权利”ius circasacra)。
在哈雷（Halle）任教的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754年去世）一方面传播了莱布尼茨（Leibniz）的思想，同时将它庸俗化，他已经离开了启示信仰相当远，因为他让读者相信，连在生命最高的问题上，理性的决定也是关键的。那些虔敬主义的人控告他，所以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于1723年罢免了他的职务并从哈雷（Halle）驱逐了他，但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于1740年再次召回他。沃尔夫（Wolff）的影响很长远。在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40—1786年）的时期内，德国的启蒙运动达到了高峰—这个国王（称“Philosoph vonSanssouci”，“柏林无忧宫的哲学家”）自己崇拜了“自然神论”并吸引了一些法国的自由思想家（如拉梅特里Lamettre，伏尔泰Voltaire）来他的宫廷，但他又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方式”（nach seiner Facon）获得幸福。大多德国启蒙主义者对于启示和宗教没有敌意，他们至少在表面上与基督宗教和教会都保持着一些联系。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很普遍有影响的是一种浮浅的、讲伦理道德的群众哲学，它的有效传播者是两个柏林人，即犹太人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86年去世）和书商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1811年去世），他是《普通德国丛书》（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的编者。
193.2德国古典文学的领先人物是莱辛（Lessing，1781年去世）、赫德尔（Herder，1803年去世）、维兰德（Wieland，1813年去世）、席勒（Schiller，1805年去世）和歌德（Goethe，1832年去世），虽然他们的思想彼此之间有一些差距，但基本上都信奉一种“单一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一切在神内＇）以及一种人道主义宗教”（monistisch-ide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Panentheismus）und einer Humanitaetsreligion）—这种世界观拒绝了作为启示的基督宗教，或最多仅仅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因此，启蒙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公教（天主教）长期都很谨慎地保护了欧洲的团体传统（abendlaendische Gemeinschaftstradition），但此时的文人开始脱离这个团体传统，那种“新人文主义”和传统的信仰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从1750年到1830年的阶段被称为“德国的唯心主义”时期，它受了新教思想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也继续依靠传统的基督宗教遗产。“德国的唯心主义”也已经在几个方面超越了启蒙主义思想那种太浮浅的“庸俗理性主义”（Vulgär—rationalismus），因为它也注意到人情和意志力的活生生力量，并试图从广泛的精神生活来理解宗教以及为诗学和历史学中的民俗因素和民族概念提出更好的解释［参见赫德尔1784—1791年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的一些概念》（Ideen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在谈论哲学基础问题方面，具有突破性影响的人物是在柯尼斯堡（Koenigsberg）生活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他早期投入于沃尔夫（Wolff）的理性主义，但后来用哲学的“批判”代替了它（参见他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年）。
康德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das“Ding an sich”）。因此，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也是不足够的。然而那些基本的信念—如“神的存在”、“自由意志”和“灵魂不朽”—被确保，因为他们现在是“实践理性的假设”，它们是我们的道德意识的无法回避的要求（参见《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年）。康德认为，宗教的核心内容是符合理性的、自律性的伦理道德，就是为了它本身实现的道德律。根据这个目标需要重新解释《圣经》和基督宗教的信条。伦理道德是根据“绝对命令”（“你的行为原则随时也应该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准则”）完成自己的义务。对于具体的基督宗教和启示，康德保持拒绝的态度。他和启示信仰的对立最明显表现在他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Vernunft，1793年），这部著作受到维尔内尔（Wöllner）文化部部长的谴责。由此可见，康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以惊人的精力保卫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他既反对冷漠的传统主义和无味的启蒙主义，也想推动人们努力地在内心灵活地理解那些超性的真理。他的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大学中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并对整个19世纪的新教哲学发挥了很强劲的影响，所以有人（比如鲍尔生Fr.Paulsen）曾经称他为“新教的哲学家”，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193.3在德国新教内部发生一种启蒙运动，其中一个先驱者是来自霍尔斯坦（Holstein）的克努特森（Matthias Knutsen），他认为《圣经》只是“一些故事的书”（Fabelbuch）并于1674年在耶拿（Jena）试图组织一个自由思想人的教派，即所谓的“良心的人”（Conscientiarii）。在17世末（即1685—1695年间），汉堡的律师和博士米勒尔（Johann Joachim Mueller，参见第2卷，124.4）撰写了臭名昭著的著作《论三个骗子》（De tribus impostoribus，亦称Compendium de imposturis religionum），书中反驳基督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18世纪的德国新教地区，理性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它在这些地区中引发了彻底的“圣经批判”和“信条批判”（Bibel—und Dogmenkritik）。那位反对启示的施米特（Lorenz Schmidt）出版了一个新的《圣经》译本（第1部分，《摩西五书》Pentateuch，1735年），这个译本引起了很多争论。那位漫不经心的艾德尔曼（Johann Christian Edelmann，1767年去世）曾经写了很多书来反驳教会和基督信仰为“无知的产物”和“司铎的谣言”。不久后，汉堡（Hamburg）的东方学教授莱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768年去世）写了他的著作《为理性敬拜神者的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uer die vernutenftigen Verehrer Gottes，1744年后）；在他去世后，莱辛（Lessing）于1774／1778年出版了其中的7个部分，改名为《无名人士的沃尔芬比特勒残篇》（Wolfenbuettler Fragmente eines Ungenannten）。这部著作根据伏尔泰（Voltaire）和英国自由思想者的态度批评《圣经》中的奇迹叙述和“被启示的宗教”，这种批评是充满憎恨的、浮浅的批评，尤其描述耶稣的复活为宗徒／使徒们的有意识的骗局。这部书的发行引起了“正统派”和“启蒙派”之间的激烈论战。莱辛（Lessing）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多次表达了他的自然神论和一种“世界居民的冷漠精神”（weltbuergerlicher Indifferentismus），比如在他的著名剧本《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1779年）和在他的论文《人类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1777／1780年）中都有体现。
在大学界那些“新理论”（Neologie）的代表当中，首先要提出的是圣经学家艾尔内斯提（Joh．August Ernesti，1781年去世，他在莱比锡Leipzig）以及米卡艾里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91年去世，他在格丁根Goettingen），还有教会历史学家泽姆勒（Joh．Salomo Semler，1791年去世）-他在哈雷（Halle）任教并被称为“理性主义之父”以及施皮特勒（Ludwig Timotheus Spittler，1810年去世）在格丁根（Goettingen）。他们的学校培养了很多有类似思想的人物，其中有那个轻浮的、缺乏道德的巴尔特（Karl Friedrich Bardt，1792年去世），他曾经一段时间在哈雷（Halle）当神学教授，但他成为德国启蒙的肆无忌惮的人（“enfant terrible”），最后他走向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甚至在教堂的讲道台上，当时的信徒能够听到理性主义和无味的道德说教，所以启蒙运动成为一个影响着群众的力量，虽然它并没有获得“垄断地位”。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Irich Wilhelm II）于1788年回应文化部部长维尔内尔（Christoph von Wollner）的要求而颁发的敕令规定，在礼仪、讲道和教学方面必须符合传统的信条，否则应受惩罚。不过，这个法令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所以在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执政时，它被撤销，而维尔内尔（Wöllner）被罢免（1798年）。
193.4在新教的传统中，宗教文学和诗歌很受重视，尤其在路德宗和虔敬主义者当中。最杰出的宗教诗歌的作者是柏林的家庭教师和讲道者格尔哈特（PaulGerhardt，1676年去世）。与他的诗歌有内在联系的著作是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的医生安格鲁斯（Angelus Silesius，即Johann Scheffler，他后来转向公教，参见179.1）那些充满宗教情怀的诗歌。他们两个人的诗歌在公教和新教的教会中都长期受到欢迎。克罗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年）为德国诗学带来新春，他的圣经史诗《默西亚／弥赛亚》（Der Messias，1748／1773年）很积极地表达了宗教信仰，这个作者也写过教会圣诗。那位勇敢的克劳蒂乌斯（Matthias Claudius，1815年去世）的《万德斯贝克通讯》（Wandsbeker Bote，1770年后）也有很多读者，它肯定一种简朴的《圣经》-信仰（schlichter Bibelglaube）。作为圣乐的作曲家，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年）获得不朽的荣耀。他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Thomasschule）当领唱，并写了一些管风琴著作、歌曲和《耶稣受难曲》，这些都表示出巴洛克（Baroque）和新教礼仪的精神。另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是来自哈雷（Halle）的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endel，1685-1759年，他长期在英国生活，也在那里去世），他是祈祷曲（Oratorium，参见172.4a）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新教的改革者反对宗教画像和对圣人的尊敬，所以在新教的传统中，教会的美术没有良好的土壤。然而，那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伦布兰特（Rembrandt，1606—1669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创造了一些伟大的宗教艺术作品，其中能够发现德国人的个人主义与荷兰人的加尔文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