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近代教会史

165、重洗派和其他的热烈派。新教在路德去世之前的发展（1546年）。

宗教辩论（1540—1546年）

165.1在1530年后的几年内，德国地区的新教再次能够很自由地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施马卡尔登协约（Schmalkaldischer Bund）的黄金时期。然而，与正在形成中的“路德神学教会”（lutherische Theologenkirche）有公开敌意的是另一个宗教平信徒运动，即“热烈派”（或“狂热派”，Schwarmgeister），尤其是“重洗派”。这些人被称为“宗教改革最理想的见证者”，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最大的改革派。他们想恢复原始教会的情况，要具体的活出“圣人／圣徒的团体”。他们虽强调《圣经》的原话，但更多强调“内在的光”，即直接受圣神／圣灵的光照（照明）。他们反对教会与国度的关系，反对一切外在的教会表现和—除了圣洗和圣餐之外—反对一切圣事。他们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够接受圣洗。另一个教派陷入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狂热的末世论思想中。虽然公教和新教的诸侯们都迫害重洗派，视他们为叛徒，甚至处他们以死刑，但重洗派在他们最重要的领导闵采尔（ThomasMüntzer）于1525年被处死后（参见162.4）仍然在社会下层中得到很广泛的传播，尤其在德国南部、在摩拉维亚、蒂若尔（Tirol）、瑞士（在那里的茨温利严厉地镇压他们）、在弗里斯兰（Friesland）、莱茵河下游地区和在威斯特法伦。这些重洗者的团体后来消融于18世纪的施瓦比亚的虔敬主义（Pietismus）或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除了那些在“农民战争”已经提到的重洗派领导人闵采尔（Th.Müntzer）和胡布麦尔（Balthasar Hubmaier，他于1528年在维也纳被烧死），重洗派的主要人物还有纽伦堡（Nuernberg）的学校校长邓克（Hans Denk），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1527年去世）；南法兰肯地区（Oberfranken）的胡特（Hans Hut，1527年去世）；奥格斯堡的巴德尔（Augustin Bader，1530年在Stuttgart被处死）；在提若尔（Tirol）和摩拉维亚活动的胡特尔（Jakob Huter，1543年在Innsbruck被烧死）以及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1543年去世），他来自施瓦比亚，曾经在德国东部和北部以及在弗里斯兰及荷兰活动，他的拥护者被称为梅尔克派（Melchioriten），他们怀着一些极端的末世论的思想。这个人也是那种极端的重洗派传统的起源，而这些极端的表现在荷兰与威斯特法伦都有。比如，荷兰哈冷（Harlem）的一位面包匠马提斯（Jan Mathys）以“新先知Henoch厄诺克”的身份出现，并且派遣了他的“使徒／宗徒”。这些重洗派的狂热者从荷兰传到威斯特法伦的明斯特（Münster）。在那里，原来的司铎若特曼（Bernhard Rottmann）因其煽动性的讲道词使全城的人于1533年接受新教。第二年，荷兰重洗派来到明斯特，领导他们的人是一个来自莱顿（Leiden）的裁缝师波克尔孙（Jan Bockelson）和马提斯（Mathys）。这两个人影响了若特曼（Rottmann）接受重洗派的思想，不久后他们在市政府占多数人。一位纺织工人克尼佩尔多灵（Knipperdolling）被选为市长。重洗派使明斯特（Münster）成为一个残酷暴动频发的地方（包括破坏圣像、共享一切财产、一夫多妻、建立“新王国”，宣布波克尔孙为王Bockelson等）。然而，在1535年的6月，主教冯·瓦尔德克（Franz von Waldeck）-他甚至受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支持-在长期围攻后攻克了这座城。这位主教成立了非常可怕的惩罚法庭，再次恢复了城内的天主教会。

曾经在奥格斯堡地区当神父的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1499—1542年，在巴塞尔Basel去世）后来转向路德宗，在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讲道，由于他的性格和信仰很独特，所以拥护他的人并不多。他在斯特拉斯堡被驱逐，所以他在艾斯林根（Esslingen）当工人，在乌尔姆（Ulm）当印刷工，但又于1539年因他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思想从乌尔姆被驱逐。他反对外在有形的教会和在字面上理解《圣经》。虽然他没有正式加入重洗派，但他与他们一样支持“非暴力”思想以及宽容思想。他的众多著作包含着他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哲学的特征，但都表达一种彻底的严肃精神。虽然路德很反对他的思想，但仍有很多人阅读他的著作，尤其在荷兰。

门诺（Simons Menno，1561年去世）是一位来自弗里斯兰维特马孙（Witmarsum）的公教司铎，于1536年加入了重洗派。他以巡回讲道者的身份组织了弗里西亚与荷兰地区的重洗派，使他们接受了比较和平的思想，并鼓励他们过一种勤劳的、安静的生活。这些“温和的重洗派人”因为他而被称为“门诺派”（Mennoniten）。他们不仅反对儿童受洗，而且也反对信徒发誓、反对服兵役或当官、反对起诉和离婚（除非有通奸事件）。门诺派在很长的时期内受到镇压，但后来他们在荷兰、瑞士与德国莱茵河下游地区和普鲁士地区被容忍。通过移民，他们也传到俄罗斯南部，尤其在美国获得发展，他们于1950年的总人数为50万。

另一个属灵的教派—他们对于外在的礼仪和礼拜完全没有兴趣并注意到《圣经》的“精神”和“内心之光”—是由来自西里西亚（Schlesien）欧西格（Ossig）的贵族人士史文克斐（Kaspar Schwenckfeld）所发动的。他本是路德的朋友，但于1521／1522年在维滕贝格和那些“热烈派人”（比如卡尔施塔特Karlstadt等人）有所来往，并于1524／1525年离开路德，因为他主张一种“基督非圣事居住在信徒内”的教导—他只从象征意义层面来看圣餐—并否认外在的有形教会。虽然史文克斐（Schwenckfeld）受镇压，但他仍然在施瓦比亚（1535年在蒂宾根Tuebingen举行的“宗教对话”）和在西里西亚获得了一些支持者。他在很多地方传教并于1561年在乌尔姆去世。在1719年，他的信徒被迫离开西里西亚（Silesia），大多人移民到美国（尤其在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州，他们被称为史文克斐人Schwenckfeldians），大约只有1500个人。

165.2传统的教会在16世纪30年代失去了一系列重要的德国地区，这些地区都加入路德宗的教会。这些地区包括符滕堡（Württemberg，见下）公国、波莫瑞（Pommern，1534／1535年）公国—在那里有来自维滕贝格的布根哈根（JohannBugenhagen）进行宗教改革和建立新的教会制度-、梅克伦堡（Mecklenburg，1533/40年），还有安哈尔特—达骚伯爵国（Anhalt—Dassau，1532/34年）、西里西亚地区的里格尼茨（Liegnitz）和布里格（Brieg，1534年）、伯爵国纳骚（Nassau，1533年后）和法尔茨—茨维布鲁根（Pfalz—Zweibruecken，1538年）的部分地区、公国撒克孙（Sachsen，见下）和选侯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见下），还有总教区里格（Riga，1539年，参见170.3），这是边疆伯爵威廉（Wilhelm von Brandenburg）的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城市，比如乌尔姆、艾斯林根（Esslingen）、内尔德林根（Nördlingen）、比贝拉赫（Biberach）、海尔布伦（Heilbronn，都于1531年皈依路德宗）、吕贝克（Lübeck）、若斯托克（Rostock）、格廷根（Göttingen）、汉诺威（Hannover，1531年到1532年）、奥格斯堡以及法兰克福（Frankfurt，1534年）。

由于符滕堡公国的公爵乌尔里克（Ulrich，1498—1550年）在管理和治安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施瓦比亚联盟（Schwaebischer Bund）于1519年驱逐了这位公爵，并把公国的管理权交给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他于1530年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从皇帝手中正式接受了这块封地。在流亡的地方，乌尔里克（Ulrich）转向新教，也有很长时间生活在黑森的菲利普那里。他依赖菲利普的军事支持和法国的资金想尽办法再次恢复对于自己公国的政权。在1534年，他在劳芬（Lauffenam Neckar）战役中（1534年5月13日）打败了奥地利的军队，并在卡旦（Kadan）和约（1534年6月29日）中再一次获得了这块地的管理权，是由奥地利的领导所封给的。在宗教问题上，他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此马上推广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来自康斯坦茨的布拉瑞尔（Ambrosius Blarer）——一位投向茨温利派的原本笃会会士——和来自马尔堡（Marburg）的路德宗神学家施内普夫（Erhard Schnepf）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布拉瑞尔（Blarer）负责南部地区，而施内普夫（Schnepf）管理北部地区。两个人先在圣餐方面达成了共识（所谓的“斯图加特共识”StuttgarterKonkordie），并拿掉了圣像。那位急需资金的国君不顾一切地没收了各地的隐修院。虽然在蒂宾根（Tuebingen）大学有很多人反抗，但它也被“新教化”（1535年）。天主教徒只能在家里举行祈祷，他们不可以去外面听弥撒，被迫听新教的讲道和布道。乌尔里克于1537年在蒂宾根（Tuebingen）建立一个奖学金（Stipendium），目的是培养一些牧师和世俗的官员（在1547年后，这个学校在原来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而这个学校不久后完全成为一个神学学校。符滕堡（Württemberg）新教会的组织者本来是乌尔里克的儿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公爵（1550—1568年），他很能干。支持他的是那位来自维尔城（Weil der Stadt）的布任茨（Johann Brenz），他先在施瓦比亚·哈尔（Schwaebisch Hall）城的转变以及在符腾堡的新教化起了作用，现在他在斯图加特（Stuttgart）被提名为教区领导（Stiftspropst，1553年）。他们教会的管理权集中在教务委员会（Kirchenrat），这样完全取决于于国度。他们在1559年发行一个综合性的规章，即所谓的“大教会规章”（Grosse Kirchenordnung）。从此以后，符滕堡在德国南部的新教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施瓦本南部地区（Oberschwaben）不但政治在分裂，而且教会也很弱。一些新教的人想在这个地区传播他们的思想，使一些城市归于新教。当时有维恩加登（Weingarten）隐修院的院长布拉瑞尔（Gerwig Blarer，1520-1567），他是皇帝的顾问（1530年后）并且在该地区强烈反抗新教的传播，他是天主教的重要支柱，但在个人道德生活上有缺点。当时的康斯坦茨主教冯·兰登贝格（Hugo vonLandenberg，1496—1528年）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已经很老并且太弱，所以无法抵抗宗教改革的发生。

在撒克森公国（德雷斯顿Dresden）有一位有虔诚信仰的、拥护传统教会的公爵，即大胡子的格奥尔格（Georg der Baertige，1500—1539年），虽然他很努力抵抗新教，但仍无法阻碍他们思想的传播。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亨利（Heinrich derFromme，1539—1541年）—他早就接受了新教—马上镇压公教并靠着路德的协助执行新教制度。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公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选帝侯约亚敬一世（Joachim I）于1535年去世，虽然他一直到弥留之际仍坚决反抗路德和新教，但他的妻子即丹麦的伊丽莎白（Elisabeth）早已于1527年接受了路德宗，并且他们的儿子约亚敬二世（Joachim II）于1539年也加入了新的运动，虽然他曾向父亲发过誓，并且父亲的遗嘱也明令反对新教，仍不能阻止他。这样，勃兰登堡于1540—1542年逐渐实行新教的制度。

165.3在新的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1534—1549年）的任期内（参见174.1.2），关于举行大公会议的计划有所进展，虽然还需要再等待几年。教宗计划在曼托瓦（Mantua，1536年）或维琴撒（Vicenza，1537年）召开会议，但没有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法国的反对态度。向新教发出的邀请函在1537年2月的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en）的联盟会议上遭到拒绝。当时，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 der Grossmuetige，1532-1547年）请路德写出一个信条，而路德在所谓的施马尔卡登信条（Schmalkaldischen Artikeln）中表达了他的信仰，但他特别强调与公教信仰的巨大差异。这部著作同样在后来的路德宗中获得象征性的意义（参见185.1）。那些新教国度早在1535年便延长了他们的施马尔卡登联盟

（Schmalkaldener Bund）的有效期为10年，并且一些新的成员加入：安哈尔特（Anhalt）、纳骚（Nassau）、符滕堡、波莫瑞（Pommern）。难怪，皇帝和他的弟兄费迪南以及另一些天主教君主（如巴伐利亚Bayern、撒克森Sachsen、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以及美因茨和萨尔茨堡的总主教们于1538年在纽伦堡签订了一个将要维持11年的保卫盟约。已经有了战争的危险，尤其黑森（Hessen）的菲利普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当时他患了一种性病，所以他无法行动。在另一方面，皇帝又要面临土耳其人的威胁，所以要尽力与新教的人进行谈判。这就导致1539年4月的法兰克福规定（Frankfurter Anstand）。这个规定要求保持和平，而针对新教的人，与教产纠纷有关的法案被悬挂15个月。另外要在第二年的夏天举行一个“宗教辩论”，为了获得“基督徒们的良好合一”。

这就开启了宗教辩论（Religionsgespraeche）的时期。通过宗教交谈，人们希望能够彼此了解，甚至能够消除信仰上的对立，但不久后他们发现，这个措施也并不是很有效。他们于1540年6月在哈根奥（Hagenau）开始筹划的对话，于1541年1月在沃尔姆斯继续谈论，而（特别重要）在1541年4、5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帝国会议上继续进行这些对话，当时皇帝也在场。天主教的主要代表是艾克（Johann Eck）、瑙姆堡（Naumburg）大堂圣职团的冯·普夫鲁格（Julius von Pflug）、科隆的格若佩尔（Johann Gropper），而新教方面的代表是梅兰希顿、布采尔（Bucer）以及来自黑森的皮斯托留斯（Johann Pistorius）。教宗的使者是枢机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和莫德纳（Modena）的主教摩若尼（Morone），他们都有学问并愿意推广改革。他们尽量使用一些普遍的术语和概念，以便在一些神学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在人的原始状态、自由意志、原罪和称义／成义方面。面对公教和新教的“称义说”，孔塔里尼（Contarini）枢机甚至愿意接受一种（无法坚持的）中间立场（einen unhaltbaren Kompromiss），因为他支持“双重正义”的理论（iustitia imputata et inhaerens“计算的和内在的正义”）。然而，这种中间立场受到罗马教廷和路德双方的谴责。在进一步的谈论中，在教会论、感恩祭（圣餐）和教会的圣统制的问题方面双方也无法达成共识。因此，这次的宗教对话没有获得真正的突破。在1541年7月的帝国议会“结论性规章”（Reichstagsabschied）中，皇帝重申了纽伦堡声明的有效性，直到下一个大公会议或另一个帝国议会有别的规定，而教产的法案又被悬挂。因为皇帝很快需要面对土耳其人的协助，他又在一些秘密协议中向新教的代表们作出一些让步—很多公教徒因此感到愤怒。皇帝保证新教的人可以拥有他们所没收的教产，也允许在各国进行一种“基督徒的改革”（“christlicheReformation”），皇帝又说将来可以在帝国经济部的法院中允许有新教的律师。

165.4当时的德国新教派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但恰恰在这个时刻黑森的菲利普的“小妾丑闻”遭到非常大的批评，所以这位新教的旗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政治上的威信。菲利普于1523年与撒克森公爵格奥尔格（Georg）的女儿克里斯提纳（Christine）结婚，与她有七个孩子，但他很长时间以来与别的妇女有不正当的关系。在1539年，他决定要让一个17岁的宫廷女士，即马格瑞塔（Margareta vonder Saale）当他的“小妾”，而他的正式妻子也同意。他殷切地要求路德和梅兰希顿允许他这样做，而路德和梅兰希顿说，根据《旧约》的犹太人祖先的榜样应该可以，但他们这种“告解劝告”（Beichtrat）必须保密。因此，他们于1540年3月4日结婚。然而，这件事不久后被揭露，虽然路德建议可以用“有用的诺言”（Nutzluege）的办法。这种丑闻引起众人的争论，而菲利普的名誉彻底丧失。根据帝国的法律，重婚罪（Bigamie）的惩罚是斩首（死刑），这位侯爵需要从皇帝那里获得“特赦”（Amnestie）。因此，菲利普于1541年6月和皇帝签订了一个为新教的事业有负面影响的条约。因此，皇帝能够强迫尤利克—克雷维的威廉（Wilhelm von Jülich—Kleve）公爵放弃他的地区的“新教化”，而且皇帝也影响了格尔登（Geldern）地区。在别的地区（至少在德国西北部的教区）新教的进展也停滞不前。

165.5皇帝参与了对付阿尔及尔（Algier）的战役（1541年10月）—这次军事活动无成果—以及再一次需要对付土耳其人（1542年6月）和法国人（1542—4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新教又获得扩展。选帝侯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和撒克森的摩瑞茨（Moritz）公爵（1541—1553年）占领了撒克森地区的瑙姆堡—泽茨（Naumburg-Zeitz）教区、迈森（Meissen）教区和梅泽堡（Merseburg）并在这些地区进行新教化。在瑙姆堡（Naumburg）教区，被指定的冯·普夫鲁格（Julius vonPflug，参见165.3）没能当主教，但路德“祝圣”了一位神学家：冯·安斯多夫（Nikolaus von Amnsdorf），而公爵指定这个人为新教教会的主教。在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schweig-Wolfenbuettel），撒克森的选帝侯与黑森的侯爵驱逐了天主教的公爵亨利（Heinrich）—他曾经坚定地支持公教信仰，但他的道德生活太放松—并依赖于维滕贝格的改革者布根哈根（Johann Bugenhagen）而强制性地落实新教的制度（1542年）。因此几乎整个德国北部地区从波兰边界到威悉（Weser）河都落入新兴的制度下。在南部，那位负债沉重的伯爵欧特·亨利（Ott—Heinrich）在法尔茨—纽堡（Pfalz—Neuburg）没收了教产并宣布了新教的教会制度（1543年）。在库尔法尔茨（Kurpfalz）地区，新教的影响也逐渐扩大。选帝侯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544—1556年）于1544／1545年转向新教。新教的势力甚至强有力地侵入了德国西北地区的教区。当时管理明登（Minden）、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教区的人是伯爵瓦尔德克（Franz von Waldeck），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的教会领导。他申请加入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nBund）并要改变他的教区制度，使之变成一个世俗的公国—他早就让人们在他的地区中传播新教的教导。然而，明斯特（Münster）的大堂圣职团很勇敢地抵抗他的计划。甚至在科隆的重要总教区中，传统的信仰也似乎被放弃了。那位没有神学修养、但享受世俗生活的总主教维德（Hermann von Wied）请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采尔（Bucer）来到波恩（Bonn）讲道（1542年），也请梅兰希顿和布采尔（Bucer）拟订一个改革计划（1543年）。然而，科隆的大堂圣职团、大学以及科隆的市政府都成功抵御“新教化”的影响，而且在科隆的圣巴巴拉（St.Barbara）隐修院以及通过早期的耶稣会会士的活动（1543年以来）产生了莱茵兰（Rheinland）地区的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雏形。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于1546年4月罢免并绝罚了瓦尔德克（Waldeck）总主教。

165.6于1544年夏天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的帝国议会上，为了抵抗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皇帝需要新教派的支持，所以他再次向新教作出很多让步，而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强烈谴责这些让步：被没收的教产的收入可以合法地在教会和学校方面投资；没收教产的种种法案被悬挂，将来要在一个“自由的基督宗教的全德国主教会议”上谈论双方的调和，或在宗教交谈及新的帝国议会上进行谈论，而双方要提供改革计划。因为皇帝和外在的敌人达成协议［与法国签订了1544年9月的克瑞皮（Crepy）和约，与土耳其人签了1545年11月的和约］，他至少能够比较自由地面对宗教的问题。皇帝支持教宗保禄／保罗三世宣布将于1545年3月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的大公主教会议。在1545年春天在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上，德国的新教代表很果断地拒绝教宗的邀请，所以他们没有参加大公会议。路德再一次激烈地表达了他对宗座的憎恨并写了一个相当粗犷的著作：《反对魔鬼在罗马建立的教宗制度》（Wider das Papsttum zu Rom，vom Teufel gestiftet）。皇帝愿意继续进行宗教辩论，但他意识到唯独武力才能够解决问题。于1546年1月到3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还举行了所计划的宗教辩论，但都没有成果，因为新教的代表都不愿意参与这次对话。

165.7引起了这些分裂的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没有见到德国宗教分裂导致的战争。他一直到最后仍坚守他的信念，始终认为反抗“宗座的种种恶习（papistische Greuel）”是一个合理的奋斗，是神赋予他的一个特殊使命，神要他宣布真正的福音。他的晚年受了疾病和各种挫折的影响。他在那些新教地区也见到了道德上的堕落、新教信徒的分裂与迷惑以及世俗权威对教会制度的全面干涉，这一切带给他的是忧郁和失望。62岁的他在1546年2月18日在他的出生地艾斯雷本（Eisleben）去世—他当时正想解决曼斯菲尔德（Mansfeld）伯爵家族的一些争论。他被埋葬于维滕贝格的宫殿教堂。他去世的原因大概是长期的心脏病爆发了。20年以后出现了“路德自杀”的谣言，但这显然属于传说，没有历史根据。

在评价路德方面，公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难免的事，因为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然而，严肃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已经获得了双方观点的初步接近。实际上，在新教内对于路德的评价也并不一致。毫无疑问，路德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伟人。19世纪的历史学家德林格（Döllinger）曾经（1861年）称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德国人”或“德国最有影响的民众人物（gewaltigster Volksmann）”，这也是有根据的说法。他毫无保留地投入了一生，由他引发的运动影响了教会，使教会走向新的方向。那些拥护着他的人会毫无保留地敬仰他或佩服他—对于他的敬仰在他去世以后马上开始—但公教信徒无法完全赞同这种敬仰，因为他们认为路德的事业并不是教会的真正改革；而且，他们也会觉得，他的人格缺乏某些特征—如果上主选择和召叫一个“改革者”，应该可以期待他会拥有这方面的特征和美德。

毫无疑问，路德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深切的信仰。我们看到他具有热心和同情心，内心的虔诚和对神的坚定依赖。他一生都怀着坦然的态度、始终无私、慷慨，他不懈地工作，有不可屈服的意志力，但他也有火焰般的激情、无限的自信、固执己见的态度、统治欲，他是一个好争辩的人，喜欢嘲笑别人，对于他的对手他不懂得和好。他在某些方面很保守，甚至太保守，固执地恪守字面上的说法—因此部分的学者，如特劳尔奇（Troeltsch）认为，他更多属于中世纪，而不属于近现代—但他又是非常进步的人，渴望自由，反抗威权，甚至是革命性的人。他的性格有这两种层面，这就形成某种特殊的模棱两可的特征，使人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路德也很多次让某些心情或情绪影响他的决定，并且喜欢在语言上用夸大的或特别尖锐的话语（他曾经被称为“夸大博士”Dr.hyperbolicus）。从基督宗教的伦理学来看，说一个“伟人”自然也可以有“英雄般的巨大的恶习或不足的地方”也是不能成立的。路德的语言是非常粗俗的，有时候甚至是挖苦的；虽然当时有很多作者在语言上不太文明，他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本来要当一个宗教老师，一个改善道德的人，一个来自上主的先知，要提高人类的水平——怎么能用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呢？有的学者说，他在年轻时候经历过一次精神性休克，这样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如此敏感，很容易受刺激或陷入郁闷情绪；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很有争论的。另一些人也曾说，他始终惧怕魔鬼，他一直认为一切外在的或内在的诱惑都来自魔鬼及其黑暗的势力，这种思想也许使他的精神生活变得比较阴暗，甚至成为一种病态。在晚年的时候，路德特别多的强调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末世论思想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他的思考，而他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