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近代教会史

190、法国及荷兰的杨森主义。寂静派

190.1在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时代，法国的宗教生活和教会生活因杨森（Jansen）主义的争论受到很大的震动——这些争论是16世纪时关于恩宠争论的延续（参见178.2），而且也表明加尔文的思想在相当的程度已经渗透进了公教（天主教）的神学和灵修中。这些争论的发起人是杨森（Cornelius Jansen/Jansenius），他是鲁汶大学的神学教授，后也成为（比利时）伊普尔（Ypres）的主教。在他去世时（1638年），他留下了多年学术工作的成果，即著名的著作《奥古斯丁或论奥古斯丁针对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和Massilia（马赛）派关于人性的完整性、缺陷和补救的教导》[Augustinus seu doctrina S.Augustini de humanae naturae sanitate,aegritudine，medicina adv．Pelagianos et Massilienses，Lovanii（鲁汶）1640年］。在这本书中有一些早已被罗马谴责的巴伊乌斯（Michael Baius，参见178.2a）的观点—即：人性完全腐败，人无法抵抗神的恩典等—再次被表达出来。相当多的热心读者很欢迎这部著作，部分在尼德兰，而更多在法国。尤其是作者的同学，来自法国南部的迪维基耶（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1643年去世），他是圣区兰（Saint—Cyran）隐修院的院长，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和热烈性格的人，他想根据重新被发现的奥古斯丁主义来革新整个教会生活。如果想到当时法国的宗教生活的表面化、世俗化以及精神性生活的缺乏（尤其在法国高层社会），那么迪维基耶（Duvergier）等人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教廷《禁书名单》的委员会于1641年禁止杨森（Jansen）的著作，而乌尔巴努斯八世（Urbanus VIII）于1642年颁发的诏书《在强大的》（In eminenti）再一次禁止了它。爱好那书的人认为，这种禁令是针对圣奥古斯丁的教导本身，他们认为保卫杨森（Jansen）等于保卫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教父。除了迪维基耶（Duvergier）以外，在这方面的主要人物还有著名的巴黎大学博士安东·阿诺德（Antoine Arnauld，1612—1694年），他是司铎和神学家；还有在巴黎的严格的熙笃会隐修院波尔若亚（Port—Royal）的女院长安格里克·阿诺德（Angelique Arnauld，1661年去世），她是安东·阿诺德（Antoine Arnauld）的姐姐，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有类似情怀的人是所谓的“隐居者”、“隐修者”（solitaires），这是一些来自法国贵族，甚至王家贵族的人，他们在凡尔赛（Versailles）附近的草原波尔若亚（Port-Royal des Champs）生活，过着一种默观、学习、教学的生活。杨森（Jansen）派的主要对手是耶稣会会士，而那些“圣奥古斯丁的学生”谴责耶稣会会士，认为他们在恩宠论上是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派（Semipelagianismus）的人，而在伦理神学上是“宽松主义者”（Laxismus）。由于具体的牧灵问题，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尖锐，因为在1643年阿诺德（Arnauld）—此后他是杨森（Jansen）派的首脑-在他的文章《论频繁领圣体》（De la frequente communion）中反对信徒多次领圣体，但这恰恰与耶稣会支持的观点相反—他们劝人们多领圣体。阿诺德（Arnauld）对于恩典和补赎有严格主义（Rigorismus）的理解，他根据古代基督宗教的忏悔和补赎习俗提出非常严格的标准：获得告解圣事（和好圣事）的罪赦以及领圣体都有严格的要求。阿诺德（Arnauld）的著作传播很广，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巴黎政府也支持杨森（Jansen）派的人，因此他们继续保卫伊普尔（Ypres）主教的种种观点，圣味增爵／万桑（Vincent de Paul，参见172.4d）联合了88位主教向罗马宗座写信，要求罗马决定五个来自《奥古斯丁》书的命题—这五个句子早一些也被送到巴黎大学神学系那里。在长期的谈论后，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s X）于1653年5月31日颁发了《有机会》（Cum occasione）诏书，其中谴责这五个句子为异端，分别是：

1．由于缺乏恩典／圣宠，人们——包括义人在内—无法遵守上主的部分诫命。2．现世的人无法抵抗内心的恩典／圣宠。3．人的功德或缺乏功德的前提条件只是外在的自由（即不受物质上的强制），而不是内在的必然性。4．当那些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派的人说，人的意志力能抵抗或能服从恩宠时，他们是错误的。5．如果说，基督是为一切人去世的，这是半白拉奇／伯拉纠（Pelagius）主义的错误。

190.2有的人希望宗座的决定能够结束这场争论，但这只是一个幻想。一方面，杨森（Jansen）派的人也尊敬宗座的决定，因为他们现在也肯定这五个句子为“异端”。但在阿诺德（Arnauld）的领导下，他们说这些命题并不能代表杨森（Jansen）的教导。另外，他们开始区分法律问题（quaestio iuris）和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就是说，教会关于某一个信条的决定是不能错误的（比如这些句子是否异端的问题），但如果涉及一个纯粹的事实性事件（比如某某神学家是否确定地表达了某个观点），教会不能要求人们在内心上的同意，只能要求他们保持尊敬的沉默（silentium obsequiosum），所以马上又出现新的争论。在激烈的争论后，阿诺德（Arnauld）和60个同样不愿意服从的博士被巴黎大学（Sorbonne索旁）开除（1656年）。同时，一些人很尖锐地谴责耶稣会的伦理神学观点。那位才华横溢的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护教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参见179.1；188.1a）与杨森（Jansen）派和波尔若亚（Port—Royal）隐修院有特殊的关系（他的姐姐在那里），此时他的《致外省人书》（Lettres provinciales，1656—57年）严厉地批评了法国上层人士的腐败，但他同时也歪曲了耶稣会的决疑法（Kasuistik）。这部著作中的讽刺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于1657年被列入《禁书名单》，而法国国王于1660年在法国境内禁止了它，但都无法控制其长期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法国的公共舆论中—甚至在全欧洲的民意中—耶稣会的名声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谴责杨森（Jansen）派的那些诡辩式的解释，并宣布这五条就来自杨森（Jansen）的书并根据杨森的理解被否定（1656年）。虽然如此，很多法国学者不愿意服从，他们也没有接受法国圣职人员大会于1657年提出的“服从公式”以及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的服从要求（1664年），虽然国王路易十四世出于政治目的在1660年后也同样反对杨森（Jansen）主义并规定谁不签署“服从公式”，谁就失去自己教产的收入。在波尔若亚（Port—Royal），那些顽固的修女受到惩罚，而巴黎的总主教于1664年宣布，她们的隐修院将受到禁罚（interdictum）的惩罚。

一些法国主教，即阿雷（Alet）、安捷（Angers）、波维（Beauvais）和帕米耶（Pamiers）的主教，向他们的圣职人员发布了一份牧函，要求他们在教会的“事实性问题上”保持沉默（1665年），但这又带来新的纠纷。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IX）于1667年完成了一种协调规定，这样至少在外表上达成共识（所谓的“克雷孟和平”）。上述四位主教也签名，但他们在口头上并在一个秘密的文献中表达了他们内心的信念（1668年）。教宗则满意于他们公开的说法并于1669年1月19日宣布了一个和好的文献，以此肯定这一时的和平，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于这种和平。

法国人在思想上的分裂没有结束。在暗地里，杨森（Jansen）主义仍然有很多拥护者，甚至还获得更多新的支持者。因此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比如莫尔（Maurines）学者所出版的奥古斯丁著作（1679／1700年）受到耶稣会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攻击。然而，人们此时的主要兴趣转向“国王之权”（regalia）和“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在这个争论中，恰恰一些接近杨森（Jansen）主义的主教很勇敢地反驳了“国度绝对统治教会”（Staatsabsolutismus）的观点（参见189.3）。

190.3在18世纪初，关于杨森（Jansen）的争论死灰复燃，震撼了法国教会几乎30年之久。在1701年夏天发生所谓的“良心案件”。当时有40个巴黎大学教授宣布，如果一个人坚持尊敬的沉默（silentium obsequiosum），他仍然应该可以获得告解（和好圣事）中的罪赦。几个法国主教，包括波舒哀（Bossuet）以及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3年谴责了这种说法。根据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请求，教宗在1705年7月15日宣布了一个诏书（《主的葡萄园》Vineam Domini），其中说“尊敬的沉默”是不足够的，人们需要“口服心服地”放弃杨森（Jansen）这五个句子。然而，这部诏书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在1705年聚会的法国全国圣职人员的大会—他们倾向于“高卢主义”—虽然接受了这个诏书，但同时宣布说，教宗们的规定对普世教会没有约束力，除非当地的主教团也肯定宗座的规定。教宗很尖锐地反对这种说法，但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草原波尔若亚（Port-Royal des Champs）的修女们（所谓的“教会的母亲们”Meres d＇Eglise）说她们只能接受教宗的诏书，如果能加上一个小条规。因此，她们的隐修院再一次被禁罚（1707年），而法国政府于1709年（在教宗的同意下）取缔了该修院，房子和教堂都被拆除（1710／1712年）。

190.4同时，那些反对杨森（Jansen）主义者的人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点。那位很有修养的司铎祈祷会会士（Oratorian）凯内尔（Paschasius Quesnel，1634-1719年）—他和一些其他的杨森（Jansen）派的人逃难到比利时（1684年）—自从1671年出版了关于福音书的《伦理反省》（Reflexiones morales），这本书有几个版本，发行量不小，但其中有很多杨森（Jansen）主义的观点。虽然这部著作甚受欢迎，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8年谴责它。当时的巴黎总主教和枢机诺阿耶（Louis Antoine de Noailles）原来是沙龙（Chalons s．M．）的主教并于1695年曾经批准和推荐了《伦理反省》的发行。现在他被要求收回这种批准，但他始终很犹豫，没有行动。因此，根据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要求，罗马教廷再一次检察这个引起争论的著作。罗马教廷长期谈论的结果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发表的诏书《独生子》（Unigenitus，1713年9月8日）。这部诏书谴责了凯内尔（Quesnel）著作中的101个句子。其他的国度都承认这个诏书的有效性，但在法国关于诏书是否有效的争论死灰复燃。因为如果断章取义地来看部分的被谴责的命题，它们似乎表达正统的信仰，所以诺阿耶（Noailles）总主教虽然收回了他原来的批准，但与另外七位法国教会的长上一起拒绝接受诏书，但没有作更多解释。在路易十四世（Louis XIV）逝世后，那个浮轻的、不支持教会的奥尔良的菲利普（Philippe de Orleans）公爵执政（1715—1723年），因此反对罗马派获得更大的支持。根据“高卢主义”的精神，四个法国主教反对《独生子》诏书并呼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1717年）。诺阿耶（Noailles）枢机、巴黎大学、南特（Nantes）大学、兰斯（Reims）大学以及几百个教区司铎、修会司铎和许多平信徒支持这四个主教的要求。这样，法国分裂为“接受者”（acceptantes）和“申诉者”（appellantes）两派。全国处于很大的混乱中，而教会分裂的危险越来越大。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在1718年8月28日的诏书《牧者职位》（Pastoralis officii）宣布那些“申诉者”被绝罚。然而，此时又有很多人，包括诺阿耶（Noailles），认为这个新的诏书也是无效的，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被绝罚。在1720年才发生一个关键的变化。政府规定《独生子》（Unigenitus）为国家法律，并且采取措施来镇压不接受它的人。在一些诡辩后，诺阿耶（Noailles）枢机于1728年10月也无条件地接受了它（他于1729年去世）。大部分的“申诉者”也跟着枢机的前例接受了它。那些仍然坚持杨森（Jansen）主义的人现在传播了一些奇迹式的治病事件、神魂超拔体验（Ekstasen）以及“神视”（Visionen）—据说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个支持杨森（Jansen）主义的执事，即巴黎的方济各（Francois de Paris，1727年去世）的墓地、在巴黎的梅达都斯（Medardus）教堂和周围的房子那里。这些热忱派的人被称为惊厥派，震撼派（Convulsionaires）。不过，这种狂热主义的余波无法阻挡杨森（Jansen）主义的崩溃。由于教会和政府的合作，作为教导和社会党派的杨森（Jansen）主义都被逐渐克服，虽然它的严格主义在灵修和克修生活中还有长期的影响，而它经常与“反耶稣会”和“反罗马宗座”的倾向有关系。遗憾的是，这个运动本有的强大宗教力量后来陷入一种没有建设性结果的强词夺理态度和教派式的隔绝主义中（eigensinnigeRechthaberei und sektiererischer Separatismus）。值得提到的还有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于1756年的决定：唯独那些公开地和引起争论地拒绝《独生子》（Unigenitus）诏书的人不被允许接受终傅圣事。

在18世纪，杨森（Jansen）主义也传到意大利。在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的时期，甚至有的罗马人也拥护了它；然而，在这里支持它的人主要是那些反对耶稣会的那些人，它在民众舆论上也为耶稣会的解散埋下了伏笔。

190.5由杨森（Jansen）主义引起的争论，使法国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处于分裂的危险之中。这个分裂在荷兰发生，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荷兰还有另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发挥作用，比如老一代的教区司铎和后来进入的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参见184.2）。在尼德兰地区，杨森（Jansen）主义相当普遍；许多杰出的代表，比如阿诺德（Arnauld）、凯内尔（Quesnel）等人由于在法国受到镇压，所以逃到荷兰。在1702年，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罢免任荷兰教会的宗座代牧科德（Peter Codde，1710年去世），因为他被怀疑与杨森（Jansen）主义有关系，而郭克（Theodor de Cock）代替他。然而，尼德国政府以及很多公教司铎提出抗议，郭克（de Cock）于1704年被迫离开荷兰。因为这种冲突的发生使得荷兰教会没有主教，也不能举行主教主持的礼仪，所以乌得勒支（Utrecht）的教区的代表们—他们是旧的总主教区的司铎团（alte Metropolitan-kapitel）的正式继承人-于1723年选择了教区长斯滕欧芬（Cornelius Steenoven）为总主教，然而，由于他们没有事先上报罗马教廷，所以罗马没有承认他们这个行动。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斯滕欧芬（Steenoven）请一个被罢免的法国传教主教（名为瓦勒特Varlet）祝圣他，但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于1725年罢免斯滕欧芬（Steenoven）并宣布他的选举是无效的。然而，这个主教顽固地抵抗罗马教廷。他的第三任继承人在新教政府的同意下恢复了原来的哈林（Haarlem）教区和德文特尔（Deventer）教区（1758年）并使它们属于乌得勒支（Utrecht）总教区。荷兰的分裂教会一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但在1950年也只有12000个信徒，他们分为30个堂区。德国的旧天主教派（Altkatholiken）很快与乌得勒支（Utrecht）的杨森（Jansen）主义者联系，并与他们形成一个“同盟”（1889年）。

190.6在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照明的”、“照亮的”（Alumbrados），他们的思想是一种没有辨别性的神秘主义，而异端裁判所曾经很严厉地镇压过他们。在17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一些虚假的神秘主义的运动，其主要代表是莫利诺斯（Michael Molinos，1628—1696年），他从1663年生活在罗马，并在教会的圈子中享有很好的名誉，是听告解司铎和精神导师。他于1675年编写了一部广泛流传的、译成许多语言的著作，即《灵性导师》（Guia espirituale），其中说精神生活和灵修生活的目标是让灵魂在上主面前达到一种如此完美的平静和安静，以至于人甚至不会渴望永恒的幸福，也不会渴望美德或成圣，所以人自己的一切行动和追求都被放弃。在这种被称为消亡、“无我”（annihilatio）的状态中，灵魂再不会犯罪，虽然人在表面上也许看来违背天主的诫命或教会的规定。口头上的祈祷、克修活动或与诱惑的奋斗都是多余的，是无用的。这种关于默观生活的理论不久后普遍被称为寂静主义（Quietismus），而且也在很多地方受欢迎。因为莫利诺斯（Molinos）有很多朋友并且与许多人有信件来往，他的影响也不小。然而，他的生活和思想引起人们的怀疑，所以他于1685年被捕入狱，而异端裁判所的法案结果是：他个人道德生活上有重大的缺陷。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x XI）于1687年发表的诏书谴责他著作和信中的68条句子。他收回了这些句子后被判无期在隐修院中生活（1696年去世）。他的一些拥护者，比如佩特汝基（Petrucci）枢机也被惩罚。

在法国也有一些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主要是一个很虔诚的寡妇，即莫特·古翁（Jeanne-Marie de la Motte-Guyon，1648-1717年），她倾向于夸大其辞且满怀激情。她的灵修导师是一个巴纳伯会（Barnabiti）的司铎拉孔（Francois Lacombe），他的著作是《内心祈祷的分析》（Analyse de l＇oraison mentale，1686年）。这两个人在法国传播了寂静主义。他们主张对于上主的爱必须是最纯粹的、没有别的兴趣的（amour desinteresse），这种爱排除对赏善罚恶的考虑，而且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情况的态度，而应该是长期的精神状态。然而，他们的著作被禁止。拉孔（Lacombe）于1687年被捕入狱，死在狱中（1699年）。莫特·古翁（Motte-Guyon）女士也有几次入狱。在巴黎附近的伊西（Issy）举行的神学谈论会上（1694／1695年）在波舒哀（Bossuet）主教的主持下用30条原则来阐明天主教关于“神秘主义神学”的观点。然而，这个问题的继续发展引发了法国两个最伟大的主教之间的冲突。波舒哀（Bossuet）强烈地反对寂静主义思想，并于1697年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献《关于祈祷精神状态的牧函》（Instruction pastorale sur les etats de l＇oraison）。然而，坎布瑞（Cambrai）那位具有崇高精神的主教费奈隆（Fenelon）于1697年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圣人有关内在生活之原则的说明》（Explication des maximes des saints sur la vie interieure），其中保护了他敬仰的“女先知”以及她关于“对天主的无私爱慕”的教导。此后波舒哀（Bossuet）很尖锐地反驳他，嘲笑他说这是一个“新的蒙塔努斯（Montanus）和一个新的普瑞斯切拉（Priscilla）”。这个争论引起很大的风波，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和他的妻子蒙特诺（Madame de Maintenon）也加入，而且他们反对费奈隆（Fenelon）。国王也请教宗作出决定，而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XII）于1699年在长期犹豫后宣布，费奈隆（Fenelon）著作中有23个句子是“引起争论的并且是冒失的”。费奈隆（Fenelon）马上说他完全接受教廷的决定，这样这个争论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