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近代教会史
164、改革运动和帝国，从1530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帝国议会到纽伦堡（Nuremberg）声明（1532年）
164.1路德派的诸侯于1529年的施派尔（Speyer）议会上提出抗议，这就标志着德国在宗教上的全面分裂。卡尔五世皇帝不得不对此表态。他与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签订了和约，并且教宗于1530年2月24日在博洛尼亚（Bologna）给他加冕为皇帝。九年之后皇帝重新回德国，为了解决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于1530年在奥格斯堡组织召开了帝国议会。教宗的使者坎佩久（LorenzoCampegio，参见162.3）也参与这次议会。虽然皇帝希望被分裂的人能恢复合一，但议会的开始就显示出问题的深度：皇帝邀请与会者参与圣体圣血节的游行（Fronleichnamsprozession），但新教的诸侯们很不客气地拒绝参与，他们还说这种节日是“违背神意的人间规定（gottlose Menschensatzung）”。当皇帝请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时，他们提交了梅兰希顿以“人文主义者的中介方式”编写的、路德批准的《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Augsburger Bekenntnis，它是拉丁语和德语写的）。这部著作在路德宗中获得象征性的意义：第一部分（第1到21条）论述新教的教导，但尽量强调其与传统信仰的一致性。比如，这一部分没有提到教宗首席权、圣职人员的特殊地位、炼狱、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和大赦的问题，仅仅在结尾说：“关于某些少数的恶习存在着完全的分裂”（tota dissensio est de paucis quibusdam abusibus）。第二部分（第22—28条）提到这些“恶习”：以单独一个形式领圣体（即：不领圣血）、圣职人员的独身制、私人弥撒（称为“购买弥撒”或“角落弥撒”）、办告解的要求、种种守斋的规定、隐修者宣发的圣愿以及主教的司法权。由于“圣餐”方面的教导有分歧，所以四个德国南部的、支持茨温利的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Memmingen）和林道（Lindau）—提交了所谓的《四城信条》（Confessio Tetrapolitana），这是由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塞尔（Martin Bucer）和卡皮托（Wolfgang Capito）编写的信纲。皇帝请一些在场的公教神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而这些天主教神学家（包括艾克Eck、温皮纳Wimpina、柯克雷乌斯Cochlaeus、Eck法布里Joh.Fabri、道明会会士狄滕贝格Joh.Dietenberger等人）写了《奥格斯堡信条》的反驳书，后来被称为《宗座的反驳》（Confutatio Pontificia）。写完后，这个反驳书和《信条》一样被宣读。皇帝宣布《奥格斯堡信条》被证明是错的，并且说他要保护传统的教会。如果新教的人不愿意服从，他将会采取严厉的措施。不过皇帝的话没产生效果。他们组织了一些谈判委员会—双方都有七个代表，后来有六个代表的委员会，但在好几个主要论点上（教会的教导权、弥撒的祭祀特征、隐修者的圣愿），这些委员会也没有达成一致。那位比较犹豫的梅兰希顿愿意让步；如果司铎的婚姻、平信徒领圣血和新礼仪被允许，他愿意再一次承认教会的司法权。然而，当时正在科布格（Koburg）的路德根本不愿意和“教皇派”的人和好，他说《奥格斯堡信条》相当“胆小”（“leisetretend”）。黑森的侯爵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帝国议会，这样预示他并不希望和天主教和好。皇帝建议宣布一个议会声明书，为此请人拟稿，但梅兰希顿却提交了《信条》的《辩护书》（Apologia），其中使用了比较尖锐的话。最终皇帝于1530年11月19日宣布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声明，但只有公教的代表们接受了它。在个规章再次恢复《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并命令要恢复那些被占领的教会财产，又要恢复教会的司法权。皇帝到1531年4月16日给予新教徒考虑的时间，但到那个时刻他们都应该服从。皇帝请求教宗召开一个大公主教会议，以便除掉种种恶习并致力恢复双方的合一。
164.2新教的代表并没有在几个月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宁愿以武力对抗，而不肯服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在维滕贝格的神学家言论的影响，因为他们公开教导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人们有抵抗皇帝的权利，因为皇帝也仅仅是被选的领导，但各国的诸侯却是由神规定的权威。虽然反对派不能阻止奥地利的费迪南（Ferdinand）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之王（1531年1月5日在科隆），但他们早已于1530年年底策划结盟，所以为了抵抗皇帝在1531年2月形成了所谓的施马尔卡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7位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诸侯参与了这个联盟，首先是撒克森与黑森，还有11个城市。这样，新教徒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上和军事性的力量。他们开始和外国的反皇帝的国度（法国、英国、丹麦、匈牙利王子Joh.Zapolya撒波利亚）有所接触，并不顾一切地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奥地利这时候再次需要帮助，因为他们面临土耳其人的攻击。奥斯曼人在1529年占领了奥芬（Ofen）以及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围攻了维也纳（Vienna），但无法攻克它。在1532年，苏丹苏莱曼（Suleiman II）又率领一个巨大的军队并威胁了奥地利南部地区的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新教的君主们坚称，如果皇帝不终止因为教产问题而出现的法案（皇帝要求诸侯们恢复被没收的教产），他们将不支持皇帝抵抗土耳其人。卡尔皇帝别无选择，只好让步。在所谓的纽伦堡声明中（NuernbergerAnstand，1532年7月），皇帝承诺容忍新教一直到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时为止，而在一个秘密的附加条款中，他也说要镇压那些“教产法案”。不久后，皇帝又离开了德国8年之久，一边和法国打仗，另一边对付土耳其人，他的战争和奋斗时沉时浮。很多公教徒希望很快会召开这个主教会议，而皇帝也尽力推动这事，但由于教宗的怀疑以及法律的阴谋，这个大公会议的计划始终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