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近代教会史

166、从施马尔卡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和约（1546—1555年）

166.1因为与新教人达成协议的一切和平努力均告无效，所以卡尔五世认为，必须采取“最后的考虑”，即战争（ultima ratio des Krieges）。几年以来，他预先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作了一些准备。他的盟友是自己的弟兄费迪南，教宗保禄/保罗和巴伐利亚的威廉四世（Wilhelm IV）公爵，同时皇帝也努力征取几个新教君主的支持，比如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Kulmbach）的伯爵阿尔布瑞克特.阿尔克比亚德斯(Albrecht Alcibiades)和汉斯(Hans von Brandenburg-Küstrin),布劳恩施维格-卡林贝格(Braunschweig-Kalenberg)的公爵艾瑞克(Erich)，尤其是公爵撒克森的摩瑞茨（Moritz von Sachsen，1541—1553年）——他是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女婿。摩瑞茨（Moritz）是一个冷静的、只顾自己利益的、没有宗教热忱的人。皇帝许诺他将要使他成为“选帝侯”，并且承诺部分的“选帝侯国撒克森”的地区将也要归于摩瑞茨（Moritz），所以他也拥护了皇帝。在1546年7月，由于新教的君主（所谓的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ener）在多瑙（Donau）河地区已经开战，所以皇帝宣布这个联盟的领导者—撒克森的选帝侯与黑森的侯爵菲利普—被剥夺法律保护，因为他们破坏了“普遍的和平”。这个施马尔卡登战争（Schmalkaldische Krieg，1546-1547年）很快便过去了，结果对皇帝很有利。符滕堡的乌尔里克（Ulrichvon Wuerttemberg）与德国南部的城市早在1546年被迫服从皇帝。因为摩瑞茨（Moritz）侵略了选帝侯国撒克森，撒克森的选帝侯必须回国，而卡尔五世皇帝于1547年4月24日在Muehlberg（MuehlbergX）的罗考尔海德（Lochauer Heide）击败了选帝侯，并将其逮捕。他被迫放弃选帝侯国，而摩瑞茨（Moritz）获得他的地区以及艾尔内斯特地区（Ernestinische Lande）的一半。不久后，黑森的侯爵菲利普也无条件地向皇帝投降，他也同样被拘留。因此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 Bund）便解体了。科隆那位被绝罚的总主教赫尔曼（Hermann，参见165.5）早在1547年2月便已被迫退位（他于1552年去世，晚年加入新教）。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副主教伯爵施奥姆堡的阿多夫（Adolf vonSchaumburg），一位有坚定的公教思想的人。那位曾经被驱的冯·普夫鲁格（Juliusvon Pflug，参见165.5）现在可以正式在瑙姆堡（Naumburg）任主教（1547年5月），而那位曾经被驱逐和拘留的亨利（Heinrich）公爵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公国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去；不过，他的地区基本上还继续有新教的制度。

166.2因此，在皇帝看来他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似乎恢复了德国在宗教上的合一。然而，实际上他只能克服作为军事联盟的新教，并没有改变作为宗教组织和教会的新教。皇帝希望，教廷和皇帝能够一起在大公会议上整理教会方面的问题。然而，主教会议在1547年3月从特伦托（Trento）迁到博洛尼亚（Bologna，参见174．4），而这一点又引起了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严重分歧。在这样的条件下，卡尔想自己解决问题。他在所谓的“武断的”（“geharnischten”）奥格斯堡议会（1547—1548年）上建立了一个暂时的秩序，即所谓的Interim（《暂且》，宣布于1548年6月30日），这部文件的编者是瑙姆堡（Naumburg）的主教普夫鲁格（Pflug）和美因茨的副主教赫尔丁（Michael Helding）以及新教的神学家阿格瑞克拉（Johann Agricola，参见169.2）。他们的文件基本上代表公教思想，但在大公会议的决定之前，新教的牧师被允许结婚，而平信徒也被允许领受圣血。文件没有提到被没收教产的归还。在帝国议会上有部分的天主教代表也不接受这个文件，所以普夫鲁格（Pflug）为他们又拟订了一个附加文件（所谓的Formula reformationis“改革原则”）。

然而，皇帝的“暂时宗教规定”在两方面都没有获得成功。一方面，教宗不满于皇帝对教会领域的干涉，另一方面，新教的人对于皇帝的态度也是普遍的反感。只有在皇帝有权力的地区—比较多在德国南部—能够落实这些规定。然而，民众在很多地方有一种“被动的抵抗”态度，而当时很缺少一些能够胜任的天主教圣职人员，缺乏能干的司铎，这一点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在德国北部有一系列城市和君主，他们直接拒绝“暂且规定”。马格德堡（Magdeburg）成为抵抗运动的核心。撒克森也保持一种敌对的态度。摩瑞茨（Moritz）选帝侯命令梅兰希顿以及另一些神学家在1548年12月编写一个比较淡化的“暂且规定”形式（所谓的“莱比锡暂且规定”Leipziger Interim），并公开宣布。关于与此有关系的“无善恶主义”（Adiaphora）争论，见169.2。

166.3后来的发展并不符合皇帝的期望。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于1551年再一次召开，而由于卡尔皇帝的推动，这次也有一些德国新教徒的代表参与会议，但也没有结果（参见174.5）。同时，德国的情况逐渐走向一个灾难性的转变。那个狡猾的摩瑞茨（Moritz）选帝侯在新教中被视为背叛者（“迈森的犹达斯”“Judasvon Meissen”）。现在他认为皇帝欺骗了他，所以他违背了皇帝，并于1551／1552年的冬天组织了几个德国君主形成一个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的联盟，并与法国的亨利二世（Henri II）联盟。他们的目标是（根据联盟的文献）保护“诸侯们的自由”并摆脱皇帝的“野蛮、严厉和恒久的奴役”，并且坚持新教的存在。如果法国支持这个联盟，它将获得德意志帝国的部分地区，就是罗兰（Lorraine）地区的梅茨（Metz）、图尔（Toul）和维尔顿（Verdun）。这个联盟的军队在1552年春天侵略了德国南部，法国国王同时占据了罗兰地区，而与法国有联盟的苏丹苏莱曼二世（Suleiman II）开始侵略匈牙利。皇帝被迫从因斯布如克（Innsbruck）逃走，而特伦托（Trento）的会议被解散（参见174.5）。奥地利的费迪南和新教联盟的君主们在1552年8月的帕骚协约（Passauer Vertrag）中规定，“暂且规定”（Interim）被取消，而那些拥护奥格斯堡信条的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直到下一个帝国议会。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和撒克森的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 von Sachsen）都被释放。

166.4由于一些战役和战乱—卡尔五世抵抗法国和土耳其人，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Kulmbach）那个无节制的伯爵阿尔布瑞克特·阿尔克比亚德斯（Albrecht Alcibiades）的侵略—最后的决议被拖延到1555年在奥格斯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与帕骚（Passau，1552年）一样，皇帝让他的弟弟费迪南进行谈判，因为他感到非常绝望。他一方面要忠于政治家的角色，但作为天主教徒和皇帝，他又不愿意参与一些他应该谴责的事。他一步一步地将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荷兰与西班牙的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1554—1556年），并于1556年9月让费迪南管理德意志帝国的事务。此后，他退隐到西班牙艾斯特马都拉（Estremadura）的圣尤斯特（San Yuste）的热罗尼莫（Hieronymus）会隐修院，在那里以祈祷和默想度过余生（1558年9月21日去世）。他的死亡意味着中世纪的那种普世性意义上的德意志帝国的永远消失。

在1555年9月25日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首先规定天主教徒和拥护奥格斯堡信条的人之间要有“永久的”和平。这种在帝国法律上有效的规定没有包括茨温利／慈运理派和重洗派的人。另外，所谓的上层社会阶层的代表，即君主们、城市和直接属帝国的骑士（Reichsstände）有权利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管理的领土的准则。这后来被称为“进行改革的权利”（“Ius reformandi”）；换言之，当时有效的原则是后来所说的“谁的领土，谁的宗教”［Cuius regio，eius（et）religio］-这个原则实际上自从施派尔（Speyer）议会（1526年，参见163.1.3）以来影响着新信仰的扩展。那些中间的层次（下层的贵族）以及其他的民众在宗教信仰上都得服从他们国度的领导。然而《和约》明文规定，他们有迁移的权利（ius emigrandi），就是说他们不会因迁移在财产和名誉上受损失（除了在荷兰以外）。另外，在帝国的城市内如果有少数人持有别的信仰（比如天主教信仰），这些少数人应该继续被宽容。在新教的地区内，公爵接受主教们的司法权。就教产而言，新教可以继续拥有一切他们在1552年（在帕骚协议的时候）控制的隐修院和教堂。帝国的财政法院中将有相称的新教人士。在另一个问题他们仍无法达成共识：天主教的主教君主是否应该有改革的权利？这个问题对公教非常重要。最终，费迪南凭着皇帝交给他的权利规定，如果一个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加入新的宗教，他将失去他的职位、他的收入以及他的领域，而这一切都保留在传统教会内。这个规定被称为教会的保留（Reservatumecclesiasticum），它被写入《宗教和约》的正文中，虽然新教的人并不同意它。为此，费迪南在一个秘密条约中（所谓的《费迪南声明》Declaratio Ferdinandea）规定，在天主教地区内如果有一些骑士、城市或小团体长期以来支持《奥格斯堡信条》，他们就可以继续享受宗教上的自由。

奥格斯堡的《宗教和约》肯定了德国在教会制度上的分裂并为长远的未来规定了两个信仰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是真正的和平，因为双方都不满足于他们的权利，尤其“教会的保留”和“费迪南声明”包含了一些将会引起新的冲突的因素。另外，这个规定严重地损害了公教会的种种权利，所以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通过他的代表们提出一些反对《奥格斯堡和约》的谴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167、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和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

167.1瑞士的德语地区在施瓦本战争（Schwabenkrieg，1499年）中成功地取得了独立于德意志帝国的自主权。这里的教会的情况也相当不理想，有很多缺陷需要进行改革，所以在瑞士地区的宗教改革也拥有很多支持者，与德国北部一样。然而，在那里有更多政治因素和人文主义目标发挥着作用。很多地方也接受了“唯独《圣经》”的原则，但这些城市的市政府很缓慢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原则。当弥撒被禁止时，双方的界线才划清楚。

瑞士的13个州中最重要的是伯尔尼（Bern）和苏黎世，而苏黎世成为改革运动的中心。这种改革的推动者是茨温利/慈运理（1484—1531年），他的家乡在托根堡（Toggenburg）地区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他曾在维也纳（Wien）和巴塞尔（Basel）学习，很喜欢进行人文主义研究，后来成为格拉鲁斯（Glarus）城的司铎（1506年），于1516年去了那个繁荣的朝圣地玛利亚—艾恩西登（Maria—Einsiedeln），而在1519年年初在苏黎世的格若斯明斯特（Grossmuenster）的圣职团1当“民众司铎”（Plebanus）。他曾经陪同格拉鲁斯（Glarus）的士兵在意大利的战役中（1513年，1515年），当战场上的讲道师（Feldprediger）。他的神学立场是“开明的人文主义”(aufgeklärter Humanismus)。他也和埃拉斯谟有直接的关系,并愿意和他一样，主张取消朝圣活动、对圣人的尊敬、对圣髑的尊重以及其他的“事功灵修（Werkheiligkeit）”，要恢复“基督的哲学”（“Philosophie Christi”）。他很认真地研究了《圣经》、古代的经典和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作品，并在讲道时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明《旧约》和《新约》。一位来自米兰的方济各会会士三松（Bernhardin Sanson）于1519年在瑞士宣布了那个引起争论的“圣伯多禄／彼得的大赦”，这促使茨温利采用更严厉的言词传播道德思想，虽然当地的主教，即康斯坦茨的胡格·冯·兰登贝格（Hugo von Landenberg，1496—1528年）禁止这个“大赦讲道者”在这个教区内讲道，而教宗良／利奥十世也因瑞士联盟的要求命令三松（Sanson）离开瑞士。

路德的榜样和他的著作影响了茨温利继续走他的路，使他一步一步脱离教会。在神学上，他接受了维滕贝格的改革者（即路德）关于“信仰”、“称义／成义”和“唯独《圣经》”的观点，同时在某些地方还超过了路德。他基本上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温和地对待肉身的渴望，从性格和爱国精神上看，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并很善于利用自己在苏黎世的影响。早在1520年有人已经劝勉该城市的市政府宣布这样的规定：司铎（在讲道时）要唯独以《圣经》为标准。他的讲道鼓动人心，其中一个后果是某些人在苏黎世公开违背了守斋的传统规定（1522年）。当康斯坦斯的主教因此批评他们时，茨温利出版了一个论文（讲道稿）：《论选择食品的自由》，并与另外10名圣职人员一起向主教和瑞士联盟的“联盟议会”（Tagsatzung）提交一个申请书，其中要求允许平信徒宣讲福音，又要求取缔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因为很多人无法遵守这个规定，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遵守它。茨温利于1522年秘密地结婚，而于1524年把他的婚姻公开化。为回应他的推动，苏黎世的市政府于1523年1月举行了一个大的“辩论会”。为此，茨温利编写了他的“67条”（Schlussreden或“命题”）-除了他的《论真的和假的宗教》（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1525年）以外，这是他最重要的改革文献。在这个著作中，他放弃有形的教会、传统（圣传）、罗马宗座、特殊的司祭职、弥撒、修会的圣愿、炼狱、大赦、守斋、节日和庆日的思想，并认为世俗的领导也应该管理教会。不出所料，这个“辩论大会”的结果是这位改革者获得胜利，而他也被允许在第二个“辩论会”上（1523年秋天）可以坚持自己关于圣像和弥撒的观点。在1523年到1525年间，苏黎世地区全部落实了他建议的改革，他们取消了圣像，取缔了隐修院和圣职团的团体，禁止弥撒，甚至对那些在外面望弥撒的人予以罚款。然而，他们也不容忍重洗派—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被处以死刑。茨温利规定的礼拜是非常简单的，在开始的时候只有祈祷，宣读《圣经》和讲道。连圣歌和管风琴的音乐在很长时间都被禁止。他们一年四次使信徒接受圣体和圣血（可以同时领受）。茨温利认为，感恩祭（最后的晚餐）只是一个为了纪念基督苦难的象征性仪式（参见关于圣餐的争论，169.1）。他也把圣洗圣事的“圣宠内含”（即受洗者处于恩宠状态）放弃，认为圣洗只是基督徒的“盟约象征”（christliches Bundeszeichen）。

167.2瑞士联盟的其他州起先对苏黎世的改革提出抗议，并于1524年劝勉他们不要进行改革，但没有效果。苏黎世的改革在后来几年内广泛传播到说德语的瑞士地区，而茨温利的圣餐教导和婚姻制度也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地区被接受（参见163.4；164.1）。只有那些比较偏远的、处于内地的州仍然保持着天主教的传统信仰，比如乌里（Uri）、施维茨（Schwyz）、翁特瓦登（Unterwalden）、组格（Zug）、卢塞恩（Luzern）、弗里堡（Freiburg）。这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进行改革的措施，为了保卫天主教的立场于1526年5月和6月在阿尔高（Aargau）州的巴登（Baden）举行了一个“宗教辩论”。代表公教立场的参与者有艾克（Johann Eck，参见159.5），康斯坦茨的教区长法布里（Johann Fabri，参见164.1）以及穆尔纳（Thomas Murner，参见160.3）—他在1525年和1529年生活在瑞士并发行一些尖锐的、有创造性的、反驳革新者的文章。在新教一方参与的人有来自巴塞尔的厄克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和来自伯尔尼的哈勒尔（Haller，见下）。苏黎世和茨温利拒绝参与这次宗教辩论。虽然对话的结果是公教思想获得更多支持（82票对于10票），但瑞士的改革运动仍然继续进行。

尤其巴塞尔城也开始加入革新运动。在那里，激进的人文主义（埃拉斯谟Erasmus和他的圈子）早已经铺路了，而来自维恩斯贝格（Weinsberg）的厄克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原名胡斯根Huessgen）在1523年到1531年间在那里任教并当牧师，他也推行改革。市政府于1527年决定可以自由进行改革，而各种工人协会的起义于1529年也拥护宗教改革。城民们先破坏了圣像，此后开始镇压传统的公教信仰。他们也很排斥一切其他的思想（starke Gewissenstyrannei）。在1528年的瑞士，很多地区也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最有影响力的有伯尔尼州、圣伽伦（St.Gallen）城（该城的医生和市长是瓦特Joachim von Watt或Vadianus，一位人文主义者）、托根堡（Toggenburg）伯国、莱茵塔尔（Rheintal）地区和比尔（Biel）伯国都加入革新运动。在伯尔尼市，那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和讽刺文学家马努尔（NikolausManuel）和大堂司铎哈勒尔（Berthold Haller）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在1528年1月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宗教谈论会，参与的人包括茨温利和其他的改革首脑，但参加的天主教神学家不多。这个谈论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格拉鲁斯州（大部分上）、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州和图尔高（Thurgau）州也接受了革新，纳沙泰尔（Neuenburg／Neuchatel）于1530年加入。格劳宾登（Graubuenden）州和阿彭策尔（Appenzell）早于1524／1525年就允许每一个团体选择自己的制度。

167.3和德国一样，瑞士地区宗教上的分裂也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和睦以及危险的张力。尤其在那些所谓的“共同地区”，如图尔高（Thurgau）和莱茵塔尔（Rheintal）引起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区双方的利益有直接的冲突。两派都想通过联盟确保自己的利益。苏黎世于1527／1529年和康斯坦茨、伯尔尼和圣伽伦以及另一些城市签订了“基督徒堡垒权”（“christliche Burgrecht”），但五个保持传统信仰的州于1529年和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一起形成一个“基督徒协盟”（＂christliche Vereinigung”）。战争一触即发时，双方于1529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卡佩勒尔和约（Kappeler Landfrieden），这个和约对于革新者也有一些好处。茨温利始终追求的目标是要在全瑞士镇压天主教传统，并使苏黎世（Zurich）成为瑞士联盟中的领导者。他的“高层政治”策略甚至计划与外国一些国家组织一个反对哈布斯堡（Habsburg）的联盟，他想拉拢黑森的菲利普、法国、丹麦和威尼斯。然而，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在马尔堡（Marburg）举行的“宗教辩论”上关于“圣餐”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参见163.4）。为了生存（他们遭受食粮封锁！）那些保持传统信仰的州再次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伯尔尼没有帮助苏黎世，那些“核心州”（指Uri，Schwyz，Unterwalden）于1531年10月11日在卡佩尔（Kappel）获得胜利。作为随军讲道师的茨温利也带着武器参与了战争，但他和另外24个讲道师一起阵亡。刽子手将他的身体切成四块并烧毁。苏黎世的军队在组根贝格（Zugenberg）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所以他们于1531年11月签订了第二个卡佩尔和约（KappelerFrieden）。这个和约很公平，也很均衡，使每一个州都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那些“共同的地区”中，每一个教堂的团体可以自己选择，而其中有一部分的团体回到了传统信仰中。曾经被镇压的圣伽伦隐修院被再次恢复，但圣伽伦城继续保持新教信仰。实际上，茨温利类型的新教制度和教导不久后便消失了。在茨温利以后，他的接班人布林格／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1575年去世）接任管理苏黎世的教会。在他的领导下，信徒们承认了所谓的《苏黎世同意书》（Consensus Tigurinus），其中基本上接受了加尔文关于圣餐的教导。其他的持有新教信仰的州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协约。几年后他们达到了更进一步的合一，因为大部分革新的教会团体接受了布林格／布灵尔（Bullinger）编写的《瑞士信条》（Confessio Helvetica，1562年写，1566年公布）。不过，在说德语的瑞士地区中，教会的制度仍然保持着茨温利／慈运理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