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近代教会史
第二章、启蒙运动和新教
191、启蒙运动。其形成与在英国、法国的传播
191.1基本上，整个中世纪是一个没有信仰怀疑的时期。只有在中世纪末期，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时代，教义和教会上的稳定归属感才开始有所松懈。那些宗教改革者虽然在宗教信仰的个人主义下反对传统的教会制度，但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始终坚持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条。当时的公共舆论和民众的思想完全受基督信仰各种概念的影响。然而，当这些宗教战争和信仰引起的争论结束时，当不同信仰派别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尖锐时，当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的发现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时，在受过教育的圈子中逐渐有很多人染上了一种批评、冷漠或对启示真理的怀疑态度。年轻一代的人文主义者所传播的只是一个浮浅的道德教育（seichterMoralismus），宗教改革者否认教会的权威性，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支持“自由研究”的原则，而这一切都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后果。这个新的人生观的代表自称他们的运动为启蒙运动（Eclaircissement/Enlightenment/Aufklaerung，参见康德的说法：“人脱离他自己制造的无知状态”）。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新的世界观仍然保持着一种节制的态度，它对“信神”的概念并不怀着什么敌意。然而，后来它直接反对，启示的宗教，进而走向宗教上完全的冷漠，到理性主义、不可知论、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宗教和道德，而且也深入改变了一切与世界观有关系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领域，比如政治思想、法学、经济、社会秩序、教育和学术。在这一切领域中，将来只允许有“理性”和“自然”单独地和自主地为自己规定标准和原则。当时，人们追随的是“自然的宗教”。一切存在方式的支配者是自主的、自律的、有自我意识的个人。
启蒙运动的开始是在17世纪的英国；从那里，它传到法国以及到欧洲各地，包括德国。虽然启蒙运动为宗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它也为人类文化带来了一些重大的进步或至少促进了这些进步。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似乎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humanitaere Einstellung），这就帮助消除了一些恶习，如“巫婆热”和对“巫婆”的迫害、农奴制度、法院中的残酷习俗（拷打被取消）。启蒙运动消除了一些迷信的概念或习俗（虽然有时候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并且减少人们“追求奇迹”或“轻信”的倾向。启蒙运动对教育工作和办学运动有良好的影响，同时改革了教学制度。对于犹太人的宽容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在如此多的宗教冲突之后，在法律上许可异己信仰的存在，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虽然另一些因素，比如英国的独立派（Independents，参见185.3）的出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启蒙运动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文献是美国的宪法（1787年，1791年）。
191.2被视为近代经验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培根（FrancisBacon，1626年去世）。他严格地区分理性和启示、信仰和知识，并针对经院思想传统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想，就是系统地、无成见地研究大自然。他描述“人的世界”为一个充满幸福的境界，与神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另一个人进一步地反对传统的学院哲学，就是法国天主教徒笛卡儿（Rene Descartes／Cartesius，1650年在Stockholm斯德哥尔摩去世）。因为他思想的出发点是一个基本的、系统的怀疑，他于是创立了那种哲学的批判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他对自我意识的肯定（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又为近代的唯心主义思想铺路。他原本是耶稣会会士们的学生，后来也在教会的圈子中获得了一些拥护者，包括一些耶稣会会士。那位去过很多地方旅游的赫伯特·谢布里（Lord Herbert of Cherbury，1648年去世）在1624年的论文《论真理》（De veritate）和其他著作中创立了一种“自然的宗教”，即所谓的“自然神论”（Deismus），它的真理标准只有理性，而这种思想也放弃了“特殊的启示”（即作为神的话的《圣经》）和“世界的统治”（即“天佑”）这样的传统观念。根据谢布里（Cherbury）的说法，一切人天生地就有这种“理性的宗教”的五个基本因素（所谓的notitiae communes）：神的存在；敬拜神的义务；追求美德和虔敬的义务；忏悔罪行和愿意改进的愿望；相信此世和来世的赏善罚恶。他说，一切超过这些原则的东西都是一些僧侣团对于原始宗教的歪曲。那位来自犹太传统的史比诺萨（Baruch de Spinoza，1677年去世）不久后进一步地发展了笛卡儿（Descartes）的思想，他尖锐地批评《圣经》的启示，提出一种“一即一切”的思想并限制宗教为一种爱慕和宗教情怀。自从18世纪末，他对德国的思想界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在英国有很多人顺着赫伯特（Herbert）的思路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体系，这些与基督宗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距离；特别有影响的人物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79年去世），他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单一论。他个人没有信仰，不仅仅看大自然为一种机械，而且也把人和国度视为一种机器。他提出“世俗国主”的概念，认为教会完全消融于这个国度。在17世纪末，英国有信仰自由（1689年）和印刷自由（即传播自己思想的自由，1694年），这就支持那些Freethinkers（自由思想的人—这是他们的自称，因为他们反对官方的国家教会或强制性的教会制度）。著名的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704年去世）进一步发展了培根（Bacon）的经验主义。虽然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对基督宗教有好感，在他那种“理性的超自然主义”中，启示、奇迹与默启／灵感默示（inspiratio）都能成立，参见他的主要著作《基督宗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1695年）。他要求对别人要有宽容的态度，但又排除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能发誓）以及公教徒（因为他们自己不宽容）。比较彻底的自然神论者是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713年去世），托兰德（John Toland，1722年去世，参见他的《非神秘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年），廷德尔（Matthews Tindal，1733年去世，他的《基督宗教和宇宙一样古老》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1730年，成了自然神论的主要著作）及其他一些人。在1750年，英国的自然神论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时期；那位持异议的神学家拉德内尔（Nathanael Lardner，1768年去世）和另一些人很热切地替启示中的信仰作辩护，所以有神论再一次变得重要一些。另外，循道派，即卫斯理宗（Methodismus，参见193.3）的觉醒运动也影响了很多英国人。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是非常理性的，但经验主义的完成者休谟（David Hume，1776年去世）又尖锐地批评这种思想。然而，他自己却陷入怀疑论中，因为根据他的说法，一切宗教研究的结果是怀疑，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神”和“灵魂不朽”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概念。他的哲学对康德有很深远的影响。
那些在英国流动的“自由思想”的因素在共济会（Freemasons）的秘密组织中获得了一个结合点。共济会1717年在伦敦形成，当时有圣保禄／保罗（St．Paul）大堂几个建造队的成员组织一个“大的聚会点”（Grossloge），而那些不是工人的人也可以参与。他们继续使用了旧的石匠符号。安立甘会的司铎安大森（JamesAnderson）制订了他们协会的制度规章（1723年），其特征是一种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他们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人道主义和博爱的精神。这个协会也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在很多地方有分会：1728年在马德里，1732年在巴黎，1733年在佛罗伦萨，1735年在里斯本、海牙、罗马，1737年在汉堡，1740年在柏林，1742年在维也纳等等。他们协会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由此吸引了很多人。在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国家的共济会人士基本上都坚持对神的信仰（虽然他们很多时候只处于一种浮浅的、模糊的自然神论），但在法国和罗曼国度的共济会人却公开地反对教会和宗教信仰，也多次反对君主制，因此具有革命性质。教宗们曾几次禁止人们加入该会，先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在1738年的诏书《杰出的》（Ineminenti），晚一些是良／利奥十三世在他的通谕《人类》（Humanum genus，1884年）。虽然如此，在启蒙时期有不少公教徒，甚至一些圣职人员，加入了共济会，因为他们想该会能够推动人类进步，能克服“迷信”等等。该会在1950年大约有400万到500万会员，其中四分之三在北美。德国的分会在1933—1935年间在纳粹主义时期被解散，但在1945年后被再次成立。
191.3启蒙运动在法国的影响是最具灾难性的。通过启蒙运动，第18世纪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违背基督精神的，也是最不符合法国的时代”［法国人F.Brunetiere（布吕内捷）语］。在准备或支持启蒙运动的因素当中有杨森主义（Jansenismus）—它使那些有修养的人的宗教生活产生一种冷漠的态度；另一个因素是凡尔赛（Versailles）宫以及所有的高层社会的不道德生活和轻浮态度。圣职人员部分上也受到高层社会的腐败的影响，所以他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抵抗。在17世纪的神学获得了一个美好的进步发展，但18世纪的法国神学却处于一种衰退和萧条状态中。
对于理性主义发出第一个冲击的是胡格诺人培尔（Pierre Bayle，1706年去世）的《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5／1697年），这是一个多次被引用的辞典，但作者否定地批评基督宗教的信仰和教会。那位查理·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他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年）中用很巧妙的幽默来讽刺种种政治、社会和教会的情况。通过他的主要著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年），他成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概念之父—这部著作赞扬英国的宪法制为典范。在18世纪下半叶那些“自由思想者”（libres penseurs）或“强大的心灵”（esprits forts）的反对基督宗教世界观进入越来越多的社会圈子，尤其渗透了贵族人士和有修养城民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部分启蒙运动者有杰出的文笔。另外，狄德罗（Diderot，1784年去世）和达兰贝尔（d＇Alembert，1783年去世）编辑一个很大的《百科全书》（28卷，还有7卷补充，巴黎，1751—1780年）。这部《百科全书》很巧妙地罗列当时的一切知识，但在世界观上，它对基督宗教有消极的批判和否定。因此，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都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因为他们都参与了这个庞大的项目。在这些人当中，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一个很有才华，但品德不高尚的人。他去了英国一段时间（1726—1729年），此时接受了自然神论，并且很有意识地断开自然神论与基督宗教和教会的一切关系，这样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以玩世不恭的挖苦精神嘲笑和讽刺一切高尚的和珍贵的价值。他的座右铭是“消除那个邪恶的”（Ecrasez l＇infame，他指的是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太不宽容）。另一个法国人也相当公开地宣布了无神论和物质主义，比如拉梅特里（Lamettrie，1751年去世，著有《人的机械》L＇homme machine，1748年），爱尔维修斯（Helvetius，1771年去世，著有《论精神》Del＇esprit）以及那个从法尔茨移民的霍尔巴赫（Baron de Holbach，1789年去世，他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1770年似乎成了无神论的《圣经》）。对于启示真理没有太多敌意的一个学者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他来自日内瓦的一个胡格诺派家庭，但在一段时间至少在外表上认同公教信仰（1728—1754年）。他的贡献是克服那种片面强调理性的思想，他发现人的情感也是一个力量，包括对宗教的情感。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是启蒙和自然主义的传播者。他的“信经”仅仅包括对于神、自由和灵魂不朽的信仰。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对美和善的爱慕。他的这种“自然的”、“没有误解”和没有具体信条的基督宗教在他的著作中得到表达，尤其是在《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Heloise），1761年，《爱弥尔或论教育》（Emile ou de l＇education，1762年）-这包括一位萨夫伊（Savoy）司铎的信仰表述—以及《忏悔录》（Confessions，1770—1778年）。在他的《民约论或论正当政治的一些原则》（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1762年）中他很有激情地论述人民的主权和民主的概念。借此他对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革新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卢梭（Rousseau）和其他的启蒙作家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理论上的基础，他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口号，而当法国革命的领导者利用这些座右铭时，广泛的群众被卷入这个运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