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中世纪教会史

141、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到Pisa（比萨）主教会议（1378—1409年）。

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历代教宗：1）在罗马：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1378——1389年）；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1404年）；Innocens VII（依诺森七世，1404—1406年）；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1406——1415年）；2）在Avignon（阿维尼翁）：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1378——1394年）；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1423年）；3）在Pisa（比萨）：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年），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1410——1415年）。

141.1教宗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在1378年3月27日去世，他留下了一个忧虑忡忡的枢机团。他们必须在75年后第一次在罗马选立一个教宗，所以选举过程不完全正规。因为多数枢机仍然是法国人（16位枢机中有11位法国人），人们预测下一任教宗还是一个法国人。然而罗马民众很强烈要求一个罗马人（或至少一个意大利人）当教宗。面对着街头上游行的罗马群众的压力，枢机们在第一天（1378年4月8日）的早上就很快选择了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们不愿意选择一个枢机，所以他们选立Bari（巴里）的总主教Bartholomaeus Prignano（布瑞格纳诺），他是一位在Neapolis（那不勒斯）出生的人，后来取名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1378—1389年）。（在教会历史上，他是最后一个不是从枢机团中选出的教宗。）在枢机们还没有公布他们选举的结果时，罗马的暴民已经闯入枢机们开会的楼房。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枢机们既困惑又害怕，他们指定FrancescoTibaldeschi（提巴德西）枢机为新教宗，而罗马人马上给他举行教宗的尊荣仪式，同时枢机们逃走了。不久后，这种错误被揭露，而罗马人也接受了Urbanus（乌尔巴努斯），他在第二天（1378年4月9日）隆重登上伯多禄的宝座，并于复活节（4月18日）被加冕为教宗。枢机们参与这些礼仪，向新教宗求降福，又参与他的发言会。因此他们在一个没有恐惧的时期承认这个教宗，所以后来没有权利说这次选举是无效的（虽然在选择教宗的时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因此，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应该被视为正当的教宗，而他的继承人也是正当的教宗的继承人。

141.2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对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有很大的期待，但这位教宗并没有令人们感到满足。他愿意进行一些改革，但似乎太有热忱，而他那种“旁若无人”的自信使很多人反对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危险的表现，因为教会在制度上的危机需要一个特别节制的、谨慎的态度（圣Catharina de Siena加大利纳曾经提醒教宗在这方面要注意）。枢机们近年以来都习惯了自己有比较独立的政策路线（参见139.5），而他们没有那么谦虚，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新教宗的性1格；尤其是法国的枢机们（所谓的ultramontani“大山以北的人”）仅仅看到法国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最终有13个法国枢机放弃了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他们在1378年8月9日在Anagni（阿纳尼）宣布，教宗的选举受了外在压力，所以是无效的。他们还在同年9月20日在Neapolis（那不勒斯）地区的Fondi（冯迪）在Neapolis（那不勒斯）的统治者Johanna1（约翰纳一世）和法国的统治者Carolus V（查理五世）的保护下又选立了一个教宗，就是Geneva（日内瓦）的枢机主教Robertus（罗伯特），他本来是法国国王的表哥，取名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1378—1394年）。这就显然表明，宗座会再一次接受法国的统治和影响。这种行动是可怕的，而且它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计的。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是一个有世俗化倾向的、爱好豪华表现的主教。虽然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尖锐地攻击他，他仍能够保持他的影响力。他率领一个军队到罗马但遭失败，（1379年4月），此后定居在Avignon（阿维尼翁，1379年6月），在那里形成“第二个教廷”，这样就有了两个教宗和两个教廷，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整个公教会被分裂为两个派别，即拥护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人和拥护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人。基督那个“无缝的长衣”（参见《若望/约翰福音》Jn19：23）被撕裂。拥戴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的人包括法国、Neapolis（那不勒斯）、Savoy（萨沃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国度（那些国度在开始的时候愿意保持中立）、Sicilia（西西里）、Scotia（苏格兰）以及一些在德国西南部的小国；支持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统治者和地区包括德国的国王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和他的儿子和继承人Wenceslaus（文策尔，1378—1400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英国、匈牙利、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宣布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是一个侵略者并绝罚他和他的拥护者，而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用同样的措施来反击他的对手，所以在名义上似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绝罚了！

这种情况被称为“西部教会的大分裂”（the Great Occidental Schism），它似乎维持40年之久（1378年到1417年），引起了大公教会的无数痛苦和悲剧，为罗马宗座和教会生活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公共舆论陷入了无法澄清的困惑。甚至一些，有非常坚定精神或崇高理想的人物开始怀疑哪一个是正确的教宗。比如，圣Catharina de 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用她全部精力和热忱来说服人们肯定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为正确的教宗；她称那些放弃他的枢机们为“愚蠢的人”和“撒谎者”，甚至说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魔鬼”。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重要忏悔讲道者和道明会会士Vincentius Ferrer（文森特·费瑞尔，参见150.2）似乎在这分裂的40年的时间都很热烈拥护了Avignon（阿维尼翁）教宗的事业。对他来说，罗马派的拥护者是“魔鬼所引诱的人”和“异端者”。但是，不仅仅宗座的名声遭受影响，对于罗马主教首席权的必然性的信仰也动摇了。一些人提出可疑的观点，比如他们区分“普遍的大公教会”（唯独它是不可错误的，确实拥有救恩的渠道），以及“罗马教会”（它也许会走错路，可能有异端因素，甚至有一天会终止）。巴黎大学的著名老师和校长Nicolaus de Clemanges（尼苛劳/尼哥拉，约于1437年去世）曾经说（参见他1415年向Constantia会议写的Epistula112）：in sola potestmuliercula per gratiam manere Ecclesia“通过恩惠（真正的）教会也能够在一个不忠实的妇女中存在”（指罗马教会；William de Occam奥康也曾经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在英国，Wycliffe（威克里夫）的异端性运动早在分裂的开始就怀疑了宗座的必要性和有形的教会（参见147）。两个教廷的开支、两个教宗的政治行动以及他们在意大利的战争又需要很多钱，这就更加重了基督徒的税务压力（参见140.1）。另外，关于教宗地位的争论延伸到各地的教区，因为两个教宗都想提名一些拥护他们的人，这样加强自己的影响力。结果是纪律的放松和腐败。甚至一些修会团体也分裂为两派，比如Cistercienses（熙笃会）、Carthusiani（加尔都会）、Franciscani（方济各会）、Dominicani（道明会）和Carmelitae（加尔默罗会，参见151.1）。教会的权威性被削弱的同时，国度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却逐渐增加，因为教宗们想赢得各地国君的爱戴，所以他们向这些国君让步。

141.3不久后人们开始想方设法解决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首先，神学家们提出了一些看法，而在这方面，巴黎大学——在当时算为“第三个超级力量”（参见134.2）——具有领导地位。在分裂的开始，两位德国的巴黎大学教授Henricus(=Heinbuch)de Langenstein(亨利·半根斯泰恩,副校长,见其Epistula pacis《和平之信》，1379年，和Epistula concilii pacis《和平大会信》，1381年）以及Conradus de Gelnhausen（康拉德·格恩好森，见其Epistuila brevis《短信》，1379年，和Epistula concordiae《和睦之信》，1380年）建议，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古代教会的王道”，就是召开一个普世性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超过教宗的权威，应该是一个不可错误的会议。巴黎大学也支持他们这种说法（1381年）。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konziliare Theorie（大公会议理论），它此后长期统治人们的思想并在一些庞大的教会聚会中被实现。影响了这种思想的因素是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和Thomas（托马斯）对“人民主权”（Volkssouveraenitaet）的看法，尤其是Wilhelmus de Occam（奥康）和Marsilius de Padua（马尔西留）那种“有民主精神的教会观”（参见139.2）。根据这种思想，教会的权力充分地处于信徒的民众，而不处于一个单独的领导人物身上。这种看法很严格违背着当时有效的教会法律，因为它将会取消教宗的司法权。巴黎大学的教授在提出他们观点时说，这种理论仅仅是一种“权宜措施”（Epikeia，例外），只是为了解决教会的分裂。但另一个更激烈的人进一步追求教会制度的改变，使“一个人的领导”成为“宪法的领导”。这就必然引起了很强硬的搏斗，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开始的时候，那些教授的建议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分裂的痛苦。在后来的时期他们认真地想解决问题，因为在几年后，这种分裂确实越演变情况越恶劣。

引起重大困惑的是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针对Neapolis（那不勒斯）的Johanna I（约翰纳一世，1343—1382年）女王的战争。教宗绝罚她并弹劾她，又将那不勒斯的王权交给她的表哥Carolus de Durazzo（查理，1381年），他属于Anjou（安茹）王朝的匈牙利分支。女王Johanna（约翰纳）没有儿子，所以她—在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的同意下—接受了法国国王Carolus V（查理五世）的弟兄Ludovicus de Anjou（安茹的路易）为自己的儿子（1380年）。据说，这个女王甚至试图派人去毒害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1381年）。Carolus de Durazzo（查理）抢夺了Neapolis（那不勒斯）的政权并叫人在监狱中勒死Johanna（约翰纳）女王。法国来的Ludovicus（路易）率领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似乎全军覆灭。不久后，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又和Carolus（查理）不和睦，绝罚他并弹劾他。六位枢机（好像是在Carolus查理的首肯下）决定要逮捕那位顽固的、似乎陷入病态或精神不正常的教宗，他们要为他找一个监护人（1385年）。然而，枢机们的阴谋被揭露，他们被逮捕、受虐待，而其中有5个人被处以死刑。他这种残酷的严格态度损坏了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名声，所以当他于1389年10月去世时很多人感觉到如释重担。

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人希望，枢机们现在会承认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但早在两个星期后，罗马的枢机们选定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1404年）为教宗。他是一个出生在Neapolis（那不勒斯）的人，并且承认Carolus de Durazzo（查理）的儿子和继承人Ladislaus（拉迪斯劳，1386——1414年）为Neapolis（那不勒斯）的国王（1390年），又很有力地支持他，所以他能够克服Ludovicus II de Anjou（路易二世，即去世的Ludovicus I的儿子）。这位教宗也有“重用亲戚”的倾向，但更令人感觉到不满意的是他再一次提高了教会的税收（参见Annatae Bonifatianae，140.1）。他利用“大赦”来增加他的收入（参见152.2），也是引起怨恨的事。大概在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的任期内，罗马教会开始另一个可疑的习惯，就是将部分的教廷职位卖给人。这位教宗不太重视教会合一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本来是比较有理的，所以他根本不想让步。巴黎大学当时又一次激烈讨论这个迫切的问题。大学于1394年6月向法国国王建议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1）两个教宗的退位（所谓的via concessionis让步之路），以及双方的枢机团共同选定一个新的教宗；2）让一个裁判团作出决定（via compromissi调节决定之路）；3）让一个大公会议作决定（via concilii大公会议的道路）。

在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去世后，Avignon（阿维尼翁）有很多人说最好不要再选一个教宗，但仍然有一位西班牙的枢机，Petrus de Luna（伯多禄／彼得）被选为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1417年或1423年）。他是一个强硬的人，有精力和才华，道德生活良好，是教会法学的杰出专家和老师。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曾经使他几次当使者。他也很重视教会合一的问题，并当他和其他的枢机们开始选教宗时，他也发誓说将来要努力推动教会的合一，如果多数枢机有这样的要求，他会为了合一的缘故退位。由于这个诺言，法国政府、巴黎大学和在法国的教廷不久后开始进行热烈的对话。但是，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现在不愿意再提到“退位”的事；他很有信心地强调自己地位的尊严。后来，法国、西班牙的Navarra（纳瓦拉）和Castilia（卡斯蒂里亚）都于1398年收回对于他的服从（所谓的via subtractionis“收回之路”）。除了5个枢机以外，其他的枢机都放弃了他；法国的军队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宫殿堡垒围攻他，后来逮捕他四年之久（1399年—1403年），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服从。法国和西班牙各国收回对于他的服从，但这又导致一些混乱现象，尤其是在任职制度方面，所以教会和世俗社会的领导者于1403年5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其中决定要再次肯定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的地位。在此之前，他能够从他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监狱中逃跑。现在他的立场比较灵活，并于1404年派遣使者到罗马，他建议两个教宗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面对面谈论教会的合一（所谓的via conventionis seudiscussionis“合约或会谈的道路”）。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共识，要接受一个裁判团的决定。然而，罗马拒绝这个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大概也没有十分诚恳的态度）。再加上，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几天后去世，而他的继承人是InnocensVII（依诺森八世，1404—1406年）。这个教宗（类似于Benedictus XIII本笃）与其他的枢机们一起发誓说，将来要采取一切行动为了结束教会分裂，如果有需要，自己也要退位。然而，在罗马暴发的混乱使一切其他的问题变得不重要。情况非常无奈，尤其因为在德国那个迷恋打猎与喝酒的Wenceslaus（文策老）王在1400年被弹劾，而一位选帝侯——Ruprecht von der Pfalz（儒普瑞克特，1400——1410年）——被提名为德国国王。Bonifatius（波尼法爵）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于1403年承认他为罗马人的王，这就意味着除了教会的分裂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分裂。

值得提到的是Wenceslaus（文策老）与Praga（布拉格）的总主教Joihannes de Jenzenstein（约翰内斯）的争论，因为这个冲突导致教区副主教Johan de Pomuk（＝Nepomuk）（约翰内斯）的殉道。这个急性的统治者下令在Praga（布拉格）逮捕那位杰出的牧灵者（Johan Nepomuk），使他遭受残酷的酷刑，将他投到Moldava（摩尔达瓦河），使他淹死（1393年3月20日）。民众因这种大逆不道感到愤恨。贵族们逮捕了Wenceslaus（文策老）王一段时间（1394年5月到8月）。这位Johannes Nepomuk（约翰内斯）于1729年被列为教会的圣人／圣徒。关于他死刑的原因没有很多资料。根据最早的史料，他保卫了教会的权利，而国王想在波希米亚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只有在后来的文献中（Thomas Ebendorfer，1449年）出现另一个问题：国王强迫这个圣人交出女王告解秘密的事。

141.4这个教会分裂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人们都想结束它。在罗马当选的新教宗是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1406—1415年），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年人（原名是Angelo Corrario枢机，他来自Venetia威尼斯的贵族家庭）。他在当选之前要作出更严格的许诺，必须表示将要追求教会合一的愿望。当选后，他也马上与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联系并为那个重要的合一事业表示热忱。Benedictus XIII（本笃十三世）几个月以来居住在Marseille（马赛），而1407年4月的“马赛条约”规定，两个教宗在1407年9月底将要在Genua（热那亚）以西的Savona（萨沃纳，意大利和法国交界地区）会谈，并要谈论两个人共同退位的事。很多地方的人已经怀着希望说，这个分裂将会结束，但他们的条约没有被实现，因为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原有的兴奋情绪突然变了，变成相反的态度。一些贪钱的亲戚以及Neapolis（那不勒斯）的Ladislaus（拉迪斯劳）王影响了他—这个国王认为教会的合一会对他造成危险。因此，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仅仅走到Lucca（卢卡）。虽然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不仅仅走到Savona（萨沃纳），而且一直走到La Spezia（拉斯佩齐亚）附近的Porto Venere（波托·维纳瑞），但他也不愿意继续走。因此，教会的合一再次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事。但是，那时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十分不好的事情。大部分的罗马枢机对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教宗怀有反感，因为他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而且因为他提名了四位新的主教（其中有他的两个亲戚）—这也违背他当选前的诺言。因此，大部分的枢机们宣布他们不再支持教宗。在同样的时期（1408年5月），法国再一次离开了BenedictusXIII（本笃／本尼狄克），法国国王宣布“中立”以及“坚持高卢教会的自由权利”（参见140.3）。现在13个来自意大利和法国枢机团的枢机在1408年6月在Livorno（里沃诺）聚集开会并决定在1409年3月25日将要在意大利的Pisa（比萨）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在会议上要谈论教会的和平方案。枢机们也愿意让两个教宗参与这个会议，但他们各自召开了自己的会，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在Pyrenaeus（比利牛斯山）脚下的Perpignan（佩皮南，1408年／1409年），而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在Friaul（傅瑞奥尔）的Cividale（齐维达尔，1409年）。两个教宗的会议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参与的人少。反过来，从各地有很多主教来参与Pisa（比萨）的大会议（从1409年3月到7月）：24位枢机主教，众多主教，很多神学博士和教会法学博士以及似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的代表们都参与了这次大会议（那位被迫退位的德国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的一位代表也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多数的人支持“会议理论”（conciliarismus）。几年以来，巴黎大学的三个伟大校长和神学家都传播了这种理论：Petrus d＇Ailly（阿伊，1420年去世），Johannes Gerson（杰尔松，1429年去世），Nicolaus de Clemanges（克勒曼，1437年去世）；因此，“会议理论”似乎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共同观点。（实际上，这三个巴黎校长只有d＇Ailly阿伊参与了Pisa比萨的会议。）这个会议实现了会议理论：会议宣布，它的召开符合教规并是一个普遍的大会议—虽然这违背了传统的秩序。会议的人也不顾及Ruprecht（儒普瑞克特）王的代表的抗议。会议宣布（1409年6月5日）两个被邀请的但没有来到的教宗都是“公认的分裂者和异端者”，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信条（“唯一的教会”）并且发过虚誓。他们规定，该会议必须完成教会“在头部和肢体”（in capite etmembris）的改革，才可以解散。他们重新开始选教宗并于1409年6月26日宣布米兰的总主教Petrus Philargi为教宗，他本来是一个来自Candia（堪迪亚）的希腊人，取名为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年）。他以前在巴黎大学当过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参见145.4a）。当然，教会改革的巨大任务不能这样快就完成。因为很多主教离开了会议，他们决定三年后再要举行一个主教会议，而在这三年内，人们必须在一些教区的会议上或修会会议上讨论那些最迫切的问题。