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近代教会史
163、教派的种种联盟。路德宗各国教会的创立（1525—1529年）
在施派尔召开的帝国议会（1526年，1529年）
163.1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联盟不久后也在别处被模仿。在1525年7月几个德国中北部的天主教君主在德骚（Dessau）达成协议要共同抵抗农民暴乱以及镇压这次动荡的根源，即“路德的种种教派”（lutherischen Sekten）。这些国君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选帝侯约亚敬（Kurfuerst Joachim）、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布劳恩施维格-沃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的公爵艾瑞克（Erich）和亨利（Heinrich）以及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美因茨的总主教也是选帝侯）。他们的政策本来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意味着德国被分
裂为两个不同的信仰派别和权力领域。在新信仰方面最起推动作用的人是侯爵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1609-1567年），他被称为“宽宏大量”（Magnanimus），他有勇气及政治上的远见，但也是一个不顾虑别人而一味追求前进的人。他和撒克森的选帝侯约翰（Johann der Bestaendige，1525-1532年）-这是腓特烈（Friedrich）的弟兄，他也支持新信仰—在1526年于格塔—托高（Gotha—Torgau）建立了一个联盟，要卫护及推动宗教改革。在1526年年底之前还有另外6位君主也参与了这个联盟，即吕讷堡（Braunschweig-Lueneburg）、格汝本哈根（Braunschweig-Grubenhagen）、梅克林堡（Mecklenburg）、安哈尔特（Anhalt）、曼斯菲德（Mansfeld）和普鲁士（Preussen）的君主；除此之外还有马格德堡（Magdeburg）城的代表参加。由此可见，支持改革的人已经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种结盟的后果马上影响了1526年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的帝国议会。因为公教的代表们不多，议会的“规章”（1526年8月27日）规定不可以在信仰上介绍什么新的教导，但在别的方面都让每一个领导“在上主和皇帝面前自己负责任”，直到教会举行一个大公会议或全国主教会议为止。
在德国地区，原来属于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Preussen）是第一个全面归于新信仰的国度。条顿骑士团的影响早就衰弱了，而当地的教会也迫切需要改革。自从1466年的托尔恩（Thorn）和约以来，这个“修会国”的主权属于波兰。修会的“总会长”（Hochmeister）勃兰登堡的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511-1568年）从1523年与路德保持联系。他根据路德的建议在1525年转变了普鲁士，使之成为一个世俗的公国，并于1526年与丹麦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的女儿多若特亚（Dorothea）结婚—他的叔叔与封地主，波兰的王西格斯蒙德一世（SigismundI）也同意他这样做。与修会国的世俗化同时，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也实现了路德的教会制度。当时传播新“福音”的人是布瑞斯曼（Johannes Briesmann），一位离开了修会的方济各会会士以及斯佩拉图斯（Paul Speratus），一个施瓦比亚人，他原是维尔茨堡（Wuerzburg）大堂的讲道者。撒姆兰德（Samland）的主教格奥尔格·冯·波兰茨（Georg von Polentz）和波梅撒尼亚（Pomesania）的主教冯·奎斯（Eberhard von Queiss）早于1524年公开宣布他们将要支持路德。在1525年后，他们两个都放弃了自己对于教区的世俗权利（将这些权利让给公爵），并且也都结了婚。条顿骑士团的基地从马利亚堡（Marienburg）迁到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公爵于1541年创立了柯尼斯堡（Königsberg）大学。在1618年，这个公国被划入库尔勃兰登堡（Kurbrandenburg）地区。
163.2属新信仰的君主组织的这一党派迅速壮大，主要是因为卡尔五世皇帝不断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他于1525年2月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战胜了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但不久后又因另一件政治问题无法来德国。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 VII）由于害怕卡尔的权力太大，于1526年5月和法国、威尼斯和米兰建立所谓的“科纳克（Cognac）的神圣联盟”。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灾难，双方写了很尖锐的政治书信。皇帝甚至说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反对教宗。教宗和教会国遭受战争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皇帝的军队于1527年5月6日攻克了罗马城，并进行了可怕的劫掠（所谓的Sacco di Roma）。克雷孟（Clemens）教宗在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被围攻，他被迫投降，并入狱六个月。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的和约时（1529年6月）教宗和皇帝再次和好。很多持有严肃态度的信徒认为，罗马城遭受的劫掠是神的惩罚。罗马城在1527年的灾难意味着罗马的文艺复兴热走到了终点，同时教廷开始面对宗教和道德上的复兴（参见172.1；174)。
由于皇帝在德国的代表，奥地利的大公爵费迪南（Erzherzog Ferdinand von Oesterreich）正面对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所以他无法有效地抵抗宗教方面的转变。苏丹苏莱曼（Sultan Suleiman II）在一次残酷的交战中—在1526年8月29日的摩哈基（Mohacs）交战—打败了匈牙利人。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Ludwig／LouisII）在逃难时被杀。因此，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权归于他的姐夫费迪南（Ferdinand）。这样，费迪南（Ferdinand）成为奥地利—匈牙利王国的创立者，但他不仅需要面对部分匈牙利人的抵抗，还必须长期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为了获得教廷在反抗土耳其方面的支持，他在教会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
163.3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Speyer）议会的规章的影响很短暂，并没有成为法规。在另一方面，那些支持新信仰的人（路德派的人）马上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影响力。拥护路德的君主们用它为借口来在他们的领土内完全破坏天主教的教会制度并建立一些路德制的国度教会（lutherische Landeskirchen）。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规定一个稳定的教会制度，因为各地的制度都处于解体状态当中。这意味着，在德国的“君主管理他领土的教会”（landesherrliches Kirchenregiment，参见第2卷，158.5）—这个制度在中世纪末已经存在—走到一个顶峰，也是后来称为改革法律权利（ius reformandi）的开始。路德别无选择，他不得不同意这样的发展，并通过讲演和著作支持领土的君主（或城市的市政府）成为“最高的主教”（Summepiskopat der Fuersten，“Notbischoefe”）。当然，如果要实现这个新的“国度教会”—在它内只有“福音”有效—也需要强迫那些异己者，使他们放弃他们良心的声音（Gewissenszwang）。路德和其他的宗教改革者的思想完全符合中世纪对“异端”的评价：持异端的人也犯下一种在世俗法律上应该受惩罚的罪（bürgerlich strafwürdiges Vergehen，参见第2卷132.3）。这些宗教改革者宣布，国度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国民介绍真正的宗教，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制性地推广真正的宗教，或要保卫国民不受别的信仰的影响。
黑森和库尔撒克森两个国度走在前面。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侯爵在1526年秋天在霍姆贝格（Homberg）举行了一次主教会议（Synode），这些人在那个原来属方济各会的兰贝特（Franz Lambert von Avignon）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制度（所谓的Reformatio Hassiae）。当地的种种隐修院被没收，传统的礼仪被镇压，那些“属教宗的”（“papistischen”）司铎们被驱逐，新的司铎们代替他们。在部分的教堂发生了一些“破坏圣像运动”。不愿意接受君主规定的制度者，将被迫离开家乡。那些支持旧信仰的人或支持重洗派的人都没有享受良心上的自由（Gewissensfreiheit）。菲利普一手掌握教会的全部权力。实际上，他个人对于宗教生活的兴趣不大，并且道德生活也非常有伤风化。他于1527年创立了马尔堡（Marburg）大学作为福音派的大学。
在撒克森（Kursachsen），选帝侯约翰（Johann）想建立一个国度教会，所以他派遣四个委员会去各地视察教会的情况（1527年）。为了这个目标，梅兰希顿编写了一个小“视察册子”（1527—1528年），路德为民众写了一个小《教理书》（Katechismus），并为牧师们写了一个比较大的《教理书》（1529年）。早在1524年，他出版了一个小《圣歌册子》，而在1526年出版了一个“德意志弥撒”和施洗方面的规定。他也很强调建立学校的事业，并要求君主们支持这些学校。当时的新教团体仍然保持着隆重的弥撒礼仪，包括司铎的礼服、种种礼仪、圣歌和高举耶稣圣体，即圣饼（Elevatio），但他们不念感恩祭典的传统经文（Kanon）。他们指定一些监督者（Superintendenten）来管理教会的种种事务。那些坚定地支持旧信仰的人被迫离开国度。在路德的同意下，那些“狂热者”（“Schwarmgeister”，指重洗派的人Wiedertaeufer）甚至被判死刑。
与黑森和撒克森地区很类似，别的地区在1529年之前也组织了一些“路德宗国度教会”，比如公国布劳恩施给格-吕讷堡（Braunschweig-Lueneburg）、边疆伯爵国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即Ansbach—Bayreuth安斯巴赫—拜瑞特（Brandenburg-Kulmbach）、伯爵国曼斯菲德（Mansfeld）和东弗里西亚（Friesland）；以及很多城市（大部分是“帝国城市”Reichsstaedte，即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城市），如不来梅（Bremen，1523年后）、斯特拉斯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1524年后）、纽伦堡（Nürnberg，1525年后）、若伊特林根（Reutlingen，1526年）、梅明根（Memmingen）、肯普滕（Kempten）、林道（Lindau）、施维比施-哈尔（Schwaebisch-Hall；以上皆1528年）、汉堡（Hamburg，1529年）等等。
163.4由于所谓的帕克事件（Packsche Haendel，1527／1528年），德国的内战将一触即发。当时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Georg）的摄政人冯·帕克（Otto vonPack）向黑森的侯爵菲利普提供一个（假的）文件，其中写道，德国的公教君主们要镇压邪教并瓜分福音派的地区；因此，菲利普就花钱准备应战。后来人们发现帕克（Pack）的文件是伪造的，但菲利普仍然强迫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uerzburg）和美因茨（Mainz）的主教向他提供部分的充军经费，这等于是向手无寸铁的人进行勒索。这件事使那些公教君主们从他们的睡眠中醒过来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的轻松态度。在费迪南（Ferdinand）大公爵主持的第二届施派尔（Speyer）议会上（1529年），领导们决定要收回1526年的规定。在那些支持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的地区，这个敕令也应该继续有效。在别的地区不应该继续推动新信仰的发展，直到将要召开的大公会议为止。而且，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应该被容忍，公教圣职人员的权利和其收入应该获得保障，但那些“圣事派”（即茨温利派）和“重洗派”的人［原文：“Sakramentarier（Zwinglianer）und Taufgesinnten（Wiedertaeufer）”］必须受镇压。虽然这些规定没有要求在已经存在路德教会的地区再次镇压它，而仅仅要求容忍传统教会，6位君主和14个德国南部的城市在1529年4月19日反对这个规定，他们提出一个抗议书（Protestation）。由于这个抗议，属于新信仰的人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被称为“抗议者”、“誓反教”、“更正教”、“新教”（Protestanten／Protestants），而似乎没有人使用他们的自称信徒，良人（viri boni）。为了获得实际上的影响，黑森、撒克森和纽伦堡（Nuernberg）、乌尔姆（Ulm）和斯特拉斯堡在施派尔（Speyer）还签订了一个秘密的保护协约。菲利普侯爵还想扩展这个协约到说德语的瑞士地区—这些瑞士地区也放弃了原有的信仰（参见167），他甚至想与苏黎世（Zuerich）的改革者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一起组织一个大的反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联盟，其中包括法国、丹麦和威尼斯。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先消除在“圣餐”教导方面的歧义（参见169.1）。因此，菲利普于1529年10月初在马尔堡（Marburg）和茨温利／慈运理派的人举行了一个“宗教对话”（Religionsgespraech）。双方的宗教领袖都参加了，但路德和茨温利／慈运理都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的观点，因而无法达成共识。合一的尝试失败了。路德也不愿意被卷入菲利普和茨温利／慈运理的政治阴谋中。德国南部地区的那些城市也无法建立更密切的联盟。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Ulm）不赞同施瓦巴赫的17条（Schwabacher Artikel），因为茨温利的“圣餐教导”在其中受到尖锐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