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近代教会史

161、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和《沃尔姆斯敕令》（1521年）。

路德在瓦特堡（Wartburg）和再次在维滕贝格

161.1虽然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和教宗良／利奥十世（Leo X）有别的想法，但德国的选帝侯于1519年6月28日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推选西班牙的卡尔五世（Karl V，1519—1556年）继任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皇帝。卡尔（Karl）是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的孙子，继任时只有19岁，且继承了一个巨大的王国，他的领土包括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不勒斯、西西里与荷兰。他于1520年10月在亚琛（Aachen）被加冕为皇帝。这位年轻的领导马上需要面对他的种种政治任务，他有才华和毅力，也有对皇帝地位的明确意识，而且怀着严格的传统天主教信仰。他愿意全力抵抗宗教上的革命，正如教宗向他所要求的那样。他完全在中世纪意义的基础上理解皇帝的权威性，认为皇帝有保护教会和宗座的义务。教宗已经绝罚了路德，而根据传统的帝国法律的原则，一个被绝罚的人也将失去世俗社会上的权利，因此沃尔姆斯（Worms）的议会（1521年1月到5月）要处理路德的问题。教宗的使者阿雷安德（Aleander）——一位具有高等人文主义修养，但道德生活有些缺点的外交官—在德国的君主和公爵面前演讲时非常努力劝勉各地的领导，要他们迅速并坚定地镇压路德的运动。然而，公爵们先向他提交“德国向罗马宗座的抱怨”（Gravamina，亦译“控告”或“申诉”，参见158.5）。公爵们说，德国的百姓很激动，所以皇帝应该亲自听路德讲话。卡尔皇帝同意他们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路德将会收回他的话或至少能与他达成某种共识。皇帝保证路德的自由，所以这位改革者两次（4月17日和18日）出现在帝国议会上。皇帝要求他收回他的一些主张。路德先请求给予他考虑时间，但第二天就宣布他无法收回他的话，因为他的良心约束他。他说只有来自《圣经》的证据或一些明显的理由才能够改变他的思想。他主张，教宗和教会的大公会议也许会有一些错误。他以“愿上主帮助我！阿们”结束了他的辩护，这也表示他的固执心态。皇帝向帝国议会隆重地发表文字上的声明说，他将要全力以赴地保护祖先的宗教和消除异端邪说。另外，一些保护传统教会的公爵也和路德进行谈判，但他始终强调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谈判并没有成果。路德离开之后，帝国议会宣布了《沃尔姆斯敕令》（Wormser Edikt，1521年5月21日——当时已经有部分的人离开了议会），其中非常严厉地谴责了路德和他的拥护者，并收回他们的法律保护权（Reichsacht）以及规定要烧毁路德的著作。这个敕令的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仅仅在部分的公国被宣布，也很少被全面落实执行。由于受别处战争的牵连，皇帝无法很坚定地反抗路德和那些保护他的公爵们。此后皇帝离开了德国9年之久。

161.2对路德自己来说，他被剥夺法律权利暂时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当皇帝的敕令被宣布时，他已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撒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保护了他的神学家。在路德离开了沃尔姆斯之后，腓特烈（Friedrich）派人表面上埋伏绑架他，实际上带他到安全的瓦特堡（Wartburg）。路德在那里以“尤格男士”（Junker Joerg）的名字隐居在那里（1521年5月到1522年3月），始终热心进行研究或写作。瓦特堡成为他的帕特摩/拔摩（Patmos，即福音作者若望/约翰John写作的地方），他也有反省机会，可以考虑自己反抗教会的行动是否是正确的路线。他的情绪多次很激动，他也沮丧，但他认为一切怀疑和忧虑只是魔鬼的试探，因为他感觉到魔鬼对他的试探特别多。同时，他更强化自己对宗座的憎恨，更确信他需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当时他编写了一部嘲笑隐修院圣愿的著作（《评判隐修者的圣愿》De votis monasticis iudicium）——这部书引起了很多隐修者和修女放弃他们的理想并拥护路德。他又为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会士们写了一本反对传统弥撒的书（《论取缔个人弥撒》De abroganda missa privata，亦有德语的版本），其中反对弥撒并称弥撒为“可耻的偶像崇拜”（schaendliche Abgoetterei）。然而，他同时也开始进行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具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将《圣经》译成德语。他的翻译是根据原文的翻译，但他当然也利用了《通行拉丁译本》（Vulgata）和（埃拉斯谟Erasmus）的希腊语《新约》版本和拉丁译本。路德先出版了他的德语《新约》（1522年9月），此后一步一步地发表了《旧约》（1523—1534年）。路德的《圣经》译本是浑然一体的著作，其语言杰出精美，传播非常广泛，而在那些拥护路德的人当中，“路德圣经”（die Lutherbibel）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公教的对手们无法用一个类似有突破力的著作来抵御路德《圣经》的影响。然而，路德在他的德语译本中也表明另一点：甚至《圣经》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不可评论的权威。如果《圣经》不符合他的主观看法，他宁愿批评《圣经》的话，比如在《新约》导论中，他称《雅各伯书》（James）为“干草般的书信”（“ein recht strohern Epistel”），或“没有福音精神的信”，因为《雅各伯书》很肯定地坚持关于“善功”的教导。

另外，对宗教改革很有影响的是，当时出现了它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就是新教导的一个系统的总结。当时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维滕贝格于1521年12月出版了他的《神学共同要点》［Loci communes（rerum theologicarum）］，这是根据路德的想法对神学的基本概念的论述。该著作同时包含信理学和伦理学，它用一种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也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表达改革者的基本思想概念。这部著作也很清楚地提出旧信仰传统和新信仰之间的差别。因此，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德国的宗教改革者当中成为第二号人物。他受了路德的影响（甚至控制），但他比路德更宁静、圆通和具有和好精神，也曾多次倾向于作出一些让步。在改革的动荡中，高等教育受很不好的影响，但梅兰希顿（Melanchthon）在培养人文主义和组织学术机构方面很有贡献。因此，他的朋友们给予他“德国的老师”（PraeceptorGermaniae）这样的荣称。他也特别强调语言研究（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以提高《圣经》方面的研究。

161.3在路德不在的时候，维滕贝格发生一些严重的动乱，这些暴动似乎要完全推翻教会的秩序。人们很果断地实现了路德的种种说法：圣职人员开始结婚；隐修者离开了他们的隐修院—德国的奥古斯丁会于1522年完全解体了；私人弥撒部分上被取缔；人们开始以双种方式（圣体和圣血）接受圣餐，但他们在此之前不守斋，也不办告解。有人取消了守斋的规律，拿掉了教堂中的圣像，他们在一个“共同的钱箱”中收集种种教会收入，要用这种“共同的基金”来养活圣职人员和穷人。

所谓重洗派／再洗礼派（Anabaptistae／Wiedertaufer）的出现使社会上的混乱又加深了。重洗派的人反对儿童的洗礼，因为他们说如果没有“信仰”，圣洗是无效的。所以他们也为成年人重新举行洗礼。他们夸耀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内在光芒”，他们想取消一切外在的权威、法律和外在的教会传统，并完全投入于一些“千禧年”的期待中（chiliastische Erwartungen，与末世论有关系的思想）。他们的领导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天主教司铎闵采尔／明次尔（Thomas Muntzer），他在德国的茨维考（Zwickau），后来离开天主教。他与茨维考的纺织工协会（Tuchknappen）—他们有反叛倾向—结合起来，愿意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王国”（neues

christliches Reich），但他们失败了；当地政府驱逐了这些“先知们”，后来其中有一些“重洗派”的人（于1521年）去了维滕贝格，包括布商施托克（Nikolaus Storch）和原来的学生施蒂布纳（Markus Stübner）。在维滕贝格作教授的卡尔斯塔特当时也有很极端的表现。因此，暴动变得更频繁。人们说要放弃学习研究（den Studienwurde der Krieg erklart），他们认为应该让工人宣布福音，让大学生学习手工业，这使得维滕贝格的大学面临解体的危险。在1522年2月爆发了一次“破坏圣像运动”（Bildersturm），人们当时很野蛮地抵抗任何尊敬圣像的运动（vandalischer Protest，即“破坏性的、野蛮的抵抗”），也反对天主教（公教）的礼仪。这类的运动（暴动）在改革时期出现多次，对基督宗教艺术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当时发生的一切使梅兰希顿（Melanchthon）感到惶恐、不知所措，因此他呼吁路德出面。路德虽然被剥夺社会权利，但他仍于1522年3月在维滕贝格公开出现并依赖于他的口才和世俗权力的帮助，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秩序。那些被征服的或被说服的“狂热者”（die ueberwundenen“Schwarmgeister”）被迫离开。路德继续留在城内，也没有人逮捕他。这位改革者能够在学校的教室里以及在教堂的讲道台上发挥他的影响，他不懈地以牧灵者和编作者的身份工作。然而，他现在认为他必须亲自完成他所宣布的种种原则的具体履行（praktische Durchfuehrung）。这样，他继续放弃了私人弥撒（Missa privata）和守斋的种种戒律。在主日的礼仪中，他删除那些与弥撒的“祭祀”特征有关系的弥撒经文，但他暂且保持弥撒中施用的拉丁语，保持司铎的礼服（祭披等），并且保持在弥撒中举扬耶稣圣体的仪式（Elevation der Hostie）。从此以后，礼仪（礼拜）的重点在于“讲道”（Predigt）。他让每一个平信徒自由地决定要不要在礼仪中接受“圣杯”（耶稣圣血）。路德也允许取消隐修者的地位和圣职人员的独身地位。他自己原来是一个隐修者和司铎，但于1524年脱掉了他修会的衣服并于1525年6月—在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中—取了波拉的加大里纳（Katharina von Bora）为妻-她原来是一个熙笃会修女（Zisterziensernonne），在尼姆布申（Nimbschen）修道，而路德预先知道她想从她的修院中逃走。在开始的时候，梅兰希顿因路德的婚姻感到非常悲伤。

161.4虽然路德发起的运动在广泛的民众群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但在那些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中有一些在开始赞扬路德的人后来变成犹豫的或逐渐放弃了路德的思想，因为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发起的运动并不会带来许多人渴望的改革，而只会推翻旧教会的制度，并且会分裂基督宗教世界。能够代表这种思想转变的典型人物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之王”的埃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他对于准备宗教改革思想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参见第2卷，155.2.3）。他在开始的时期采取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甚至鼓励路德继续他的工作。然而，埃拉斯谟现在感觉到，路德的教导包含太多的“荒谬的谜底”（“aenigmataabsurda”），而路德对传统教会的攻击也太激烈。另外，埃拉斯谟越来越不安心，因为他看到宗教改革的动荡造成人文主义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衰退和没落。在1524年他针对改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由意志”的问题）作了阐述并出版发行《关于自由意志的辩论》（Diatribe de libero arbitrio），其中反驳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观点。路德于1525年写了一篇很不客气地回应他的论文，即《论奴隶意志》，亦译《论奴役意决》（De servo arbitrio）。此后，埃拉斯谟的语气也变得辛酸，他回应写了《太敏感的自卫者》（Hyperaspistes）。两个人再没有和好，一直到埃拉斯谟去世（1536年）。与他一样，另一些人文主义者也在内心上放弃了改革的事业［穆田努斯（Konrad Mutianus）、皮尔克海姆尔（Willibald Pirckheimer）、汝比阿努斯（Crotus Rubianus）］，或因他们敬爱的大师埃拉斯谟的榜样而脱离了改革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