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近代教会史
192、虔敬派和新教在德国、英国的觉醒运动
192.1在宗教改革时期形成的新教团体早在它们被创立一百年之后就面临僵化为纯粹的“正统性”的危险,尤其是路德宗。人们很普遍地抱怨爱心的缺乏、道德纪律的丢失、流派的分裂以及国度式的“政治与教会合一”的压力。一些严肃的人物意识到,需要激活新教,需要更强调个人的信仰体验,需要更多的内在化以及需要基督徒的行动与积极的生活(参见185.2)。当时,虔敬主义(Pietismus)肩负了这种激活新教的任务,还有与它有关系的觉醒运动,它在尼德兰、德国和英国发挥作用。这些信徒培养了一种积极的、有感情的、严格符合《圣经》的信仰生活,就是一种“行动的基督宗教”(praxis pietatis),这种信仰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站得住。他们也曾多次引用了宗教改革以前的一些公教(天主教)克修形式或神秘主义神学概念。然而,因为这个运动的特征仍然是主观的,所以它没能留在新教的“国教”(Landeskirche)制度内,而促使多个新的教会团体出现。
192.2宗教生活的深化运动首先出现在尼德兰的改革宗教会中;这也可以视为虔敬派的预备。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乌得勒支(Utrecht)的神学教授富特奇乌斯(Gisbert Voetius,1676年去世)组织了一些特殊的灵修聚会来培养所谓的宗教生活上的认真(praecisio)。步其后尘的是他的学生罗登斯坦(Jodocus vanLodenstein,1677年去世),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当讲道师以及那位来自法国南部的拉巴迪(Jean de Labadie,1674年去世),他原来是耶稣会会士的学生,当过公教司铎,再加入改革宗,并且在改革宗开始了一个新的传教方针,即所谓的隔绝主义、分开主义(Separatismus)。不久后,这种团体式的基督宗教信仰(虔敬主义)也传播到德国北部,在那里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民众在宗教和道德上处于困境,所以他们渴求一些比较有营养的灵性食粮,而当时的正统新教传统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那些地区,阿恩特(Johannes Arndt,1621年去世)牧师和教会监督(参见185.2)也准备了虔敬主义的土壤。
虔敬主义(Pietismus)的真正创始人是一个来自阿尔萨斯,即法德边界.(Alsace)的人,即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他在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当牧师和长上(1666年),后来在德累斯顿(Dresden)当宫廷讲道师(1686年),最后在柏林(Berlin)的尼克莱教堂(Nikolaikirche)当牧师(169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义导师(Katechet)和牧灵者。他受到拉巴迪(Labadie)的鼓励,从1670年开始举办一些讲解《圣经》的灵修聚会(所谓的Collegia pietatis),因为他要在充满腐败的世界中至少拯救一些小圈子的人(所谓的“教会中的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参与这些聚会的信徒被嘲笑为“虔敬者”(Pietisten),这就是该运动的名称来源。施佩纳(Spener)于1675年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并引起了很多反驳的著作《虔敬的渴望》(Pia desideria),其中以《圣经》为基础试图勾勒出一个改革计划,要改进神学教学制度、讲道方式、教义教学方式以及整个教会生活。在莱比锡的年轻教师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727年去世)和安东(Paul Anton,1730年去世)根据施佩纳(Spener)的榜样也举办了一些很受欢迎的“圣经学习班”(Collegia biblica,自从1689年),但因此与莱比锡大学的神学系以及与本城的牧师们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们禁止这些聚会(1690年),而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ann Georg III)也于1691年开除了施佩纳(Spener)。此时,施佩纳(Spener)被召到柏林,而弗兰克(Francke)和安东(Anton)能够在刚刚创立的哈雷(Halle)大学开始任教(1693/1694年)。这样,他们的虔敬运动继续发展,虽然正统的路德宗很激烈地反对它,但虔敬主义再无法被镇压。在哈雷(Halle),弗兰克(Francke)于1695年后创办了一所穷人和平民学校,一所学院和一所孤儿院,这些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体系(所谓的弗兰克创立的机构Franckesche Stiftungen)。在虔敬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比较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1714年),他在他的《客观的教会史和异端史》(Unpartey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1699年,实际上它不是很“客观”)中很谨慎地研究了“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宗教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在异端人士、神秘主义者和神智论者(Theosophen)那里。除了在撒克森和勃兰登堡之外,虔敬派还在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nstadt),在下莱茵地区(比如特尔斯特根Gerhard Tersteegen,1769年去世,写过圣歌和灵修著作),在东弗里西亚、波美恩、普鲁士东部、瑞士等地区有所发展,尤其在符滕堡它走出一种很接近民情的方向,一直影响到今天。“施瓦比亚地区虔敬主义之父”是教会监理会会员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752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很受欢迎的《新约引导》(Gnomon Novi Testamenti,1742年)。
虽然虔敬主义不能(也不愿意)影响整个路德宗教会,但它还是在强调严肃精神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要求每一个人过一个有宗教情怀的生活和作积极的善行。在那些在哈雷(Halle)的虔敬派人士中间也出现了第一批新教的海外传教士,而其他的新教团体在19世纪之前很少注意到海外传教的任务,甚至在原则上都反驳了这个任务。然而,在另一方面,虔敬派的灵修方式在很多时候也表达了一些狭窄的和严格主义的因素,它对真正的生活问题很陌生,而这种制度在个别的地方导致教会制度的解体,甚至导致一些极端的、狂热的做法或引起不良的流派之间的对立。虽然虔敬派没有这个意图,但因为它很强调主观的宗教情感并且反对一种空洞的教条上的正统性,所以它也同样准备了启蒙思想。
192.3在英国和北美出现了一个很热忱的觉醒运动,就是贵格会/公谊会(Quaker)。他的创立人是一个鞋匠,即佛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他深信自己有特殊的光照和召叫,从1648年成为一个先知和巡回讲道师,在英国各地聚集了一些“朋友们”(Friends,即“公谊会”)和“光明之子”。在他们的聚会中,他们有神魂超拔的体验,所以人们称他们为震荡者(Quaker)。他们没有正式的信条和圣事,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内心的光”,即耶稣直接的光照。这种光照决定信仰、讲道的职责以及礼仪。因为末世已经来到了,贵格派拒绝现有的教会团体。他们的重点放在实际的灵修,严格的诚实态度,最俭朴的生活方式上,他们反对兵役、死刑、誓言、什一税和各种娱乐。苏格兰的巴克利(Robert Barelay)于1676年在他的《真实基督宗教神学的辩护》(Theologiae verae Christianae Apologia)中用某种体系来表达贵格会的神学思想。虽然这个教派在开始的时候遭受严格的镇压(佛克斯自己入狱八次),但仍然有很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威廉三世(William111)于1689年宣布的宽容法令带给他们自由。佛克斯自己曾经去美国传播他的信仰(1670/73年),而贵格会后来在美国获得了最大的传播。佩恩(Willam Penn,1644—1718年)于1682年在美国创立了以他命名的“公谊会国度”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应译“佩恩夕法尼亚”),这个地区为所有的殖民者保证宗教自由。此后,这些公谊会的人分裂为不同的派系。他们在1950年的英国有2.5万人,在北美有12万信徒。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并有觉醒和坦诚的态度。
192.4另一个特殊的虔敬主义团体是伯爵青岑多夫(Zinzendorf,全名NikolausLudwig Graf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创立的,就是赫尔恩胡特弟兄会(Herrnhuter Bruedergemeinde)。青岑多夫(Zinzendorf)伯爵从青年时期就热切爱慕施佩纳(Spener)的“心之宗教”(Herzensreligion)与“心之教会”(Herzenskirche),他于1722年允许那些受公教改革镇压的摩拉维亚弟兄(亦称“波希米亚弟兄”,参见148.6)居住在他自己的地区,就是在欧贝拉希茨(Oberlausitz)的胡特贝格(Hutberg)。这个小村子变成小城镇赫尔恩胡特(Herrnhut)的发祥地,它是来自各处的虔敬主义者和独立团体(Separatisten)的避难之地。由于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热心、奉献精神和他的组织能力,这些思想都不一致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革新的弟兄会”(1727年),而且他们也没与本公国的路德宗发生冲突。在这个弟兄会中有一个路德宗、改革宗和摩拉维亚“方式”(“Tropus”),而三个方式都被视为不同的教育方式,都要走向完美。来自柏林教会的亚布伦斯基(Daniel ErnstJablonski)是摩拉维亚弟兄的“长老”和“主教”,而他于1737年祝圣青岑多夫(Zinzendorf)为弟兄会的主教(但他没有司法权),所以青岑多夫(Zinzendorf)继续领导了该团体并在一些遥远的旅游中为他的事业工作。在长期的犹豫后,弟兄会于1748年在撒克森国被承认为合法的团体。以赫尔恩胡特(Herrnhut)为基地,他们在欧洲和美洲创立了很多新的团体。一些传教士早于1732/1733年便去了巴哈马群岛和安的列群岛(Westindies)以及格陵兰(Greenland)。他们一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很多传教工作。他们于1950年的人数是6万5千人,分布在德国、英国和美国(所谓的“摩拉维亚教会”)。他们认为,基督宗教的核心是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拯救了人们,而且信徒必须对救世主怀着一种无条件的、孩子般的信赖(1741年的“特殊盟约”Spezialbund)。属于弟兄会的人根据性别、年龄、独身或婚姻身份被分为一些“群体”(Chor),他们的纪律很严格。他们教会(和每一个团体)的领导权属于“长老会”,这个“长老会”选择司铎、执事和“辅祭员”(Akolythen)。他们的礼仪方式包括讲道、祈祷、歌唱以及圣餐。除此之外,他们也恢复了一些古代教会的习俗,比如弟兄之亲吻、洗脚礼和爱宴(Agape)。为个人的灵修,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找出《旧约》的一些经文。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继承人施潘根贝格(AugustGottlieb Spangenberg,1792年去世)改变了早期赫尔恩胡特(Herrnhut)教会的一些太狂热的做法。他的著作《弟兄会的信仰的理想》(Idea fidei fratrum,1779年)成了弟兄会的教义基础。
192.5与欧洲大陆的虔敬主义有关系的运动是18世纪在英国发动的循道宗/卫斯理宗(Methodismus),它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传教力量。这个宗教团体有意识地与英国国教形成一种对立,因为当时的英国国教在宗教和道德上缺乏精力。卫斯理宗的摇篮是一个学生协会,即所谓的圣洁会(Holy Club)—这个学生协会是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年)在1729年在牛津大学建立的,其目标是培养道德和虔敬的心,而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以及那位很有口才的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也加入该会(1735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原来是安立甘教会的司铎,后来他比他的弟弟更有影响。根据“圣洁会”成员那种很有秩序的生活(所谓的methodus vitae),同学们讽刺地称他们为“循道者”(Methodists)。卫斯理弟兄与赫尔恩胡特(Herrnhut)弟兄会的接触以及他们的突然“皈依”(1738年)使得他完全投入于“觉醒讲道”中(awakening preaching)-原来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早一些在英国和北美已经很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讲道。因为英国国教禁止他们在教堂中讲道,所以这些充满热忱的人开始举行露天讲道(1739年),经常有成千上万个听众,而因为安立甘会现在也拒绝给他们送圣餐,他们为那些“觉醒者”的“协会”(societies)建立了一些独立的教堂,先在伦敦(London)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后来逐渐脱离了英国国教,成为“持异议者”。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这个独立的教会团体的灵魂人物和组织者。他的助手是平信徒,他指派他们进行讲道和管理教会团体,后来也亲自立他们为牧师。早于1740年他便离开了赫尔恩胡特(Herrnhut)的团体,因为他认为“皈依”(conversion)是突然发生的、拒绝罪恶的体验,而这个皈依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般在一些“忏悔痉挛”之后),但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观点与此不同。不久后(1741年),卫斯理也离开了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因为后者遵守严格的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但卫斯理和阿米纽斯(Arminius)派一样(参见185.5)拒绝这些观点。在别的方面,卫斯理宗基本上保持安立甘会的教导。他们在英国和美国—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多次北美传教—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在19世纪,在欧洲大陆也形成了相当多的循道宗团体(在德国、瑞士等地)。在1950年,循道宗总共有3000万信徒。在美国的主流卫斯理宗再次接受了“主教”的制度,但除了这个主流以外还至少有20多个不同的卫斯理宗的派系。卫斯理宗很重视社会慈善工作和海外传教。
192.6一种奇怪的、情绪化的现象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自然哲学家斯维登堡(Emanuel von Swedenborg,1688-1772年)创立的所谓的“新教会”。在1745年的复活节,他体验到一个“神视”(vision),此后他认基督要他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根据《启示录》Rev21:2)。他是改革宗的教导的反驳者,并在很多的著作中(《天界的秘密》Arcana coelestia,1749/1758年,《真正的基督宗教》Vera christiana religio,1771年,等)通过幻想想出了一个半理性主义的、半神智论—神秘主义的宗教体系。这个体系完全消融了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只有洗礼和圣餐被保存为圣事。在斯维登堡(Swedenborg)去世后,在英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了一些“新教会”团体,他们于1950年约有2万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