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近代教会史

160、罗马教廷审判路德。莱比锡辩论（1519年）。

路德的主要改革著作（1520年）以及对他的绝罚。

160.1早在1517年12月，美因茨（Mainz）的总主教阿尔布瑞克特（Albrecht）就已向罗马报告了在维滕贝格所发生的事，而教廷于1518年6月对于路德提起诉讼，原因是他“传播一些新的教导，被怀疑是异端人物”。路德被要求60天以内应亲自去罗马。然而，路德的国君，即那位非常有威望和影响力的选帝侯腓特列（Friedrich der Weise von Sachsen，1486-1525年）替路德说话-他自己虽然在圣物和大赦方面持有中世纪的传统思想，但他不但为路德和路德的拥护者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且自己也越来越倾向他们的观点—因此，路德不用去罗马的法院，只用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1518年8月12—14日）通过枢机大使（Kardinallegat）卡耶丹（Cajetan，＝Thomas de Vio of Gaeta，OP）-他是当时最能干的神学家之一（参见第2卷145.4b）—接受审问。然而这种审判和谈论没有结果：路德拒绝收回他对于教会的“圣宠宝库”的否认（第58条），也没有放弃“唯独信仰为种种圣事提供效力”（第7条Resolution“结论”）这种说法。因为路德担心他当场被逮捕，所以他悄悄地从奥格斯堡逃走了，并且留下了一封经过律师证明的向教廷写的“申诉书”（“a papa non bene informato ad melius informandum”《为了更全面地通知教宗，因为教宗没有受到好的通知》）。1518年11月9日，教宗的一部关于大赦问题的诏书（bulla）被发表，这样路德就不能说教会关于“大赦”没有官方的正式文献。这部诏书是卡耶丹（Cajetanus，＝Thomas de Vio）拟订的，他也在别的地方通过一些学术性的著作和论文反对路德的新观点。路德意识到自己不久后将被正式谴责，所以他于1518年11月底要求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想向这个会议提出申诉。卡耶丹（Cajetanus）向选帝侯写信，要求他交出他侯国的神学家（指路德）或驱逐他，但腓特烈（Friedrich der Weise）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说并没有什么法律审判证明路德是持异端的人。

因此，教廷想采取别的措施达到目的。撒克森贵族人士卡尔·冯·米尔提茨（Karl von Miltitz）—他是教廷的一个官员和罗马秘书，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有抱负的、有虚荣心的人—被派遣要向选帝侯交送一些勋章（die goldeneTugendrose“黄金美德玫瑰花勋章”，这是“代表基督的象征”）以及为维滕贝格的丰富大赦。教廷希望选帝侯这样就会交出路德，使路德在教会法院中受审，但这种计划又落空了。那位行动不太老练的卡尔先生虽然亲自在1519年1月于阿尔滕堡（Altenburg）和路德进行谈判，但路德只承诺他将会保持缄默，如果他的对手也保持缄默，而且他将会接受一位德国的主教当裁判者。在此后有一段时间，罗马教宗良／利奥十世（Leo X）没有继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需要注意到一个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的事件：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us I）皇帝于1519年1月12日去世，因此需要选新的皇帝。然而，良／利奥十世（Leo X）教宗所支持的候选人在一段时间恰恰是选帝侯腓特烈（Friedrich von Sachsen），所以教廷不想在路德的案件上向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160.2当时的人已经太激动，所以无法严肃地要求他们保持缄默。早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规定要让艾克（Johann Eck）和路德的同事卡尔斯塔特（Karlstadt）举行一个正式的辩论。这个辩论在1519年6月和7月举行于莱比锡（Leipzig）的普莱森堡宫殿（Schloss Pleissenburg）。撒克森的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 der Baertige von Sachsen）允许这个辩论会，又亲自参与。然而，因为艾克（Eck）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反驳了路德，所以路德认为他不再受他的“缄默诺言”的约束。路德再次提出了一些反驳命题并亲自参与辩论会。艾克（Eck）和卡尔斯塔特先辩论了“恩宠”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此后艾克和路德也进行了辩论，主要谈论罗马教宗的首席权问题（第13条）。路德不承认教宗的首席权是神的规定，并且说不承认教宗的权威性也能够得救。这时艾克谴责路德说，他只是重复威克里夫（Wycliffe）和胡斯（Hus）的异端，而教会已经审判了这些异端。因此，路德说他怀疑大公会议的无误性，尤其怀疑康斯坦茨（Konstanz／Constance）会议—这个大公会议曾经谴责了威克里夫（Wycliffe）和胡斯（Hus）的教导。这样，路德放弃了教会最高的教导权威（教宗），又放弃了教会传统的权威性；他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后退到福音书（《圣经》），使《圣经》成为他信念的唯一支柱。实际上，路德在当时就完全坚定地提出了新教所谓的“形式原则”（Formalprinzip），即唯独那些在《圣经》中有根据的东西才可以算为宗教信仰上的真理。因此，这个“莱比锡辩论”（Leipziger Disputation）的意义是，路德被迫清楚地说出他关于教会和宗座的观点（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异端的观点）。路德和公教的观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再也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不再是关于一些小问题的学术性争论，而是一种将会推翻教会的基本教导和教会的组织制度的主张。

160.3在这次辩论中，那位在逻辑学和辩论学上非常著名且圆通的艾克无疑获得了胜利，但结果是双方再也无法达成共识，这也是因为路德的态度激烈，他不愿意让步。双方都发表了一些论战性的著作。不久后便出现了那种反对传统教会的攻击语调，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单、战争性文章和丑化教会的漫画—路德和他的拥护者尽力利用这些手段来讽刺他们在天主教内的对手，即教宗、枢机们、司铎们及隐修者。在群众当中，这些传单大量地推动了宗教改革，使之被接受。当然也有替传统信仰辩护的人。比如科隆（Köln）和鲁汶（Louvain）大学的神学系都谴责了路德的一些语句。撒克森的格奥尔格（Georg von Sachsen）公爵（1539年去世）看到了莱比锡辩论的过程，也观察了以后的论战，这一切都使他更坚定地拥护传统的信仰。在德国的君主当中，他是最坚决的反路德人物，他也曾写书反驳这个新的运动。在他的朝廷他聚集了很多公教的辩论家，最突出的人是艾姆塞尔（HieronymusEmser von Weidenstetten bei Ulm，1527年去世）和科赫雷乌斯（Johann Cochlaeus，原名＝Joh．Dobeneck aus Wendelstein，1552年去世），他们两个都是格奥尔格（Georg）的宫廷司铎和秘书。来自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方济各会会士穆尔纳（ThomasMurner，1537年去世）是改革时期最有才华、著作最多的天主教讽刺性作家，他在1520年后出版了一系列的流行的、有冲击力的、幽默的，且经常是很有攻击性的著作，这些都是反对路德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书是《论路德大愚人》（Von dem grossenlutherischen Narren，1522年）。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是阿尔费德（Augustin Alfeld，1532年去世），他在莱比锡任《圣经》学教授，还有胡克斯特瑞登（JakobHochstraten，1527年去世），他曾经参与了关于瑞克林（Reuchlin）的争论。原来在康斯坦茨（Konstanz）当教区长的法布里（Johannes Fabri，1541年去世）也曾经写过反驳路德的著作；法布里（Fabri）后来成为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的主教。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神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反驳路德的著作。另外有很多人支持路德，因为他们希望，他会带来教会的改革，但他们都不希望教会的分裂，其中一个著名人物是画家丢勒（Albrecht Duerer）。路德攻击经院思想并追求《圣经》研究的革新，这些主张使他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很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梅兰希顿（Philipp Schwarzerd，亦称Melanchthon，1497-1560年），他来自布瑞滕（Bretten），是瑞克林（Reuchlin）的一个侄子，21岁时从蒂宾根（Tuebingen）被聘请到维滕贝格教古希腊语（1518年），在维滕贝格他受了路德的影响并开始支持他的神学。在那些激进的或极端的年轻派人文主义者当中，胡滕（Ulrich von Hutten，1523年去世）也开始支持路德，他发表了一些很有号召力和杀伤力的著作，比如《瓦迪斯科斯或罗马三头》（Vadiscus seu Trias Romana，1520年）。对他来说，宗教的动机不重要，但他更多受了人文主义和反罗马情绪的影响，还有下层贵族人的阶级利益。另一些属于下层贵族人士属于怀着革命心理的骑士，比如冯·西肯根（Franz von Sickingen）和冯·施奥姆堡（Silvester von Schaumburg），他们在自己的堡垒中给路德提供避难所和支持。

160.4在某种意义上，1520年已经意味着德国宗教改革的高峰和转折点。路德在他的人文主义朋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采取很激进或极端的语言，他成为“全国起义”的旗手。当时他主张要无情地、坚决地反抗罗马，宣布教宗为“假基督／敌基督”（根据2Thess得／帖后2：4）—在他整个思想中，末世论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路德利用人们对于教廷管理制度的普遍不满情绪以及由于没有处理好德国人的“抱怨”（Gravamina，参见第2卷，158.5）而引起的不满。这样，他成功地影响了很多人与他一样脱离了母亲教会（Mutterkirche）。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520年向他“敬爱的德国人”所写的三部主要的改革著作中看出。1520年8月他出版了德语的《致德国的贵族基督徒》（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这是一部非常有感染力的宣言，它面向皇帝、各地君主和下层贵族，一方面指出教会和国度中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提出一些全面性的改革方案。实际上，这部著作“等于是一个战号，呼吁人们没收教廷的全部财产”（K.Mueller米勒尔语）。路德主张：德国地区的诸侯们应该自己主持基督宗教的改革，因为圣职人员拒绝推动这些改革。所以君主们应该控制关于各教区的一切权力，控制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他们应该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度教会”（Nationalkirche），应该取消教会法律、向罗马的税务、圣职人员的独身制、为炼狱灵魂举行弥撒、取消各种朝圣活动、大赦、修会和弟兄会、又要取消一切节日，除了主日（星期天）之外。路德否认“圣餐”中的“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n，即面包和葡萄酒真正成为基督的圣体圣血）。路德很尖锐地强调信徒们的“普遍司祭职”。在1520年10月他又写了一部攻击传统教会的书：《论教会在巴比伦的流亡》（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 ecclesiae praeludium，拉丁语，但也有德语的版本）。路德说教会通过一些来自人的规定使种种圣事（Sakramente）成为信徒们的“枷锁”，比如不让平信徒喝酒杯，“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n）以及弥撒的“祭司说”。现在需要突破这种“流亡的奴役”。路德仅仅承认圣洗（洗礼）和圣餐（弥撒）为圣事，部分上也承认忏悔圣事（和好圣事）。他强调，这些圣事只能通过信仰发挥效力。他要求一切信徒可以接受双种形式的圣体（即耶稣的圣体和圣血）。

同时，在罗马的法案结束了，其中艾克亲自参与。在1520年6月15日发表的诏书《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宣布路德的41条命题为“有问题的”，部分是“异端”，部分只是“错误的”或“引起争议的”。该诏书也要求包含这些错误说法的书将要被消灭，而他自己和拥护他的人将被绝罚，除非他们在60天以内表示要服从教会的权威。教廷任命艾克和意大利人阿雷安德（Hieronymus Aleander）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宣布这份诏书。然而，这两个人在很多地方遇到蔑视或抵抗。有的德国主教甚至出于太随便的态度没有坚定地反对改革者的活动。然而，在荷兰—这是卡尔五世（KarlV）的领土—路德的著作在一些城市里被公开烧毁（比如在安特卫普Antwerpen、鲁汶Louvain、列日Liege）-这一点更激起了路德的愤怒。因米尔提茨（Miltitz）的劝勉，他于1520年10月再一次向良／利奥十世（Leo X）写了一封信，其中强烈地攻击罗马教会，但他说他尊敬教宗，没有攻击过教宗本人，可是他不愿意收回他的任何说法。然而，他的全部激情不久后（1520年11月）再一次暴露无遗：他编写了（拉丁语和德语的）《反抗反基督的诏书》（Wider dieBulle des Endchrists）。在那个时候，他又重复了原来的“召开大公会议”的呼吁，同时又发表了第三个重要的改革著作：《论基督徒的自由》（德语：Von der Freiheit einesChristenmenschen，拉丁语：Tractatus de libertate christiana），其中总结他关于“信仰”、“称义”、“善功”的教导并将这部著作呈送教宗。在这部书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使人联想到德国的神秘神学家；他描述基督徒的新理想：基督徒在“在一切世俗的事务中保持自由，但在爱中要为所有的人服务”。在1520年12月10日，路德在维滕贝格的艾斯特门（Elstertor）那里公开烧毁了那些“违背神意的”教会法律书以及教廷的诏书。这意味着他被绝罚，但也意味着他要彻底地抵抗罗马教廷。因此，1521年1月3日罗马的诏书《罗马教宗应该》（Decet Romanum Pontificem）正式绝罚了路德。在德国地区似乎很少有人重视这份诏书。虽然在路德的拥护者当中开始出现一些分裂，但他发起的运动再也无法受到全面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