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基督教史

第三章：未知的十年

路德现在将被视为已被定罪的异端。从4月15日起， 他还有二十一天。在这段时间之后，任何人都不应当再保护他。他的追随者也将被定罪，他的著作将从人类记忆中被抹去。

——沃尔姆斯法令

逃亡、动荡与起义

路德通过焚烧教宗利奥十世的通谕已经向教宗的权威发起了挑战。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他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以此挑战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权威。查理五世绝不允许一位反叛的托钵修士挑战他的权威，因此，他准备对路德采取行动，尽管智者腓特烈已经为这位改教家拿到了一张安全通行证。但是，帝国会议中一些势力强大的议员反对查理五世对路德采取行动，他被迫与他们谈判。当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最终勉强满足了查理五世的心愿，颁布了我们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法令时，路德却不见了踪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智者腓特烈意识到，皇帝查理五世将要求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所以他提前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位改教家的安全。按照这位选帝侯的命令，一支武装小分队绑架了路德，并将他带到瓦特堡（Wartburg Castle）。他下令不要将路德的藏身处告诉他， 因此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德被藏到了哪里。许多人以为路德死了，还有传言称，他已被利奥十世或查理五世下令杀害。

藏在瓦特堡的路德留起了胡子，他告诉自己最亲密的一些朋友，不要为他担心，他在潜心写作。他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他在瓦特堡开始翻译的新约两年后完成；旧约的翻译则花去他十年时间。但是，花费时间翻译圣经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路德翻译的圣经不仅推动了宗教改革，还塑造了德国的语言和民族身份。

在路德逃亡期间，他在维滕堡的同道继续他的改革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斯塔特（我们此前已经讲过，他参与了莱比锡论战）和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梅兰希顿是年轻的希腊文教授， 他的性格与路德截然不同，但他完全相信，那位比他年长的同道的教导符合真理。当时，路德所倡导的改革还没有在维滕堡的宗教生活中贯彻执行。路德敬畏上帝，对前途未卜的改革缺乏信心，他曾犹豫是否要采取得自他教义的具体措施。但是，既然他现在已经离开维滕堡，他的一些改革教会的具体措施相继被迅速地付诸实践。许多男女修士离开了他们的修道院，或是娶妻，或是嫁人。崇拜被简化，德语取代了拉丁语。为死者所举行的弥撒和禁食日都被废除了。梅兰希顿也开始主持“两种”圣餐——即不仅给平信徒杯，也给平信徒饼。

起初，路德支持这些改革。但是，维滕堡正在进行的改革有些过 激，他很快对此提出质疑。当卡尔斯塔特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开始捣毁教会中的圣徒肖像时，路德建议他们要克制。后来，有三个平信徒从附近的茨维考（Zwickau）来到了维滕堡，他们自称是先知，上帝直接向他们说话，因此，他们完全不需要圣经。梅兰希顿不知如何应对，他向路德征求意见。路德最终认为，目前福音本身正受到威胁，他必须回到维滕堡。他将这个重返维滕堡的计划提前告诉了智者腓特烈，并明确地表示，他回到维滕堡并不指望他的保护，而是上帝的保护。

虽然在涉及顺服上帝的问题时路德并不会考虑很多，但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他有利，这令腓特烈可以继续将他藏在瓦特堡，后来，有利的政治局势又令路德安全回到了维滕堡，他并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处死。查理五世决心铲除路德宗“异端”，但是更强大的敌人威胁到他，以致他难以疏离德国臣民中支持路德的人。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始终是查理五世的敌人。弗朗索瓦一世以前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并不喜欢西班牙的查理一世这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因为查理一世现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他所拥有的广阔的世袭领地实际上已将法国团团包围。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前不久，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就已经在纳瓦拉产生了武装冲突。（我们将在以后看到，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而这次伤病最终令他成为天主教改革的领袖之一。）从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召开的这一年（1521年）直到1525年，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不断爆发冲突。最终，查理五世的军队在帕维亚战役（Battle of Pavia）中俘获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西欧两位最强大的君主的冲突似乎可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召开几个月之前，利奥十世就已经去世了，查理五世利用他的权力令他的导师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Adrian of Utrecht）被选为教宗。新教宗取名为阿德里安六世，他是20 世纪之前最后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他渴望改革教会生活，但是，他绝不能容忍任何背离教会正统信仰的行为。他在罗马倡导苦修的生活，开始改革教会，希望以此平息对教会的批评和路德的愤怒。但是，阿德里安六世却在当选教宗一年半之后去世，他的改革计划被放弃了。继任者克莱门七世重新采取了利奥十世的政策，因为同他对教务的兴趣相比， 他更关心艺术和意大利的政治。他很快就与皇帝查理五世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这令天主教一派难以共同采取行动来对付德国的改革者。

查理五世与他的囚徒弗朗索瓦一世签署了和约，后者重获自由与王位。但是，弗朗索瓦一世所被迫接受的条件很苛刻，他一回到法国就立即得到克莱门七世的支持，他们共同对抗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渴望消灭路德宗基督徒，并结束土耳其人对他帝国东部边界的威胁。这两个目标令他希望得到法国和教廷的支持。但是，正当查理五世备战之际，弗朗索瓦一世和克莱门七世向他宣战。

1527年，主要由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帝国军队入侵了意大利， 并向罗马发起进攻。罗马陷落，克莱门七世逃到圣安吉洛城堡，他将罗马丢给入侵者，任由他们洗劫。许多入侵者是路德宗基督徒，因此，洗劫罗马便有了宗教色彩：上帝终于严惩了敌基督者。克莱门七世陷入绝境，但是，1528年年初一支法国军队在英国人的资助下赶来援助他。帝国军队被迫撤退，如果不是一场瘟疫迫使法国人放弃追击，帝国军队将蒙受巨大损失。1529年，查理五世先后与克莱门七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和解。

查理五世再次准备采取强硬措施来镇压他德国领地内的异端，但 是，土耳其人在苏莱曼（Suleiman）的率领下向维也纳发起进攻——维也纳是查理五世的奥地利领地的首都。维也纳的陷落令德国易于受到土耳其人的进攻，因此，查理五世和他的德国臣民将宗教分歧放到一边， 协力抗击土耳其人的进攻。维也纳的保卫者英勇奋战，使维也纳坚不可破，德国援军最终迫使苏莱曼撤军。

就在这时，离开德国很久的查理五世回到了德国，他的意图非常明显：铲除路德宗异端。但在他离开的这些年，德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 件。1522和1523年，在弗朗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的领导下爆发了两次骑士起义。骑士的地位始终在下降，没有土地的贫穷骑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许多骑士将他们的恶运归罪于罗马，他们将路德视为德意志民族的战士。一些像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这样的骑士相信，路德的宗教教导符合真理，但是，他太懦弱了。当他们最终爆发起义时，他们声称是在保护宗教改革，尽管路德并没有煽动他们起义。起义军向特里尔（Trier）发起进攻，但是被德国的诸侯彻底击败，他们趁机剥夺了骑士仍占有的少数土地。济金根战死沙场，冯·胡腾逃往瑞士，并在随后不久去世。这一切被路德和他最亲密的同道视为一场大悲剧，这再次证明，人民应当顺服既定的权威。

1524年，德国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由于几十年来德国农民的处境越来越差，德国已于1476年、1491年、1498年、1503年和1514年相继爆发起义。但是，1524年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所造成的灾难也最严重。导致这两场起义特别有害的因素之一，是它们有了宗教色彩，因为许多农民相信，宗教改革者的教导支持他们的经济要求。虽然路德本人拒绝将他的教导拓展到政治领域，比如革命，但是其他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

托马斯·闵采尔生于茨维考，他那些同乡“先知们”的教导曾在维滕堡引发一场骚乱，他的早期教导也类似于这些“先知们”的教导。闵采尔声称，最重要的并不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经文，而是圣灵现在的启示。在他看来，这种属灵的教义具有政治意义，因为他认为，由圣灵重生的人应当共同建立神权之国，来实现上帝的国。路德曾迫使闵采尔离开了萨克森，因为他担心闵采尔的教导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位满怀激情的说教者又回来了，他加入了农民起义。

即使没有闵采尔的参与，这场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宗教的鼓舞。农民在他们的《十二条》（Twelve Articles）中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了宗教要求。他们试图将这些要求建立在圣经权威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宣布，如果他们的某个要求真的与圣经相悖，他们就会放弃这个要求。因此，虽然路德本人并没有看到他的教义与这场农民起义有任何联系，但是，农民的确将他们的起义与路德的教义联系在一起。

不管怎样，这令路德感到困惑，他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他的难题可能与他的两种国度的教义有关（参第四章）。当他第一次读到《十二条》时，他写信告诉德国的诸侯们，农民在《十二条》中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农民受到了残酷的压迫。但是，当起义爆发，农民拿起武器时，他试图说服他们采取更和平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并最终要求德国的诸侯们镇压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之后，他又力劝胜利的诸侯们要宽待起义的农民。但是，无人理会他的劝告，据说，超过十万农民惨遭杀害。

农民起义对宗教改革的影响是致命的。信天主教的诸侯们认为是路德的教导导致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即使是最温和的天主教诸侯也采取措施，抑制异端在他们领地内传播。同时，许多农民相信，路德背叛了他们，他们或是重新信奉了天主教，或是成为了重洗派（参第六章）。

尽管农民起义占据了路德的大量时间，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变。附近女修道院的一群修女声称，她们相信路德的教义，希望他能帮助她们逃离修道院。按照当时的法律这是犯罪，但是路德还是帮助了她们。后来，他或是为她们找到了工作，或是帮她们找到了婆家。其中一个修女卡瑟琳·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不愿意嫁给她的任何一个追求者。路德的几个朋友提出，他应当娶卡瑟琳。卡瑟琳也明确表示，她只考虑嫁给两个人——其中之一是路德博士。起初，路德只把这当作玩笑。他不愿意结婚，因为他当时相信自己很可能在不久之后殉 道。但他最终同意娶卡瑟琳。虽然他们的婚姻明显受到当时男权主义的影响，但还是非常幸福的。他们之间不乏幽默的言谈——卡瑟琳抱怨， 路德是个邋遢的人，路德也承认，他对“主人”卡瑟琳亏欠太多。路德还说，他清早醒来时在枕边看到两条小辫子会觉得非常怪异。他们生养了六个孩子，他们共同劳动，供养这六个孩子和其他许多孤儿与学生。路德说，他的家像一个“小教会”，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著名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s）由路德的学生编辑发表，它就是源于路德的这些经历和家庭生活，也是我们了解路德其人的一部佳作。他教育自己的孩子、学生和其他人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公共教育先驱的美名。此外，他的家庭生活也成为德国几代敬虔的基督徒效法的榜样。

然而，在路德学习如何做丈夫和父亲之际，德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全欧洲所有温和的天主教徒都被迫在路德及其对手之间做出选择。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支持路德宗基督徒的早期运动，但他并不喜欢这场运动所导致的纷争。他厌恶争辩和分歧，更愿意置身事 外。但是，他的名气太大了，享受不到这样的奢侈，最终被迫表明了立场。虽然他经常批评神职人员的无知和腐败，但他从未倡导彻底的神学改革，因此，当他被迫表明立场时，他必定会支持路德的对手。

伊拉斯谟还是更愿意自己选择自己的战场。因此，他并没有在因信称义、弥撒是否为献祭或教宗权威这些问题上批评路德，而是提出了自由意志。路德已经肯定预定论，这不仅因为预定论是罪人凭借上帝白白的恩典因信心得以称义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他在权威的保罗和奥古斯丁那里找到了支持预定论的足够依据。伊拉斯谟所批评的正是路德的预定论，并发表了一篇论自由意志的文章。

路德的回应先是感谢，他感谢伊拉斯谟所表现出的智慧：将他的精力集中在重要的问题上，而不是次要的问题，如销售赎罪劵和圣徒遗物等等。但是，路德随后用他所特有的激情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他看 来，异教哲学家和他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家的自由意志观都没有考虑到罪的巨大力量。我们没有能力摆脱罪，只有依靠上帝的帮助才能称义， 脱离罪的权势。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是罪人。因此，就服侍上帝而 言，我们经常夸耀的自由意志一无是处。只有依靠上帝的主动——上帝的预定，我们才得以称义。

路德与伊拉斯谟的争辩令许多人文主义者放弃了路德的事业。少数人仍坚定地支持路德，如菲利普·梅兰希顿，但他们也与伊拉斯谟和他的朋友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支持路德的人本来就不多，因此，关于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辩标志着路德宗基督徒与人文主义者建立亲密合作关系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帝国会议

查理五世此时并不在德国，因为他必须治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后立即离开了德国，该会议是在他的压力之下才颁布了谴责路德的法令，因此这项法令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实施。当1523 年帝国会议在纽伦堡（Nuremberg）再次召开时，依然对路德宗基督徒采取宽容政策，查理五世和克莱门七世的代表对此提出抗议。

1526年，当查理五世与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和教宗克莱门七世开战 时，施派尔帝国会议（Diet of Spire）正式撤销了沃尔姆斯法令（Edict of Worms），给予德国许多邦国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奥地利和德国许多南部领地选择了天主教，其他领地则开始推行路德宗的改革。因此，德国的宗教呈现出一幅多元图景。

1529年，第二次施派尔帝国会议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时，查理五世可能再次出面干涉帝国会议，此前还相当温和的德国诸侯现在成为坚定的天主教徒。结果，第二次施派尔帝国会议重申了沃尔姆斯法令。这促使路德宗诸侯正式提出抗议，他们因此得名“抗罗宗”（Protestants）——新教徒。

为了参加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查理五世于1530年最终回到德国。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皇帝拒绝听路德的论证。但是，现在由于局势的变化，他要求系统地解释正在争辩的问题。这份解释性文件主要作者是菲利普·梅兰希顿，它现在被称为《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路德宗基督徒通常自称为“奥格斯堡信条基督徒”。在最初起草时，《奥格斯堡信条》只代表萨克森的新教徒。但是，其他一些德国诸侯和领袖也在信条上签了字，因此，该信条帮助大多数新教徒形成了一条对抗查理五世的统一战线（尽管还有另两份来自少数派的信仰声明，它们在一些问题上与梅兰希顿的《奥格斯堡信条》有分歧）。当《奥格斯堡信条》的签署者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时，查理五世被激怒了，他命令他们必须在第二年4月之前放弃信仰，否则将自食其果。

新教的存亡受到了威胁。查理五世拥有奥地利、西班牙和其他世袭领地，如果他将这些领地的军队与其他德国天主教诸侯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可以轻易消灭任何拒绝放弃新教信仰的德国诸侯。德国的新教诸侯认为，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并肩作战。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路德同意在查理五世的威胁下进行武力自卫是合法的。新教领地组成了施马加登同盟（League of Schmalkalden），目的是抵抗查理五世可能试图通过武力所强行实施的法令。

双方都在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做着准备，这时，国际局势再次迫使查理五世推迟了行动。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再次准备开战，土耳其人也正计划一雪他们在维也纳的前仇。查理五世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来回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种局势要求谈判而不是战争，最终，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于1532年签署了《纽伦堡和约》（Peace of   Nuremburg）。它规定，新教徒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但是不能试图向其他领地传播他们的信仰；奥格斯堡帝国法令被撤销，作为报答，新教徒必须帮助查理五世对抗土耳其人。新教徒也承诺，他们不会逾越自己在《奥格斯堡信条》中所声明的信仰。政治局势再次对新教有利，虽然有《纽伦堡和约》规定，但是，新教仍在向新地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