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近代教会史
162、宗教改革到1524年的发展。教宗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和克雷孟七世(Clemens VII)。农民战争
162.1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后几年,宗教改革运动经历一种似乎没有限制的进展,虽然路德和他的拥护者被剥夺法律的保护。他们的运动不仅仅在德国中部和南部,而且也在德国地区以外的摩拉维亚(Moravia)和匈牙利,在瑞士、荷兰和波罗的海地区(Baltic States)扩展。皇帝与法国的战争使他9年不能回德国,所以他无法阻碍宗教上的转变。位于纽伦堡(Nuremberg)的代理政府—它在皇帝的弟兄费迪南(Ferdinand von Oesterreich)的领导下-没有很大的实力,而且当时有土耳其人侵略的危险。即使在这个政府内也有分裂和不一致的现象,有的君主甚至支持路德的新运动,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没收教会的财产,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也可以取缔主教的司法权(bischoefliche Jurisdiktion)。低层的贵族(即骑士阶级)处于一种“酝酿不安”的状态中,他们想推翻各地君主的权力,尤其反对圣职人员的世俗权力。这样,政治目标和宗教目标结合为一。然而,骑士冯·西肯根(Franz vonSickingen)在攻击特里尔(Trier)总教区时很可怜地死去(1523年)。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被迫逃到瑞士(1523年去世)。很多地方的普通群众加入了这个新的运动,因为他们喜欢平信徒可以接受圣杯的主张,也喜欢读德语的《圣经》或唱德语的歌曲。农民们期望宗教改革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很多离职的司铎和隐修者传播了路德的教导。刚刚发明的印刷技术和美术(木刻、绘画)成为大量传播改革思想的工具。那些坚持传统信仰的人没有被组织起来,所以他们无法系统地抵抗这个运动。大多的主教只是一些没有宗教热忱或没有勇气的人,他们更多关心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他们的收入或权利,不太重视教会内部的种种恶习。在德国的教区司铎和修会团体中当然也有一些很能干地卫护天主教的人物,但他们在人数和影响力上很有限,无法有效地抵抗那种巨大的“脱离传统的宣传活动”(ungeheure Abfallsagitation)。
162.2教宗们对于这一切事件有什么态度呢?良/利奥十世,这位来自生活比较松散的梅迪奇(Medici)家族人士,于1521年12月1日去世。他的接班人是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1522—1523年),在20世纪末以前他是最后的非意大利籍的教宗。他来自乌德勒支(Utrecht)并多年在鲁汶(Louvain)当神学教授,后来成为卡尔五世皇帝的导师,任托托撒(Tortosa)城的主教,在西班牙费迪南二世(FerdinandII)去世(1516年)后,他摄政并成为枢机主教。任教宗后,他马上在教廷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愿意正式面对德国的信仰分裂问题—他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裂的种种原因。他派遣使者杰瑞格提(Francesco Chieregati)参加于1522—1523年在纽伦堡(Nuremberg)召开的帝国议会,使他宣读教宗的文献,其中教宗用前所未有的坦诚语言承认教会的问题,说教廷、主教们和司铎们在教会的腐败问题上也分有一部分的罪。同时,教宗向德国的公爵们公布了他的改革计划并以动人的言辞劝勉他们镇压新教的运动。然而,因为反罗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所以德国的贵族人士不太欢迎教宗的文件。各阶层的代表再次提出了“德国的抱怨”(Gravamina),他们要求宗教的问题应在一个德国的主教会议上决定,并且这个会议将在一年之内举行。在此之前,路德不可以传播他的思想,而福音的解释必须符合教会所批准的书籍。那些不服从的司铎和修会人士应该给予适当的惩罚。然而,他们拒绝实行《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内战。不过连这些承诺也没有被遵守,因为路德继续攻击教会,而他使用了最粗俗难听的话,比如他写了“牛头修士”和“驴教宗”之类的文章。当然,这个主教会议也没有能被召开。教宗也没能呼吁德国的领导共同面对土耳其人的攻击—他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严重:罗得岛(Rhodus)于1522年12月落到苏丹苏里曼二世(Soliman II)的手中-这是医院骑士团(Johanniterorden)的主要基地(参见第2卷151.1)。因此,哈德良(Hadrianus)的任期内似乎只是一系列的失败,但这位崇高的教宗仍然有其重要的贡献:他首次提出的一些改革原则,成为后来的教会改革的基础;教会将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真正的改良。
162.3在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去世后,Julius de'Medici枢机-他是(良/利奥十世Leo X)的表弟—当选教宗,取名为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sVII)。这位教宗在道德生活上无可指责,他很认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但他缺乏毅力,做事优柔寡断,并且在感觉上首先注重意大利的教会国。因此,他对教会改革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抵抗信仰的分裂。他不愿意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因为他担心如果举办这样的会议,将会使以前的老冲突—即教宗和大公会议之间的冲突—死灰复燃。另外,一些与王家贵族有关系的考虑(dynastische Interessen)也影响了教宗,促使他放弃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原有的中立态度。当法国军队于1524年10月进入米兰(Milano)时,教宗就向德国皇帝的敌人—法国—靠拢。这一点对教宗的问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德国地区的“脱离教会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教宗想与皇帝在德意志帝国内共同反对新的教派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在第二次纽伦堡(Nuremberg)帝国议会上(1524年春天),各阶层的代表们虽然承认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为帝国的法律,但他们向宗座特使坎佩久(Lorenzo Campegio)仅仅承诺将“尽量”实行它。他们再一次要求举行一个“全德国主教会议”,并计划在1524年内在施派尔(Speyer)举行。然而,教宗和皇帝都非常激烈地反对这种决定。坎佩久(Campegio)至少能够在1524年夏天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一个特殊会议上结合几个德国国君(奥地利的费迪南公爵Erzherzog Ferdinand,巴伐利亚的威廉Wilhelm和路易公爵Ludwig以及12位主教),使他们共同肯定了《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并阻碍新教的发展。当时,他们也谈论并接受圣职人员的改革方案。但在另一方面,黑森(Hessen)的年轻侯爵菲利普(LandgrafPhilipp)公开地支持路德,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德国公爵。那位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犹豫的撒克森的腓特烈(Friedrich vonSachsen)最终在临终时根据路德的仪式接受了圣餐(1525年)。
162.4当时的德民众过着很苦的日子,因为除了信仰的分裂以外还发生一个可怕的社会革命,即所谓的“农民战争”(Bauernkrieg,1524—1525年)。这两个事件也有内在的联系。自从15世纪末,在德国西南地区发生过一些不满于自己生活的农民起义(1491/1493年,后来有所谓的本德舒[Bundschuh]起义,1513/14年以及“穷困的康拉德”起义)。然而,这些起义波及的范围很小,且被很快镇压。但现在却形成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更危险的叛乱。虽然这些农民发动战争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和社会或法律上的,但宗教上的转变毫无疑问也影响了这些战争,比如改革者不断地攻击传统教会、圣统制和各地的隐修院。路德的神学思想离这些农民很遥远,但教会和世俗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而当路德宣布“基督徒的自由”时,人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摆脱主教和地主们的控制”或“摆脱那些压着我们的税务和强制劳役”。施瓦本(Schwaben)地区的农民在1525年2月底写了12条要求。这个文件的作者大概是来自格明根(Memmingen)的罗茨尔(Sebastian Lotzer),他是一位毛皮商人,而其中第一条是:每一个信徒团体可以自己选择或罢免他们的牧者(司铎),而被选择的人应该“清楚地解释福音,不可以加上人间的什么因素”。这个文件也说,某些经济改革(比如取缔牲口的什一税、农奴,自由利用森林和水的权利)都是来自“神圣法律”的要求,它们的根据就是《旧约》。某些圣职人员作了一些煽动性的讲演,其中反对司铎与隐修士,另一些人发行了一些煽动性的传单,这一切就像在火上加油一样。个别的“讲道家”,比如那位狂热的闵采尔(ThomasMüntzer,参见161.3)直接宣传叛乱和起义,他们也亲自率领了那些参与暴动的农民群体。
农民的叛乱开始于1524年5月,起义地点是在莱茵河上游地区,在黑高(Oberrhein,Hegau),并逐渐扩展到整个德国南部地区,从阿尔萨斯(Alsace)一直到卡瑞蒂亚(Carinthia),但在巴伐利亚公国中没有动荡。农民起义也爆发在德国中部地区(图林根、黑森、撒克森、布劳恩施维格)。那些属于教会的地区遭受了特别大的冲击。1000多所宫殿和隐修院被烧毁。路德对于农民战争的态度前后不是一样。有人请他评价那“12条”,所以他在1525年4月向君主们和农民们写了一个“劝和”(Ermahnung zum Frieden)文献,其中承认农民们的大部要求为合法的,又说如果领导者继续忽略福音,继续“剥削和压迫”(schinden und schatzen)普通的人民,他们将要受惩罚。当他听说农民们的可怕暴行时,路德写了一个新的文章,题为“反对另一些农民的掠夺和杀伤暴徒”(Auch wider die raeuberischen und moerderischen Rotten der anderen Bauern,1525年5月,这大概是“劝和”第二次印刷的附录)。在这篇文章中,他要求君主们打死那些暴民,因为他们和“疯狗”一样(wie tolle Hunde),所以上主要求君主们镇压他们。基本上,这次起义在1525年5月和6月就以强制的手段被镇压了。施瓦比亚联盟的将军格奥尔格(GeorgTruchsess von Waldburg)于5月12日在贝布林根(Boeblingen)获得胜利,6月2日在克尼格斯霍芬(Koenigshofen)再一次战胜起义者。侯爵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von Hessen)和其他的君主们一起在5月15日在图林根的福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溃散了农民们的军队。那些被打败的人受到可怕的惩罚。被逮捕的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先遭受虐待,后被斩首。
农民起义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使领导们的权力比以前更加集中。社会关系的良善也因此变得更困难。这当然对宗教改革也有所影响。路德失去了许多民众的爱戴,因为他被谴责为“君主们的傀儡”(“Fuerstenknecht”)。因为“重洗派”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e)传播很远(参见165.1),并且因为农民的暴动只带来了灾难,他自己对于“正统基督徒”的“自己管理自己”的团体失去信心。从此以后,他将自己的事业交给了各国的君主和帝国城市的市政府—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享有教会事务上的种种权利(参见第2卷158.5)。因此,“君主教会”或“国度教会”(Fuersten-und Landeskirche)代替了那种纯粹的“人民教会”或“团体教会”(reine Volks-und Gemeindekirche)。这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